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明确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如何防控金融风险，是个需要我们运用战略智慧、认真思考的问题。由美国挑起的贸易摩擦几乎吸引了国人眼球，但贸易摩擦背后还会有什么战略企图却是我们必须考虑的。在现代世界，真正对国家安全危害最大的是防不胜防的金融战。在应对贸易摩擦之际，应该看清美国对华战略已经发生重大调整的客观事实。
美国是全球金融市场霸主，金融规则制定者，金融工具的原创者，具有丰富的投机套利和阻击他国金融的实战经验。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我们必须运用全方位的战略思维，打好金融安全保卫战，一是国内金融发展模式要正确，国内金融风险要可控;二是对外开放的改革路径选择应正确。
防控金融风险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战略思路：一是积极防御;二是被动防御。被动防御表现为承认金融市场的基本现状、资源配置方向、利益格局关系，完全寄希望于加强监管来防控金融风险。但是，如果金融价值观出现问题，金融发展模式出了问题，金融不仅不会纳入服务实体经济的轨道，贪婪还会冲垮监管大坝。
因此，要贯彻落实中央防控金融风险的攻坚任务，就必须摆脱传统思维定式，开展主动防御：改革金融发展模式。把金融纳入服务实体经济轨道，限制金融自我循环,让金融回归本原。
改革金融发展模式，首先应该破除美国金融样板迷信。破除金融复杂化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然，市场愈益复杂的结构化、衍生品化、杠杆化是有效对冲风险、配置资源的必需之谬论。金融只要做好借贷双方、买卖双方、投融资双方的信用中介，为实体产业做好资源配置服务即可。
金融的本义就是资金融通，重点是为实体产业提供融资服务。应禁止金融中介参加金融交易、禁止杠杆交易、禁止为投机者套利对赌服务的金融衍生品交易，把金融交易市场严格定位为为融资活动提供流动性支持和价格发现的融资配套市场。金融是用来融资的，不是用来炒的。金融要重融限炒。
在美国对华战略全面调整大背景下，在坚持改革开放前提下，金融开放应是有管理的开放，管理重点是风险管理。
首先是开什么?怎么开?应该一切以国家利益为基准，以国家安全为底线。逐项实证分析具体开放项目和开放幅度，我们可能的获益内容与程度，我们的损失内容与程度，以决定开放与否、开放程度。
其次，金融开放应坚持平等开放、对等开放原则。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申请金融业务牌照，批准与否除必须符合中国法规条件之外，应该考虑在其母国中国金融机构相关业务牌照批设情况。批准任何国家在华同类金融业务牌照上限不超过对方国家批准的中国金融机构同类业务牌照数量。
第三，国家安全审查。作为经济动脉的金融业如果被外资干预和控制，国家的货币金融政策传导能力势必衰减，金融宏观调控能力将大打折扣甚至失效。遇到类似2015年那样的危机时外资金融机构借机从股市、期市、汇市等多个方面阻击套利。
因此，对于任何申请中国金融牌照的外资机构都要进行严格的国家安全审查。一是审查其股东、实际控制人背景以及该机构与母国军方或特殊部门的关联背景，盈利模式与构成，合规经营情况。二是拟投资的金融机构是否关系国家安全。如果申请者背景复杂可疑，或拟投资金融机构具有国家安全敏感性，应该一律否决。
为保护国家安全，在华外资金融机构和境外机构一律不得参与中国包括场内和场外的衍生品发行、创设和交易。不受理外资对冲基金申请相关金融业务牌照，境外对冲基金不得投资中国金融市场。
第四，重视金融规则话语权。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应是为我所用，因此按照什么规则就非常重要。我们必须按照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话语精神，规范来华金融机构业务活动范围。明确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只能从事有关金融中介业务，禁止自营交易活动。
第五，守住资本账户管制底线。在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的情况下，资本账户管制是我们的生命线，万勿自毁。要珍惜“中兴事件”的宝贵教训，不再幻想“美国信用”。
第六，预见和应对风险预案。伟大事业必须通过伟大斗争来实现，伟大斗争意味着我们前进的道路上必定会遇到强大的敌人和经历巨大的不确定性风险。我们制定某一项改革开放政策时，首先要对可能会出现什么困难和风险进行预判预研，在发布实施政策时同步公布可能出现的困难和风险防控处置预案，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不断评估检讨实施情况，动态调整政策，完善风险处置预案。
(作者是中国证监会深圳证监局原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