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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50年代初出国,真是凤毛麟角, 各级更是重视, 最基层的连排干部出国, 军种的最高司令员为之宴请饯行等等, 享受了至高荣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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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4年5月底的一天，我正在空军第八航校助教文化班学习，突然一位助理员蹑手蹑脚地走进教室，与授课教员轻轻嘀咕了几句，随即教员在课堂上公开点名道姓说：“周新璿！校干部部长叫你去！”
广小小顿时，全教室同志都用一种惊奇的目光凝视着我，这目光包含有羡慕和祝贺，也包含了疑惑和探询，我的心也是七上八下，惴然不定，心想，干部部长直接召见一名普通教员，究竟是福还是祸？就是以这种既喜悦又担心的心情去见部长，进到办公室，那里已有一位电气系教员坐等，部长让我也坐下后，即对我们说：“今天请二位来，是要交给你们一项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
又是一次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这是我参军后第三次受领这样的任务了。第一次是1952年，我作为空军军旗手，去天安门接受毛主席检阅；第二次是1953年，参加空军首届教学模型展览，为毛主席、刘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首长当讲解员，一年一次，一次比一次荣幸；这第三次，幸运之神又将带给我一件什么样的幸福事情？
部长停顿片刻说：“你们这次的任务是，派你们去民主德国学习，详情等你们到北京空军订货部（现改装备部）报到后，便知道了。”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是否听错，但毋庸置疑，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
“我们的外语基础很差，特别是德语，可以说目不识丁。”我和电气教员不约而同的汇报了这一情形。
“这点已为你们考虑，空军会给你们派翻译同行。”
接着部长又讲了一席话，并交待了一些具体事情。
“空军首长对此次学习任务很重视，要求选派政治上绝对可靠，技术上过硬的教员去民主德国学习一大型军事装备，回国后再传授给我们部队。”
“这项任务要绝对保密，对任何人都不能说，因为德国是战败国，国际条约规定，不允许他们生产、出售特种军事装备和武器。民德又处在东西方阵营斗争前哨，你们是军人，军人去那里，就会暴露他们国家与军事还有联系，你们去很可能遭特务、间谍绑架，从你们身上打开缺口，盗取情报。为此，你们此行是以老百性身份去学习“民用”技术，到北京后，要给你们全部换装，不留一点军人痕迹。”
正由于这一保密举措，使我父母不知熬过多少不眠之夜。我参军后，平均半月总要给家去一封信，所以此去北京前，征得领导同意，给父母写了一简信，告知要去执行一项任务，会有较长时间不能与家联系，但未说明时间需多长，因为我自己也说不清。三个月后，我父母实在按耐不住了，就直接给部队首长写信，询问他们儿子的下落，并声明，即令儿子为国牺牲，告知一声，他们也能经受得起，抗美援朝送子参军，就作好了儿子可能为国牺牲的思想准备，部队首长为之感动，立刻亲笔回信，简要告知：
“你们的儿子是去执行光荣的任务去了，要不多久，我们就会将你们的儿子送还，到那时，他的身体会更壮实、更健康，知识也更丰富，请放心。”
前后等了五个多月，待我们回国，路过莫斯科时，征得驻苏联大使馆同意，请他们转发了我们的家信。当家人接此国外寄回的信时，幸福的热泪迅速将他们的痛苦、担心，一扫而光，而且欣喜地将此事广为传颂，见亲戚就说，逢朋友就讲。的确那时有谁家的孩子出国学习，那真是凤毛麟角，令人羡慕至极。
我们出国学习的消息不胫而走，迅速在训练部传开，成为部里一大新闻。因为这是我校建校以来第一次派员出国学习。建国初期，被派出国，这在全军乃至全国也是极不寻常的事情，这么难得的机会给了我们学校，又在500多人的训练部中，居然落到了我们两人头上，这真是天大的幸运。回到系里，同志们纷纷跑上来与我握手、拥抱、甚至给一小拳以示祝贺之意。当然，也不泛有人会不服气，甚至有嫉妒之心。那时选派出国学习，不像现时由自己申请，经过几轮考试选派决定，而是凭组织对你平日的了解、信任，报上去一级一级审查批准。其实我那时并无任何家庭历史背景，也与领导无特殊关系，只是留校才一年多的新教员，自我感觉是，掌握新技术知识较快，且具有一定的讲课水平，再一条，可能是较好的政治条件——较早的入了党，如今已是一名正式党员。
到北京后，我们对所执行的任务有了更进一步了解。这次去德国，是去学习一种“地面全景模拟空中射击练习器”，空军向德国订了80台，价值相当于当时40架米格飞机。要求我们学会其工作原理、构造、操作使用、维护修理，回国后为部队培训出一批修理维护人员。此行我们一共五人，正式军人四名，一名团射击主任，他是朝鲜二级国旗勋章获得者，打下过美国F-84飞机，并用自己的机身掩护长机而被击落跳伞，另一位是三航校的射击理论教员；再加我们八校的两名，一名无线电，一名搞电气，其中熟悉电路知识的，也就我们两个，所以对设备的全盘掌握，就自然落在我俩身上，我们也感到肩上担子重，最后还有一名外交部的德语生活翻译，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之所以强调他是生活翻译，是说他对技术一窍不通，承担技术翻译很难胜任。
我们是直接去工厂学习，所以属实习生，但学习结束后，还要对空军购买的这批装备负责验收，所以又具有验收代表团的身份。我们五人中，数射击主任级别最高，他被指定为学习组长兼代表团长，我是唯一的一名正式党员，被指定为政治组长兼代表团副团长。还要求我们定期过党、团组织生活，以发挥党团组织的集体作用。
考虑到语言不通，学习时间可能较长，暂定半年，能提前完成更好，但一定要学透、学深。
任务明确，各项准备工作同步进行。办理护照需要几张两寸免冠便装相片，但我们四人系供给制军人，没有一人有便衣，北京又无亲朋，也无处可借，还是为我们办事的那位参谋，不知从哪寻来一件旧咔叽布中山装，四人就轮流着穿它来照相，可我这个参加过天安门检阅的标准身材，穿它就像一块布紧裹在身上，但也只好穿它照一张。
要彻底换装，不留一点军人痕迹，而那时的供给制军人，除了赤条条的驱体属于自己，身上穿的，日常用的，都由部队发放，无领衬衣，和尚式布袜，一切似乎都打上了军用品的“烙印”，就连使用的钢笔、漱口缸也都是慰问品，慰问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标记刻印其上。这些统统留下，给我们赶制订做，购买换新。考虑到六月初出国，要到深秋，也许入冬才能完成任务回国，因而春夏秋冬的衣着均需备齐，西装、中山装、呢大衣，但就是色调太单一，以致我们在国外穿着衣服时，常常要事先商定，你穿中山装，我就穿西服，他再加一件风衣，以避免着装太统一。
参谋还领我们到外交部礼宾司上课，讲在国外如何待人接物；讲那里的风俗礼仪；讲西餐刀叉的使用方法；连小费给多少也交待仔细。
一切准备就绪，临行前两天，参谋接我们到小土地庙招待所，这是当时空军接待高级干部的场所，并告诉我们，今天空军司令员、政委要亲自为我们送行，我们听了，真有点受宠若惊。一般国家领导人出访，同级领导人送行，这是常见的礼仪，而现在是最基层的干部出国学习，其军兵种最高首长为之饯行，这可是件稀罕的事情。
参谋领我们进一中厅，其四周摆了几张沙发以供休息之用，中间一张大圆桌摆好了丰盛的酒席，前面靠墙的一张高台上，国产名酒应有尽有。片刻，刘亚楼司令员进来了，紧跟其后的是矮胖子政委吴法宪（后为司令员，文革中成了林彪、四人邦的死党，被判刑）随后就是王秉章、常乾坤副司令，最后进来的是订货部长。组长一声“立正”，我们迅速从沙发上起立行注目礼，刘司令员立刻说：“入座！入座！边吃边说。”
大家很快入席，首先由刘司令员讲话，他讲了这次任务的性质、意义，并且指出，空军引进这批装备，是遵照军委关于加强我军现代化建设精神作出的，有了它，可以在地面模拟实战练习，使在空中能更准确打击敌机，从而大大增强我人民空军的战斗力。这一批装备80台，空军花了几百亿（老币，合现时人民币也有好几亿），从而说明我们的责任重大，担子不轻，要求我们尽快地、全面的、细致地学成回国，好让部队尽快掌握熟悉。
首长们还插话指示，指出这是空军第一次派员去民主德国学习，民德地处东西方阵营最前哨，情况复杂，要特别注意保密，除了必要的请教学习，为少惹麻烦，尽量少与德国女孩子联系，社会上的舞会，最好不要参加，以防中美人计。尽管这句是半开玩笑说的，实际上我们把它视为一道禁令。
席间频频举杯，祝我们一路顺风，学习成功。但我们这些最基层的连排干部，陡然与空军最高首长在一起，紧张得完全品尝不出可口佳肴的美味，侷促得只敢吃点面前的东西，竖起耳朵只顾聆听首长的指示，也无闲情逸致去听服务员报那奇特的菜名。
订货部长还为我们着想，向空军司令员提出一项请求，允许在回国途中参观旅游。刘司令员当即批准道：“柏林就免了，那里太危险，怕出问题，莫斯科倒可以让他们玩一星期。”
听后，喜悦之情，溢于词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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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尽快到达柏林，首长让我们坐民航飞机前往，因为坐火车需时九日，不过那时坐飞机也需两天挂零。
6月15日，我们在西郊机场登上中苏航空公司的里——二飞机，这是一种32座后三点的螺旋浆小飞机，它颠波得厉害，使不少人呕吐不停，到达苏联国境，才换成稍大一些的依尔型飞机，在两天多的飞行旅途中，曾两次遇到了险情。起程当天，飞机抵达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因当时蒙古机场还是土质跑道，不知是螺旋浆，还是飞机主轮，使一石块践起，将水平尾翼打了一个大窟窿，经过三个多小时抢修，才得以再飞行；另一次是在莫斯科飞往柏林途中，飞机要在明斯克和华沙加油，当飞机飞临明斯克上空，突然天气转多云，能见度很低，飞机在空中盘旋一小时，才钻出云层，化险为夷，对准跑道安全降落，可全机乘客为之胆战心惊。
到达柏林，早已有我驻德使馆工作人员和我们将去实习的那个公司——世界著名的光学仪器厂蔡司公司的副总经理前来迎接。我们的轿车在柏林街上穿行，有建设全新，鳞次栉比的斯大林大街，但更多地方是满目疮痍，战争痕迹犹存。随即送我们到柏林一家豪华饭店下榻，这似乎过于奢侈，而于心不忍，后得知这笔费用由该公司支付，我们才得以心安的住定。因为我们并非一般的实习生，还是价值近亿马克装备的验收代表团，因此，他们将我们待为上宾。
第二天，我们叫了一辆出租车直奔大使馆，姬鹏飞大使首先接见我们，因为我们这次出国学习，国内首长鞭长莫及，所以空军将我们五名干部完全委托外交部管理，很自然，我们在德国的一切生活学习，都由驻德大使馆安排处理。实际上，这批装备是由大使馆商务参赞处为空军代订，所以大使馆也知道此次学习验收任务的重要性，大使亲自接见，以示重视和关心。礼节性接见后，即由工作人员作具体安排，又给我们讲德国的风土人情，介绍所去工厂的情形，最后为我们安排了生活标准。
当时出国人员生活标准分：留学生、实习生、代表团三级，留学生在国外时间较长，每月400马克（相当德国一名普通工人的月收入）；实习生，一般在国外待半年到一年，且在国内均已参加工作，每月700~800马克，代表团在国外待的时间较短，多半住饭店宾馆，且都有些身份，所以享受待遇较高。考虑到我们的双重身份，让我们享受代表团这一级，住宿费25马克/日，可以住比较高档的房间，伙食费25马克/日，这相当我人民解放军一名师职干部的月伙食费用，交通杂用5马克/日，合计每人每日55马克，一月1700马克，正好是当时一名德国工程师的月收入，不过，最后还给我们加了一条，在此标准内实报实销，节约为国家。当时一马克折合人民币9000元（旧币），这样我们五人学习半年，单生活费一项近5亿，这对我们这些过惯了供给制生活的军人来说，花国家那么多的钱，无疑对我们是一种极大的精神压力，当然也是一种鞭策，一种动力，我们希望尽快完成任务，以便为国家节约一大笔。
次日，我们从大使馆取了汇票和现金，在副总经理陪同下，驱车前往工厂所在地——耶那，一路上，副总经理与翻译谈笑风生，但我们一句也听不明，不过我们有更饱眼福的节目——欣赏德国的高速公路而悦目赏心。
德国公路，世界闻名，在那个年代，可能没有一个国家的公路可与之媲美。因为这是希特勒为发动闪击战，花大代价为他们国家创下的奇迹。全国主干线都是水泥路面六车道，左右两股分行，全部立体交叉，不用担心前面有汽车横行，道路的直线，可以以100公里以上时速，一小时不变速的驶行，每隔十数公里就有一个加油站，加油站旁还有很大一片休息坪，用彩色遮阳伞挡荫，在此可满足旅客所需的各种餐饮。更令人叫奇的是，每隔数十公里，有一段路面将左右道合陇并行，而且比其它路段更平整，据说这是希特勒为进行闪击战而建的临时跑道和停机坪，全国没有一公里泥石路，连乡村公路也由柏油铺成。
柏林到耶那约300多公里，只三个小时就完成了这次旅行，其中还包括途中的休息。中午即到了耶那城，它是一座典型的欧洲式小城，楼房几乎是清一色的2-3层，但建筑风格及雕塑却是那样的考究和具有艺术性，屋顶尖尖的，高约一层，街面全部用小的四方型花岗岩砌成，只是显得有点凹凸不平，街上没有公共汽车行。此刻，我好似置身于欧洲电影中。
副总经理将我们安顿在该城最好的一家宾馆，其房间的陈设不亚于柏林宾馆的水平，楼上几层是客房，一楼是餐厅，餐饮时还有乐队为你伴奏，兴致来了还可下舞池去舞一场，在那个年代，欧洲国家就有食、宿、娱乐一条龙。
安顿好、吃罢饭，副总经理建议我们今日先休息，但我们急于进工厂了解情形，也顾不得旅途疲劳，身体患睏，于是当日下午即去拜会厂长，厂长将我们要去实习的车间主任及工程师请来与我们会面。据后来得知，他们二位都是希特勒时代的军人，工程师还是海军上尉，在潜艇服役。二战期间，希特勒曾动员了两千多万兵力，而一个人口不足七千万的国家，恐怕除了妇女、老人、小孩，几乎所有男人都当过兵，我们所在车间30岁以上的工人、技师就属此情，而且多数还成了苏军的俘虏，他们中间又多半参加了统一社会党，才得以在这军品车间‘安身’。礼节性的叙谈后，立刻为我们照了快照，办了厂区和保密车间的通行证，准备明日即进入正式学习，副总经理此刻也完成了他的迎宾使命，与我们告别返回柏林。
回到宾馆，得知副总经理并未给我们支付当日房金，而所住房间房费大大超出我们的标准，想立刻换房，但考虑这样做有失国体，所以坚持到第二日才换住标准房，其房金只有我们标准的一半，既为国家节约了开支，也使我们有好的心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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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式学习开始，工程师站在黑板旁，翻译站在他身旁，一位德国女秘书提个打字机坐在他们后方，我们四人则坐在我们工作学习的位置上。开始，工程师讲了很长一段，除了寒喧的话语翻译能译出，而涉及到技术的内容他却译不成章，后来工程师每次只讲2~3句，但翻译还是译得不伦不类，把它译成了四不象，讲的内容完全听不懂，此时工程师也察觉我们的翻译承担技术翻译工作尚有差距，也有意放慢速度，不时还把翻译听不明的单词写在黑板上，但翻译仍只有摊开双手耸耸肩，以示无可奈何的模样，翻译急得满头大汗，可我们对讲的内容仍感茫然，这样下去也无济于事，故请工程师暂停再作商量。德国女秘书随及递上速记打字讲稿纸数张，翻译接过来，几乎花了一整天才勉强译成了一段可读的文章。第二天继续如此没有任何改观，学习已寸步难行，这样的进度与要求大相径庭，大家忧心忡忡，担心我们的学习任务如何能按时完成，若担搁一月，哪又要增加多少费用，此时，我们真是束手无策，失去了主张，大家非常着急，担心这样的进度按时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很困难。后来工程师问我们懂不懂俄语，因为他们厂里有长驻的苏军验收代表团，因而有一位老资格的德俄翻译译成俄语绝对顺畅，然而我们这些刚解放即参军的大中学生，过去全是学英语，对俄语也是一字不识的文盲，但这一情况却使我萌生一思想，现在我国可翻译技术的德语翻译人才很缺乏，而找一名懂技术的俄语翻译却不难，我们何不请大使馆为我们借一名可译技术的俄语翻译来，经过工厂的翻译译成俄语，再由我们的俄语翻译译成汉语，经过这么两道翻译来学习，虽然手续繁杂，但总比听不懂要强，此想法一经我提出，真是珠联壁合、琴瑟合鸣，大家想到了一个地方，大家一致同意立刻向大使馆汇报我们学习中的语言困难，请求派俄语翻译来支援。不过这种翻译方式，恐怕在中外翻译史上，也是亘古未有，算是我们的一大“创造发明。”
与此同时，我与组长找翻译交谈，以解除他的思想顾虑，指出这么做，绝不是不要德语翻译了，我们的生活离不了，译资料也少不了，如今这么做也绝不是对他不信任，我们清楚的理解，一个不懂技术的翻译或未曾从事过技术翻译的人，陡然来翻译技术确有很大困难，特别是口译更难，我们去请俄语翻译，完全是怕不能按时完成任务不得已而为之。在此期间，建议他先从译资料着手，为技术翻译打一基础。翻译最终也理解大家的心情，欣然按决定执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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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分两路，话分两头，当我们得知有苏军验收代表团在此，便主动与他们取得联系，当时我们视苏联为老大哥，对他们比较尊重，感情上也觉亲密，但后来我们察觉，德国人对他们可不怎么样，一方面有战败国与战胜国这个因素（他们从不把苏军视为他们的解放者）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客观原因影响，德国人骂苏联军人是强盗，常给我们讲苏军的一些恶貌丑行，说苏军打入他们国境时，照样是大肆掠夺，四处奸淫，整车皮拉走他们工厂的设备，见老百性的金银财宝、古董油画，也占为己，苏军士兵还常在街头喝得醉熏熏。这样我们则陷入了尴尬的处境，一边是苏联老大哥——和我们执行同样任务的苏联空军，我们怕得罪他们影响友情；另一方面是教我们技术的德国工人、技师，是我们的主人，更怕冒犯他们影响我们的任务完成，于是采取一种折衷办法，不偏不倚，当听到德国人谈苏联的事情，我们只听而不加任何评论，更不作传送，为不致引起德国人的猜疑，产生不必要的影响，也自然疏远了与老大哥的公开联系。
过两天，大使馆真为我们借来了一名俄语女翻译，她经常跟随苏联专家，翻译技术没有问题，于是经过这德译俄，俄译中，我们也能理解所讲的大体内容，我们开始了顺利的学习，此时，德方中方和翻译都皆大欢喜。但好景不长，过了约半月，女翻译接到通知，有更重要的任务要她去执行，不得已，女翻译只有告别我们而离去。不过这半月她给我们的帮助可不小，使我们对学习的设备有了一梗慨性了解和熟悉。同时，因为她的到来，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段小插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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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俄语翻译走了,怎么办? 唯一的办法,是自力更生,依靠我们集体的力量来完成这艰巨的学习. 以德语翻译为主力, 其他四名同志齐协力, 先将资料来翻译, 看了资料后不懂的再向工程师、技师请教学习。开始工程师不相信不要他讲课,,我们能学会这套军事装备,日尔曼民族向来有些自傲,瞧不起我们这邦中国年轻人会在较短时间内学会他们的东西. 翻译查阅德汉词典，将不认识的技术单词的几个词意均列出，然后大家再据此段文章内容及承上取下的联系取其一，有时也由我们几个不懂德语的人下到车间，用比划手势及现学的几句专用问话语，去询问某一单词代表什么东西，当工人、技师指给我们看，我们这些懂技术的一看就明理，大家相聚再一凑，整段文章就会意。日子一长，我们还可用一些现学的单词，不讲语法，不讲逻辑的生拼硬凑，加上亲眼察看，按图索骥，也能知晓一些部件的动作原理，为了加速单词的翻查，又去大使馆借来两本德汉词典，虽然不能译文章，但也能帮助查单词，从而也为译资料出把力。为了早日译完资料，我们想带资料回宾馆去翻译，但这违反工厂的保密制度，为此只好由翻译临下班前，迅速看上几页，将不认识的单词抄下，利用晚上休息时间，大家轮流查词典，第二天再将它整理，经过三个多月的艰苦努力，数百页资料全译毕，同时我们对整个装备也基本掌握只欠熟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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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民德学习期间，工厂还安排我们去外地几个分厂参观，附带游览胜地。我们所在的蔡司工厂,是世界有名的光学仪器制造厂,照相机更是他们的名牌产品,我们一进厂就借给我们一架最新产品半自动相机,任由我们拍照,每照一卷,即由他们免费为我们冲印,且都是5-6寸以上相片,我们一共拍了7-8卷,将我们所能见到的美景尽收于相机,但遗憾的是每一卷仅冲印一套,分到个人也就4-50张,不过这在50年代已算是高挡消费,甚致有点奢侈.
民德全境呈南北狭长地形，总面积才10万多平方公里，只相当我国最小的浙江省，驱车在公路上行驶，一天绕全境一周，时间还绰绰有余，花上3~4天，即可游遍其主要城镇。我们实习的工厂本部所在地，处于民德最南端，再向南行20多公里即是德捷边境，每次外出都是向北行，大约行驶500公里，即到达波罗的海海滨。
莱比锡，地处民德中心，是民德第二大城市，世界也知名，那里有人们向往的马克思广场，有当时号称世界第一的大动物园，我们还有幸赶上了两年一度的莱比锡国际博览会，其规模及盛况不可名状，即令述之，也是挂一漏万，但最使我们记忆深刻和留恋的还属中国馆。当走近中国馆，一种祖国咫尺天涯之感油然而生，因为我们已有几个月没有听到祖国的声音，更没有见过祖国的亲人，我们在中国馆前听到那高吭的四川山歌：“手里拿把锣哎！喜洋洋啰！……”。听了一遍就会哼，而且至今记忆犹新。在展厅，我们各自寻找有无家乡的展品，以求与参展人员了解更多关于家乡的近情。我们来民德已经三月有余，但对国内新闻却一无所知，近乎一个又聋又瞎的人。
那天还有一道特殊新闻，莱比锡来了五名中国厨师，使得一大餐厅门庭若市，高鼻子的洋人，排成一条望不见尾的长龙，这都是慕名而来，被中国的美味佳肴极大地吸引，据工程师说：这在他们国内确是很少有的奇闻。
我们还游览了‘魏玛’的一处‘地下仙景’（即中国的溶洞）。东欧各国，这样的地下仙境数不清，那可是在真正的地下，从地平面，像进地铁似的，向下走几十级至数百级台阶才可欣赏到美景。其景与国内现今的溶洞景大同小异，只不过那时国内溶洞都未开发修整。此前我曾去过桂林的七星岩，还是用火把来照明，里面黑漆漆的，所以显不出洞景的奇妙。而当时那里的地下仙景，有五颜六色的灯光照射，五彩斑斓，神态逼真，真是美不胜收，那千姿百态的钟乳石、仙人掌、蘑菇群、擎天柱、定海针，金光闪烁的金山，灰白耀眼的银山，九曲弯折的银河，还有似耕田的牛，舒拳的猴、展翅的锦雉、交颈的仙鹤、倒立的竹笋、悬吊的包谷……再配以各种优雅的轻音乐和鸟兽啼鸣，以及灯光的明暗起伏，模拟日出黄昏，好像置身于世外桃源，欣赏美丽景色，使你感到格外神奇和憧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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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民德学习期间，还有一件更感幸福，令人没齿难忘的事情。一一
一天，厂方通知我们。
“明日，你们国家领导人陈毅，将来我厂参观访问，请你们陪同。”
第二天去工厂，只见多处大的横幅欢迎标语，还有小彩旗飘扬空中。据当地人称，在他们这边陲小城，这可是从未有过的事情。的确，几个月前，小城突然来了五个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的中国人，已是满城风雨，全城闻名。如今，中国的一位副总理亲自来访问，还有中国重庆杂技团随行，怎能不沸沸扬扬，全城轰动。中国的副总理怎么会到此边陲小城，恐怕是有世界闻名的蔡司工厂在此，才不虚此行。
在参观的休息间隙，陈老总单独接见了我们，陈老总是我解放军最高首长之一，在国内被接见，已深感荣幸，如今在国外被接见，更倍感亲切而无以言表，首先由姬鹏飞大使向陈老总介绍我们，当指出我们中四人是空军派来学习的，陈老总一一与我们握手，这握手意味着我们同是解放军大家庭中人，当介绍翻译是外交部派来的，陈老总操起那特浓的四川口音，恢谐的说：
“不久，我们将要成为一家人啰！”
开始，我们真有点莫明其妙，不知所以，后从侧面得知，陈老总这次到东欧各国访问，回国后即准备接替外交部长的重任（此前系周总理兼任外交部长），这次访问，就是他十几年外交生涯的前奏。
坐定后，陈老总即问我们五人的姓名，当我报告完我那奇特名字后，陈老总问：
“是哪几个字？”
“框吉周，新旧的新，这璿字嘛！……”
当时我实在难以说出它的具体写法，陈老总见此情形立刻说：
“过来！写给我看。”
我快步走过去，取下钢笔，秘书迅速递上记事本，我工整的写上了我那难认又难写的璿字，陈老总接过一看，随即说道：
“这左边是斜玉旁，右边是‘睿智’的睿字，合起来嘛！我就不认得了！”接着问：
“作啥子讲？”
“与旋转的旋字同音，是美玉的意思，古时有种天文仪器叫“璿玑玉衡”，我叫璿，我弟弟叫玑。
“那你父母还是文人哟！”
这时我有点紧张得不知所措，也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因为我父母并非文人，又不知是谁给我取了这古怪的名。
其实陈老总最后这句话，可认为是问话，也可认为是顺口说的一句话，没听回答也就如此过去。接着陈老总听取了我们学习组长的汇报，我作了简要补充。陈老总是我解放军的老总，当然关心我空军建设的学习情形，当陈老总得知我们克服了语言困难，不分翻译和军人，大家拧成一股绳，保证任务可以提前完成时，给了我们以鼓励和肯定。
晚餐，我们陪陈老总出席了工厂的小型宴会。晚上，又有我重庆杂技团在广场为当地市民作精彩的杂技表演，我们五人就紧挨着陈老总在后排坐定，在前排就坐的还有民德陪同团团长，该市市长以及姬鹏飞大使等。这一天我们就一直紧跟陈老总身后愉快渡过，一种无比亲切感，无限幸福感，久久回荡脑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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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底，我们胜利完成了学习和验收任务，驱车返回柏林，遵照空军首长指示，在柏林本不准备停留，但与大使馆的帐目结算，又需我们作短暂的滞留，因而我们有机会利用余下时间，在使馆工作人员的指点下，坐高架电车及地铁，对柏林进行了环游。那时未建柏林墙，东西柏林居民可以通过指定路径彼此来往，作为东西柏林街道上的分界线，也只用铁丝网拦着，不让行人随意通行，而在规定的几条路口，各国使馆的车辆出示证明即可放行，所以在东柏林街上常常可见西柏林占领国的星条旗、米字旗、三色旗的车辆。在五十年代初期，作为一名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军人，看到这些旗帜，可不像现在这么轻松和平常，有一种极其复杂、矛盾而又说不清的感觉，首先是反感、仇视、继而觉得敌人近在咫尺，战斗与恐惧并存（害怕被绑架）。那时乘地铁或高架电车可以东西柏林直接通行，我们坐此车时，则是提心吊胆，翻译将使馆工作人员写的站名紧紧捏在手心，每到一站都要仔细核对，生怕坐过了站去了西柏林，那后果则不堪设想。我们还专程步行去胡波特（音译）大街观看普林敦堡门—德国的凯旋门，它比巴黎凯旋门稍矮，但宽，且有两个偏门，其建筑风格大体相同，都是普法战争时期为炫耀各自武力而建造，如今则成了历史的见证和旅游观光的名胜，凯旋门那边就是西柏林，我们不敢太靠近，只在远处眺望它的尊容，还有知名的国会大厦，但它位于西柏林较深处，我们无法去观赏它。
我们在柏林仅呆了一天，次日赶巧与姬鹏飞大使同机离开柏林。据以后得知，姬大使那次与我们同机回国是回来升任外交部副部长，以后又升任部长。
此外，回国途中，按预先得到的批准，在莫斯科停留一周。此间，我们住的是驻苏大使馆为我国驻英国代办预订的高级套房（现称总统套房，因当时已近苏联十月革命节，宾馆房间紧张，而此时驻英代办，预订的房间空着，故让我们这些普通干部享受了一番）；坐地铁，几乎欣赏了所有的地铁车站，莫斯科的地铁车站，个个像西式宫殿殿堂，墙面及站顶，布满了各种雕塑，水晶宫灯，照得地铁通亮，每个车站，别具一格，绝无重样，其艺术性，是我此前在柏林坐的地铁，以及后来在国内北京、上海、广州看到的地铁无法比拟的；我们还有幸去莫斯科大剧院，花了30卢布（当时合我们十五万旧币）欣赏了苏联著名舞蹈家——乌兰诺娃的芭蕾舞——天鹅湖；还有幸瞻仰了列宁墓，不过很遗憾，未进内室瞻仰列宁的遗容，还是因为十月革命节，为保安全，未开放内室瞻仰；更有幸的是，我们还观看了莫斯科红场的阅兵式和群众大游行，那气势的雄壮，比我1952年参加的天安门检阅是强之又强。
总之，此次德国之行，又是我一生幸福的大升华，是多项幸福事件的大集中。首先，在出国前，受到了自己所在军种最高统帅的接见、饯行；一次就获得500万（旧币）的行装，使我在部队20年不用自制便装；第一次乘坐多种型号飞机；一生仅此一次的享用了总统套房；游览了国外多处名胜地方；欣赏了世界著名舞蹈家的表演；难得巧遇的苏联莫斯科红场检阅的壮观场面；特别是，此次德国之行，受到了我国两任外长的接见，并与他们共渡了一段幸福美好的时光，也为我们此次德国之行增添了无上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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