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建国是在194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于1949年。但两国一直等到上个世纪90年代才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从表面上看，显然两国关系并不融洽，否则也不用拖到1992年才建交。

如果中国跟一个国家建交有障碍，那么最主要的原因一定是台湾问题，然而对于以色列来说却并没有这个障碍。

在这坎坷建交之路上，其间发生了什么？遇到了哪些波折？并不为人所了解，反而在网络上造成了以色列“报恩说”。

本文标题就是套用了某篇传播甚广的报恩文。要剖析中以之间的内在关系，首先得从什么是以色列入手。

犹太人复国

以色列建国的思想根源来自于犹太复国主义，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都离不开对犹太复国主义的争论。

《创世纪》12章7节，上帝对亚伯拉罕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从此，犹太复国主义便开始了，摩西走出埃及，在后世犹太人眼中，他就是复国主义者。

经过众所周知的一些遭遇，犹太人失去了国家，散落在世界各地，背负着宗教和世俗的骂名，将他们世世代代凝聚在一起的是犹太教，而并非是血缘。

当他们累积了庞大的财富后，在1897年的瑞士巴塞尔召开了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然后将这种主义加以润色，演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存在下来，这个民族的未来有了一个清晰的指向。

那时候离希特勒上台还很早，欧洲反犹是一种普遍情绪，并且是光荣的事情。犹太人想回到耶路撒冷，哪怕是死在那里。

二战结束之后，犹太人的意识形态更加坚定，1948年5月14日，本.古里安宣布以色列正式建国，将之前存在于巴勒斯坦地区的非正式军事，行政，劳工组织转化成了国家机构。但他们还没脱离大英帝国的委任统治。

美国和苏联在第一时间都承认了以色列，这对它在国际秩序中的合法性有着决定性作用。同时，犹太人跟阿拉伯人的撕杀也从此走进了新阶段。

1948年，1956年的战争，以色列人都取得了胜利，1973年10月的斋月战争，以色列士兵甚至向西逼近开罗。


在大国居间调停下，1978年9月17日有了“戴维营协议”，也就是中东和平纲要，然后是1979年8月的埃以和平协议，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算是暂停了下来。

以色列在中东立足，离不开三个事关生死存亡的问题：

一，犹太教既是社会行为规范，文化道德准则，也是立法根基。如果离开这一点，以色列意识形态会迅速崩溃，一个国家意识形态崩溃，国家也将不复存在。

二，世界犹太人向以色列移动和以色列人向外移动的比例，同样事关存亡。说白了就是人才去留问题。

三，与阿拉伯人的关系处理（对敌之策）。

这个三个问题，作为中国人也可以思考一下。

对于犹太人来说，它们占领巴勒斯坦的土地，有一套心安理得的自我安慰的逻辑：


“这片土地没有民族，这个民族没有土地”，所以这是天意。

以色列前外长阿巴.埃班曾说过：国际上“不准犹太人入内”的牌子一旦撕下，就不可能再让它重新挂起。

对于历史上的种种磨难，犹太人认为：如果一个犹太人在“哭墙”之下，没有一点悲伤之感，那么他精神上已经被阉割。


阿拉伯人被镇压，被驱赶，被奴役，这些为国际社会所公认，反过来，阿拉伯人的不谈判，不和平，不承认纲领，也是导致巴勒斯坦地区永无宁日的原因。所以双方都有温和派和激进派，而温和派更令人生厌。

中以关系起起落落

对于中国来说，在50年代中以两国不存在利益冲突和直接矛盾，以色列在一个中国原则上很明确，并没有试图同台湾建立官方关系。

以色列是中东地区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1950年1月9日，以色列就正式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回电表示赞赏和感谢。

按正常发展，中以在1950年完全可以顺利建交，中国那时是不会顾及阿拉伯人感受的，因为1950年8月，阿拉伯联盟专门通过决议，保持与台湾关系，不承认新中国。 

以色列出于什么原因迅速承认新中国？（敲黑板）

一，务实，跟英国一样，不相信蒋介石还有翻盘机会。

二，留在中国的犹太人及财产处理，需要与中国谈判。

三，一中原则，有利于以色列反对巴勒斯坦独立建国。

四，本.古里安有一些马克思主义理想，并在美苏之间找到平衡，中国自然也是他渴望发展双边关系的大国。

跟报恩有一毛钱关系吗？没有，这是真真实实从国家利益出发。

然而，就在中以关系看起来一片光明之时，一股难以预测的狂风，吹熄了这支光明之烛。

1950年，以色列在联合国表决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席位时，投下了赞成票，中国则在阿以冲突中保持中立态度。中国那时谴责的是英法殖民者带给中东人民的灾难。

6月20日，周恩来派代表与本.古里安派出的使者在莫斯科会面，商谈两国建交可能性。

但时间不等人，以色列国内走完程序后，已是6月28日，这一天，国会同意与中国建交。以色列知道问题严重了，早个十几天也许情况会完全不同。

因为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这时间刚好卡在中以接触和以色列国会辩论期间，这样以色列就面临着站队问题。

在美国压力之下，以色列中断了与中国进行的建交谈判，采取了疏远中国的态度。那么在联合国军中有以色列军队吗？没有（可以百度）

事实上以色列是有派人，它派的是医疗队。在立场上保持与美国一致，但又不加入与中国交战一方。

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试图恢复与以色列谈判接触，但以色列选择了逃避。与美国和西方国家保持完全一致，才符合以色列最大利益。

1954年4月，周恩来出席了日内瓦会议，随后英国与中国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美国与中国有了大使级接触。

以色列马上意识到回避中国是非常不明智之举，马上改变策略，通过驻缅甸大使哈科汉与中国建立联系。两国这时的接触主要就在仰光使馆中展开。

1955年1月底，哈科汉大使率以色列贸易代表团访问北京，周恩来亲自接见了他们。3月，以色列邀请中国贸易代表团回访以色列。

但这时，有一个人极力反对以色列的做法，他就是驻美大使，后来的外长阿巴.埃班（上面提到过这人）。他几乎成了白宫代言人，以色列最终放弃了与中国的建交谈判。

1955年4月，中以建交机会再次出现，就是”万隆会议“，周恩来将出席这次会议，以色列也想参加，将接触层次迅速提高到政府首脑级别。

万隆会议请谁不请谁，当时没有明确机构，但印度等不结盟国家和东道主印尼的态度很重要。

三哥一开始欢迎以色列参加，结果阿拉伯世界全部闹了起来，三哥居然食言自肥，把以色列推到了门外。三哥跟以色列有外交关系，但又不是大使级关系，这下把以色列弄得不很愉快。

周恩来因此也没有机会与以色列总理面谈，但万隆会议上中国外交收获非常大。

三哥跟以色列的不愉快，直到1962年中印战争后，才慢慢改善，以色列向三哥卖武器，三哥一边捂脸说不要，一边让以色列军火船靠岸。结果又得罪了阿拉伯人。

万隆会议之后，中国的外交政策开始变化，毛泽东的外交指导方向是“一条线，一大片”。我们不但支持埃及拿回苏伊士运河主权，还支持巴勒斯坦解放运动，埃及，苏丹，摩洛哥，伊拉克，叙利亚，也门等国家纷纷斩断与台湾关系，转向与北京建立良好关系。

这时压力在以色列一边，中国从中立，变成了向以色列对手伸出友谊之手。以色列这下就急了起来，不顾美国反对，正式照会中国外交部，明确提出要准备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但周恩来已经把这扇门关上了，从与中东各国关系的全局考虑，中国冻结了与以色列的建交进程。

1958年8月23日，毛泽东下令炮轰金门，美国急忙从中东抽调航母，大大减轻了阿拉伯人民在黎巴嬾问题上的压力。

这种大手笔的战略牵制，使中东及近东各国看得心服口服，至此，除了美国铁杆盟友（如沙特）之外，该地区国家都纷纷向中国靠拢。

对整个中东地区，中国实行了“亲阿反以”的基本外交政策，以色列已经不再如它想像的重要，以色列在《人民日报》文章中成了侵略者，同时，中国不再支持巴勒斯坦地区分治决议。

以色列从美国侵略工具，没过几年，就升级到了美帝走狗。中国也不用以色列称呼这个国家，而是“犹太复国主义集团”。

到了六十年代，中国不再承认以色列护照，拒绝与以色列贸易，回避一切官方接触。

但在1963年，周恩来还是给以色列写了一封信（禁止核试验），以色列高兴坏了，赶紧回信响应，

但整整两年中国也没有回信，其间中国原子弹引爆成功了。1965年以色列总理再次来信，中国还是没回复。

1971年，中国恢复了联合国席位，以色列投了赞成票，并发了来贺电，被中国退回。

中以关系令人费解的是，当中美关系升温，尼克松访华后，连中日关系都在正常化，而中国对以色列一直是拒绝态度。主要因素我自己觉得有两点：

一，阿拉伯世界这一大片，重要性远远大于以色列一国。而以色列又是他们死敌。

二，意识形态决定亲疏。

直到1977年埃及总统访问以色列，在阿拉伯世界一片骂声中，中国发声支持阿以和解，以政治手段解决中东冲突，没有对巴解组织一边倒。

1980年开始，中国降低了对以色列的攻击调门，并默认以色列在中东的生存权和独立权。

1987年以色列共产党得到访华机会。

1989年允许外国人接以色列护照入境。

八十年代期间，中以非官方比较频繁，主要地点是在香港。但中国并没有急转弯，而是慢慢来。

苏联解体后，加上中国刚从惊魂未定中走出来，整个国际格局已经有了极大的变化，1992年1月24日，中以两国历经坎坷之后，终于建立了外交关系。

这时，以色列的角色变成了，中国突破美国对华军售禁令的一扇后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