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末期中苏关系回暖，我们先后派了多批航空技术专家赴苏联交流，1990年4月，航空工业部组织601、626所的一批专家赴苏联新西伯利亚参加中苏气动、强度学术研讨会，我们在会上确定了深化中苏技术交流的一个大体意向。

但到了1991年8月，“8·19”事件爆发，苏联政局急转直下，当时我们驻苏的外事人员给国内紧急发报：叫技术口赶紧来人！

1992年初，俄联邦刚刚独立之际，航空工业部派601所所长谢思适带队的技术团队到俄罗斯洽谈一批在苏联时期的技术合作方案，当时穷的当裤子的俄方代表提出，他们有一批航空研究用的软件，可以打包成一个合集卖给我们，很急，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要价接近100万美元。

我们的技术人员跟当时驻莫斯科的王大使谈了一下，使馆方面觉得这TM简直是白送，在驻俄大使馆的协调联络下，我们立刻收到了国内发来的100万美元，把这批软件全部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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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俄罗斯军事方面的许多专家来华开展“学术交流”，俄罗斯当时通货膨胀的厉害，专家穷的叮当响，根本坐不起飞机，只能从莫斯科等地坐火车到赤塔，再从后贝加尔斯克过境满洲里，一帮老专家下火车的时候又冷又饿，都没个人样了。

但这些俄国专家都是空着手来的，许多宝贵的资料他们带不走，于是还是由驻俄使馆出面，在1992年第二次中俄学术交流会议上，以“借阅”的形式抄到了许多设计局的笔记、文稿和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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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初，俄罗斯米高扬设计局的总设计师别列科夫来华。当时正赶上611和132厂在搞“超七”，平方事件后美国拒绝跟我们搞合作，屠基达、马承麟等专家提出找老毛子。当时我们在俄国搞资料的动作受到了俄罗斯特务部门的注意，不得不收敛一些，中央决定不搞资料搞人才，人才头脑里的资料更重要。

于是在多部门的协调努力下，由驻俄使馆牵头，我们组织了多批苏联专家来华，光是歼击机方面，就有搞雷达的、搞武器的、搞战效研究的、搞航电的、搞结构的，人很不少。

当时航空工业部副部长王昂（就是当年的试飞英雄）特别指示，要给这批专家发现钞，周末组织他们出去买东西，食品、服装、家电等等，帮他们往俄罗斯寄，免去他们的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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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时，驻俄使馆就像国内推荐了一批苏联时期遗留下来，可以“为我所用”的技术产品，其中地效飞行器是现在比较有名的一个。

地效飞行器其实我们早就有，1978年船舶工业部在无锡的702所就搞过这东西，当时我们叫掠海翼船。后来看到苏联的“里海怪物”，我们才发现这东西居然可以做的这么大。随后，驻俄使馆、中航技驻俄办事处陆续寄回了多份从俄罗斯、乌克兰等地搜集来的资料，我们就开始搞一些论证工作。

到1996年，台海形势严重恶化，军队急的火燎眉毛，想起来地效飞行器，于是组织武汉船舶工程学院等单位开始搞（苏联时期在地效飞行器上安装过反舰导弹，海军觉得这东西可以打航母，同时也在研究用它来抢滩登陆），搞着搞着，越发觉得这东西效费比不如飞机，性能也不如当初预料的那么强大，605所、322厂搞的也不是很顺利。

到1999年的时候，搞出来两台小型的，在太湖上进行了试航，但继续研制需要2-3亿美元，部队不愿意投钱在上面，于是逐渐就废弃掉了。

当初我们搞地效飞行器胃口太大，一些领导提出了“双五百”的要求，即军用型全重500吨，能够运输坦克和装甲车；民用型载客500座，能投入民航（？）运营，实际上很难做到。俄罗斯“库尔斯克”核潜艇失事以后，我们还研究过用地效飞行器投入海上救援的方案，不过资金问题解决不了也就吹了。

2000年以后有一些日本企业来华考察过我们的地效飞行器，看了一圈没下定决心，走掉了，之后我们的地效飞行器研究就完全沉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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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中国驻俄大使馆，中国驻埃及大使馆也做了许多工作，最大的贡献就是搞到了“鞭挞者”。

1972年，林彪集团倒台之后，军事科研工作陆续恢复了一些，空军开始谋划歼-6的后续机型。当时歼-7、歼-8都搞得比较糟糕，机动性差，中低空性能不能满足空军需求。更重要的是朱宝鎏同志从越南考察空战回国，介绍了越南空军的实战经验，认为绝大多数空战都发生在3000-8000米高度，要求中低空机动性好，动力系统推重比要高，能进行导弹空战。当时瞄准美国最新式的F-16，决心搞歼-13。

最大的麻烦是发动机，当时比较有希望的是歼-6垂直起降型上安装的发动机，是涡喷-6的改进型，比基本型推力大10%左右，提高实在有限，难堪大用。

同时我们还从奥地利得到了一个原纳粹德国航空专家的方案，他在从苏联获释之后辗转到埃及搞教练机，后来埃及方面又不要他了，他回奥地利到处推销他设计的发动机，最后到了我们手上，还把他本人接了过来，三机部副部长段子俊亲自接见了他。经过研究，我们认为他的方案并不先进，推力不小、油耗太大，而且只有图纸，没搞出样机，所以也不可靠，我们之后出一点钱买下来他的图纸和数据作为参考，就把他打发回去了。（这一情况是顾诵芬总师的回忆文章介绍的，实在是非常戏剧性，哪位朋友了解可以详细介绍一下）

1976年11月，910发动机地面试车又有起色，我们很振奋，但901发动机太大，机身横截面直径接近1.5米，安在歼击机上比较困难，但也只能硬着头皮干下去。

没想到，1978年我们对外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埃及愿意把手上的MIG-23交给我们，驻埃及大使馆方面做了非常周到的安排，要求国内立即派人来接飞机。以112厂副厂长唐乾三带队的接收组于1978年7月秘密抵达埃及，与访问欧洲期间“恰好”抵达埃及的张爱萍将军汇合，并在使馆武官孙丕荣和埃及空军代表的带领下到机场看到了MIG-23。

我们的接收组花了一整天时间全面检查了飞机的各项情况，着重检查了飞机雷达和瞄准具。第三天就安排拆卸飞机装船回国，驻埃及大使馆还安排对飞机和船进行了伪装。其中，使馆武官孙丕荣同志非常负责任，继续与埃及方面交涉，最终拿到了包括飞行手册在内的一大批资料。

接收组主力没有随船活动，而是稍后随身携带资料乘坐日航班机飞抵巴基斯坦卡拉奇，再搭乘埃塞俄比亚航空的飞机飞回北京。

MIG-23轰动了全国航空界，经过细致分析，我们认为：

1.MIG-23的变后掠翼很不灵活，付出的结构重量代价太大，中低空在中等后掠翼时机动性略强于歼八，高空高速则远不如歼八；

2.MIG-23的图曼斯基R-29-300发动机实在是太好了，比中国现役和在研的一切发动机都优越的多，重量轻、尺寸小、耗油少，令人称奇，随后我们利用这个仿制了涡喷-15。

1981年小平同志调研空军，很关心空军的装备建设，为我们到西方取经开了大门。之后葛文墉到法国试飞了幻影-2000，回来后很难过的跟我们讲：除非幻影的飞行员犯严重的错误，否则我们一点儿机会也没有，几乎不可能把人家打下来。雷达、航电、武器系统都强得多，像导航系统，歼八飞行员还要看时钟、罗盘、地图和速度表，而幻影已经完全计算机化了。

听了葛文墉的话，国内科研战线已经很清楚，歼-13怕是没什么希望了，太落后了。

1982年空军组织新歼击机选型，601拿的是歼-13，611拿的是歼-9鸭式方案，320厂陆孝鹏提了一个变后掠翼方案，最后海军、空军、总参一致支持611的鸭式方案，601的歼-13宣告歇菜。

至于后来侧卫来华盘活601，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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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大家对中苏/中俄军事技术合作这么感兴趣，那就补一个中俄发动机合作的故事吧。

1989年11月，苏联中央流体力学研究院副院长波尔塔维奇、苏联中央航空发动机研究院（CIAM）副院长兼总体部主任霍茨夫等三人到624所（中国燃气涡轮研究院）访问，我方人员非常热情地招待了苏联代表，并带他们参观了我们研究所的许多设施，苏方代表说我们的研究所“很不错”，得到世界第一流发动机专家的称赞，我们的技术人员还很是自豪了一阵。

1989年12月18日，航空工业部组织访问团赴苏考察发动机。访问团参观了苏联中央航空发动机研究院和莫斯科航空学院，CIAM的奥格罗德尼科夫院长热情地接待了中国同行，并非常直爽地拒绝了我方关于中苏联合开展高性能发动机研制的提议。

在参观莫斯科郊区杜拉耶夫的CIAM试验基地时，我方专家花了两天时间参观和研究苏方的高空台，并被苏联研究所庞大的规模、先进的设备所震惊，原来人家夸我们“很不错”只是客气客气，我们的研究水平跟人家比差的远呢。

在访问期间，随团行动的航空工业部外事局王淑卿同志发现莫斯科气氛很不正常，此时正值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政府倒台，苏军调兵遣将，莫斯科的大路上经常能看见成队的坦克、装甲车和大卡车，同行的访问团成员都隐隐的感觉到不安。

结果就在1991年，苏联宣告解体，访问团的预感应验了。

新成立的俄联邦日子很苦，此前显得异常高冷的俄国航空发动机工业对我们简直殷勤备至，1992年11月俄罗斯航空工业部副部长邱依柯率团访华，确定了中俄航发合作的初步意向；1993年1月克里莫夫设计局专家团来华，就共同开展中推研制进行谈判，但因为价格问题没谈拢；1993年末俄罗斯航空工业代表团再次来华，签订了一大批技术转让合同，中国航空发动机事业由此前进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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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27引进期间的一些轶事

1984年，美国披露了他们卫星拍摄到了一种新型苏联飞机“拉明-L”，也就是后来的SU-27，这个情况我们马上就了解到了，还做了相关的研究，只是当时根本没想到我们会引进这款飞机。

80年代末中国空军的处境相当不妙，由于平方事件的影响，西方断绝了和我们的技术往来和军火交易，一度寄予厚望的“八二工程”也无奈告吹，空军提升装备水平的努力陷入了僵局。更严重的事，我们已经从多种渠道获得了台湾研制“经国”战斗机的一些具体情况，空军研判的结果是吊打歼八，台海空中力量对比正在向不利于我的方向变化。

1989年春节刚过，空军司令员于振武同志主持召开座谈会，空军方面向科研战线询问了引进外国飞机生产线的可能性及一些技术问题，并小范围通报了空军组团赴苏联考察飞机的情况。

1990年，空军科研部部长张鹏和英雄试飞员葛文墉等赴苏联考察SU-27。考察团成员在参观了苏联空军SU-27编队、弹射救生设备和电传飞控之后，痛感我们技术的落后，SU-27的引进速度进一步加快。

1993年初，一代传奇设计师西蒙诺夫来沈阳调查我们的生产能力，但此人性格霸道，且对我们很不友好。我方大摆筵席接待西蒙诺夫一行，在酒桌上谈到了中国正在进行的军转民工作，西蒙诺夫故意说，你们中国军转民做的最好的就是慈禧太后，把海军经费拿来修宫殿，那天的宴会当然不欢而散，许多俄国朋友感叹因为西蒙诺夫的搅和，酒没喝好。

1993年5月，中央派遣规模很大的访问团到苏联，研究引进SU-27战斗机的最后事宜。我们趁此机会集中601所、112厂和总参情报部门的同志，把俄罗斯航空工业整体摸了一遍，看还有什么洋落可捡。

此行参观了苏霍伊设计局、伊尔库斯克飞机制造厂、莫斯科礼炮发动机厂、莫斯科第三仪表厂等一大批军工企业和科研院所，研究了SU-24、SU-25、MIG-31等一批先进飞机的情况，但我们资金有限，只能优先保障SU-27，其他一些不很紧迫的项目只能搁置了。

当时空军对苏军空地导弹和战斗轰炸机的技术很感兴趣，因为打台湾用得上，但俄国方面要价很高，死活不愿意松口。我们后来另辟蹊径，在俄罗斯只买SU-30，其他的机载设备、技术和武器弹药改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引进，绕开了俄罗斯方面，省钱的同时挑了一批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