2010年12月17日，“阿拉伯之春”的反抗暴政之火从突尼斯燃起，很快波及到大半个中东地区：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阿尔及利亚、约旦、伊拉克、毛里塔尼亚、阿曼、摩洛哥、科威特、黎巴嫩、苏丹……而在巴林，2011年2月14日，也爆发了要求释放政治犯、切实降低国内失业率和实现什叶派与逊尼派平等地位的大规模群众示威行动。正当社会冲突大有不可收拾之势时，沙特阿拉伯在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的支持下，火速派出1000多人的干涉军进驻巴林，协助王室血腥镇压群众运动。
来源：Wikipedia
沙特历史及其统治支柱
让我们简要回顾下沙特王国的历史，以期了解它的统治支柱。
沙特首任国王伊本·沙特于20世纪初至40年代之间，在与奥斯曼帝国和长期经略中东的英国的斗争周旋过程中，先后吞并了阿拉伯半岛西部的希贾兹(汉志)、纳贾德(内志)和阿西尔等地区。1927年5月，英帝国主义与伊本·沙特签署《吉达条约》，正式承认伊本·沙特作为希贾兹与纳季德及其属地的国王。1932年，纳季德苏丹国正式改称沙特王国。伊本国王“尊奉瓦哈卜派伊斯兰教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恢复沙特家族与瓦哈卜家族的宗教政治联盟，旨在扩大新政权的社会基础”(引自《中东史(下)》，哈全安著，第761页。下同)。
在瓦哈卜派欧莱玛(类似高级教士阶层)集团的支持下，伊赫瓦尼运动在沙特阿拉伯蓬勃发展起来：引导境内的贝都因人(阿拉伯语意为“居住在沙漠里的人”)告别游牧，选择定居务农的生产生活方式;“承认沙特家族作为新兴伊斯兰国家权力的拥有者，承认伊本·沙特作为瓦哈卜派的伊玛目”;献身于圣战事业。沙特王室家族借助联姻与境内诸多部落建立政治联盟，“部族群体构成地方行政区划的基本框架”。
由此可知，当今沙特君主制统治的第一根主要支柱便是沙特家族独裁政权与瓦哈卜派伊斯兰教权的结合，“沙特家族的权力垄断无疑是沙特王国政治制度的实质所在，瓦哈卜派的官方宗教政治学说则是沙特家族垄断国家权力进而控制社会和驾驭民众的意识形态和舆论工具。”
壮大的石油工业资本成为沙特王国统治的第二根主要支柱。自20世纪30年代起，沙特境内油田的陆续勘探与开采活动，使得油田的租让金与英美等国石油公司的利润分享成为沙特阿拉伯政府的首要收入来源。石油输出国组织于1960年成立，它通过制定统一的石油政策，进而逐步收回由外国石油公司控制的定价权和定产权。1980年，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国有化最终完成。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黎巴嫩裔左翼教师Gilbert Achcar长期研究沙特局势，有个很精辟的观点：“使中东地区世所瞩目的不是它的宗教冲突，而是其石油资源”(What makes the Middle East distinctive is oil, not Islam.)。石油资本的壮大以及国有化运动(实际上是由占沙特总人口极少数的沙特王室成员垄断。2017年，沙特总人口约为3294万人，王室约有1.5万名成员，人口占比0.04%)的顺利完成，不仅使得沙特王室有富可敌非洲很多国的境外投资资本，还得以在国家五年发展规划当中增加社会福利预算，以资本餐桌上的残羹冷炙安抚劳动群众的社会情绪。一方面，沙特王室有财力从欧美帝国主义那里购买军火(参考最近的记者卡舒吉遇害案后德国默克尔政府的表态)，用于镇压、干涉国内外的皿煮运动，另一方面，让仰仗中东石油输出的美国继英国之后成为沙特反动统治的又一根主要支柱。
中东反动势力的消防队
“阿拉伯之春”爆发后，沙特阿拉伯更加积极干涉周边国家的内政，特别是巴林群众示威运动、也门内战和叙利亚群众起义(内战)。也门内战当中，以沙特为首的阿拉伯联军于2015年3-4月发动入侵也门的所谓“果断风暴”军事行动，力图剿灭反政府的胡塞武装力量，却造成至少5000多名也门劳动群众伤亡(包括儿童)，数十万人无家可归;叙利亚群众的起义本是追求政治变革与社会皿煮正义、并对抗教权派的革命进程。沙特君主政权对此极端仇视，并扶植起叙利亚逊尼派原教旨主义(萨拉菲主义者和圣战主义者)的武装力量来干涉起义进程，从而使叙利亚革命演变为阿萨德政权(盟友为伊朗与俄罗斯)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武装力量之间(有土耳其、卡塔尔和沙特撑腰)的战场。
对外暴力不过是对内暴力的延伸。
虽然自1985年第四个五年计划实施以来，沙特王室开始有意识地调整经济结构，减少对石油产业的过度依赖，但直到现在，沙特的“石油依赖症”依然如梦魇般纠缠不去。过度依赖石油产业，使得沙特财政收入对于国际油价的波动非常敏感，还容易受到石油减产的不利影响。
2010-2018年沙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源：Trading Economics)
2010-2018年沙特失业率(来源：Trading Economics)
2010-2018年沙特通货膨胀率(来源：Trading Economics)
沙特2010-2018年外国直接投资(来源：Trading Economics)
为了应对近年来经济低迷的局面，沙特王室于2016年推出了所谓“2030年愿景”，但却是通过将经济下行危机的代价转嫁到沙特劳工阶级和中、小资本家。最迟自2015年以来，沙特的社会购买力持续低迷。据沙特国家商业银行在2016年发布的统计报告显示：“能源价格与用水价格的走高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减少……2015年沙特银行系统的总存款额仅增加了1.9%，创下海湾战争以来的历史新低。”为了保证财政收支平衡，沙特政府逐步对企业与个人征收多种新税，包括对食品、服装、成品油等商品开征增值税，并提高定价。又如自2017年7月1日起，占沙特工人阶级主体的外籍劳工(截至2017年第三季度，沙特约有1170万外劳)在每年更新居住签证时缴纳的手续费将由月均约26.66美元逐步增加到2020年的约106.66美元。社会购买力低迷和生产成本上涨导致本就受到国内外大资本挤压的中小企业生存更加困难。为了应对沙特政府的“新政”，这些资本家“理所当然地”将成本转嫁到外籍劳工的工资与福利上来，使得沙特工人的生存处境雪上加霜。自2016年-2018年4月，已有超过80万外籍劳工离开沙特。
一方面是沙特工人阶级的困境，但另一方面，沙特王室继续挥霍无度：和特朗普政府所代表的帝国主义资本签订了为期10年、价值350亿美元的军火订单(用来对内镇压对外干涉)、资助埃及独裁统治者塞西总统大量石油燃料、现金等物资。
与此同时，沙特开始放宽对女性的社会歧视禁令，包括让女性享有部分选举投票权、不再强制穿着黑色全身罩袍、允许驾车，等等。但这种令女性主义者与其说感到鼓舞、不如说是感到不可思议的“新政”背后，却是以王室为首的沙特大资本的“精打细算”。伴随着“2030年愿景”的出台，沙特力图将依赖石油产业的畸形经济体制往产业多元化的新经济迈进，这就需要补充大量的劳动力(特别是在外籍劳工大量流失的情况下)，特别是服务行业。“男主外，女主内”的宗教桎梏终于在资本对劳动力的渴望面前俯首称臣。
沙特女工占总劳动人口比例(来源：国际劳工组织，采用世界银行的人口估计值)
沙特的前景如何？
沙特群众对“2030年愿景”的美好幻想化为泡影，社会不满逐渐积聚。但这是否会发展成为沙特皿煮革命呢?对这种可能性的分析不能靠“末日论”的扯犊子(例如：“啊!到处都是怒火，革命就要到来了!”)，而是要建立在对造成“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孙中山，1904)之社会条件——所有制，阶级，国际经济危机，土地所有制，社会情绪，工人阶级自组织程度，等等——的坚实分析之基础上。本文无力对此作出系统分析，姑且简单列出一些思考点，以期供有志之朋友探讨：
1.有利条件，如：城市人口密度(意味着工人阶级在生产生活上的居住密度)、底层带有皿煮反抗色彩的伊斯兰宗教派别的影响、帝国主义矛盾、中东皿煮运动的发展、沙特经济下行的持续性。例如就城市人口密度而言，沙特阿拉伯的城市人口分布相对集中。自20世纪下半叶起，沙特阿拉伯的城市人口就主要分布在三大城市群：包括吉达、麦加、麦地那和塔伊夫在内的西部城市群、包括达曼、胡巴尔和盖提夫在内的东部城市群，以及中部的首都利雅得。城市人口以劳工为主体，地理位置上的集中，客观上(仅此而已!)多少有利于沙特工人阶级组织联络的形成。
沙特阿拉伯人口普查数据
2.不利条件：宗教分歧导致的皿煮力量内耗，欧美帝国主义的干涉，沙特国家机器的残酷镇压，沙特劳工自组织程度低下，等等。
但无论沙特社会解放的前景多么坎坷，革命的星火也必定会以“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态势渐燃渐起。正如国际马克思主义者埃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1923—1995)在《论伊朗阿拉伯财政资本的抬头》一文所讲：“殖民地资产阶级，在某些国家中，突然一旦掌握了巨大的资本资源，它现在就把这批资本资源累积起来并按照向帝国主义国家学得的模式而投资。不过，这种投资行为仍然是在旧的社会经济体制之中进行的……殖民地资产阶级一方面在帝国主义托拉斯组织中斤斤计较于获取最高的课税，另方面却仍然保持它对帝国主义的依赖关系。阿拉伯统治阶级……即使化了庞大金钱，他们仍然未能脱掉外皮，正如他们不能把他们社会中的落后关系消除一样。要做到这一点，只有社会革命才可能。但是，无论是伊朗的国王，沙地阿拉伯的国王，或者巴林酋长……都不可能领导这个社会革命。恰恰相反，他们必将被社会革命所推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