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令人担忧。
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2018年第三季度全国GDP同比增长6.5%。这是自1993年有季度GDP统计以来的历史第二低水平。从需求角度看，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政府支出增速均处于近年来的最低水平。受中美贸易战影响，未来的出口形势也不容乐观。此外，前三季度累计新增社会融资14.4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25万亿元。国内股票市场和人民币外汇市场的表现也均差强人意，年初以来上证指数和深圳成指已经分别下降了23.83%和33.91%，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则下降了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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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政府曾提出经济新常态的概念以调整人们对经济增长的预期。直观上，经济增长率低一些确实并无不可，6.5%的增长率放眼全球依然可以傲视群雄。如果是一个家庭，收入甚至不增长也没关系，那不过意味着今年与去年一个样(而以家庭类比国民经济正是很多人的思维方式)。然而，国民经济增长的逻辑却不是这样。6.5%的增长率足以让大量中国企业忧心忡忡，危机四伏，尤以民营企业为甚。
近段时间，不断有中央领导人发表支持民营企业的言论，进一步给企业降税减费的呼声不绝于耳。可见，国民经济与个体家庭的增长逻辑是两回事，增长和衰退的后果是不对称的。对国民经济而言，增长放缓是问题，停滞意味着灾难，衰退简直就是世界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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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经济增长会成为现代社会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之一呢?
经济奇迹、库兹涅茨曲线与增长拜物教
马克思曾如此高度评价资本主义带来的生产力进步：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资本论》第1卷。
在资本主义时代之前，更多的人相信历史是循环的。但资本主义时代巨大的生产力进步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逐渐让增长、进步的观念深入人心——人们愿意相信，明天总是比今天好，儿子也总会比老子好。
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的GDP增长了30多倍，就绝对量来说，也可谓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如果再联想到近代中国的百年屈辱历史，此种经济奇迹将给国人一种强大的心理暗示：中国的经济增长会不断持续下去，并且所有的问题都会随着经济增长而得到解决。
经济学理论中库兹涅茨曲线典型地体现了上述想法，更是与改革总设计师的理论不谋而合。库兹涅茨曲线表明，随着国家收入的增长，收入差距会呈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演变轨迹。这条曲线实际上暗示，对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最好的解决办法莫过于进一步增长。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尤其乐于接受库兹涅茨曲线，这种热情甚至让他们都不屑于阅读库茨涅茨的原文。很少有人知道，在库兹涅茨本人想要表达的意思中，收入分配由扩大转为缩小的阶段存在着大量其他环节与条件，而这些环节与条件怕是很难为中国今天的精英们所接受。
更何况，库茨涅茨曲线背后的增长决定论已经被皮凯蒂的《21世纪的资本论》所证伪。《21世纪的资本论》的数据表明，资本主义阶段的经济增长经常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唯独战后至1970年末的时间里是个例外。当库兹涅茨提出库兹涅茨曲线的时候，他恰好站在了这个后来被称为战后黄金年代的例外之中。
马克思喜欢用“拜物教”这个概念指代商品社会人与物、目的与手段关系的颠倒。我们不妨将上述关于增长的心理称为“增长拜物教”。物资财富的增长本来不过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手段，现在却反过来成为了目的本身。追求美好生活的动机一旦阻碍到了经济增长，就要为之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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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一定要增长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决定“增长拜物教”的根本原因绝非历史惯性这么简单。在现代社会中，增长是一种强制，是社会正常运作的必要条件之一，这才是“增长拜物教”真正的根源。
谈到增长强制，多数人马上想到是就业。
曾经的GDP保8、保7大战，据说主要保的就是就业。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也将经济增长与就业紧密结合，用“充分就业”这个术语指代经济繁荣。而问题在于，现代经济的核心制度——雇佣劳动——的正常运行是以失业为前提的。只有失业才能保证劳动者对资本的隶属，一旦消灭了失业，实现充分就业，那么工资的上涨就会迅速危机到雇佣制度本身。
在中国的城乡二元制度下，失业主要表现为农村的剩余劳动人口。规模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人口事实上是过去40年经济增长主要的制度原因之一。而近些年，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却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发生结构性转变，用工成本不断上升。在这种背景下，就业就不大可能是增长强制的主要原因。相反，制造失业在这个时候反而可能有利于经济增长。
强制增长的第二个原因，是积累与利润。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中，增长与资本积累几乎是同义语，资本积累由利润驱动。社会财富分成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三部分，如果剩余价值被用于奢侈性消费，则整个社会就没有增长，只是简单再生产。只有剩余价值被进一步用于积累，即购买更多的不变资本、可变资本时，经济才会增长，形成扩大再生产。
然而，在剩余价值被用于积累之前，必须先得到实现，即必须先把生产的商品卖出去，变成货币。这时候，吊诡的事情发生了，由于处于商品形态的价值包含了剩余价值，因此要把它出售换成货币首先需要社会购买力发生增长。但是社会购买力的增长却又以将包含剩余价值的商品出售换成货币为前提。于是，剩余价值的实现既是积累的前提，又是积累的结果。一部分资本利润的实现有赖于另一部分资本的积累，反过来，一旦一部分资本不再积累，另一部分资本的利润就无法实现，利润无法实现自然更无法积累，这就更使其余的资本的利润实现发生困难，如此就形成利润实现与积累间的恶性循环，这就是经济危机。
要阻止上述积累与利润之间的连锁反应，根本就在于掐断积累和利润之间的逻辑关系。“幸运“的是，中国的制度为实现积累的”脱敏“提供了最好的条件。以增长为核心的官员考核体制、事权与财权不匹配的财政制度以及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催生了地方政府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竞争模式。而地方政府的投资与利润的联系没有那么紧密。在私人资本积累发生困难时，政府投资将为经济打下一针强心剂，帮助私人资本实现利润，并促使其加入积累行动当中。这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最重要的教义。但中国的地方政府竞争模式已经超越了凯恩斯主义的范围，因为严格地讲，它并不是在私人资本缺乏投资欲望时扩大有效需求的补充措施，它本身就处于整个资本积累舞台的中央。想赚钱，就要跟着政策走。
但是积累与利润的简单”脱敏“，留下却经常是过剩产能与僵尸企业。
人们常说政府投资是为了保增长。其实有时候倒过来看问题不无益处。究竟是为了保增长所以才为资本输送利润呢？还是为了输送利润所以保增长？究竟是看得见的脚驯服了看不见的手，使资本为人民服务呢？还是看不见的手抓着看得见的脚，使人民隶属于资本？这是个问题。
强制增长的另一个原因是债务。对现代市场经济而言，债务或信用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加速资本的积累，它是构成资本积累的必要前提之一。资本积累对应的价值增殖需要有更多的货币与之对应，而银行贷款是货币投放最重要的渠道。根据内生货币理论，经济中的货币主要由商业银行的资产运用产生。事实上，金融机构的人民币资金运用总额和货币与准货币(M2)供应量在绝对规模和增长率方面均高度接近(见下图)。金融机构的人民币资金运用总额的各项构成则说明了通过各种渠道投放的货币规模和比例。在我国，商业银行人民币贷款一直是最主要的货币投放渠道(约占六成)。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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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私人投资还是政府投资，事实上都以庞大的债务作为杠杆。而债务需要还本付息，这就对利润率和增长率提出了最低要求。一旦经济增长率过低，经济中大量企业无力还本付息，就易引发连锁性的债务危机，债务危机则进一步导致利润与积累的恶性循环。当前我国民营经济的困难，很大程度上就与其股票价格下降导致其股权质押融资接近平仓线有关。截至2018年9月底，中国人民银行统计的社会融资规模(197.3万亿元)中人民币贷款达到131.8万亿。如果以4.75%的年利率计算，一年的利息负担是6.26万亿。或许可以对应参考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2018年1-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利润总额为4.42万亿，乘以1.5估算整年利润总额为6.63亿元，几乎与人民币贷款的全年利息负担相当(这两个数字在口径上不可比，只是帮助有个概念)。
与“利润”脱敏的地方政府投资同时也伴随着规模庞大的地方政府债务。据财政部的数据，2017年底我国政府债务余额为29.9万亿，扣除国债余额13.4万亿，地方政府债务的余额为16.5万亿。另外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估计，在16.5万亿的官方数据之外还大概有8.9万亿的隐性债务。
地方政府的基建投资和房地产经济以土地财政为中介有着紧密联系，而房地产行业也是贷款大户。截至2018年9月末，房地产贷款余额为37.45万亿，其中个人住房贷款24.88万亿。而在今年的新增人民币贷款中，房地产占到了39.8%。这还没有包括各种以消费信贷等其他名义，以及其他融资渠道的金额。由此可见房地产经济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
房地产经济的整个产业链几乎全部以债务为基础的。不仅买地的借钱，卖地的也借钱；不仅造楼卖楼的借钱，买楼的也借钱。从价值循环的角度看，这意味着房地产行业引出的新增货币量与其形成的新增价值量是严重失衡的。多出来的货币如果不表现为通货膨胀就必然表现为资产膨胀。而恰巧房地产投资又具有极强的金融属性，于是新增货币与新增价值的失衡最终以房价严重背离价值基础的形式恢复平衡。用政治经济学的术语来讲，这意味着房地产经济的利润和各种利润型收入并不以该行业雇佣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为基础，而是以对买房者收入的直接剥夺为基础。
于是，以房地产、基建投资为核心的经济增长伴随着庞大的债务，债务要求还本付息，偿债压力要求一定的利润率，一定的利润率要求一定的经济增长率，而很多时候要保证这个一定的增长率又不得不依赖房地产和基建投资。
那么，谁来买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