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际关系学家米尔斯海默在其名著《大国政治的悲剧》中写道：“国际体系的结构迫使一心寻求安全的国家彼此采取侵略行为。”在那些对人性持有悲观态度的现实主义者看来，国际政治本质上是一种无政府状态下对权力争夺的斗争。而以米尔斯海默为代表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则将这种悲观推向了极致。他们认为，在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意图缺乏准确了解的霍布斯世界里，大国只有获得更多的权力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最大的安全依赖于最大的权力，而对最大权力的残酷争夺决定了大国注定悲剧的宿命。
然而，大国悲剧的真正所在，其实往往在其国民，以及受波及的小国的国民。后者的悲剧色彩则更有浓重的宿命感。大国之间的博弈不可避免地会令许多小国卷入危险的漩涡当中，使之成为大国博弈的牺牲品或殉葬者。大国出于利己的动机，与小国国内的政治精英或政治力量结盟，从而达到某种政治、经济、军事目的。最后的结果常常是大国之间因达到均势或战争成本难以承受而相安无事，但战火却出现在代理人之间。更为讽刺的是，自私诡谲的目的往往披上崇高理念的外衣，小国人民却成为大国口号中所谓“信仰”的殉道者。冷战时期的代理人战争和小国政权动荡，就是对大国口中“道义”和“普世价值”的绝佳讽刺。
1965年10月至1966年3月的印尼，上演了世界现代史上最残暴的屠杀之一。对于这次大屠杀，以苏哈托为首的印尼军队、穆斯林激进分子和暴徒自然难辞其咎。但是，美、英、中、苏等大国又何尝没有扮演某种角色呢？当重新审视这段黑暗的历史时，我们或许会发现：小国政治的悲剧，在于小国难以摆脱国内政治力量将整个国家带入大国“大棋局”里的宿命。
“九·三〇事件”经过
在经历了与荷兰殖民者的残酷斗争之后，印尼在苏加诺的带领下终于在1949年获得独立。在建国初期，由于在国内力量的博弈中处于弱势，作为国父的苏加诺虽然享有崇高的声誉，但也不得不向政治对手妥协，建立议会内阁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苏加诺成为没有实权的虚位总统。
不过，由于政局长期动荡不安，苏加诺趁机推出“苏加诺总统方案”，提出要建立一个包含左翼和右翼力量的互助内阁。该方案发表后，受到了印尼共产党、民族党、平民党的强烈支持，但也遭到了马斯友美党等大党派的激烈反对，后者甚至策划了数次针对苏加诺的暗杀行动以及武装叛乱行动。叛乱平息后，马斯友美党威信尽失，平叛有功的陆军和印尼共产党则赢得了很大的声誉和力量。苏加诺凭借着高超的政治手腕，在50年代末期获得了较大的政治权力，建立所谓的“有领导的民主”。
1960年，苏加诺召集印尼民族党、伊斯兰教师联合会和印尼共产党党魁进行协商，决定建立互助国会。代表民族主义、共产主义、宗教（Agama）三股势力达到平衡的“纳沙贡”正式确立。为了保证个人权力，苏加诺在陆军、印尼共产党和穆斯林之间玩起了危险的平衡术，利用陆军维持政治稳定，利用印尼共产党获得公众支持。不过，由于陆军势力过于强大，同时苏加诺个人也对左翼政治理念抱有好感，苏加诺在1950年代末期开始实施一面提升印尼共产党的势力、一方面打压陆军的一连串行为。这引起了陆军的强烈不满，陆军、穆斯林政治力量与印尼共产党的矛盾日益激化。矛盾在1965年达到一触即发的状态。
该年8月，由于苏加诺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原本依靠苏加诺庇护的印尼共产党紧急召开政治局会议，商量下一步的行动。印尼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艾地在会上表示要先下手为强（谌旭彬，《印尼为什么要屠杀数十万华人？》，腾讯历史转自谢志琼、钟冰/译，《印尼“九·三○”事件：美国中央情报局调查报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221页）。9月30日晚，印尼总统卫队营长翁东等人开始发动政变，六名陆军高级将领被杀，印尼陆军参谋长纳苏蒂安被绑架。然而，政变在24小时之内被印尼陆军迅速平定。10月2日，陆军幸存将领苏哈托完全掌控了局势并宣告政变失败。
三周后，苏哈托与陆军开始了针对印尼共产党的抓捕和屠杀，大屠杀一直持续到1966年3月才大体结束。尽管在1967年仍有小规模屠杀事件的发生。该年3月12日，苏加诺被临时议会剥夺了政治权力，苏哈托被任命为临时总统。1968年3月21日，苏哈托正式被选举为总统。印尼正式开启长达三十年的苏哈托独裁时期。
华人是主要受害者吗？
由于缺乏可靠的证据，1965年10月-1966年3月大屠杀期间的真实死亡人数，至今难以达成共识。屠杀消息主要来源于对此次行为负有最大责任的印尼军方，这自然是最不可信的消息来源。而当时只有极少数外国媒体在印尼，无论是印尼知情人士或是西方政府又都对这次事件讳莫如深，大部分相关档案处于保密状态，因此研究界根本无法获得此次屠杀的足够细节和证据。
研究界普遍认可的受害人数在50万至100万人之间，其中绝大部分是被怀疑为共产党员或支持者的印尼人（Friend, T. (2003). Indonesian Destini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 113）。不过，由于媒体炒作以及一些未知的原因，外界普遍认为印尼华人是这次屠杀的受害者。中国媒体和大众长期以来也接受这一或许不是很可靠的说法。对此，学者Robert Cribb和Charles Copper坚持认为，印尼土著才是最大的受害群体，华人受害人数不超过2000（Cribb, Robert; Charles Coppel (2009). "A genocide that never was: explaining the myth of anti-Chinese massacres in Indonesia, 1965–66". Journal of Genocide Research (Taylor & Francis): 447–465；Charles A. Coppel (1983). Indonesian Chinese in Crisis.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60-61）。华裔印尼籍社会学家Mely Tan Giok Lan教授也赞同这一说法（Tan, M. G. (2008). Etnis Tionghoa di Indonesia : kumpulan tulisan. Yayasan Obor Indonesia, pp. 240–242）。值得注意是，这样的说法也仅仅只是建立在现有的证据之上。
无论如何，华人在六个月的屠杀当中的确受尽苦难。成千上万的印尼华人遭到驱逐。在三宝垄、梭罗、加布棉、棉兰等地区华人商铺和财产也遭到大规模洗劫，华人学校被关闭，无数妇女遭到侵犯（聂会翔，（2008），《苏加诺时期中国与印尼关系探究》 (硕士论文, 湘潭大学)，42；“In search of a future,” Time, September 16, 1966, p 19）。而针对印尼共产党支持者和同情者的屠杀则更为惨烈。其中最为严重的是爪哇中部和东部地区、巴里和苏门答腊南部和北部地区。主要集中在城市以外的地区。除了数十万人被杀外，印尼政府预计在1966年至1976年间大约有160万至180万印尼人因被怀疑是共产党员而被捕。许多人在狱中受折磨而死亡，手段极其残暴。
然而，尽管这次大屠杀骇人听闻，但在整个过程中乃至事后都没有受到西方国家的干预和谴责，只有苏联、中国以及朝鲜等少数社会主义国家对印尼发表了谴责声明。相反，英美等西方国家极力封锁消息，禁止记者进入印尼并要求媒体引用大使馆的官方消息（Gerard DeGroot (2008). The Sixties Unplugged: A Kaleidoscopic History of a Disorderly Decade. Macmillan. p. 390）。在印尼国内，一直到苏哈托下台，公众及学界都被禁止公开讨论这次屠杀。时至今日，印尼官方都未曾表达对这一人为灾难的反思和自责。本月18、19日首次召开的“剖析1965年悲剧”的研讨会上，印尼政府就公开拒绝道歉。
印尼国内的政治力量
对于拒绝道歉的理由，据印尼《罗盘报》报道，印尼政治、法律和安全统筹部部长鲁胡特在研讨会开幕仪式上表示，“我们知道怎么做对国家最好”，印尼官方甚至认为此次研讨会的召开会让共产主义复活。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印尼至今不愿对这个惨剧进行调查和反思呢？
原因在于策划、参与此次事件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依然存在，且极大地左右着印尼政局的稳定。
最大一股力量无疑是印尼军方。在印尼，军队既作为一支国防军事力量，同时也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存在。作为军事力量，印尼军队的成长伴随着印尼民族独立战争、反对外国殖民军队入侵、镇压国内武装叛乱和分离势力的整个过程。这在为军队赢得了巨大的声誉的同时，也建立了坚实的军事实力。
而其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存在，则与建国初期脆弱的议会民主制不无关系。基于共同的政治权力需求，苏加诺与军队在1950年代中期建立某种同盟。1957年印尼内阁首脑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下台后，苏加诺颁布军管法，使军队获得了空前的政治权力。尤其到了苏哈托时期，代表军队利益的专业集团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组织，牢牢地控制着立法机构。1969年各省省长都由军人担任，1980年虽然有所减少，但重要省份都由军人控制。
不仅如此，印尼军队在国家经济生活中也享有特殊地位，控制着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1957年，印尼政府接管了12.5亿美元的荷兰资本，该年国家资本占资本总额的46%。而军队利用“紧急状态法”赋予的权力迅速对荷兰企业实施军管。1958年军方代表出任经济稳定事务部部长，次年，军队进入“国有化机构”，监督收归国有的荷兰企业。在苏哈托时期，军队控制大部分国有企业，并与外国资本进行合作，深度从事商业经营活动和金融活动。时至今年，军队的影响力依然遍布印尼政坛的每一个角落。
另一股政治力量是穆斯林群体。在两百年前，印尼这个国家并不存在。那时候印尼土邦林立，宗族繁多，直至20世纪初荷兰彻底征服了亚奇，印尼群岛才在一个帝国中央政权的统治之下。在长达三百年的殖民统治时期，印尼帝国行政单位内部的整合积极发展，印尼人民逐渐拥有了一种共同的殖民经历。不过，真正对印尼民族主义观念的建构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乃是伊斯兰现代主义的冲击。早在16世纪，印尼主要岛屿已经伊斯兰化，成为广大底层人士和上层精英的共同信仰。但直到20世纪初，伊斯兰现代主义对印尼社会的巨大影响才演化成声势浩大的社会政治运动。1912年伊斯兰教联盟成立，成为早期印尼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导组织，“伊斯兰教联盟构成了印尼民族觉悟的中心”（McVey, R. (1983). Faith as the outsider: Islam in Indonesian politics. Islam in the political process, 199-225）。
但是，印尼伊斯兰势力受到了以苏加诺为首的世俗民族主义者的严厉打压。1945年6月，伊斯兰主义者不得不对印尼的伊斯兰教地位做出妥协：“印尼不该是个伊斯兰教国家，但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公民必须遵守‘伊斯兰律法’。”（戴万平：《印尼族群政治研究：东教、地域与种族》，中山大学（台湾）博士论文，2003年，第93页）建国后，世俗主义者更是积极推动了以“潘查希拉”的五项原则作为印尼建国的基础。不过，伊斯兰教作为一种政治力量依然拥有极大的影响力。在1955年的国会选举中，公开标榜伊斯兰教的政党占到三分之一，而普选选票总量也超过了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
虽然在1950年代拥有较大影响力的马斯友美党也经历了灭顶之灾，苏哈托也延续苏加诺对伊斯兰教势力既利用又抑制的策略，但伊斯兰教依然拥有巨大影响力。1973年大选之后，苏哈托政府把所有伊斯兰教政党和组织合并成“建设团结党”。尽管如此，在1977年和1982年大选中，该党依然分别获得29.13%和28%的选票。苏哈托日后更加严厉地在建设团结党中推行“潘查希拉化”，弱化该党的伊斯兰色彩，伊斯兰政治力量的确受到沉重打击。但随着苏哈托的下台以及民主政治的转型，其政治力量有所恢复，在国会和内阁当中依然拥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根据2005年的统计，印尼有着1.9亿人信奉伊斯兰教，占全国总人口高达88.58％。
在“九·三〇事件”后的大屠杀当中，这两股政治力量扮演了主要角色。而无论是处于独裁或威权时期的印尼，还是正在进行民主转型的印尼，任何政治人物和政治力量都无法忽视军队和穆斯林的势力。只要军队和宗教力量一直在印尼政治经济生活当中拥有足够大的势力，他们昔日的所作所为就不会遭到彻底的反思和清算。
印尼共产党的崛起、挑战与灭亡
除了印尼军队和伊斯兰政治力量，在苏哈托上台之前印尼共产党曾经是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从反殖民运动一直到苏加诺时期，共产主义都在印尼社会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是在苏加诺执政后期，印尼共产党更是成为与印尼陆军、伊斯兰政治势力三足鼎立的强大政治组织。然而，1965年10月至1966年3月的大屠杀使得印尼共产党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不得不说，印尼共产党自诞生起，就经历了极度坎坷的成长过程。
印尼共产党（印尼语：Partai Komunis Indonesia，简称PKI），原印尼社会民主联合会，由荷兰共产主义活动者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也就是中国人所熟知的马林）于1914年在荷属东印度创建。是亚洲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印尼社会民主联合会成立之初的愿景便是向印尼民众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并积极组织反抗荷兰殖民统治。经过一系列本土化改革，马林所领导的印尼社会民主联合会（1917年改名为印尼社会民主党）组建红卫兵，与荷兰殖民者进行小规模武装斗争。通过吸引印尼穆斯林以及其它反抗团体，印尼社会民主党于1920年更名为印尼共产主义联盟，成为亚洲第一个共产国际成员组织。1924年，该联盟正式更名为印尼共产党（PKI）。1926年，印尼共产党在雅加达郊区和万丹地区发动起义，失败后，1.3万人被捕，共产党被荷兰当局宣布为非法组织。印尼共产党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之后仅仅只能与荷兰殖民者进行小规模的武装斗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掠夺东南亚地区丰富的资源，日本大军侵略印尼等地。为了拉拢印尼当地的民族主义和穆斯林组织，日本人对当地人提供武装训练和武器装备，同时以解放者自居。这在一定程度上让印尼人对日本人产生好感。甚至许多亚洲人都曾对日本人怀有天真的希望，认为一旦日本在与西方的战争中获得胜利，日本将会允许他们独立。譬如，甘地、尼赫鲁、苏加诺都曾对日本有过不切实际的好感和幻想。相反，印尼共产党却从未终止与日本殖民者的斗争。直到日本投降后，印尼共东山再起，积极策划和组织独立运动。战后荷兰殖民者企图恢复殖民统治，印尼独立武装与荷兰人进行顽强斗争。虽然遭遇了失败，但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以及战争对荷兰国内经济的巨大消耗，荷兰终于在1948年妥协，承认印尼独立。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之后，布尔什维克对殖民主义的强烈批判以及对反殖民运动的支持，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一条通往现代社会之路。这使得第三世界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都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苏联产生好感。回顾整个反殖民斗争历程，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运动主要受到两种意识形态的激励：共产主义与本土主义（或是民族主义）。而前者对本土意识的建构和影响起到很大的作用。尤其当我们看到印尼共产党对印尼独立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似乎更能确信为什么建国后印尼共产党会受到印尼民众的广泛拥戴并且迅速崛起。
不过，印尼共产党势力的快速上升引起了苏加诺、印尼军队以及西方国家的疑惧。印尼独立后，印尼共产党被强行要求去武装化，印尼共产党与印尼军方发生武装冲突。印尼共产党失败后，3.6万名党员其支持者被捕，多名党内领袖被杀，艾地和鲁克曼逃亡中国。不过印尼共产党并没有被取缔，到1949年便又开始重建。印尼共产党领袖意识到共产主义必须进行民族主义化且支持苏加诺，才能获得生存空间，因此便在反帝反封建的基础上积极进行自我改革。到了1959年，印尼共产党成员数量达到150万人。1965年更是达到了300万的历史高峰。
建国后印尼共产党与印尼军队、穆斯林政治团体一直冲突不断。原因主要是双方在意识形态、发展路径、政治权力等方面存在极大的分歧。印尼共产党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后两者所代表的本土主义意识形态对资本主义拥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共产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是腐朽黑暗的，由于当地“买办”精英的配合才使得殖民者轻而易举地对印尼进行殖民统治。因此，印尼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才能获得民族解放和独立。而本土主义却认为，印尼本土历史、文化、宗教是对抗殖民统治的武器，并且可以为国家的发展指出一条光明的方向。
在发展路径上，印尼共产党认为，印尼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按照苏联模式进行发展才能成功建设现代化国家。1950年代中期至1960年代前期，印尼共产党积极推动土地改革。不过，早在1945年印尼便陆续开始收回封建土地、宗教土地和殖民土地，分配给农民，并积极推动免税。1958年颁布了第1号法令，宣布废除私领地。1960年印尼颁布《土地基本法》、《土地使用法》、《分成合同法》，采取了比较激进的措施取消封建和殖民土地特权。毫无疑问，印尼共产党对土改的积极推动惹怒了穆斯林特权阶级和封建特权阶级，也为1965年到1966年大屠杀时期遭到后者的报复埋下了祸根。
在本土主义者看来，印尼必须重建和复兴本土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权威。他们认为，现代化之路并不一定排斥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而应该将两者与本土主义充分融合，寻求建立一种具有本土主义特色的现代社会。这就是为什么，以苏加诺为代表的民族主义者不会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他曾坦言：“我们正在培育我们对自由的热切希望，但我们更多地不是通过阶级意识……而是通过民族主义而激发出来的民族意识来达到这个目的。”
1950年代，苏加诺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越来越失望。殖民统治为被殖民国家留下了腐朽的制度遗产，原本建立在残酷剥削和暴力统治基础上的殖民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扼杀了当地的现代性元素。时至今日，许多原被殖民国家大多仍在制度困境中艰难挣扎。另外，到了1950年代末，不仅是印尼，整个第三世界国家都清醒地意识到，他们所积极融入和参与竞争的国际体系对西方国家是绝对有利的。而他们的国民，即便进行了艰苦地奋斗，也依然难以摆脱极端贫困的局面。第三世界国家发现，西方国家控制了原材料的开发，同时自己对外国援助、贷款和技术严重依赖。而西方国家比苏联和中国对他们的援助、贷款拥有更多的附加条件。对于日益对西方国家怀有不满的第三世界来说，苏联模式虽然比不上美国模式，但前者至少提供了一种实现现代化的替代方案。这一系列因素导致了1960年代第三世界国家普遍“左倾”。
1964年8月，苏加诺公开发表亲共言论。苏加诺一方面日益“左倾”，另一方面又与印尼共产党形成强大联盟，并试图建立“第五军”这一独立的军事力量与印尼国民军进行抗衡。这引起了印尼军方的强烈不满。1959年印尼右翼政党如马斯友美党和社会党被解散后，印尼共产党失去了制约力量，在苏加诺的支持下获得长足发展。1960年代印尼共产党一跃成为第三大政党，并有多名共产党员在内阁中担任职务，在爪哇地区更是成为实际的统治者。此外，印尼共产党积极与中国共产党保持联络，加强武装力量的建设。显然，这也必然激化印尼共产党与整体上属于右翼的印尼军方的矛盾。双方摊牌只是迟早的事。
在1965年9月30日，双方终于发生最后的冲突。印尼共领袖的政变失败后，印尼政府和军方的反共行动迅速在全国蔓延。10月8日，印尼共的总部被毁灭，18日，印尼共在雅加达被禁止，党员在爪哇地区遭到了大规模捕杀，总书记艾地被军队枪杀。据统计，被屠杀的共产党员及支持者大约为20万-25万人（参考莱格（1977）：《苏加诺政治传记》，上海人民出版社，P426）。1966年3月，印尼政府宣布印尼共产党解散。印尼共产党就这样在血泊中退出了印尼历史舞台。
“九·三〇事件”背后的外国力量
如果不是大国背后的干预，印尼或许不会发生“九·三〇事件”，至少不会达到这样的惨烈程度。而在这背后，美国、英国、中国都在不同程度上扮演了不太光彩的角色。
印尼是东南亚领土最大、人口最多、战略资源也最为丰富的国家，尤其是该地区有着丰富的橡胶、硬纤维、金鸡纳霜、石油等资源，同时也是连通全球东西和南北的重要交通枢纽。这使得在冷战时期，印尼成为双方阵营积极争取的对象。
不过，对于美国来说，印尼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其盟友（日本和西欧）在该地区的重要经济利益上。美国介入东南亚事务的出发点，也是为了保障该地区对日本和西欧（包括英国）保持市场开放和资源出口。考虑到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对美国等西方国家而言是一个巨大灾难，因而美国必须防止在东南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尤其是美国必须解决日本对中国市场和原材料的依赖，这就导致美国积极干预东南亚以确保该地区对西欧和日本保持开放。美国政府无不担心，一旦失去东南亚，尤其是马来西亚和印尼，将会对日本造成很大的政治和经济压力，日本也将很难不滑向共产主义（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and Courses of Action with Respect to Southeast Asia, June 19, 1952, DNSA, Item Number: PD00283）。
在进行多种尝试却失败之后，艾森豪威尔认为反共的印尼陆军是美国在印尼可以合作，以防止印尼共产主义势力夺权的重要力量。例如，1957年美国曾秘密资助印尼反政府分子，试图分裂。不过，苏加诺领导的印尼军方、主流穆斯林、共产党成功挫败叛乱。直到1958年，美国政府才意识到印尼陆军的重要性。虽然美国依然对分裂分子进行秘密支持，但已将重点发展目标转向印尼陆军。从1958年至1965年，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三届政府都积极发展与印尼陆军的关系，采取秘密方式在资金、武器、训练等多方面大力支持印尼陆军，尤其是培养陆军中的反共势力，为建立军政府而积极谋划。即便在全面停止对印尼政府援助的时期，约翰逊政府也没有停止并且加大对印尼陆军的援助。
有理由认为，在1964年美国政府便期待“九·三〇事件”这类事情的发生，以彻底清除共产主义势力。事件发生后，美国中央情报局为印尼陆军提供了一份5000人的印尼共产党领袖名单（Ex-agents say CIA compiled death lists for Indonesians San Francisco Examiner, 20 May 1990; The Washington Post, 21 May 1990）。同时，也有文件披露，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都在“九·三〇事件”后的大屠杀当中为印尼军队和民兵团体提供物资支持甚至进一步刺激对印尼共产党人士的屠杀（Accomplices in Atrocity. The Indonesian killings of 1965 (transcript). 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7 September 2008）。另外，瑞典也被认为在1965年12月向印尼陆军销售了价值1千万美元的武器装备（Christian Gerlach (2010). Extremely Violent Societies: Mass Violence in the Twentieth-Century Worl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83）。
此外，没有苏联和中国的支持，印尼共产党也绝对不可能获得如此快速的发展。中国建国初期，苏联由于与东南亚距离遥远，且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较小，所以交代由中国共产党从外部支持和引导东南亚的共产运动（高艳杰《美国对印尼领土问题的政策与美印(尼)关系(1956-1966)》(博士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p. 22 - 23）。不过，苏联并不打算彻底放弃东南亚，任由中共在该地区势力坐大，尤其是50年代末双方矛盾日益加剧，苏联更是直接参与到东南亚的事务当中。根据相关文件披露，苏联集团在50年代中期一直试图通过贷款、贸易、资金援助和技术援助的方式对印尼进行经济渗透（同上，引自U.S. Policy on Indonesia, NSC5518, May 3, 1955, DNSA, Item Number: PD00457）。1956年，苏联向印尼提供了1亿美元经济援助，且没有任何附加条款，超过了美国对印尼援助和贷款的总和（同上，引自Ide Anak Agung Gde Agung, Twenty Years (of) Indonesia Foreign Policy, 1945-1965, p. 190）。除了大量的经济支持之外，苏联也对印尼军队在培训、武装方面提供大量的支持。1959年，苏联在经济和军事领域共计向印尼提供3.75亿美元的贷款，后来更是将援助额上升至8亿美元。在随后几年当中，虽然双边关系恶化，但苏联也继续加大了对印尼的援助。
相比起来，中国对印尼的援助则无法与苏联同日而语，但也数量庞大。1965年，中国向印尼提供1.6亿美元的援助。即便在1959到1961年国内饿殍满野极端困难的时期，中国依然坚持对印尼进行援助。此外，在许多外交立场上，中国也对印尼公开表示支持，这些都赢得了苏加诺和印尼共产党对中国的好感。1962-1965年，中印双边关系达到了准同盟的高峰。
不过，毛泽东并非与苏加诺毫无芥蒂。1964年，毛泽东发现苏加诺居然与美国进行和平谈判时就非常不满，他认为苏加诺只不过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因此，从1956年初开始，中国就开始秘密支持印尼共产党及其民兵，为后者供应大量的武器装备及提供军事训练（文安立（挪威）（2013），躁动的帝国：从乾隆到邓小平的中国与世界，八旗文化出版社，P. 314）。而中国对印尼共产党的支持毫无疑问大大鼓舞了该党，这成为其领袖发动“九·三〇事件”的一个诱因。事实上，8月5日，艾地就曾向毛泽东透露了这次政变行动（ Zhou, T. (2014). China and the thirtieth of September movement. Indonesia, 98(98), 29-58.引自中国外交部档案）。虽然并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参与了此次政变，但事后印尼军方却坚信中国是同谋。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与苏加诺、印尼共产党（高层）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中国也以向苏加诺提供医疗援助为由窃取秘密情报，另一方面，中国一直鼓励印尼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同上注）。因此，印尼军方也就有充足的理由认为中国实际上参与了这次政变。
“大棋局”与小国政治的悲剧
中国对印尼政局的深度干预，使得苏哈托政权对中国怀有极大的怨恨和警惕。这也是事件中许多印尼华人受到牵连，同时苏哈托不满足于仅仅捕杀印尼共领袖的关键原因。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这次大屠杀背后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国的干预使得印尼的国内矛盾更加激烈，最终惨剧发生。
不过，对西方国家来说，即便苏哈托是在一片血海中上台，并建立了与西方民主观相悖的军事独裁，他们依然支持这一政权。而对于陨落的生命，又有哪个大国真正关心？正如美国国务院情报官Howard Federspiel所说：“只要被屠杀的是共产主义者，就没人关心。”不仅西方国家不会关心，一直视生命如草芥的另一个阵营的国家也不会关心。斯大林所导演的屠杀，何逊于此？
对于大国来说，小国只不过是大国大棋局当中的一个棋子。这些棋子既可以为他们输送利益，也可以充当牺牲品。而许多小国精英为了维持政治集团的政权或个人权力，往往与大国勾结，甘愿充当大国在自己国家利益的代言人或“买办”。大国之间成王败寇，胜利者享受小国源源不断的利益输送，失败者则空手而归。
“九·三〇事件”的胜利者属于美国等西方国家。苏哈托甫一上台，西方跨国集团不久就在印尼获得巨大的商业利益。苏哈托政权在印尼所建立的汲取性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无疑为苏哈托政治集团及其附庸，以及西方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国家，从来都是因利而聚。而真正勇于承担国际道义的政治家，却往往受到唾骂。
在第三世界，新加坡、韩国等国家的成功具有很大的偶然性，而大多数小国的人民，只能在专制、剥削的困窘生活中挣扎。而这，正是小国政治的悲剧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