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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敵人視角」見證鄂圖曼帝國的殞落——專訪尤金.羅根
送交者:  2016年10月27日03:53:42 于 [世界军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從「敵人視角」見證鄂圖曼帝國的殞落——專訪尤金.羅根

2016/10/26 14:58:10 張鎮宏

如果能和課本對話,你會問他什麼問題?

專訪之前,尤金.羅根(Eugene Rogan)對我來說就是「寫課本的那個名字」。在大學、研究所時代,課程書單裡,總有一本牛津大學出版的《中東國際關係》,其中的第二章——〈現代國家體系在中東的出現〉——就由羅根教授執筆,而這個名字,也在那些趕報告、查作業的夜裡,成為反覆翻閱、核對註腳的熟悉單詞。

任教於著名的區域研究重鎮——牛津大學的聖安東尼學院——羅根在中東研究的領域早已著作等身。以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東歷史為研究主題的他,近年來推出的幾本作品,都曾被《經濟學人》選進年度推薦書單;但在華文世界中,甫於10月份出版的《鄂圖曼帝國的殞落:第一次世界大戰在中東》,卻是羅根在台灣書壇的初登板——也因此,人在英國的羅根教授才特別透過網路,與我們進行了這場不那麼典型的新書記者會。

儘管大戰的戰場遍及歐亞非,但過去西方世界對於一戰的著作,仍以歐洲戰場為主視角,偶爾提到其他地區,多習慣由上而下的「高層凝視」(例如著重於英法之間的高層戰略),或過份強調「個人傳奇」(所謂的「阿拉伯的勞倫斯」),但對於「敵人視角」——關於土耳其與阿拉伯的大戰經驗——關注作品卻是相當罕見。因此,《鄂圖曼帝國的殞落》,才會透過大量前線士兵的書信、回憶錄等一手資料,試圖由下而上,補足這段歷史的缺口。

但為什麼選擇這段歷史?為何是鄂圖曼帝國?又為什麼是第一次世界大戰?

20歲時的我從經濟系畢業,本來以為從商就是註定的路——但沒想到後來我成為了歷史學者,鑽進了中東研究。

比起螢幕面前因為緊張而口齒不清的一幫採訪編輯們,反而是羅根教授大方地說著自己「半路出家」的故事。來自於加州的他,10歲開始就因家族經商而定居黎巴嫩,青少年的時光就在有「中東巴黎」之稱的貝魯特長大——直到5年後的1975年,黎巴嫩爆發了內戰

《鄂圖曼帝國的殞落》的作者,尤金.羅根教授。

《鄂圖曼帝國的殞落》的作者,尤金.羅根教授。

「衝突剛開始的那陣子,各地只有小規模衝突,因此我們並不特別在意...但之後,戰爭卻開始以貝魯特為中心,從家裡的窗外看出去,生活即成為戰場。」1975年4月,長期因信仰族群來分配政治權力的黎巴嫩發生了內戰,同年年底,貝魯特成為戰場,來自異鄉的羅根一家失去了停留的理由,家族事業也移到了當時阿拉伯世界的政治中心開羅。然後再三年,羅根才重回美國。

回到美國的羅根,進到了哥倫比亞大學主修經濟,但在阿拉伯世界度過大半青春期的自己,「回鄉後」與當下的美國確實脫節,雖然進到了頂尖名校、拿到了主流科系的學歷光環,但人生仍是渾噩,「坦白說,我在經濟系的表現並不怎樣,從經濟系畢業,下一步大概就是MBA,接著就是從商,畢竟我整個家族都是商人,我也從沒想過自己會有不一樣的路。」

不過,現已滿頭銀髮的羅根,還是走了不一樣的路,在畢業之後的那個迷惘時間點,他選擇了歷史研究所。即便大學時代從未修過歷史課,羅根卻選擇透過歷史研究,再次與中東世界接觸。羅根表示,自己的中東記憶就像是在腦海中札了根,無論是美好或戰亂,這塊土地上的各種矛盾都吸引著他「再度歸來」。於是,一股衝動就這樣延續了幾十年,而後來我在課本上讀到的那章〈現代國家體系在中東的出現〉——那段19世紀末、20世紀初,鄂圖曼帝國崩解前夕、西方殖民帝國侵入,現代「民族」概念在中東世界的成形過程——也就成了羅根研究的縮影。

《鄂圖曼帝國的殞落:第一次世界大戰在中東》,則是其中最為戲劇化的轉折片段。

為什麼選擇這段歷史?為何是鄂圖曼帝國?又為什麼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圖為今日的加里波...

為什麼選擇這段歷史?為何是鄂圖曼帝國?又為什麼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圖為今日的加里波里戰爭紀念公園。 圖/Shutterstock

1914年6月28日,奧匈帝國王儲斐迪南大公在塞拉耶佛訪查時,遭到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刺殺,並在一個月後正式引燃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長達四年慘烈血戰,戰場遍及歐亞非三塊大陸,死於戰爭者更超過了一千六百萬人。

直到戰後百年的現在,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討論熱潮,都未在西方消退。以羅根所在的英國為例,近半數的民眾曾聽聞親屬參與一戰的故事,每年的國殤紀念日前後,英國街頭、名人、甚至體育活動,人人都會在身上別一朵紀念的虞美人花;然而這樣的儀式,紀念的印象卻多集中在西線戰場——在世界大戰的彼端,協約國部隊與鄂圖曼在中東地區的他方戰爭,卻都是次要且遙遠。

1914年的鄂圖曼帝國,雖然一度尋求加入協約國陣營,但英法兩國政府卻拒絕承諾伊斯坦堡「免於俄國侵略」的庇護;甚至在英國宣戰的兩天之前,時任海軍大臣,同時也是日後二戰名首相邱吉爾,更逕自下令皇家海軍,「沒收」了兩艘鄂圖曼帝國重金訂購的無畏艦,逼得鄂圖曼帝國投向了同盟國的懷抱,並在德軍的要求下,由哈里發發動了聖戰( Jihad),企圖號召全球穆斯林,於東方戰線與協約國部隊兵戎相見。

德皇麾下的一批東方學者,不斷強調鄂圖曼帝國在伊斯蘭世界的『領導地位』,他們始終相信位在伊斯坦堡的哈里發,只要登高一呼號召聖戰,全世界的穆斯林都會響應;而這樣的期待,同時也是英國與法國貫穿大戰的最深恐懼。

羅根表示,當時西方對於穆斯林的聖戰想像是「狂熱」的,無論是柏林、莫斯科、巴黎或是倫敦,各國都認為聖戰將席捲伊斯蘭世界:協約國從南亞、北非所徵召而來的穆斯林部隊將會因哈里發的呼喚而倒戈;提供戰時後勤的殖民地,其境內一億四千萬名穆斯林也將出現叛亂,逼迫協約國土崩瓦解。

但這都只是西方世界一廂情願的想像。

現實中,當鄂圖曼帝國於1914年11月14日發佈聖戰後,穆斯林世界的反應首先是「錯愕」,但這種驚奇並未響應成激情,在北非、埃及,日常的生活幾乎照舊;南亞地區的伊斯蘭學者甚至發佈譴責聲明,指責鄂圖曼的蘇丹「操弄聖戰的符號」;而西線戰場上,法國的阿爾及利亞士兵、英國的印度軍團,也都沒有出現同盟國期待的投降或叛變風潮——甚至在德國戰俘營裡的穆斯林士兵,也都對加入鄂圖曼的聖戰大旗興趣缺缺。

這是怎麼一回事?如果穆斯林世界當真毫無反應,鄂圖曼帝國的聖戰號召除了尷尬之外,又還有什麼意義呢?

鄂圖曼蘇丹的聖戰號召,在信仰情感上並未打動遠離伊斯坦堡的穆斯林,但這並不代表這次的『聖戰』口號盡是徒勞,至少對於土耳其人來說不是這樣。

羅根教授表示,根據前線士兵的第一手記錄,聖戰的概念在戰場上確實成為鄂圖曼軍人凝聚部隊士氣的重要號召,前線的指揮官亦將「衛國義舉」與聖戰的概念相互結合,並以此取得指揮士兵赴死、徵調百姓人物力的命令正當性。但相對的,在帝國的邊陲貝督因部落和阿拉伯人,並沒有與土耳其士兵一樣的認同情感,聖戰的號召也就變得虛薄無力。

「即便是後來推翻鄂圖曼、建立現代土耳其的凱末爾,也曾借用過聖戰號召所帶來的認同凝聚力。」羅根教授指出,在大戰之前就已經接受世俗主義理念的凱末爾,雖然在建立共和後確定了土耳其「政教分離」的世俗政治傳統,但在大戰期間、以及戰後對抗協約國佔領軍分割土耳其時作戰中,凱末爾都曾多次「妥協」地借用聖戰口號來鼓舞土耳其軍隊的士氣,而這樣的曖昧關係一直延續到了1920年代,直到土耳其共和國的政局穩定之後,凱末爾才敢公開地推出「世俗主義」的政壇鐵律。

但即便如此,西方國家對於聖戰概念的恐懼還是依舊。在大戰期間

,協約國始終將鄂圖曼視為最弱的一環,但卻又擔心鄂圖曼的聖戰號召會誘發穆斯林的反叛,因此在大戰初期,英國與法國才會在西線吃緊的同時,拼了命地把一批批的年輕士兵送進苦戰泥淖的達達尼爾戰役,以期待能一次「了結」鄂圖曼。

在戰場上失利、吃到苦頭之後,英國與法國反而更加擔心。這些決策者認為,那怕是任一次失利,都有可能成為鄂圖曼的『聖戰宣傳』而引發殖民地叛變——但他們越是擔心,對中東戰場的涉入就越深,遭遇失敗的可能性也就越大,然後協約國隊於聖戰的焦慮就越深,中東戰事也就從次要的目的,變得越來越『輸不起』...。

輸不起的恐懼,讓英法對於中東難以自拔,但對中東戰線大舉投資之際,國內的政治壓力亦促成了帝國決策者將中東視為「必要的戰利品」,各種秘密條約、分割條款因此因應而生。讓戰後的勢力分割,埋下了當今中東複雜的族群組成與彼此間糾結的衝突種子。

羅根教授認為,聖戰的號召對於一戰中的中東,雖然並未有立竿見影的決定性效果,但在戰爭中這些口號與概念,卻矛盾地助長了民族主義的興起——原本所有穆斯林都該團結在伊斯蘭共同社群(ummah)的庇蔭下,但彼此對戰爭所採取的對立立場,也讓族群之間的差異性迅速擴大。

在區分他者的過程中,土耳其本土的認同武裝也走入極端,並演變為嚴重的排他情緒,促使鄂圖曼政府發動了堪稱「20世紀第一場種族滅絕」的亞美尼亞種族大屠殺;在鄂圖曼帝國核心本土之外的敘利亞、兩河流域與阿拉伯半島等地,一戰的內外局勢,也加速了阿拉伯民族主義的覺醒。

「在戰場上失利、吃到苦頭之後,英國與法國反而更加擔心。這些決策者認為,那怕是任一...「在戰場上失利、吃到苦頭之後,英國與法國反而更加擔心。這些決策者認為,那怕是任一次失利,都有可能成為鄂圖曼的『聖戰宣傳』而引發殖民地叛變...。」圖為大戰中的鄂圖曼部隊。 圖/美聯社

在鄂圖曼帝國核心本土之外的敘利亞、兩河流域與阿拉伯半島等地,一戰的內外局勢,也加...

在鄂圖曼帝國核心本土之外的敘利亞、兩河流域與阿拉伯半島等地,一戰的內外局勢,也加速了阿拉伯民族主義的覺醒。圖為阿拉伯半島上,反對鄂圖曼統治的部族起義軍。 圖/美國國會圖書館

在區分他者的過程中,土耳其本土的認同武裝也走入極端,並演變為嚴重的排他情緒,促使...

在區分他者的過程中,土耳其本土的認同武裝也走入極端,並演變為嚴重的排他情緒,促使鄂圖曼政府發動了堪稱「20世紀第一場種族滅絕」的亞美尼亞種族大屠殺。圖為1915年,Sheyxalan(現在的亞美尼亞境內)村中,遭到屠殺的亞美尼亞人骸骨。 圖/法新社

阿拉伯的勞倫斯、沙漠女王:他們不都來自牛津?

至今,仍有土耳其人無法原諒阿拉伯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背叛』。

羅根教授所指的,是大戰進入中期後,於阿拉伯半島爆發的「阿拉伯大起義」。當時的聖城管理者——麥加謝里夫胡笙(Sharif Husayn,1854-1931)——在阿拉伯民族主義者的支持下,與英國秘密結盟,在阿拉伯半島、兩河流域與大敘利亞地區揭起了反對鄂圖曼的大旗。

這段部族起義的故事,後來透過彼得.奧圖的名電影《阿拉伯的勞倫斯》而知名至今,而當時協助阿拉伯人的起義的英國軍官T. E. 勞倫斯(T. E. Lawrence,1888-1935)也因此城為了浪漫的西方英雄。

在這段期間裡,英國透過模糊的約定(胡笙-麥克馬洪通訊)與阿拉伯部族簽訂了「建國盟約」,但另一手卻又和法國確立了勢力劃分、瓜分鄂圖曼領土的《賽克斯-皮科協定》,戰後的巴黎和會中,又以「託管國」的設立,亦拖延了阿拉伯人的獨立要求,種種作法也被認為是不顧民族意願,並成為如今中東亂局之所以無法收拾的惡因之一。

當時的阿拉伯世界,仍有不少「西方志士」致力於協助阿拉伯人的獨立大業,例如被浪漫化的勞倫斯、或者是深受伊拉克國王費瑟(King Faisal I of Iraq)信賴的「沙漠女王」戈楚.貝爾(Gertrude Bell,1868-1926)。

當時的阿拉伯世界,仍有不少「西方志士」致力於協助阿拉伯人的獨立大業,例如「阿拉伯...

當時的阿拉伯世界,仍有不少「西方志士」致力於協助阿拉伯人的獨立大業,例如「阿拉伯的勞倫斯」(左),或者是「沙漠女王」戈楚.貝爾(右)。 圖/維基共享

而與羅根教授或也有些淵源,勞倫斯與戈楚.貝爾都來自於牛津大學,兩人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在西方世界中就算不是傳奇、也是一代的「中東通」。但為何這些「有識之士」無力影響英國政府的錯誤決策或刻板印象?在這段形塑現代中東國家系統的過程中,這些來自西方的東方學者,又扮演著怎樣的歷史定位?

「勞倫斯與戈楚.貝爾確實是兩個經典角色,但我會試著盡量回答你這個『特別』的問題。」搔了搔頭的羅根教授向我們解釋。

「勞倫斯確實來自於牛津大學,但他並不是正統的東方學學者,他與中東之間的羈絆來自於勞倫斯自己對於考古學的興趣,包括阿拉伯語與歷史文化,都是他在中東歷練後自修而來,因此他對於阿拉伯世界的認知充滿著個人的經驗與情感。」

「但戈楚則是另一種狀況,她在牛津時就以東方研究聞名。精通阿拉伯語、波斯語和土耳其的她,對於中東各地部族歷史與政治風俗的研究,對於英國學界的影響相當巨大,甚至到了今天,戈楚所留下來的研究資料仍是史界重要的權威參考。」

但羅根教授話鋒一轉,正色地對我們說道:

但無論是勞倫斯或是戈楚.貝爾,兩人都是為大英帝國服務。

他認為,或是目的或是現實,這些東方研究者都不可能違反帝國政府的利益,而僅能為其政策與意志服務,而這樣的相互配合,也才是這兩位「傳奇」之所以來到阿拉伯世界、並留下歷史定位的理由——儘管這樣的現實,遠不如彼得.奧圖的演技一般浪漫。

「但無論是勞倫斯或是戈楚.貝爾,兩人都是為大英帝國服務。」圖為參加巴黎和會之前,...

「但無論是勞倫斯或是戈楚.貝爾,兩人都是為大英帝國服務。」圖為參加巴黎和會之前,勞倫斯(後排右二)與費瑟(前排中)的合影。 圖/維基共享

或是目的或是現實,這些東方研究者都不可能違反帝國政府的利益,而僅能為其政策與意志...

或是目的或是現實,這些東方研究者都不可能違反帝國政府的利益,而僅能為其政策與意志服務——儘管這樣的現實,遠不如彼得.奧圖的演技一般浪漫。 圖/維基共享

▌百年後的中東:困局真的無解?

第一次世界大戰雖然距今已過百年,但從國界與族群劃分,到帝國主義角色的更迭與介入,這場大戰所遺留下來的後遺症,至今在中東仍清晰可見,這也讓《鄂圖曼帝國的殞落》再重現歷史之餘,更添增不少「警世」的氣息。

譬如說對於聖戰一詞的誇大恐懼,在百年之後,我們也依稀能透過美國的川普、法國的勒龐、或者是其他政治人物的口沫橫飛中,看見戰時協約國政府高層的虛妄與不安。

在百年前時,穆斯林世界無法體會鄂圖曼聖戰呼喚的「迫切感」;但接下來的百年,取代鄂圖曼位置的西方帝國,卻不斷經由直接或間接的統治,「製造」出各種怨懟的記憶,並迫使部分極端者得以透過信仰號召為包裝載具,將人們的憤怒集中為失控的暴力,而無奈地完遂了西方對於穆斯林恐懼想像的自我預言應證。

羅根表示,在《鄂圖曼帝國的殞落》之後,自己手邊也同時進行著兩個計畫:一部是年初過世的伊拉克建築大師札哈.哈蒂(Zaha Hadid,1950-2016)的傳記,另一部則是回到了自己的老專業——1860年黎巴嫩山-大馬士革騷亂裡,大馬士革基督徒區在遭遇屠城之後的重建故事。

1860年黎巴嫩山-大馬士革騷亂裡,大馬士革基督徒區在遭遇屠城之後的重建故事。圖...

1860年黎巴嫩山-大馬士革騷亂裡,大馬士革基督徒區在遭遇屠城之後的重建故事。圖為比利時畫家Jean Baptiste Huysmans所留下的畫作,記載著曾經因反法而流亡敘利亞的阿爾及利亞英雄阿卜杜.卡迪爾(Abdelkader El Djezairi,圖中白袍蓄鬍者),在1860年大馬士革暴亂中,解救城中基督徒的故事。 圖/維基共享

在19世紀中期,鄂圖曼帝國對外不僅屢遭歐洲列強擊敗,對內的族群政治也遭到列強強力干涉,以俄羅斯與法國為主的歐陸帝國,屢次藉由「保護東正教徒」、「維持基督教信仰為由」,向鄂圖曼境內的少數民族提供「特殊保護」,並以之為買辦窗口,在巴爾幹半島、地中海東岸打通勢力範圍。

但到了1856年間,為了避免法國再次藉故介入內政,鄂圖曼政府遂與黎巴嫩山區的馬龍派基督教徒達成改革協議,除了免除基督徒原本該付給穆斯林政府的宗教稅,原本為了保護穆斯林商人與地主的各種特權,也自此下放給馬龍基督徒社群——但此舉卻引發了非基督徒社群的不滿,雙方自此摩擦不斷,黎巴嫩地區的基督徒與德魯茲派穆斯林更在1860年間爆發流血衝突,騷亂氣氛更在1860年7月10日延燒到了敘利亞的大馬士革。

當時在鄂圖曼政府從中鼓動下,大批穆斯林暴民闖進了市中心的基督徒區,並在連夜燒殺擄掠之後,屠殺了五千多名——約莫是原本總數四分之一——基督徒。這樣的暴行震撼了世界,並提供法國國王拿破崙三世絕佳的介入機會,並藉著「人道救援」的名義向敘利亞進軍,而緊張的鄂圖曼政府這才緊急派出高級官員,盡一切手段安撫大馬士革城內的族群秩序,並與外交手段結合,在最後關頭重建了混亂的都市、讓失去留駐藉口的法國大軍悻悻然地班師離去。

「我希望透過對於1860年騷亂的敘事重建,還原在最混亂的局勢裡,各派族群間仍有互助、甚至重拾基本互信的可能,並期待這樣的歷史,能提供如今的敘利亞另一種可能的和解想像。」羅根表示,作為歷史學者,能透過疏理研究,還原大批資料中所呈現的一方真實,是自己的堅持、責任,亦是樂趣。在《鄂圖曼帝國的殞落》一書或其他先前的研究裡,他也曾多次於講座上遭逢土耳其讀者對於其「亞美尼亞種族滅絕」敘述的譴責:

我也曾經在土耳其的巡迴講座上,被聽眾指著鼻子大罵:『我花錢買你的書,結果你竟寫一些亞美尼亞的謊話、廢文!』

這樣的場景當下或許有些尷尬,但這名讀者之外,羅根也發現土耳其的聽眾對於這段灰色的歷史,自省空間與對討論的接受度,其實遠比外界想像得高。這樣的現象,或也應證了他對於「補足視角」的努力,並期待在盡研究者的本份之餘,過去歷史的盲點與自我預示的恐懼迴圈,能經由彼此理解來突破「中東困局就是無解」的消極詛咒。

儘管路還看不到盡頭,但經由彼此理解,仍有可能突破「中東困局就是無解」的消極詛咒。...

儘管路還看不到盡頭,但經由彼此理解,仍有可能突破「中東困局就是無解」的消極詛咒。 圖/歐新社




  

鄂圖曼帝國的殞落:第一次世界大戰在中東

作者:尤金.羅根(Eugene Rogan)

出版社:貓頭鷹

出版日期:2016/10/06

內容簡介:一百年前,位居歐亞非交界的鄂圖曼是個衰弱的大帝國,既面臨英法德俄各國的覬覦,多種族、多宗教的結構也使得帝國內部紛爭不斷。廣大領土且與多國為鄰,使得她在一戰中戰火四起。原以為是個會被輕易打敗的舊帝國,無人料想得到,她的參戰反倒使一戰無限期延長,讓歐洲戰爭搖身一變成為一場世界大戰,當「西線無戰事」時,東線戰局正如火如荼的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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