击败德意志的墨西哥，也在夺取食物主权来捍卫自己的国家

　　玻利维亚的水权运动和墨西哥的玉米运动告诉我们，在新自由主义不断将生活必需品商品化的过程中，不同阶层、种族、城乡背景下的人们，出于相同的文化信仰、传统习俗、共同体认同、民族和国家身份认同，可以形成广泛的同盟，共同抵抗市场化的侵袭，捍卫本地的文化与社区。

　　作者 | 青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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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1月，成千上万名玻利维亚民众涌上街头，抗议政府将科恰邦巴(Cochabamba)市的水资源私有化。与以往的社会运动相比，这场“水权运动”具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抗议者不是来自某个单一的社会群体(如工人、农民、中产阶级)，而是由不同阶级、不同种族的民众组成的联合阵线。他(她)们跨越了不同群体间的社会区隔，组成了“饮水与生命联盟”，采取了占领广场、封锁道路、全市大罢工等集体行动，共同反对跨国公司垄断科恰邦巴的水资源，要求政府保障民众的用水权。

　　玻利维亚水权运动领导人之一的奥利维拉表示：“跨国公司想把每样东西都导入市场。对本地人来说，水并不是商品，而是公共财产。”在经历了4个月风起云涌的社会抗争后，玻利维亚政府不得不作出让步，宣布对科恰班巴的供水系统重新国有化。

　　无独有偶，墨西哥也经历了因生活必需品被过度市场化而激发的社会抗争。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实行，墨西哥的玉米价格越来越受到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2006年底，玉米价格大幅度上升激发了民众的普遍不满，一场“玉米抗争”应运而生。与玻利维亚的水权运动相似，这场玉米抗争也促进了民众间形成超越城乡壁垒、阶层隔阂的团结行动：不仅工会团体和农民组织采取了联合行动，甚至一些以前没有被组织起来的民众，如家庭主妇、家政工人、商人等也加入了这场行动。2007年1月，农民开着拖拉机、工人和城市居民从各地乘坐巴士纷纷来到墨西哥城的中心广场举行集会。迫于民众压力，墨西哥政府快速做出反应，采取措施调整玉米价格。

　　为什么两国的“水权运动”和“玉米抗争”能形成如此广泛的民众基础?为什么来自不同区域、不同阶层背景、不同种族的群体能够组成反对生活必须品过度市场化的联合战线?美国学者Erica S. Simmons的新书《有意义的抗争：拉丁美洲的市场改革与社会抗争的根基》(Meaningful Resistance: Market Reforms and the Roots of Social Protest in Latin America)为我们剖析了上述问题。Simmons是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政治学和国际研究的助理教授，本书是基于她的博士论文完成的，并获得了拉丁美洲研究学会2013年的马丁·迪斯金论文奖(Martin Diskin Dissertation Award)。

　　本书通过分析玻利维亚和墨西哥的“水权运动”和“玉米抗争”，探讨了水和玉米在物质生活和文化意涵层面对两国民众的重要性，展现了它们与当地共同体的建构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作者指出，对重要的生活必需品的过度市场化会深刻地影响当地社区和文化认同，从而引发民众的普遍怨恨和集体行动。本书也为我们了解在新自由主义背景下，社会民众如何反对将生活必需品过度商品化提供了新的视野。

　　科恰班巴的“水战争”：

　　“水不是商品，而是公共财产！”

　　科恰班巴是玻利维亚的第三大城市。由于地处高原、水资源稀少，基层民众一直面临用水困难的问题。1997年，陷入财政困境的玻利维亚政府为了获得世界银行的贷款，只好接受世界银行的要求，将科恰班巴市的水务私有化，引入跨国公司Aguas del Tunari。该公司在接管科恰班巴的水务系统后，立刻将自来水的价格提高30%-50%，有的地区水价甚至上涨100%。

　　更为雪上加霜的是，1999年，玻利维亚政府通过2029号法令，导致跨国公司垄断所有的水资源：公司不仅取得了科恰班巴市自来水的所有权，甚至拥有公共井水和私人井水的所有权。因而，村社的井水也需要安装水表以支付水费，甚至连储存雨水也需要得到批准。

　　上升的水价严重加重了居民的生活负担，当地民众平均月收入只有100美元，却需要支付每月不低于20美元的水费。不仅如此，跨国公司对水资源的垄断严重威胁了当地的居民的共同体和文化认同。Simmons指出，水的使用与当地社区和文化习俗息息相关。例如，长期以来，科恰班巴的农民在从公共水渠引水灌溉田地，会遵照约定俗成的惯例，例如祈祷、感谢土地母亲、按照一定的仪式打开和关闭取水孔、尊重他人的用水权等等。

　　此外，对水的使用、管理、维护也增强了地方共同体的内部纽带和组织能力。同时，取水点常常是当地的一个公共空间，居民可以在该地进行面对面的日常互动。作者认为，这一套日常的用水仪式、管理制度和日常习惯有利于构建“日常共同体”(quotidian communities)，即通过社会成员面对面的日常互动和联系而建构成的集体。

　　Simmons强调，水和日常共同体之间的关联是我们理解玻利维亚水战争的关键。值得注意的是，参与抗争的一部分群体属于比较富裕的阶层。与底层民众相比，他们的用水权和日常生活并没有因为水费涨价而受到威胁。但是，跨国公司对地方水权的垄断影响了地区共同体的纽带和运作，从而激发他(她)们加入抗争队伍。

　　此外，抗争的过程中也会形成“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即通过对共同文化、历时、习俗等认同而形成的集体。在水权运动中，一句常用的口号是“水属于科恰班巴人民!” 在这一论述中，“科恰班巴人民”的集体身份不断被强调，有助于居民团结一致，共同抵制跨国公司对居民用水权和共同体的侵犯。

　　墨西哥的“玉米抗争”：

　　“没有玉米，就没有墨西哥！”

　　在墨西哥，玉米不仅仅被视为一种普通的食物，而且是墨西哥历史、文化和墨西哥人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玉米的发源地，墨西哥种植玉米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在阿兹克特文明和玛雅文明中，都有“玉米神”存在。在玛雅神话中，人的身体就是用玉米做成的，墨西哥人即是“玉米人”。在传统村落中，玉米磨坊通常设在村镇中心，方便家家户户磨玉米粉，因而磨坊也成为人们日常互动的主要场所之一。

　　在当代社会，来自农村和城市地区的墨西哥人仍会庆祝与玉米有关的节日，市政府和城镇会组织有关庆祝活动，邻里群体和家庭则会在一起分享用玉米烹饪的食物。同时，玉米和玉米粉做成的薄饼仍然是墨西哥人的主要食物之一，深刻地影响了民众的日常生活。不仅如此，玉米文化还潜移默化地塑造了墨西哥的社会组织。例如，在玉米的种植和收获过程中，通常需要农民间的互助和协作，这种互换劳动的方式也培育了地方共同体的形成。因此，与玻利维亚社会中水的作用相似，玉米也是建构墨西哥“日常共同体”和“想象共同体”的重要媒介。

　　但是，墨西哥的玉米文化也受到新自由主义市场化的侵袭。1992年，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使得该国玉米价格日益受到国际价格的影响，出现大幅波动。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通过高额农业补贴压低玉米价格并向墨西哥倾销玉米，导致墨西哥的玉米价格一度大幅下跌，大量墨西哥小农破产、甚至自杀。相反，在2006年底，由于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上玉米价格大幅上涨，墨西哥国内玉米饼的价格也相应快速攀升。在短短几周时间内，一些地区的玉米饼价格从每公斤约7比索上涨到15比索。玉米饼价格暴涨增加了墨西哥居民的生活负担，也引发了社会团体的快速回应。城市的工会团体和农村的农民组织率先组成同盟，共同反对玉米饼价格上涨，要求政府进行干预。随后消费者组织、主要政党、家庭主妇、商人等也纷纷加入抗争群体。

　　与玻利维亚的“水权运动”相似，玉米抗争不仅吸引了底层民众的参与，也吸引了中产阶层甚至是部分富裕阶层。作者认为，这是因为玉米价格的上涨不仅不仅会影响民众的物质生活，而且会威胁他(她)们的国家身份、民族主义情感和当地的共同体，因而激发了墨西哥民众的普遍怨恨和团结行动，促成了具有广泛民众基础的社会运动的出现。在玉米抗争的过程中，民众打出了“没有玉米，就没有墨西哥!”的口号，说明民众捍卫的不仅是玉米的食用权，也是与玉米相关的家庭传统、民族文化和国家自主性。

　　水权运动和玉米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市场改革在不断加深生活必需品商品化的程度。盲目的市场化进程不仅会威胁民众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底层群体的基本生活，而且会损害民众文化传统、地方习俗和国家认同，对社会有机体造成伤害。

　　与此同时，反对生活必需品过度市场化的抗争已经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社会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阶层、种族、城乡背景下的人们，出于相同的文化信仰、传统习俗、共同体认同、民族和国家身份认同，可以形成广泛的同盟，共同抵抗市场化的侵袭，捍卫本地的文化与社区。这一基于广泛民众基础的社会抗争的出现是遏制盲目市场化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