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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来，陕西周原景区用纣王和妲己做代言引发了广泛关注。应该说，纣王和妲己的确和周原景区没有多少关系，这种广告的代言出现也的确体现的是商业化对于文化和旅游的影响。但是，有些人在评价的这一事件时把板子打到了纣王和妲己身上，甚至把他们同日本鬼子相提并论。这其实同样暴露了当下“历史热”和“文化热”当中某些人的无知。
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以后不久，毛泽东主席便提出了要“给纣王翻案”的问题。其明确指出，纣王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得罪了商朝的上层人士，广大老百姓其实是很拥护他的，只不过商朝的上层人士纷纷叛变，才导致了商朝的灭亡：
【为什么纣王灭了呢？主要是比干反对他，还有箕子反对他，微子反对他。纣王去打徐夷（那是个大国，就是现在的徐州附近），打了好几年，把那个国家灭掉了。纣王是很有才干的，后头那些坏话都是周朝人讲的，就是不要听。他这个国家为什么分裂？就是因为这三个人都是反对派。而微子最坏，是个汉奸，他派两个人作代表到周朝请兵。武王头一次到孟津观兵回去了。然后又搞了两年，他说可以打了，因为有内应了。纣王把比干杀了，把箕子关起来了。但是对微子没有防备,只晓得他是个反对派，不晓得他通外国。给纣王翻案的就讲这个道理。纣王那个时候很有名声，商朝的老百姓很拥护他。纣王自杀了，他不投降微子是汉奸，周应该封他，但是不敢封，而封了纣王的儿子武庚。后来武庚造反了，才封微子，把微子封为宋，就是商丘。
（摘自毛泽东1959年6月22曰同吴芝圃等人的谈话,《党的文献》1995年第4期）】
毛泽东主席的这种说法是不是刻意标新立异呢？如果要是我们回顾以《诗经》和《尚书》为代表的上古文献中记载的西周灭商的历史，摒弃《封神演义》为代表的明清文艺作品当中的无稽之谈，就会发现这种说法虽然违反了旧统治阶级的正统主义，但是的确揭示了历史的真实。
一般认为，西周开始兴起就是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迁都到岐山下的周原开始的。原本周极其落后，甚至连个诸侯国也算不上。从古公亶父迁到周原之后，商王朝才正式认可了周的诸侯国地位。《竹书纪年》当中记载：
【武乙六年，邠迁岐周。命周公亶父，赐以岐邑。】
在《诗经》的《鲁颂·閟宫》当中认为，周人灭商的事业也是从古公亶父迁往周原开始的（古公亶父也称为“太王”通“大王”）：
【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剪商。】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认为古公亶父开始灭商的事业就是商朝正面硬杠。恰恰相反，其采取了通过古老的政治联姻手法来使周融入商的贵族圈子，从内部争得商朝上流社会的认同这种策略。
当时，古公亶父让自己的小儿子季历迎娶了商朝大贵族的女儿挚仲氏太任，周文王便是他们两人的孩子。之后，其便废长立幼，让季历继承了周的诸侯王位。这一做法是使周赢得了商上流社会广泛认同的关键步骤。后来季历在位时，周便在商朝贵族的支持下逐渐崛起成为西部强国。因此，这一次政治联姻也受到了《诗经》里《大雅·大明》的极高评价：
【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随后，商王文丁看出了周的勃勃野心，杀死了季历。但是这种做法并没有得到商朝上流社会的普遍认可，反而招来了不少批评的声音。文丁死后，其儿子帝乙为了争得商朝贵族的支持，兼之其不愿意和东夷和周两面作战，便又把文丁最宠爱的小女儿嫁给了新的周王，也就是周文王，当时称之为“西伯”。
表面上看，商朝重新获得了一个能够威慑西部的重要盟友，可以集中力量来对付东夷势力。但实际上，获得更大好处的是周，此后周文王逐渐控制了整个西部地带，而且其又非常擅长当时那个时代上流社会流行的占卜等巫术，在政治上与社会舆论上都取得了近乎可以同商朝分庭抗礼的地位。当然，这种做法也进一步让周朝和商朝的上流社会结合成了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甚至周文王本人也成了后来商纣王的姑夫。因此，《大雅·大明》强调这次政治联姻是“小邦”周代替“大邦”商获得“天命”的基础：
【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在洽之阳，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伣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
帝辛，也就是商纣王登基以后，力图重振已经呈现衰败之象的商朝。其对内大力改革内政，减少浪费巨大的祭祀活动，并且削弱无所事事的旧贵族权力，提拔来自受排斥的平民等新生力量，对外一方面积极武力征讨东夷势力，另一方面将西部渐渐崛起的周国首领，也就是自己的姑父周文王囚禁在羑里，让商朝出现了复兴的气象。
《史记》、《竹书纪年》、《左传》等古籍都认为商纣王最终释放了周文王，但今天有一些人提出新说，认为纣王杀掉了周文王。不过，如果要是我们还原下当时的历史环境，就会发现这种说法是不太可能的：商并不是秦汉以后的由君主一人统治的中央集权型国家，而是类似于后世的蒙古帝国那种部落联盟体性质的国家。在外部，商本身占有的领土有限，主要是有大量附属的诸侯国，彼此之间通过政治联姻结成了一个整体。在内部，商朝君主的权威也有限，特别是王室成员很大程度上享有君主也难以侵犯的特权。商纣王仅仅杀掉了比干，没有杀掉叔叔箕子，也没有杀掉哥哥微子启便是其中的一个旁证。因此，即使他想杀掉自己的姑父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很有可能导致本来已经强烈不满的商朝上流社会彻底倒戈。
当然，不管纣王杀掉了周文王没有，商朝的最后毁灭还是由于上层的倒戈。在商纣王最终平定了东夷祸患之后，周武王借商朝历经多年战乱，国力大大损耗之机与商朝开战。《尚书·牧誓》当中详细记载了武王伐纣的誓词，其中公布的商纣王罪状一共有三条，第一条是听信妇人之言，第二条是废弃祭祀，第三条是不任用亲族而任用被排斥的平民：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
且不说商纣王的这些做法对不对，这三件事看起来与西周毫无关系，为什么周武王却把它们作为讨伐商纣王时公布的主要罪状呢？答案很简单，周武王所集结的力量主要也都是商朝统治的联盟体当中的旧上层势力。《左传·襄公四年》当中记载，早在周文王时期就有不少原来归属商朝的诸侯国被周拉拢：
【文王率殷之叛国以事纣，四十余国。】
前面说过，商朝统治下的联盟体当中上流社会都是相互通婚的，因此周武王统治的军队将领当中很大一部分也和季历和周文王一样是商的亲戚，再加上还应该有微子启一类叛离商朝的贵族。因此，《尚书·牧誓》所指责的商纣王的那些做法的确严重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周武王一煽动，他们便斗志百倍。
关于武王伐纣结束之后的一些记录也可以看出类似的倾向。《逸周书》等古代文献中对于这一段历史记载大同小异，都强调周武王对于自焚的商纣王以及上吊的两位夫人极其残暴，亲自将他们的尸体斩首示众。但是其同时又表示，一切罪责都属于商纣王一人，而且主要罪责就是打压商国的贵族势力（古汉语当中“百姓”是贵族的意思，和现代汉语不同）。武王伐周不但不是针对商朝上流社会的，反而还要为箕子等人平反，进一步维护他们的特权：
【商纣奔内，登于鹿台之上，屏遮而自燔于火。武王武王乃手太白以麾诸侯，诸侯毕拜。遂揖之。商庶百姓咸俟于郊。群宾佥进曰：“上天降休。”再拜稽首。武王答拜，先入适王所，乃克射之，三发而后，下车，而击之以轻吕，斩之以黄钺。折，县诸太白。乃适二女之所，既缢，王又射之三发，乃右击之以轻吕，斩之以玄钺，县诸小白。乃出场于厥军。……尹逸策曰：“殷末孙受德，迷先成汤之明，侮灭神祗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显闻于昊天上帝。”武王再拜稽首乃出。立王子武庚，命管叔相。乃命召公释箕子之囚，命毕公、卫叔出百姓之囚。乃命南宫忽振鹿台之财、巨桥之粟；乃命南宫百达、史佚迁九鼎三巫；乃命闳夭封比干之基；乃命祖祝崇宾飨，祷之于军。乃班。】
因此，就上古文献的记载来看，商朝的覆灭的确是由于纣王得罪了上流社会，而不是他对人民群众有什么不好。毛泽东主席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为商纣王平反，的确是在还原历史的真实。
另外，毛泽东主席强调要为商纣王平反可能还有古为今用的意思。其相关谈话中强调即使老百姓拥护，上层当了汉奸也一样可能导致亡国。这恐怕是针对现实当中近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上层往往把个人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形成了买办资产阶级。民族独立甚至其中的一部分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这种观念仍然没有彻底改变。毛主席重新评价商纣王可能也多少有一些为现代人提供警示的用意，即强调领导人除了争取人民大众的支持以外，也要对亲西方的资本势力有足够警惕，以防止上流社会叛变当汉奸危害国家。
【鹿野，察网专栏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