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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天不知什么缘故，又有不少网站把章立凡好几年前的一篇老文《清末以来中国三次“国进民退”的历史教训》翻了出来。这篇文章鼓吹清政府和国民党的垮台都是因为所谓“国进民退”，近年来又出现了“国进民退”的势头。言下之意是如果不全力推动私有化，中国共产党就会步清政府和国民党的后尘。笔者在这里也想简单的谈谈这个问题。
一、人民反对清政府和国民党并非反对国有化
如果要是想得出清政府和国民党的垮台就是因为他们推行了国有化这个结论，那么首先需要有一个逻辑前提，即反对清政府的和国民党的势力是要比他们更倾向于私有化的。否则的话，如果要是推翻了清政府和国民党的势力比他们主张更彻底的国有化，却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那么显然不能说其垮台于国有化，只能说是垮台于国有化搞的不够。
明确了这个逻辑前提，我们在回顾近代以来的历史就会发现，所谓清政府和民国亡于国有化的说法是完全颠倒黑白的。
想必多少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晚清与民国时期中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国，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而孙中山为代表的反清势力提出的三民主义，即“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这16字纲领，其中民生主义或叫平均地权，主张的就是土地国有化。他们在与清政府和支持清政府的势力之间的论战当中，一个主要的矛盾焦点就是应不应该搞土地国有化。
显然，如果把清政府和孙中山为代表的反清势力做一个对比，那么清政府是相对比较支持私有化的，孙中山为代表的反清势力是比较支持国有化的。如果要是广大人民群众真的反对国有化的话，那么应该拥护清政府才对。然而历史事实却恰恰相反，这怎么能说清政府亡于国有化呢？
同样的道理，在国民党时代相对最为支持私有化的就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那些反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势力，不要说中国共产党了，即使是主张“中间道路”的那些国民党左派和民主人士，同样是认为国民党搞国有化搞得不够。张东荪为代表的一些人总结中间势力的立场时就明确指出，他们主张的是英美模式的政治和苏联模式的经济：
【民社党的张东荪对中间势力的这种立场作了更为详尽的解释。他认为，国际存在美苏对立，反映到国内即存在国共对立，中间势力的责任，就是调和折衷，使两者之间的对立趋于软化。他提出：“中国必须于内政上建立一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中间的政治制度，虽名为政治制度，当然亦包括经济教育以及全体文化在内，自不待言。这个中间性的政制在实际上就是调和他们两者，亦就是，在政治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
汪朝光著,中华民国史 第三编 第五卷,中华书局,2000年09月第1版,第109页】
因此，如果要是真的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民国时期的人民群众反对国有化，那么应该拥护国民党才对。因为苏联模式的国有化程度显然远高于国民党模式。要是说人民群众反对国民党模式而支持苏联模式就是“反对国有化”，这在逻辑上能站得住脚吗？
二、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正是公有对私有的胜利
公有与私有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私有化发展的最高境界就是国家政权的私有化。比如说，今天的美国很多监狱都承包给了私人，军事力量也有黑水公司等等很多私人雇佣兵公司。这显然就比绝大多数国家的私有化程度更高。
从这个意义上说，晚清和民国时期的私有化程度甚至要比今天的美国更高一筹。其源于曾国藩提出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原则——“兵归将有”。随着这个原则的推行，军队和政府很大程度上由国有转化成了私有，中国也不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而只不过是一个地理概念上的集合体罢了：
【在咸丰朝以前，清王朝兵权、财权皆归中央掌握，战时统兵大帅由皇帝任命，兵将从各省抽调，军费由户部从国库解送或从各省应交款项中指拨。平时军队散驻汛地，总督、提督主管军政，布政使主管财政，皆直隶中央，领兵者只管领兵，放饷者只管发饷，两者互不统属，各自对中央负责，按规章制度办事。……咸、同军兴，湘军崛起，由掌握兵权进而掌握地方实权，以军功、捐输、筹饷保举补地方缺额的人员更多，出于军事需要，布政使、按察使以下之官如不能与湘军合作，就设法弹劾撤换，改以湘系人物充任，他们唯湘系督、抚马首是瞻，成了督、抚的属官。地方督、抚由此拥有兵权、财权、人事行政权，形成了督、抚拥兵自重，尾大不掉的局面。
伍新福主编,湖南通史 近代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11,第229页】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八国联军侵华时期，东南各省包括袁世凯所辖的山东省在内，与列强签订了“东南互保”的协定，表示这些地区的政权和军队不会加入保家卫国，反对侵略的战争之中。这样，八国联军实际所面对的只不过是河北省等中国的极少一部分军队和反抗的民众，胜负也就可想而知了。
从北洋军阀到国民党时期，同样沿袭了这种“兵归将有”的做法。像国民党时期蒋介石的所谓“中央军”事实上不过是蒋介石的私家军，阎锡山的晋系，李宗仁的桂系，张学良的东北军等等也都是这些地方军阀的私人所有物。同样，他们也都把各自的地盘而视之为私人所属，没有什么国家和民族的概念。
比如说，蒋介石解释九一八事变自己为什么不抵抗时就明确表示，因为东北不是自己的地盘，丢掉了也没有什么损失。这其实就是私有观念发展的极端的表现：
【东三省热河失掉了，自然在号称统一的政府之下失掉，我们应该要负责任，不过我们站在革命的立场说，却没有多大关系。无论是政治方面，军事方面，在东三省与热河过去都没有在革命势力之下统治着，革命主义在东北不能宣传。照这样说，这回日本占领东三省热河，革命党是不能负责的，失掉了是于革命无所损失的。
原载于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委员会民国二十四年七月编印的《剿匪之理论与实施》一书第七十五页，转自中国现代史教学参考资料 第三集,1979.05,第550页】
相反，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就明确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这实际上也就是对军队的公有制管理，让军队和相关的将领脱离隶属关系，不再是某个将领的私人所有物。这种做法既在根本上铲除了近代军阀存在的根基，也极大的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例如，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出现过大规模的成建制投敌现象，解放战争时期也出现过大规模成建制的起义投诚。基本上是军队的将领一倒戈，底下的人也就全部跟着倒戈了。而中国共产党无论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还是抗美援朝，所领导的人民军队从来没有发生过大规模成建制的投敌。甚至即使是军队的将领壮烈牺牲，副手也可以随时顶上，不会对军队的战斗力产生什么影响。有了这样一支实行公有观念的军队，以私有观念为支撑的军阀走向灭亡，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用血与火的文字书写的战场无疑是最为公正的实践。近代以来的血雨腥风，最终以中国共产党与人民军队的胜利落下帷幕。这本身就已经以铁的事实证明了公有与私有孰优孰劣。
三、应该国有还是私有关键在外国资本的态度
当然，这并不是说清政府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某些国有化政策没有遭到民众的反对。不管是清政府末年的“铁路国有”政策，还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发展官僚资本的政策，的确都遭到了进步力量的强烈批判。应该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
其实，答案也很简单。因为国家的性质决定了国有经济的性质。而无论是清代末年的清政府还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其名义上是国家政权，实际上只不过是外国资本，特别是美英的傀儡。他们的所谓“国有”并不是真正的发展国有经济，而是打着国家政权的旗号把经济命脉交给外国资本。这当然会引发进步力量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对。
比如说，像被不少人炒作的“保路运动”当中，清政府就是和美英法德四国集团签订了协议，把筑路权交给外国人。所谓“国有”只不过是“禁止中国人经营”的谎言。当时老百姓反对的也是这一点。像四川当地的邓孝可掀起保路运动的文章，题目就是《卖国邮传部！卖国奴盛宣怀》。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也明确表示，自己反对的是把铁路从中国人手里交到美国人手里：
【詹天佑悲愤异常，他一方面为中国的铁路事业与国家权益担心，1911年6月13日致信颜德庆，写道：“至于四川铁路的未来，可以肯定的是，美国人将予接管，而对中国人来说，则无任何希望。因此，我们如果再花费心思，那将如修筑空中楼阁，毫无意义了。我们的好日子已经过去了!!!所有的好命运均已离开中国人而去，而我们必须甘心居于次等地位、二等地位?不!!!比这还坏。是啊，我想我们必须另谋他职了。”另一方面，他看到群众反抗运动的高涨与扩大，可能要发生一场伟大的革命，动摇与葬送清王朝。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辛亥革命与中国现代化道路：南京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民国档案杂志社,2001.10,第375页】
众所周知，帝国主义是近代以来中国最大的敌人。因此很大程度上说，帝国主义的态度也就是检验中国政策正确与否的晴雨表。而无论是在清末的保路运动时期还是国民党蒋介石统治的时代，帝国主义都是支持他们实行“国有化”，发展官僚资本的。这其实就表明清政府和蒋介石集团的所谓“国有经济”比私人经济对于外国资本的依附程度更高。因此，人民群众在反对外国资本的同时，当然也不会放过这些外国资本的附庸经济。这并不是反对国有制本身。
相反，当中国共产党这种不依附帝国主义的力量掌权之后，帝国主义列强也就不再支持实行“国有化”，而改为鼓吹私有化了。这说到底还是因为国家政权的性质变了。而一个独立的政权想要真正彻底摆脱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依附发展起来，靠私人的力量是不行的。
最后，就用荣毅仁对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评价作为结尾吧：
【五年计划开始了，全国兴办了许多大工厂，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一切实现得比梦想还要快。多么令人鼓舞！没有共产党，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哪能有今天？对于我，失去的是我个人的一些剥削所得，它比起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投资总额是多么渺小，得到的却是一个人人富裕、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鹿野，察网专栏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