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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发掘研究的贡献
送交者:  2018年10月22日19:00:27 于 [世界军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殷墟发掘研究的贡献

来源:人民日报                                                时间:2018-10-22            
43                    0                    中华文化考古                    字号: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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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妇好墓铜盘。铜盘的纹饰都是龙、龟、鱼、水鸟等与水有关的动物,是殷商文明水神崇拜或祭祀的表征。

图为发掘车马坑是考古中最见功夫的技术,图为殷墟大司空村车马坑发掘现场。

图为考古人员复建的宫殿区乙二十大殿。

图为2010—2011年发掘刘家庄北地发现殷墟时期交通干道。

图为洹北商城铸铜作坊出土的无字甲骨。

何毓灵供图

图为洹北商城铸铜作坊出土的青铜斝斝柱模型。

何毓灵供图

实验考古是探索古代手工业发展的重要手段。白陶为殷代王室成员和高级贵族所喜爱,殷墟出土白陶甚少。图为安阳工作站的考古人员利用当地合适的原材料和古代技术烧制出的白陶。

岳占伟供图

殷墟,证实商王朝的存在,催生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以殷墟为支点建立起来的中国上古史体系,换成了遗址、文化、古城等一系列新术语、新概念,对农业起源、文明起源、国家进程等人类文明重大课题作出贡献。

殷墟在甲骨文中被称为“大邑商”。1928年10月13日,当年繁华的都邑废弃3000余年后,董作宾带人在安阳小屯挖下一铲浮土,拉开了殷墟持续发掘的序幕。90年后,我们隆重纪念殷墟,其原因不仅仅在于它丰富的地下遗存,更因为它证实商王朝的存在,催生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并成为世界遗产,让我们实现了与世界其它文明的对话。

证实商王朝的存在并非易事。2000多年前,司马迁坚定地写下《史记•殷本纪》。然而对于这个比自己还早千年的王朝,司马迁除了记录王位世次,并无过多描述。当上世纪初疑古派纵横史学之时,商王朝是否真的存在过,甚至也成了一些人心中的疑问。

1917年,王国维从甲骨文中考释出商代的“先公先王”,证明司马迁《殷本纪》的商王世次并非虚构,然而3000年前的商王朝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社会?我们还是知之甚少。

上世纪30年代,考古学家在殷墟揭露的宫殿宗庙基址、王陵大墓,尤其是1936年临近收工时偶然遭遇的那一坑埋藏着1.7万片记录商王活动的刻辞甲骨,为商王朝的存在提供了坚实证据。1950年以后,发掘继续,证据延伸。布局严谨的“大邑商”逐渐清晰。复杂的路网、超过2000米的人工水渠,以及分布在近侧的居民点,勾勒出都邑的繁荣。无数的陶器、青铜器、玉器从居民点和居民点附近的墓葬中清理出来。商王朝从此不再停留在司马迁的区区三千言,而是可以放心谈论的真实历史。

没有殷墟,就没有中国考古学。20世纪20年代初,“古史辨”思潮彻底动摇了传统史观。旧的历史观被打破之后,中国上古史该怎样重建?

西方学者在中国的探险和科考活动,将现代西方田野考古学介绍到中国。1921年北京房山周口店的发掘和1926年山西夏县西阴村的发掘,默默地为考古学在中国落地做着准备。

1928年,随着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成立,殷墟发掘终于在万众期待中登场。殷墟发掘不同于前,首先是选点本身与中国传统学术相衔接。当时甲骨文已经发现近30年。殷墟作为甲骨文出土地为学术界所知也已经20年,发掘殷墟已经是以金石学为核心的整个学术界的期待。其次,殷墟发掘是中国官方学术机构组织的活动,除第一次发掘者是董作宾外,随后的发掘由受过现代西方田野考古学训练的李济、梁思永主持。第三,殷墟的发掘是连续性的。从1928年开始到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殷墟共实施10次发掘。发掘的连续性,使得田野考古活动广受关注,学科思想逐渐深入人心。第四,殷墟发掘诞生了真正的考古学方法。1931年,梁思永在后岗确认的“三叠层”,奠定了考古地层学的基础,李济倡导的陶器分类法也是对现代考古类型学的有益探索。

殷墟发掘是中国学术界对现代西方田野考古学的主动接受和有计划实施,鲜明地塑造和影响了中国考古学的性格。

从殷墟出发,由此上溯更早的文明便有了坚实的支点。同样从殷墟出发,看商文明之后的中国历史,也可以有更为清醒的认知。面对王陵区层层叠压的无头人骨,不寒而栗的祭祀坑,我们才会明白为什么后来的孔子坚持要“复周礼”,而不是“复殷礼”。当然,殷墟也让中国与世界对话。以殷墟为支点建立起来的中国上古史体系,已经换成了遗址、文化、古城等一系列新术语、新概念。有了这些概念,商王朝、夏王朝才可以与古埃及的中王国、新王国相比较,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图坦卡门法老墓的意义;有了这些概念,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才可以与两河流域的欧贝德、乌鲁克和古巴比伦对话;有了这些概念,中国才可能对农业起源、文明起源、国家进程等人类文明重大课题作出贡献。

殷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1961年3月,国务院将殷墟列入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殷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是国际社会对殷墟价值的普遍认同,也是对包括考古者在内的所有殷墟文化遗产研究者、守护者的肯定。韩国学者金秉模曾受国际古迹理事会(ICOMOS)委托考察殷墟,他对殷墟留下这样一段评价:“殷墟是最重要的世界遗产之一。殷墟不仅对于中国人意义重大,对全世界人民同样弥足珍贵”。如今殷墟的考古、研究和保护受到全世界的关注,成为展示中华文明的重要窗口。

从大邑商到世界文化遗产,90年的殷墟考古使我们对商文明的了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对于这个消逝的王朝,我们也许还要经过相当长时间、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更贴近它的真实面貌。

多元多彩大邑商

牛世山

大邑商初始的文化多元性明显,是殷墟文化繁荣的重要因素,而发展中出现的简化过程,一方面促进了大邑商规模与人口的增加,另一方面构成了殷墟最终衰亡的内在要素。

殷墟考古90年来,发现了丰富的晚商文化遗存,其中大型宫殿建筑、商王陵、甲骨刻辞、青铜器和玉器等冠绝当时,见证了中国古代青铜时代鼎盛时期的辉煌文化、国家政治形态以及技术水平。作为一个大邑商,殷墟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更是丰富多彩。

我们可以想象,今日以小屯村为核心的30平方公里范围,就是3000年前人口相对集中的城市中心,大小有别的聚落,也就是所谓的“族邑”以家族为核心分布在洹河两岸,“聚族而居,聚族而葬”。于是体现在考古遗存中,就是形式与功能多样繁杂的房址、水井、水渠、窖穴、作坊等。四合院是最典型的建筑类型,还有大到王族的宫殿宗庙、小到普通族邑的居所。墓葬、陪葬坑和祭祀坑反映着规模与等级。比如墓葬有带四条墓道的大型、带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带一条墓道的甲字形、无墓道的中小型、灰坑葬式。手工业生产作坊广布于大邑商中,手工业是城市经济重要组成,门类多,有铸铜、玉石器加工、制骨和制陶作坊等,许多地点多种手工业共存。铸铜、制玉技术高超,产品具有独特的艺术与技术风格,很多应该是出自手工业专业家族。其外还散布有众多的低密度族邑,不同族邑间有道路连通,整体构成了“大邑商”。

殷墟文物种类多,有甲骨、青铜和铅器、陶质类器、玉石器、骨角牙蚌器以及人和动物骨骼等。最能彰显殷墟商文化基本形态及其特点的是陶器和青铜容器。殷墟所见的实用陶容器达26类之多,既出于生活场所、手工业作坊,又见于墓葬,是研究大邑商百姓日常城市生活及其变化最重要的材料,也可用来探讨大邑商的社会构成以及形成、变化过程,包括大邑商与商文化其他类型以及周边青铜文化的关系。

通过检查和比较器物形制和纹饰的文化因素分析,可以判断陶器的文化渊源;岩相学手段分析器物的微观结构可以帮助辨别不同的技术选择。两者结合能够有效鉴别陶器的文化与技术风格。根据这些分析,考古学家将殷墟出土陶器分为14组以上,其中把殷墟出土陶器中体现安阳本地商文化因素、器类和数量最多的命名为A组,它们的演变序列最清晰,代表了以殷墟遗址为中心的晚商文化殷墟类型的典型风格。源自商文化其他类型的器物数量比殷墟类型陶器明显少,比如来自郑州、许昌地区的B组、河南登封一带的C组,D组则为山东西南部商文化安丘类型等。这些组的陶器出现在殷墟遗址,反映了大邑商与商王国其他地方的人或人群的动态联系,我们可以看出其中与郑州地区的联系始终较多,其次是山东西南部,与其他地区的联系相对比较少。

源自商考古学文化圈之外其他考古学文化的器物,目前所见的有陕西关中地区的先周文化、晋陕高原青铜文化(黄河西为李家崖文化)、内蒙古清水河县黄河拐弯部的西岔文化、京津唐地区的大坨头文化、安徽江淮地区的青铜文化、湖北东部蕲春市毛家咀组遗存、山东半岛的珍珠门文化等文化。此外,还有一些暂不能确知来源但文化风格非典型殷墟文化的特殊器物。

人的牙釉质同位素反映的是人出生地的信息。通过殷墟出土大量人牙多种同位素(锶、氧、碳、硫)的分析,知道大邑商有着相当高比例的外来人群,尤其是殷墟时期早段。同位素的分析结果说明,大邑商出土大量非A组陶器所反映的主体应该是外来人群向殷墟的迁徙,而不是地域间技术风格的传播。

殷墟从早期向晚期发展,陶器的类别明显减少、趋于单一,呈现“简化”(“标准化”或者“制度化”)的过程。在其他类别的物质遗留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现象。青铜器在殷墟时期出现了许多新的器型和类别,它们几乎都是武丁时期出现的,之后很少有新的器型出现,就创新角度而言,从早到晚也是“简化”过程。类似的物质文化“简化”过程在其他古代文明城市的发展中一样存在。大邑商初始的文化多元性明显,是殷墟文化繁荣的重要因素,而发展中出现的简化过程,一方面促进了大邑商规模与人口的增加,另一方面构成了殷墟最终衰亡的内在要素。

对商代晚期的考古学文化综合研究可知,其中以殷墟都城遗址为代表的殷墟类型是典型商文化类型,分布区以安阳为中心,北到邢台,南近郑州,西近太行山脉,东接古黄河,也正好是传世文献如《尚书•酒诰》记载的商王朝的内服地区,这是商王朝直接管理的中心区域。

围绕在殷墟类型这个典型商考古学文化分布区以外的多个商文化的非典型类型,在地域上覆盖范围广,东到山东潍坊,北近北京,西到陕西西安,南抵汉水,东西、南北跨度达上千千米。结合传世文献、殷墟甲骨卜辞研究可知,这些商考古学文化的非典型类型区域,基本是商王朝分封的诸侯国统辖区,亦即是商王朝间接管理的外服地区。

此外,在商考古学文化的外围分布着其他考古学文化,它们与商考古学文化的面貌明显不同。

也就是说,商文化包括以都城文化为代表的主流商文化和外围广大地区的非主流文化两种形态,它们分别对应商王朝疆域的三层地理空间:中心区域(对应考古学上的典型商文化分布区),次级区域(对应考古学上的非典型商分布区),外围区(考古学上的商文化外围其他某些考古学文化)。正是这样的格局决定了3000年前的殷墟是多元多彩的殷墟。

殷商时期的医学成就

岳洪彬

图为大司空M213出土骨管和骨针。

在世界医学史上,外科早于内科,开颅术无疑是最复杂的外科手术,且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考古资料表明,殷商时期也有复杂开颅手术的成功案例。

安阳殷墟的后冈9号大墓,出土一具成年男性骨骼,头骨前囟点处有一穿孔。内创缘直径约8毫米,外创缘直径约19毫米,呈喇叭形,斜坡面经人工刮削,表面钝化变得齐整光滑。学者推测,该男性曾被做过开颅手术,而且手术非常成功,术后继续存活。2018年在安阳大司空又发现一例新证据,亡者是一个孩童,年龄不足10岁,头骨顶部正中有一直径约1厘米的圆形穿孔。可见后冈所见开颅术并非孤证,将来可能还会有更多的例证被发现。

1919年陈邦贤撰写《中国医学史》(1957年修编第三版),利用文物考古资料和相关研究,系统介绍了史前、夏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金元明清及近世的医学。当时中国近现代考古学尚处起步阶段,田野考古资料较贫乏,该书对先秦医学史概述粗疏,对商代医学史涉及更少。

自1928年殷墟科学发掘以后,考古资料逐渐丰富,利用第一手考古资料进行医学史研究的范围得以拓展,胡厚宣和严一萍等借助卜辞资料,对商代的疾病种类和治疗方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在考古资料的运用方面,当数宋镇豪先生在《夏商社会生活史》中的研究最为全面系统。上世纪90年代以来,考古发掘大规模开展,田野资料极大丰富,对商代医学史研究更具条件。殷商医学成就到底有多高?

首先,商人对人体结构和各部位的疾病有较系统的认识。据宋镇豪先生统计,殷墟甲骨文资料中,已记载疾首、疾脑、疾目、疾耳、疾口、疾舌、疾胸、疾齿、疾足、疾骨、疾有梦等50余种疾病,涉及内科、外科、口腔科、牙科、五官科、眼科、骨科、神经科、肿瘤科、小儿科、妇科、传染病科等各医学领域。商人不但给疾病以专有名词,而且均以病理感觉和病灶病发部位定名。

其次,商人对物质药性有较多了解。据《逸周书》记载,武王灭商,曾效仿殷政,“乡立巫医,具百药,以备疾灾。畜五味,以备百草”,说明殷商时期人们对很多物质的药性也已非常了解。

在商代遗址中,常发现明确作药用的植物标本。在河北省藁城台西商代房址出土的陶罐中,分类盛装桃仁和郁李仁等植物种子,均为活血化瘀的药物。2004年殷墟大司空303大墓出土数千片植物叶片,因与青铜酒樽共出,所有叶片均未腐朽。据专家鉴定,这些叶片为短梗南蛇藤,是一种常用的中药材,可清热解毒,祛风除湿,解蛇毒。2000年在殷墟花园庄东地发掘54号墓,墓主人左侧股骨有创伤,肌肉组织中粘有大量炭化花椒。值得注意的是,墓主人其他部位的肌肉组织均已朽尽,恰恰花椒覆盖的肌肉组织被干化保留至今。花椒性热、味辛,具有温中止痛、止血、生肌和防腐的作用。显然这些花椒是商人有意敷于创伤处。

第三,商人已能熟练运用多种医疗器械。有学者认为,考古发掘的大量石器和骨器,用途并不单一,砭石就是石器时代的产物,沿用至今,应是现代医用针和刀的前身。在殷商时期遗址中,各种材质的刀、凿、针、镰等遗物出土数量众多,其功能亦非单一,除广泛用于日常生活外,其中部分应同时可用作医疗器具。

2004年安阳殷墟大司空村213号墓葬出土一件雕刻精美的骨管,骨管中盛装4枚骨针。值得注意的是,通常考古发掘的骨针都是一端尖锐、一端有针眼,可以引线,这类针可缝制衣物,但这次所出骨针两端均尖锐,无法穿针引线,显然不能用于缝制衣服,很可能是用于医疗的针刺器具。

《黄帝内经•灵枢》记载有“九针”的名称和使用方法。殷墟大司空213号墓所出长针约合四寸,与《灵枢》的“大针”相符,中长者约合三寸半,与“提针”相合。两端尖锐且无引线针眼的骨针,殷商时期的遗址中并不少见,可见已广泛使用于医疗。

殷墟考古发掘中,还常见各种形制的石(或玉)刀和镰等,有的刃部和尖部锋锐,有的则圆钝,前者可用于农作,后者则无法作收获之用,很可能就是医疗用具。殷墟花园庄东地54号墓所出玉刀,刃部圆钝,因长期频繁使用,表面极为光滑,很可能就是一种按摩器具。还有该墓出土的5件玉觿,制作精良,不排除也是按摩器具的可能。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释殷》说:“古文殷字,像人内腑有疾病,用按摩器以治之。”若此说不误,殷商时期多见针砭、按摩器具是完全可能的。

从现有考古资料来看,殷商时期人们对人体各部疾病已有较系统的认识,而且针对不同的疾病已能用药物、外科手术、针灸和按摩等治疗手段。伴随着殷墟考古发掘的不断深入,会发现更多有关医疗方面的遗存,为殷商时期医学史研究提供更多的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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