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前高官香农：回顾最近十多年美国在拉丁美洲“后院”的干涉政策

 托马斯·香农在今年6月辞职之前是美国国务院的三号人物，对美国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国际关系领域有很大的影响力。他在漫长的35年的职业生涯中赢得了声誉，成为一个特别有效率的外交官和一个勇士的谈判者。在布什政府时期，香农是西半球事务助理国务卿（是负责国务院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事务的最高官员）。在他被任命为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之前，2016年他被奥巴马总统任命为美国驻巴西大使。他在共和党人政府和民主党人政府中担任职务，卷入了非常有争议的形势，其中包括2009年美国在洪都拉斯军事政变中发挥的作用，在罢免巴西和巴拉圭总统的“议会政变”中美国发挥的作用。香农卷入了美国与委内瑞拉引起混乱的关系，在美国2002年支持反对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短暂的政变之后两国关系逐步受到破坏（2001—2012年香农是国务院安第斯事务主任）。

香农的辞职是特朗普政府时期国务院发生的许多辞职之一，使政府受到缩减和削弱。香农大使向新任国务卿迈克·蓬佩奥的咨询基础主要在于21世纪美国在西半球的政策中国务院发挥的突出作用。

香农的信表明前两届美国政府在本地区的政策和特朗普政府的政策的连续性。同时表明由于香农的职务在外交上有资格的操纵与用死亡进行干涉和缺乏关注的特朗普班子的公众舆论对这些外交操纵的感觉之间在风格上的差别。虽然这封信有伪装的性质，但是其中讲述的事件和事实都是有根据的，是相当现实的，其进程还在继续。

香农在2018年7月2日致新任国务卿蓬佩奥的信中说，“在服务近35年之后6月4日我离开了国务院。我写信给您是为了向您转达我在这些年学习的某些教训，因为我们进入了美国和拉丁美洲之间一个新的和深刻不同的时代。当然我完全意识到您将更紧迫地关注世界上更危险和波动的地区。这是我们负责西半球事务的人面对的挑战的一部分。特别是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和从那时开始在中东日益增加不稳定的阶段以后，我们没有足够地关注拉丁美洲。这样做的结果在本世纪的头十年期间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建立了不同的左派政府，没有过多地接近美国在本半球和在世界其他地区的领导地位的思想。正如克里（前国务卿）2013年曾经警告过的，那是‘我们的后院’。我们在本地区的影响的丧失在某些方面是令人不高兴的事情，这是造成中东不稳定的不祥的战争并非故意的结果，那是一场‘选择的战争’，已经受到特朗普总统非常准确的批评”。

“今天拉丁美洲是我们的，形势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由于最近20年我们开展的工作”

“今天拉丁美洲是我们的，几十年前并不是这样，尽管已经失去了墨西哥。现在这种形势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由于最近20年我们开展的工作。今天在本地区人口更多的国家，包括巴西、阿根廷、秘鲁和哥伦比亚，我们拥有向我们提供牢固支持的政府，至少几十年来它们就是这样做的。其他国家采取了相似的路线。虽然国家前外交机构最高负责人、前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公开表达的内容也许不够准确，他在提到门罗主义时是有理由的。

我喜欢集中谈谈我们工作的细节，目的是做到发生这种历史的变化--不把功劳都归于我们--因为这不仅是国务院的工作，而是取决于国家不同安全部门的努力，包括五角大楼和国家安全委员会，17个情报机构和我们在国会的朋友，具体说国会两个机构的外交政策委员会的朋友。提到这些细节我试图表明我们在本地区对外政策的战略和目标，特别是在前两届政府16年的时间里，也就是在乔治·W.布什总统和贝拉克·奥巴马总统在本地区的外交政策，在这些政策中我发挥发突出的作用，特朗普的政府继续执行这些政策。我也希望表明为了实现我们长期目标的结果外交发挥的重要作用。

在这一点我试图是诚实的，尽管因为这封信没有被分类为高度机密的文件，我们不能排除透露出去，我没有散布任何分类的信息，而是以公众掌握的那些信息为基础。2009年发生在洪都拉斯的军事政变推翻了我们的对手之一曼努埃尔·塞拉亚（洪都拉斯前总统），像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拉丁美洲“玫瑰高潮”期间大多数当选的左派政府一样，实际上塞拉亚没有执行一项激进的政治计划。事实上他不是一个激进的政治家；他来自地主阶级，是一个温和的社会民主党人。他维护提高最低工资或是学校食堂的政策。基地设在洪都拉斯的美国公司在那个时期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它们没有特别感受到他的威胁，甚至尽管在选举中这不是他的第一选择。

在洪都拉斯策动政变，推翻接近左派的塞拉亚总统

但是，由于两个原因塞拉亚可能变成一种威胁：第一个原因是他开始谈论需要召集一次制宪大会，以便在这个国家批准一部新的宪法，对于大多数洪都拉斯的居民来说这可能是一项足够合理的措施，因为现行的宪法是80年代在军事独裁期间通过的，不是非常倾向于人们所说的民主措施。但是根据我们的观点，起草一部新的宪法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新的宪法可能禁止在国家的土地上设外国军事基地，正如21世纪在拉丁美洲有有左派政府的国家已经证明的情况那样。您能够想象到五角大楼不想失去在中美洲最大的军事基地，特别是在厄瓜多尔的曼塔没有美国的军事基地之后，此前拉法埃尔·科雷亚政府在它2008年的新宪法中禁止在本国设立外国军事基地。

因为众所周知，我们知道政变将会发生，没有谴责政变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一个足够明确的信号。在洪都拉斯第二个对政变有利的原因是从我们的观点来说，塞拉亚是所有左派政府联盟的组成部分，在那个时候该联盟包括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乌拉圭、巴拉圭和尼加拉瓜；萨尔瓦多选出它的第一个左派总统，米歇尔·巴切莱特是智利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她实际上在西半球事务的领域总是站在其他左派政府一边。也就是说，尽管可能出现一个贫穷和影响力不大的国家如洪都拉斯，这件事情更广泛的环境中并不突出，任何棋手都知道在一场棋局中小卒们的重要性，特别是如果一个棋手能够吃掉它而不遭受物质的损失或损害它的立场的时候。塞拉亚与更左的国家的一个分部联合，这就是由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为首的美洲玻利瓦尔联盟。但是，在那个时候所有这些国家执行一项相当相似的对外政策，被最饶舌的人称之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政策”。不用说这对我们意味着的事情。

在所有的情况下我们的外交工作对于洪都拉斯那次政变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政变的感觉不是积极的： 2009年6月28日凌晨穿着睡衣的塞拉亚总统被从他的家里带走，送到哥斯达黎加，飞机经停我们在科马亚瓜的军事基地加燃料。但是我们是谨慎的，不公开支持政变，同时又让被我们搞垮的人关注这些事情，他得到我们的赐福。白宫在它的第一份声明中没有谴责军事行动，号召“洪都拉斯所有的政治和社会阶层”支持民主。因为众所周知，我们提前知道政变将要发生。对于理解21世纪的外交信息的人来说，美国没的谴责政变这个事实是一个足够清楚的信号。整个西半球的外交和情报机构将此事解释为我们支持政变的一个征兆，从这里开始所有的事件就是可以预测和预见的。

政变时担任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在2014年发表的《困难的决定》一书中总结了我们所做的事情：“在政变之后的几天里我和整个西半球的同事们通话，包括墨西哥的外交部长帐特里西亚·埃斯皮诺萨。我们确定了一项在洪都拉斯恢复秩序的计划和战略，保障迅速以合法的方式举行自由的和干净的选举，这将使得塞拉亚的问题变得不突出”。在所有这一切的背后，存在很多外交工作。我们至少必须说服世界的一个部分包括媒体，对于洪都拉斯来说最好的事情是不再拖延接受民主选举的总统已经离去，尽管政变的政府进行镇压—大规模逮捕，安全部队的暴力，取缔反对派的媒体，敢死队—必须尽可能早召集选举，但是避免塞拉亚回来。

最后，如同希拉里·克林顿所强调的，我们可以避免塞拉亚回到政权，使巩固政变以后的政府的选举合法化：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一种独裁。

在美国国会某些共和党人对采纳一种比我们的立场更强硬许多的立场比较而言似乎温和的战略做出了贡献。他们公开支持政变，责怪塞拉亚企图利用公民投票延长他保持在政府的时间，变成一个像查韦斯一样的“独裁者”。我们从美国国务院向塞拉亚施加压力，以便让他不要召集公民投票（对总统任期的法律限制阻止权力的积累和任何总统的政策重要转向，从第一分钟他们就是“稻草人”）。事情是实际上塞拉亚由于年代的问题不可能统治另一个任期，这不取决于公民投票。此外这没有可行性，在下次选举之前为了塞拉亚能够修改宪法这已经太晚了。通过一部新的宪法可能加入未来的总统能够统治两届，但是不是塞拉亚。可是大部分媒体采纳了这种讲述。这就有助于对他的罢免似乎是一个更可以接受的事实。

总之，我们能够避免塞拉亚回到政权和使当年11月的选举合法化，能够巩固政变之后的政府，它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是一种独裁。所有这一切尽管美洲国家组织和欧盟拒绝在召集选举期间派观察员，尽管西半球的大多数政府不承认这次选举。但是我们强加于人，通过谨慎地坚持外交活动，我们做到使形势正常。

我们在洪都拉斯的战略成功的历史在这里没有结束：去年11月洪都拉斯执政的国民党宣布在一些选举中重新选举它的总统候选人，很多人—这一次包括绝大多数国际记者—看到像是被盗窃的一样。我们坚定的盟友、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路易斯·阿尔马格罗迈出了少见的一步，他要求重新召集选举。但是，我们的外交再次强加于人。我们要求墨西哥成为第一个承认洪都拉斯选举的国家，情况正是这样。我们“继续”它的样样。事情没有延误就与世隔绝了，与关于暗杀政治家的消息和在埃尔南德斯政府的统治下的镇压一起，不用提及政府与贩毒分子的联系。当然，阿尔马格罗和美洲国家组织没有延误从它们的立场的后退。（我们提供了美洲国家组织的预算40%以上，同时我们在那里拥有其他影响很大的渠道）。

生态主义的积极分子贝尔塔·卡塞雷斯被暗杀对于我们的公共关系是一件令人头痛的事情。仅在一年前她获得戈德曼环境保护奖，在国际范围内得到支持。因为此事显然她的死亡成了消息，在更大的程度上从政变以来还有数百名生态主义者和其他的积极分子与持不同政见的领导人被暗杀，罪犯完全逍遥法外。此外，9名被逮捕的人中间的四个人被指控参与犯罪，他们与军队和我们投资很多的机构有联系。3月份逮捕了所谓犯罪的“策划者”，遗憾的是他是一个接近我们的使馆的军官。所有这一切引起国会的许多成员发出不同的信息，提出立法措施的建议，但是由于我们的公共外交，能够将损失最小化，我们继续控制形势。按照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说法，可能是埃尔南德斯是婊子养的，但他是我们的婊子养的，洪都拉斯继续是我们的，如同在80年代那样，当时我们利用它作为我们的战争的行动基地，以便将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保持在我们的轨道之内。

当然，洪都拉斯是一个贫穷的小国，但是如同我已经提到的，它对我们的军事基地具有战略上的重要性，是我们控制美洲的总体战略的关键。但是最近几年我们的阻止和退出战略结果对我们也是有利的。比如我们看巴西的情况，从经济和人口来说它是西半球第二个大国，大陆的领土面积比美国还大。2002年左派的工党取得政权，卢拉·达席尔瓦在四次参选这后成为总统，他的政府非常得民心，不仅获得连任，在八年执政之后他放弃了总统职务，当时他的民众支持率达到87%，他的继任者迪尔玛·罗塞夫结果也当选和获得连任。

“在拉美有影响力的巴西现在是我们的，符合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

巴西是我们的，甚至比军事独裁期间更是我们的，军事独裁是1964年由我们做出“贡献”建立的。但是你们看看它的命运是什么：迪尔玛·罗塞夫总统2016年被罢免，卢拉被关进一间3X4米的牢房，他被指控腐败和洗钱。总之，那是一个发展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政府，在保护主义的障碍后面用发展自己的工业向我们挑战；相反，现在它的领导人做它手里的一切事情以便得到外国投资，试图能够通过私有化摆脱所有的国家所有制企业。

如果我们对巴西新的领导人打赌的话，并不是由于社团的原因，如同我们的对手中的许多人维护的那样。我们的利益要广泛得多，这是地缘政治的利益，与此同时美国继续是“不可缺少的国家”。巴西将永远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国家，尽管它在近40年里经济的管理令人遗憾；事实上，在卢拉政府的领导下巴西在国际范围内改善了它的影响。2010年发生的一个事件很好地表明保持我们在巴西和总体来说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力为什么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做到使它们的对外政策和我们的对外政策一致。这就是我们不应当看不到的目标，不去关注它们自己的国内经济政策，甚至不关注它们对美国公司的政策。

2010年5月卢拉与土耳其、伊朗和俄罗斯联合，以便达成一项交换核燃料的协议，其意图是想要解决我们与伊朗的核冲突。虽然奥巴马总统曾要求卢拉在其他时间进行调解以便达成这类协议，确实的事情是在这个具体的时间里我们没有兴趣。我将不会提前说出原因，只能说媒体的公报确认由于在美国处于危险临近的选举我们已经改变了看法，不只是夸张。在所有的情况下巴西人的麻烦是是相当清楚的，因为他们向媒体通报了奥巴马以前的措施，作为对我们的拒绝这项措施本身的回答。他们在公布的信中提出建议。麻烦是这个片断在华盛顿政府内外是一种挑衅。确实的事情是从这个时候起与巴西的关系再不是过去同样的情况了。显然我们的反对使协议结束了，这样不必为许多损害感到遗憾。但是我想引起对这个片断的关注主要是为了坚持避免这类政府走偏的重要性—当开始实践他们自己的对外政策时可能严重地损害我们最突出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损害我们在中东的利益—尽管事实是除了导弹危机期间的古巴，没有任何拉丁美洲国家对我们的安全意味着一种真正的威胁。

显然，这是巴西工党的政府给我们造成的许多问题中的一个例子。必须说他们是好的外交官，巴西外交部是一个职业的部，是南美洲最有竞争力的外交部之一。我对他们非常了解，不仅是作为西半球事务的副国务卿，而且作为美国驻巴西的大使（2010--2013）。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帮助了我们，特别是2004年当联合国领头占领海地的时候，在我们做到摆脱阿里斯蒂德总统之后（这是第二次，第一次政变是1991年我们帮助把他赶下台）。

卢拉总统与布什总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比他与奥巴马总统的关系更好，尽管美国与巴西工党有很多分歧。必须注意特朗普政府与安德列斯·洛佩斯·奥布拉多尔（墨西哥当选总统）的谈判进程，奥布拉多尔像卢拉一样，可能将标志着一个温和的方向，他将试图对大多数他的选民的要求与这个国家传统的精英和解。奥巴马总统与迪尔玛总统之间的关系在2013年有一点被激怒，当斯诺登的文件透露巴西是美国在拉丁美洲的间谍活动的首要目标，包括控制迪尔玛个人的电话，或更细致的事情，对巴西国家石油公司的间谍活动。对许多人来说这是美国在这个国家工业间谍活动的一个例子。迪尔玛的反应是取消她曾计划好的到美国的访问和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一个相当敌视我们的演说。我们保持冷静，没有做出任何回答。

最突出的事情是发出美国支持罢免巴西迪尔玛总统的信号

2014年在迪尔总统的第二个任期期间 巴西的经济出现了深刻的衰退。反对派利用她的支持率下降努力争取结束她的任期，两年以后做到了。她被罢免不是由在巴西成为一项罪行的任何活动而引起的，而是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可以计算的操纵，过去的总统们和统治者也利用过这种操纵，与腐败和其他的罪行没有任何关系。当然，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没有采取立场，我们公开宣布这是一种内部事务。但是我们有机会以很多突出的方式为巴西政权的变更做出贡献，某些措施类似于2009年在洪都拉斯政变时采取的措施。在这个意义上最突出的事情是向巴西所有最重要的角色包括媒体发出信号，我们支持罢免迪尔玛。在巴西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阿洛伊西奥·努内斯访问华盛顿的时候，我们有机会很清楚地表明这一点。这正是在巴西国会的众议院投票罢免迪尔玛之后。那次投票是一个令人羞愧的场面。国会最好战的成员们表示他们对军事独裁的怀念，甚至其中一个议员赞扬过去负责拷打迪尔玛本人的官员们。这引起一部分相当敌视迪尔玛和巴西工党的国际媒体重新考虑它们的新闻方向。但是，我会见了努内斯，他在参议院带头提出罢免迪尔玛的倡议。由于那时我的地位（在国务院是第三号人物）和对许多人来说我负责我们对巴西的政策，所有的人都明白那次与他的会晤最低限度是我们支持罢免迪尔玛的一个表示。

前国务卿约翰·克里几个月以后支持这个意见。8月5日在一次与巴西时任外交部长何塞·塞拉在美国驻巴西使馆门口共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的讲话明确要加强美国与巴西之间的关系，在一系列事情上进行合作，因为最近几年没有能够这样做。但是巴西参议院必须对罢免迪尔玛投票（巴西的宪法与我们的宪法相似，众议院投票罢免总统，参议院批准罢免总统）。这样，克里和塞拉举行的记者执行会意味着另一个明显的迹象：我们倾向于罢免迪尔玛总统。

美国改变了海地历史的方向，选择它批准的统治者

我们能够改变海地的历史的方向，直到可以预见的地步，能够做到选择我们批准的任何人。前面已经说到，尽管我们与巴西有分歧，2004年在海地的政变中巴西支持我们。在2002年经历48小时的委内瑞拉的政变（流产）之后我们吸取了教训。由于在政变之后举行19个拉丁美洲国家的里约集团首脑会议，会上通过了一项谴责海地政变的决议。虽然某些拉丁美洲国家想支持我们，但由于本地区历史上极为神圣的国家主权使它们处在一个微妙的形势，我们支持政变已经公布了（这是让我们在外交上对于公开的评论更加谨慎的另外一个原因，如同我们在洪都拉斯发生政变时所做的那样）。

特朗普总统关于在委内瑞拉可能采取军事行动的公开声明，或是其他官员支持在这个国家的军事政变，我认为这是不必要的和适得其反的。在所有的情况下，我们在委内瑞拉的经验有助于我们不重犯错误，在海地我们已经准备好在联合国投票，在发生罢免阿里斯蒂德总统之前支持一次军事行动。两个月以后我们推动联合国派出一个新的代表团，以巴西的军队为首。在占领这个国家期间发生了数千起暗杀支持阿里斯蒂德总统的没有武器的人的事件，宪法政府的官员被监禁。在光天化日之下我们能够推进可怕的吗措施，但不像1991年那样。当时不论是美国对政变的支持，还是后来的敢死队都是隐蔽的。

事实上80%的海地居民对参加国家的选举甚至不感到麻烦。对我们在那里的行动受到的批评很少，包括在此后我们做到美洲国家组织还原2010年的选举结果，甚至没有进行选票的统计，也没有对选票进行数字分析。这在选举观察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事情。在2010年海地发生破坏性的大地震之后，这个国家处于一种特别脆弱的形势，我们威胁顽固不化的领导人切断当时特别需要的援助，如果他们不接受派遣美洲国家组织代表团的决定的话，当然我们在那里有很多盟友。此前我们已经威胁普雷瓦尔总统，要他离开这个国家，如同2004年前总统阿里斯蒂德那样做。

我提供这段我们在海地的作用的历史的一小部分，因为它有助于再次表明外交的能力，不仅在由巴西领头由联合国占领海地，而且在政变之前的四年期间也是这样。在那四年我们做到说服几乎世界上所有的政府让它们中断向海地提供国际援助，没有这种援助，当选政府的生存处在危险之中。为此我们必须首先说服美洲国家组织改变开始的对2000年选举观察代表团积极的声明，声明曾将选举说成是“海地居民一次巨大的成功，他们有秩序地大规模参加投票，以便选举他们地方的和国家的政府”。那份经过修改的声明变成了我们罢免海地政府的运动的基础。接着我们建立了一个反对派团体的大联盟，我们宣布在海地政府没有和反对派达成一项协议之前，将不恢复国际上的资金支持。同时我们对反对派说不达成类似的协议，政府可能倒台，如同过去发生的那样。

某些人认为这类帮助我们摆脱那里的战术唯一的理由是因为海地是一个穷国，居民是黑人。没有争论的是某些情况必须这样看，如同任何了解美国卷入海地的历史的人所确认的那样，从11915年到1934年美国海军陆战队占领这个国家开始。但是它也是由于奴隶的反叛而建立的一个国家，它的居民有能力推翻美国支持的独裁者杜瓦利埃，两次进行选举，大多数居民选出一个不尊重我们的利益的激进的民粹主义的神父（阿里斯蒂德）；在这个国家任何时候都可能反叛—中产阶级不多，已失去了某些东西—如果我们在决定性的时刻不能小心地操纵形势的话。

特朗普总统所有的前任都有能力理解海地在发生政变的候的这些特点，政变得到布什总统的支持，奥巴马总统的政府2010—2011年干涉海地。克林顿总统也善于理解为一点，尽管事件让他陷入困境，特别是因为美国国会的黑人同盟，结果在1995年依靠美国的军队让阿里斯蒂德重新掌权。但是美国强迫他为交换自己回国接受重要的条件：一个是保持阴暗有名的海地军队，从根本上说那是一支有名的令人伤心的军队，以便面对一次可能的起义的威胁。不幸的是阿里斯蒂德拒绝这种承诺，他取消了军队。但是可以证实我们在那里的新政府试图恢复军队，虽然不幸的是包括某些在90年代进行大规模暗杀的分子，为我们的反对者的批评提供自由的渠道。

左派政府在国际领域破坏美国政府在拉美地区的影响力

让我们回到更广泛的框架。左派的政府在国际领域改变了西半球的习惯和做法，以至到了严重破坏我们的影响力的地步。比如建立南美洲国家联盟作为独立的多边组织，由当时的左派的政府控制，包括最大的国家如巴西、委内瑞拉和阿根廷。在许多机会它们阻止我们面对来自左派方面的这种挑战的企图。2009年我们想扩大我们在哥伦比亚的军事存在，因为这些政府所代表的威胁增加了。哥伦比亚总统阿尔瓦罗·乌里维是美国一个非常坚定的盟友，我们向他提供了数十亿美元军事援助的支持（虽然他本人与贩毒集团有很多联系）。他很高兴地接受了我们的要求。但是哥伦比亚和美国之间的军事协议被透露给媒体，协议中详细提到我们扩大美国得到哥伦比亚七个军事基地的计划。

南美洲国家联盟的政府2009年在阿根廷开会，立即表明它们反对和公开宣布不能利用军事基地从哥伦比亚指挥行动，有的事情这个国家也表示支持。这是这是美国军队的人员进入军事基地的主要目标，包括应对反对美国的政府提出的威胁。

由左派政府领导的南美洲国家联盟改变了西半球国际关系的习惯和做法，以至到了包括乌里维的前国防部长曼努埃尔·桑托斯在2009年就任总统以后立即恢复了与委内瑞拉的关系的地步。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之间的关系（和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在乌里维2008年3月轰炸和侵略厄瓜多尔以便攻击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游击队在那里在的基地的营地之后受到严重的破坏。在看到被迫在由南美洲反对美国的政府组成的左派的联盟与美国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他选择了前者。

哥伦比亚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站到美国一边

但是桑托斯没有延误多久就回到了我们一边，当我们恢复了对本地区的控制的时候，完全扭转了2009年失败的形势。5月底哥伦比亚变成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全球成员国，在拉丁美洲这是第一个。这对我们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力具有重大的影响，这是可以想象的。今年6月17日乌里维的继承人伊万·杜克当选哥伦比亚总统。哥伦比亚是我们的。

由左派政府在它们寒冷的年代里策划的另一个反叛的机构的变化是建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包括西半球所有的国家，只有美国和加拿大除外。这部分是为了成功地回答由于洪都拉斯的政变我们的外交工作的成功，当时我们避免了美洲国家组织在恢复当选的政府的时候发挥一种更突出的作用，这是美洲国家组织大多数国家希望的事情。在一些年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作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聚会的场所有助于在参与美洲国家组织反对我们的斗争之前达成某种共同的立场。很明显，这并不意味着任何类型的威胁，现在应适当注意2015年中国人访问这个半球以便与拉丁美洲国家的领导人会晤，讨论通过该共同体提供贷款和外国投资的问题。

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期间影响反对美国的反叛的时候最有决定性的另外一个国家是阿根廷。从2003年到2015年左派民粹主义的基什内尔夫妇主持阿根廷政府，先是内斯托·基什内尔，后来是他的夫人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两人与查韦斯（委内瑞拉前总统）保持着一种相当好的关系，查韦斯向阿根廷贷款60亿美元让其支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债务（阿根廷将它1998—2002年之间的危机归罪于该组织）。但是，这种左派总统之间的联系被石油美元冲击了一半多。历史有它的重要性。基什内尔的朋友在1976--1983年美国支持的独裁期间被监禁或暗杀。他们取消对这此暗杀负有责任的军官们未受惩罚的状态，有650多名军官被判刑。

由于1964年巴西发生的政变，美国帮助掌权的独裁时期卢拉被监禁；他的继任者迪尔玛·罗塞夫在监狱度过更长的时间，此外还遭到拷打。埃沃·莫拉莱斯（玻利维亚总统）宣布他在成为总统之前曾当着美国禁毒局特工的而受到拷打；佩佩·穆希卡（乌拉圭前总统）在美国支持的独裁政权期间在监狱里度过了13年。那些没有遭受由美国支持的这些政府实施暴力的直接后果的人们意识到这部分历史造成的痛苦。

美国通过不同机制对阿根廷基什内尔主义的垮台做出贡献

我们通过不同的机制能够对基什内尔主义在阿根廷的垮台做出贡献。直到2011年在基什内尔政府时期对阿根廷是特别好的，从2011年以后发生经济减速，它的支付结算开始遭受后果。它不能向国际市场要求贷款，有950亿美元的债务没有支付。我们阻止阿根廷进入外汇市场，它非常需要得到多边的贷款，包括美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的贷款。于是发生的情况在20014年我们收到美国司法当局一项非常特别的帮助，当时法官托马斯·T.格里萨做出很有争议和空前的决定：禁止阿根廷面对它没有支付债务，对于重组的债券向它的债权者的支付超过90%。其余的属于债权者从来不接受重组的债务，其中包括秃鹰基金、对冲基金，好是在展缓期在一项延长的合法的战略之内以它的名义价值最低的部分购买的，目的是提前要求完全恢复它的名义价值。

2014年阿根廷与由政府债权者组成的巴黎俱乐部达成一项协议，到了恢复自己在国际范围内贷款的能力的地步。但是法官格里萨的要求在一个脆弱的时期是猛烈的打击。当保守的毛里西奥·马克里当选阿根廷总统的时候，他撤消了命令，宣布“马克里总统的选举改变了一切”。

我们必须承认从国际金融系统稳定的观点来说，格里萨做出的决定是不好的决定。他知道那些政府在不能支付的情况后与90%以上的债权者达成了协议，它们的协议后来由于秃鹰基金的合法行动几年以后可能被废除。由于这个原因，因为美国的财政部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欧洲以外做出决定主要的代理人，没有与我们协调，2013年7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它将向美国最高法院以阿根廷的名义提出一份文件。但是一周以后撤回这项宣布。当一名记者问到这一令人不解的意见变化的原因时，该组织的发言人明显感到麻烦，回答说：“您必须去要求美国财政部的解释”。

我提到这个片断是因为它表明重要的是注意到我们的政府的不同部门在制定我们的对外政策时的重要性。在2015年的阿根廷选举中我们对基什内尔主义的垮台做出了贡献，虽然一个更好的总统候选人差一点获胜。但是现在我们有毛里西奥·马克里总统，他是美国一个坚定的盟友，2009年我在美国驻布宜诺斯艾利斯使馆会见过他，他曾提醒我们对基什内尔夫妇过于软弱，特别是在乔治·W.布什总统在马德普拉塔（阿根廷海滨旅游城市，在那里举行的美洲首脑会议上美国的美洲自由贸易区计划被挫败）受到凌辱以后。现在我们在本地区右派政府联盟的一部分正在为推翻委内瑞拉政府做出贡献，委内瑞拉由于高通货膨胀和一次深刻的危机处于动荡之中。

在委内瑞拉实现政权的变更是美国的第一个目标

查韦斯（委内瑞拉前总统）大声呼喊说出其他左派总统或不是那么左的总统们思考和感觉到的事情。在21世纪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政权的变更是美国在世界上第一个或第二个目标（先前只有伊拉克或伊朗某个时期有过）。很明显，这个国家是拉丁美洲反叛主要的鼓动者。他行使自己的职务有5000亿桶石油作基础，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当2002年发生军事政变我们企图摆脱他的时候，许多人认为我们想要的东西是得到它的石油，但是他们当然搞错了。事实上不论是雪佛龙还是埃克森美孚，我们最大的石油公司在查韦斯执政的大部分时间与他保持着一种良好的关系，它们希望我们让他平静。它们已经在那里投资很多，继续赢利，甚至是在查韦斯提高政府收入的部分之后，如同从2002年起石油价格上涨以后全世界都做的那样。

但是我们有一个地缘政治的视角，任何拥有大量石油的国家的趋势是将变成一个地区大国，享有某种独立，因此重要的是它的政府站在我们一边。这样，我们向委内瑞拉反对派提供资金，在查韦斯执政的头四年反对派有一项“在军事上打败（查韦斯）的战略”，如同它的最有智力的领导人说的那样。幸运的是不论是美国的媒体还是国际的媒体都完全站在我们一边，这样在十五年的时间里我们卷入政变被说成是一个没有信誉的来源纯粹的指控，主要是查韦斯本人的指控，尽管也有来自他的继任者、信誉更差的马杜罗的指控。显然加拉加斯所有的记者都知道这是确实的，但是他们放弃报道此事。甚至在我们自己的国务院确认美国政府“一直在提供培训、机构咨询和其他类型援助对积极卷入军事政变的人员和组织的支持”的时候。或是当中央情报局公布文件表明人们提前知道关于政变的消息，在事件发生的期间我们用虚假的声明曾支持它成功的时候。这只是成千上万的例子之一，在我们艰难的任务中媒体向我们提供它们的支持，仅仅是我认为这更清楚地表明我们的公共外交的重要性到什么地步，甚至尽管那次政变由于计划的一个错误失败了。我们的战略的成功意味着查韦斯总是出现在公众舆论的面前，每当他揭露美国的干涉的时候成为进攻者，甚至在我们向委内瑞拉反对派的团体正在提供数千万美元的时候，（他只是控制公共的场面）。我们没有停止在国际范围内坚持孤立查韦斯政权的意图。查韦斯是一个强硬的对手，因这这个国家的经济形势在他的任期的最后一年（2012）是相对好的，他第一次做到让数百万委内瑞拉人得到医疗、抚恤金、高等教育和公共住宅。（很明显在所有那些年里主要的媒体都把委内瑞拉说成是一种民粹主义的失败，尽管大多数委内瑞拉人根据反对派控制的来源得到信息，西半球的大部分国家都在委内瑞拉的边界之外，它们得到的讲述称查韦斯的委内瑞拉是一种独裁）。

在国际范围内查韦斯没有停止将他的拉丁美洲国家团结反对美国的玻利瓦尔梦想变成现实，通过他的加勒比石油计划借给巴西、阿根廷和加勒比国家数十亿美元。在某些情况下，委内瑞拉向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提供的援助可能超过我们的援助。这样在昌盛的年代里西半球的大多数政府都像大多数委内瑞拉人一样崇拜查韦斯，甚至尽管大部分拉丁美洲的居民只能得到媒体散布的对委内瑞拉现实的看法，对查韦斯的看法不是很好。

2013年3月查韦斯去世以后形势受到破坏，经济形势开始一个漫长下滑的时期，陷入拉丁美洲历史上最糟糕的危机之中。现在委内瑞拉出现高通货膨胀，缺乏食品和药品。因此，在去年8月24日公开宣布之前，我反对特朗普政府强加给委内瑞拉的金融封锁。这不是我不分享他摆脱这个咀咒的目标，在近20年的时间里我们不疲倦地工作正是为了将他们带到好的“港口”。但是到了这个地步封锁是不必要的，马杜罗可能借助封锁以便解释非常短缺的原因，对此他是做了贡献的。因为他们得到贷款，在2017年不得不借助于支付它的债券。它不能重组经的债务，许多得到信贷的路已被切断，甚至是那些没有被特朗普政府的命令禁止的信贷，这促成委内瑞拉石油生产的停滞和药品与食品的短缺。

这是过分了。这类干涉在委内瑞拉居民的少数人群中间认为政府是受害者提供可信性。对于世界上的许多人来说，这种封锁使人道主义危机恶化了。幸运的是我们耐心地建设一种公共外交帮助媒体忽视封锁的冲击，在同样的措施中它们忽视我们先前的干涉机制。正是这些媒体决定大多数人相信的事情，特别是如果他们必须看到某些没有直接经历的事情。但是，封锁是完全不必要的，因为经济下滑的螺旋形不是仅靠自身而发生的。

也许我们不可能罢免查韦斯，但是我们可以将其妖魔化。直到他的运动的结果对与他合作的西半球的政治家们是有毒的地步。特朗普政府或参议员鲁比奥（佛罗里达州，在这个领域有影响力的顾问）发布的威胁也是不必要的，是适得其反的。包括鲁比奥坚持宣称制裁将旨在支持政权的变更，而不是向政府施加压力以便恢复民主，这是我们的国务院的发言人发布的信息。特朗普总统采取一次军事行动的威胁是不能容忍的，它违反联合国的宪章，甚至让我们在本地区最亲近的盟国感到羞愧，它们已经表示反对这些声明。

我们和查韦斯斗争是当他处在行使权力的最高点和在本地区有很大影响的时候，当时南美洲的多数政府曾经是他的盟友。这种毒性有助于我们污染甚至在一系列选举中打败总统候选人，包括尼加拉瓜、萨尔瓦多、秘鲁和墨西哥的选举。2006年我们赢得了墨西哥的选举，只多出0.6个百分点，在一些选举中的计票只到一半就出了问题，也就是说发出去的选票多于空白票，与注册的选民的数量不相符。我们获胜的原因之一是媒体不疲倦地攻击左派的总统候选人安德列斯·洛佩斯·奥布拉多尔，将其与查韦斯联系，尽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

奥布拉多尔当选墨西哥总统是“美国巨大的损失”

洛佩斯·奥布拉多尔支持2013年成立不久的国家革命运动党（MORENA）的作用。奥布拉多尔在选举中的胜利是压倒性的，获得国会的大多数。这对于我们意味着一个巨大的损失。明显的是他的政治和经济的计划是温和的，我断定我们能够对北美自由贸易条约达成一项合理的协议。但是，他是一个独立的民粹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 正如在南美洲和中美洲曾经让我们心烦的那些人一样。他将不会支持我们的对外政策，如同现在的政府所做的一样，这是真正重要的事情。已经足够清楚的是他将绝对不会向我们提供帮助以便变更政权，比如不论是在委内瑞拉，还是在尼加拉瓜。在这个意义上我要求您原谅，我要说的是显而易见的事情：特朗普对墨西哥的口头攻击，他修建隔离墙的建议“将由墨西哥人付款”，以及其他公开敌视的表现，都可能有助于解释奥布拉多尔的新党迅速上升。不要提及我们在这个国家新的安全政策长期以来的失败了，“反对毒品的战争”的军事化和以前的美国政府从80年代以来犯下的其他错误，特别是在经济政策领域的错误。麦克马斯特将军和其他人企图把奥布拉多尔和他的党的成功归罪于所谓的俄罗斯的干涉没有能够欺骗许多墨西哥人，尽管在本国对他们进行相当的博弈。

因此，我要求您在面对这类挑战的时候保持谨慎，不要点燃民族主义和反对墨西哥人的感情的激情，它可能改变在拉丁美洲选举争夺中的意义。21世纪以来从根本上说是左派高举国家主权和自决的旗帜，这在发展中国家是根深蒂固的信念，对这些事情人们有时候准备斗争和牺牲，它们有一个理性的基础。在一个国家民主没有主权将是非常匮乏的，在最好的情况下不必说它们的选举的完整性、司法制度的独立或法制国家都是他们渴望的事情。许多人将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增长率和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别的解释归因于国家主权的程度。但是华盛顿没有理解所有的这类信念，也不理解它在许多地方的居民中间扎根的情况。在那些我们最低估的地方我们已经面对最大的失败和被打败，从越南到伊拉克（这事可能正在到达中东）。

美国已经让忠实于它的盟国控制拉丁美洲的大多数国家

我们已经让拉丁美洲的大部分由忠实于美国的盟友控制：巴西、阿根廷、秘鲁、智利、哥伦比亚、洪都拉斯等。我们拥有13个国家的利马集团，它们已经要求对委内瑞拉强加金融制裁，仅在几年前这是非常不可想象的事情。在2009年洪都拉斯发生军事政变的时候，它没有使整个拉美政治阶层的领导人感到愤怒，听到谈论制裁，这就是拉丁美洲不干涉其他国家的事务的强烈传统。

这是本世纪第一个十年以来我们打出的牌最明显的成果。如果我们快速看现在的场景，这可能似乎是事情自然的秩序。但是我希望您没有理由这样看。我们在耐心外交的基础上耕耘这个微妙的“花园”，包括必要的公共外交，以便我们的信息和对所有不同类型的冲突的解释能控制大众媒体，有时候达到明显的一致。正如您将看到的，在结果是合适的时候我们对通过其他手段支持政治行动或提供资金也没有害怕过：在巴西和巴拉圭议会的政变；或是在委内瑞拉、洪都拉斯和海地的军事政变或其他类型的干涉。我们也借助我们的金融权力机构。每年我们通过国务院和国家民主基金会支出数千万美元，用于支持亲近美国的政治组织。（我可能在一份机密的报告向您说明我们做过的其他事情）但是这些不可能是在本地区的政治局面中我们主要的影响的机制。外交包括公共外交应当永远是第一资源。

可能是依靠站在我们一边的最大的国家的政府和多边机构（包括美洲国家组织、美洲开发银行甚至是在现在的南美洲国家联盟）的领导地位非常清楚地在我们的手里，在我们的盟国的手里，我们将实现自己提出的任何目标。但是由于奥布拉多尔（墨西哥当选总统）压倒性的胜利向我们表明拉丁美洲的左派离灭亡还很远。甚至在那些最近几年左派已经失去总统职务的国家，继续抈有一个很大比例的选票，更多地超过在20世纪曾经达到的比例。除了屈指可数的例外，这部分是由于这些力量掌权的时候对他们的选民不是坏事：在过去20年一种上升的趋势之后，本地区的贫困从2002年的44%下降到2013年的28%。

我们不知道下次衰退或经济危机何时到来，也不知道将在本地区产生怎样的冲击。在阿根廷马克里政府面对着深刻的经济问题，总统的支持率在很少的几个月里从50%下降到30%。巴西政府是非常不得民心的，面对罢工，失业的数字达到两位数，经济的增长非常缓慢。在地平线上潜伏着风暴的乌云，随着美国联邦储备紧缩周期的持续，在本地区资本的流动“会被榨干”，随之可能引起危机和衰退。

外交的耐心，实施软实力和培植联盟是我们最强有力的武器，以便减少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曾经呑没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的“玫瑰浪潮”。我真诚地希望能够保持和建设我们的成果。（作者马克·威斯布洛特是华盛顿特区经济和政策研究中心共同负责人和贾斯特外交政策的主席。著作有《失败:“专家”对全球经济的看法是错误的》一书）

（《环球视野》摘译自2018年9月6日西班牙《起义报》网页，原载《真正的新闻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