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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木:青藏高原与中国整体安全
送交者:  2017年06月09日16:01:52 于 [世界军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内容提要:青藏高原对于中国具有独特而巨大的地缘政治意义,它辩证地展示了:(1)青藏高原与中国整体安全的关系;(2)以西藏为重心的中国边地与中国中央政府的关系;(3)中国与南亚次大陆及中亚伊朗高原国家的关系。不仅如此,青藏高原还对联结中国与世界的“一带一路”关键线路安全有着无与伦比的保障作用。从青藏高原之巅俯瞰,古今丝绸之路从亚洲由东迤西伸向欧洲。至其中腰,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就像环绕青藏高原南北的两条彩带,而屹立其中的青藏高原则像护卫沿两条丝路来往人民的冲天石堡。1950年1月2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等,强调“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中国因拥有青藏高原而独有的地缘政治优势在世界各国中是绝无仅有的,中国也因此不用任何领土扩张而用与沿岸国家合作的方式就可以将其经济政治影响力推进到印度洋,并以此优势护卫经此路线的“丝路”利益。

青藏高原1在中国地缘政治结构中具有着如何高估也不为过的意义。在这方面,西方学者有较多提及但缺少系统研究的话题,在中国则是一个全新的话题,需要中国学者以中国视角对其加以认真研究,以服务于“两个一百年”的伟大目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 青藏高原及其地缘政治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 2据古地理资料,在距今17亿年以前,整个亚洲还是汪洋一片。此后,亚洲地壳发生了“中岳运动”:今中国华北和东北、天山一带零星出现古陆。距今6亿年时发生了“震旦运动”;继而“加里东运动”(距今约4.1亿年)和“华力西运动”(距今约2.3亿年),整个华北秦岭、祁连、柴达木、塔里木及整个亚洲北部(含西伯利亚)都成为陆地(劳亚古陆);约在2亿年前,印支陆块(也有人称“扬子陆块” 3)与中朝陆块缝合。是时,除青藏地区及南亚次大陆还处在海洋状态外,亚洲大陆已呈今之地貌。

然而,对中华先民的生存环境影响最深刻的是距今8000万年欧亚大陆发生的“燕山运动”和距今1000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是时,由于印度板块从赤道以南俯冲过来与欧亚大陆相撞,引起青藏高原及喜马拉雅山脉迅速隆起。

青藏高原地形(图片来源: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中、晚更新世“陆表三级阶梯地形更加显著。青藏高原继续迅猛隆起,上升幅度达1000~2500米,随着地势升高,气候逐渐向寒冷、干燥的方向发展。大冰期降临时,气候更为严寒,喜马拉雅山脉、冈底斯山脉、喀喇昆仑山脉、唐古拉山脉等,在海拔4000~5000米处已是银镶玉砌,冰川广布了” 。4这种现象与《淮南子·天文训》中说的“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 5形势相吻合。原来的海水从南亚东西两侧逐渐退去。由于印度陆块抬挤亚洲大陆形成今天中国西高东低、三级——若考虑到被淹没在东海、黄海之下深度50~200米、面积约110万平方千米的水下浅海平原6,应分四级——落差的地理形势。

青藏高原的存在,给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以巨大的影响,也留给中华先民以巨大的地理想象空间。古人不知有青藏高原,只知有昆仑山7;或将青藏高原混称为“昆仑山”。魏源《海国图志》称昆仑山为“众山太祖”8,是居欧亚大陆之中的“万山之祖”和“万国孔道”:

儒言昆仑,释言阿耨达,皆居大地之中。9

知阿耨池,则知河源,知河源,则知昆仑据大地之中,当万国孔道,且汇巨浸于万仞峰颠,分注四大海,宇内断无其匹。10

(昆仑)山居东西正中,虽译名不同,而宇内高山独推亚细亚洲,为欧罗巴洲各山所不及,谓非葱岭而何?以万山之祖当万国之中,谓非昆仑而何?11

夫中华在葱岭之东,则山脉自西来,愈西愈高,高至葱岭而止。西洋在葱岭西,则山脉自东往,愈东愈高,亦高自葱岭而始。12

青藏高原是长江的发源地。青藏高原北起昆仑,南抵喜马拉雅,东自横断山脉,西至喀喇昆仑。西藏高原是青藏高原的主体部分,面积100多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4000米,位于亚洲大陆的西南部,东临中国四川,西连克什米尔高原,北靠昆仑山—唐古拉山脉,南部横亘着平均海拔6000米以上的喜马拉雅山脉。西藏高原的主体部分在中国西藏自治区境内。中国西藏阿里地区是西藏高原的核心部分,也是喜马拉雅、冈底斯等山脉相接之地和雅鲁藏布江、印度河、恒河的发源地。青藏高原是全球海拔最高的高原,素称“世界屋脊”。

“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 13西藏高海拔  与不宜于农耕生活的地域特点使其与中原文明继而与世界现代文明相对隔绝,新的生活方式在西藏地区推进极为缓慢,这既不利于西藏地区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以及由此产生的日益扩大的社会分工,同样也不利于历史上中国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有效管理。

青藏高原对于中国更多的还在于它所拥有的独特而巨大的地缘政治意义,它辩证地展示了:(1)青藏高原与中国整体安全的关系;(2)以西藏为重心的中国边地与中国中央政府的关系;(3)中国与南亚次大陆及中亚伊朗高原国家的关系。

山地之难在于攻,平原之难在于守。形胜之地,当在平原与山地间保持合理的比例。不同的山地比例对地区安全及由此形成的区域政治,往往起着不同但又非常重要的调节作用。山地既是平原的障碍,又是平原自卫的要塞。平原若有恰当比例的山地环绕,则会造成更有利的防御条件和更好的安全保障。古今大至长城,小至碉堡,都是平原防御人为设置的“险山要塞”。存在于无障碍大平原地带的国家处四战之地,攻易守难。这样的地形有利于国家——比如蒙古帝国——扩张而不利于节制,这使得其中很少有国家能够通过扩张——过度扩张会透支其国力并使其加速衰落——长期实现对整个地区的单一统治;与此相反,无障碍大平原,如果其物质资源足够丰富的话,其地缘政治条件有利于多种战略力量平行共存和均势对抗。

比如西汉时一个蒙古高原就可容纳匈奴、乌孙、大月氏、康居等部族力量平行共存;一个东北大平原可容纳夫余、肃慎、挹娄、乌桓、鲜卑等部族力量平等共存;欧洲平原占欧洲总面积的60%以上,其丰富的资源得以容纳多种(比如法、德、俄等)战略力量长期平行共存和均势对抗,但这恰恰又增加了欧洲地区政治板块统一的难度。中国山地占中国土地面积的2/3,这样的地形有利于民族国家的主体性和统一性在同一地区合二为一地存在。1964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与金日成谈话中提到罗马尼亚,说:“中国地势比较完整,东面是大海,西面是高山,统一起来帝国主义不易进来。”14

随青藏高原的快速崛起,中国平原地带进入山地的怀抱。如果将与之连体的帕米尔高原即中国古代所说的“葱岭”考虑在内,横亘于中国西部的青藏高原犹如一道拱形垂天石盾,使中国地缘政治结构有了外敌西不能进,东不能攻,而我人民则西可“依山”,东可“傍水”的优势15,中国由此避免了欧洲大平原上那随时背腹受敌的四战困境。

中华民族总是幸运的:在远洋技术尚不发达的古代,中原人民背靠大海有力抵抗着来自西北铁骑的南犯;在远洋技术兴起,西方列强和日本帝国主义从东部海陆侵犯我中国时,我们又有青藏高原的庇护,在这里中华民族聚集起二次反击的力量,并最终赢得反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那么,可以断定,在未来相当的时期内,青藏高原对中国安全的终极保护作用是不会改变的。

青藏高原的迅速崛起也对中国与南亚次大陆国家的地缘政治关系产生了有利于中国的影响。横亘于南部平均海拔6000米以上的喜马拉雅山脉,使中国西南边界与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板块形成极为巨大的海拔落差,在两千余里的中印边界上形成一道印度无法越过遑论大规模北上的巨大屏障。

如果没有这道屏障,公元前4世纪从希腊半岛东来的亚历山大(公元前356年—前323年)的远征就不会在印度河停止,公元7世纪崛起于阿拉伯半岛的阿拉伯大军远征的方向可能就不会是当时还很贫穷的欧洲查理曼帝国,而是已十分富饶的东方大唐帝国——事实上它已被高仙芝大军阻挡在大唐西境之外。

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当年打到印度河边的亚历山大大帝(the Alexander the Great,356—323 BC),如果没有这道天然屏障,那今天中国云南文化中可能就会有希腊文化的色彩。

青藏高原这种北缓南陡的地形使西藏地区与中国中原政权发生天然联系而不与南面的南亚次大陆国家联系遑论冲突,这使西藏天然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同时还使中国在不需要巨大国防投入的条件下在西南方向天然获得了居高临下的地缘优势。阿里地区位于中国西南边陲,东起唐古拉山以西的杂美山,与那曲地区相连;东南与冈底斯山中段的日喀则市仲巴、萨嘎、昂仁县接壤;北倚昆仑山脉南麓,与新疆喀什、和田地区相邻;西南连接喜马拉雅山西段,与克什米尔及印度、尼泊尔毗邻。

在巴基斯坦和缅甸从英印统治下获得独立后,印度与中国的关系从地理上反倒有了和平的保证。纵观两千多年中国版图,其伸缩变化最小的就是西南中印边境,究其因,非不为也,实不能也:北面下去不可继,南面上来守不住。正因此,当年走向印度河上游的亚历山大和成吉思汗(1162年~1227年)都放弃了进入印度的计划。

最能够说明中印之间这种因地理环境造成的和平交往规律的案例,是崛起于公元7世纪的吐蕃王朝。该王朝历时200余年,其统治范围最广时西起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与大食(即兴起于西南亚地区的阿拉伯帝国)接壤,东至现今甘肃省陇山、四川盆地西缘,北起天山山脉以南、居延海,南至青藏高原南麓与印度次大陆北部的喜马拉雅山脉(海拔8000多米)与天竺(今南亚次大陆)接壤。

崛起于西藏山南地区并迅速向北扩张的吐蕃王朝,曾强大到几乎可以和中原唐王朝“谈婚论嫁”,即使如此,吐蕃王朝的边疆也“不从这个根据地向南方的印度发展”,而是“越过他们领土中最荒凉、最困难的漫漫地区,向中国西部及中亚发展”16,同期吐蕃王朝的南境也没有受到南方印度的侵略;与中国西域相反,此间中印之间留下更多的并不是冲突,而是唐玄奘西去天竺国取经的和平佳话。对此,拉铁摩尔解释得比较有力,他说“在西藏地区,山岭代替了长城”17;麦金德对西藏的地缘政治优势看得清楚,他说:

印度、蛮子18(或中国南部)一度受到举世无双的西藏屏障的保护;这一屏障的功效,除掉撒哈拉沙漠和极地冰块以外,在世界上或许是无与伦比的。19

如果说西藏与印度之间有着一道无法逾越的“长城”20,那么,西藏的稳定则与整个西域从而与整个中国的全局稳定——通过北面的南疆和东面的川康地区——有着重大的联动关系。

二 西藏问题是中国安全的全局问题

青藏高原是中国大地上隆起最快也是最高的高原。它不仅对中国自然气候产生巨大影响,同样也对中国政治气候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尽管中国西藏南线边境在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变迁中几乎保持着恒静状态,但青藏高原发生的所有重大事变却都牵动着中国整个西域继而中国全局的稳定。

首先,北缓南陡及海拔自西向东缓慢下落的地形将西藏北与蒙古、新疆、青海三地,东与滇、黔、川三地连为一体,其中任何一方面的动荡都会与西藏牵一发而动全身。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准噶尔部入侵西藏,清朝遂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和五十九年(1720年)两次发兵进藏。康熙从整个西域政治稳定的视角来总结这两次军事行动的意义:

前遣大兵进藏,议政大臣及九卿等俱称藏地遥远,路途险恶,且有瘴气,不能遽至,宜固边疆。朕以准噶尔人等,现今占取藏地,骚扰土伯特、唐古特人民,再吐蕃之人皆近云南、四川一带边境居住,若将吐蕃侵取,又鼓动土伯特、唐古特人众侵犯青海,彼时既难以应援,亦且不能取藏。21

康熙认为,西藏乱局将会联动四川、云南、青海等地区,此边地连为一体,其对全国的稳定将产生绝大的威胁。康熙认识到这一点绝非偶然,因为清兵入主中原之前就采用“取北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仆”22的策略,曾与藏、蒙等地方势力联手串通、结盟,以至软硬兼施,最后成了反明势力的盟主。

1616年,建州女真部首领努尔哈赤建立后金,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1644年摄政王多尔衮率领清军入关,同年顺治帝迁都北京,从此清朝取代明朝成为全国统治者。“清前期与西藏同为地方政权,清朝派人去西藏,宣扬它信奉佛教和对西藏佛教的特殊崇敬,显然是为了维护它刚刚建立起来的封建统治,联络蒙藏,壮大力量。” 231639年(清崇德四年)清入关建立全国统治前夕,清太宗皇太极派人专程去西藏,致书西藏受“白教”迫害的“黄教”僧俗领袖土伯汗和五世达赖罗桑嘉措,表示愿支持黄教。

1641年(崇德六年),五世达赖和四世班禅罗桑曲结联合密招厄鲁特部顾实汗率兵入藏,推翻噶玛政权,建立了和硕特蒙古和西藏黄教联合统治的噶丹颇章政权24。

1642年(清崇德七年),西藏地方派出的伊拉古克三和戴青绰尔济为首的友好团也到达盛京,其中就有黄教僧侣集团的领袖人物和硕特部顾实汗(亦译固始汗)25。满清入关前扶持黄教在西藏建立统治政权为清王朝入关后稳定西藏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以至乾隆皇帝将皇太极指定专用国号“满洲”26的定义也与西藏佛教相联系:

曼珠帝出震东方。国号满洲清字本作满珠。我国家肇基于东,故西藏每岁献丹书皆称曼珠师利大皇帝,盖曼珠音近满珠也。27

1645年(清顺治二年)即满清入主北京的第二年,西藏实权人物顾实汗便派出他的第六个儿子多尔济达赖巴图尔台吉到北京,表达了和硕特蒙古对顺治帝的归顺意愿,此后,顾实汗和五世达赖几乎每年谴使北京,贡使不绝。“蒙藏僧俗贵族互相支持,互相依赖,使和硕特汗王在西藏的统治持续数十年之久。” 28此外,清入关前,漠南蒙古已归附清朝,喀尔喀蒙古和厄鲁特蒙古各部也与清朝维系着极密切关系。后金天聪八年十月二十七日,清太宗征察哈尔刚回来,就在其父努尔哈赤的灵前祭告说:

臣自受命以来,夙夜忧勤,惟恐不能仰承先志之重,凡八年于兹矣。幸蒙天地鉴臣与管八旗子孙等,一德同心,眷顾默佑,复仗皇考积累之业,威灵所至,臣于诸国,慑之以兵,怀之以德,四境敌国,归附甚众。谨述数年来行师奏凯之事,奉慰神灵。乃者,朝鲜素未输诚,今已称弟纳贡。喀尔喀五部举国来归。喀喇沁、土默特以及阿禄诸部落无不臣服。察哈尔兄弟,其先归者半,后察哈尔携其余众,避我西奔,未至汤古忒部落,殂于西喇卫古尔部落打草滩地,其执政大臣率所属尽来归附。今为敌者,惟有明国耳。29

但是,清王朝与边地地方政权的这些关系在入关前后是有本质区别的。入关前,它们更多地是为了乘明朝衰落之际蚕食明朝疆土、扩大各自地盘的政治需要。清入主中原并成为全国的统治者后,满清的地方利益便与中国整体利益融为一体,清朝统治者开始从中国全局而不是像以前仅从满清的角度来认识和处理与边地的矛盾并与昔日的边地盟友拉开距离,以至对于影响国家统一的边地势力不惜兵戈相向。

明乎此,也就明白了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治藏实践最有成效、治藏经验最成熟的不是汉人政权而是元、清两届崛起于北方边地的蒙、满少数民族建立的中央政权。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中国西域动荡最激烈的时期,而这全局性大动荡多有西藏反清势力插手。

清政府军征伐准噶尔

清康熙十年(1671年),准噶尔部首领僧格在内讧中被杀,消息很快传到西藏,噶尔丹在西藏僧俗上层全力支持下,日夜兼程返回准噶尔,夺取准噶尔最高权力。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春,康熙皇帝作出撤藩的决定。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三蕃随之作乱,为时八年,祸乱整个江南。

噶尔丹利用康熙西南平叛、无暇西顾之机,大肆扩张,准噶尔确立了在天山南北广大地区的有效统治。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七月,噶尔丹领兵3万,迫使吐鲁番、哈密臣服,准噶尔势力已伸展至甘州(今甘肃张掖)一带,同年,达赖喇嘛五世应噶尔丹之求,擅授“博硕克图汗”号。30清康熙二十四年至二十七年(1685~1688年),中国军队为收复领土雅克萨,对入侵的俄军进行了两次围歼战。

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沙皇俄国为了从西面牵制康熙,怂恿和支持噶尔丹进攻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部,继而进军内蒙古乌珠穆沁地区(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西乌珠穆沁旗),威逼北京。康熙又三次率军亲征,于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的“乌兰布通之战”(今内蒙古克什克腾南)中将准噶尔部击溃,噶尔丹败退至科布多(今内蒙古吉尔格朗图)。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在“昭莫多之战”(今内蒙古肯特山南)中,噶尔丹的主力军被清军彻底击溃,部众纷纷叛离。次年噶尔丹病逝。

清雍正五年(1727),西藏噶布伦阿尔布巴串通准噶尔部31阴谋叛乱。与康熙一样,雍正也是从西域全局的角度考虑发兵平叛问题,十一月十一日,他在鄂尔泰奏折上朱批:

西藏、谆噶儿32之事,比不得安南33、鄂洛素34海外诸国。四十八旗、西海、喀尔喀等蒙古人心系焉。谆噶儿事一日不靖,西藏事一日不妥;西藏料理不能妥协,众蒙古心怀疑二。此二处实为国家隐忧,社稷生民忧戚系焉。35

雍正将出兵西藏问题放在整个西部即“四十八旗、西海、喀尔喀等蒙古人心”稳定的全局中考虑。清雍正五年四月初八日,雍正谕旨内阁:“蒙古之人,尊信佛教,惟言是从,故欲约束蒙古,则喇嘛之教亦不轻弃。” 36这意思是说:蒙古人不安静,可以用喇嘛教抚绥,而要利用喇嘛教,就不得不注意西藏问题。注重喇嘛教,首先要笼络教王达赖。史学家冯尔康认为“雍正在处理西藏问题时,兼顾准噶尔问题,是正确的。”37

“夫解杂乱纠纷者不控捲,救斗者不搏撠,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耳。”38在当时,发生在新疆的准噶尔问题既是新疆、蒙古问题,也是西藏问题。为此,自唐始,中央对新疆的控制重点一直放在南疆地区:控制南疆既抓住了新疆稳定的关键,又截断了疆藏分离势力间的互动联通。39同样的道理,抓住西藏,也就抓住了中国整个西域的重心。

在西藏问题上,我们不仅要知己,更要知彼。我们说西藏问题是中国安全的全局问题,这不仅是中国视角,同样也是西方反华战略的视角。

二战结束后,美国将西藏地区与所谓“共产主义扩张”联系起来,开始注意西藏问题。一部分美国驻印大使馆官员就提醒美国政府注意西藏对于“遏制共产主义势力”的战略地位。  

1949年1月,中国国共战场上的三大战役40基本结束,中国共产党取得了绝对的胜利,国民党政权面临土崩瓦解。美国驻新德里大使就提出报告,建议美国国务院“根据亚洲正在变动的情况重新审议美国对西藏的政策”,其理由为:

1.如果共产党控制了中国本部,西藏将是亚洲大陆仅存的为数不多的非共产主义堡垒之一。外蒙古已经独立。共产主义在缅甸的影响很大,而且正向新疆和内蒙古渗透。西藏因此将具有意识形态和战略上的双重重要性。

2.如果西藏拥有抵御共产党渗透的能力——而驻新德里的使馆认为西藏似乎确有些能力,将西藏当作独立的实体,而不是继续当作已被共产党统治的中国的一部分符合我们的利益。

3.西藏政府相对稳定。人民天性保守,笃信宗教,他们具有反对与佛教信条相冲突的共产主义的倾向。达赖喇嘛的权威远远超出了西藏之外,对信仰藏传佛教的尼泊尔、锡金、不丹、蒙古等地的人民也有号召力。

4.中国政府现在无法断言享有对西藏事实上的有效管辖权——并且目前看来,它也不太可能再申张这种权威。

5.西藏日益显示出同外部世界建立商贸及其他联系的兴趣。务必使他们同外部世界建立关系的努力面向西方而非东方,这符合我们的利益。41

1949年4月12日,美国驻新德里大使亨德森致电国务卿艾奇逊:“共产党对西藏控制的扩展反过来会影响美国对抗全球共产主义的全面立场。首先,共产党控制的西藏会对南亚尤其印度等非共产主义地区构成严重威胁。按照目前西藏和印度之间的条约安排,西藏人获准不需要任何旅行文件就可进入印度。因此,如果在西藏建立了共产党政府,这个地区将为共产党代理人渗透印度提供一个意义重大的基地。”42 亨德森“实质上提议,假使共产党成功控制了整个中国,或者出现了具有同等重大影响的发展,我们实际上应当准备将西藏当作独立的实体对待” 43。

7月2日,美驻印大使亨德森再致电提醒艾奇逊,“由于当前中国和南亚的新发展,我们再次冒昧建议重新考虑我们对西藏的政策”,建议“(1)我们努力安排派往西藏的代表团不迟于9月1日到达拉萨;(2)这样的代表团应由重要而且外交经验丰富的美国人率领,随员应当外事经验丰富;如果代表团与西藏政府的关系发展顺利,代表团中少数人可以无限期留在拉萨。” 44亨德森还向国务院申述了提出上述建议的理由:

(1)共产主义在中国本部胜利以后,西藏的发展对于中国以外的亚洲大部分地区意义重大;因此,在拉萨派驻我们的观察员似乎是有利的;(2)我们认为,我们不应继续无视在亚洲将来事务中很可能扮演重要角色的国家和人民;(3)适当的观察员能够成功在西藏人中创造友好气氛,这种气氛在一定的时候也许非常有用;(4)现在正是我们努力维持与西藏的非正式关系的时候,因为通过已经不起作用的中国国民政府接近西藏政府显然是无意义的尝试,而且我们与其他政府没有关系。如果我们与有效控制中国本土的政府建立了关系,直接非正式地接近西藏政府将非常困难。45

在这里亨德森实际上是在暗示美国政府在国民党政府对西藏失控而共产党政府尚未接管西藏之际,迅速插手西藏并为将西藏从中国主权中分离出去做好准备。他提醒国务院注意“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或‘宗主权’”的区别,认为“一般来说,与‘主权’相比,‘宗主权’暗指中国的管辖权较少,西藏自治权较大”46。1949年7月8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即将离任回国前写信给艾奇逊说:“我们希望建议新德里使馆今夏向拉萨派出小型代表团(国务院7月5日上午1时传阅电报信息)。

广州政府对西藏的管辖权已经不存在了,我们赞成在同中国共产党政府建立关系之前,采取任何具有承认西藏自治地位的行动。” 477月28日,艾奇逊回复亨德森的第503号电文肯定了驻印度使馆的建议“做出的贡献”,称国务院目前正在考虑“暗地派出代表团的可能性,国务院会重视你们的讨论” 。48此事后因“目前印度实质上垄断了西藏的对外关系” 49,美国如派代表团赴藏,“情况将变得复杂”而作罢。

尽管如此,美国国务院还在第889号电文中敦促美驻印度使馆“借机利用共产主义对西藏的威胁来强调来自共产党中国的危险危及了印度自身,对中国事态的发展持半超然的态度是不现实的”50 。

1950年10月16日,根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规定,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

鉴于美国、英国等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企图及西藏的政治形势, 1949年9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向国际社会宣示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地位。11月23日,毛泽东在出访莫斯科前夕51迅速致电并责成彭德怀等“西藏问题的解决应争取于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毛泽东在电文中断定“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 52西藏当局于11月初、12月初分别向美国提出“援助”要求。1950年1月2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彭德怀等,敦促“如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4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10月以前占领全藏” 53。

1950年3月1日,美国经过短暂的犹豫后,开始试探向印度提出“美国和/或英国与印度合作满足西藏的要求”,并致电美驻印使馆要求向印度表达“国务院希望印度能满足西藏有理由的防御需求,并相信印度最好在其能力范围内,继续承担援助西藏的基本责任”。 543月8日,亨德森致电艾奇逊披露,英国不断鼓励印度政府对西藏叛乱分子扩大军事援助,印度已向西藏叛乱分子提供可用半年的“满足西藏小型武器要求,不是什么实质上针对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项目”。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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