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首场党内初选中，被称为“江湖骗子”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角逐者特德•克鲁斯(Ted Cruz)抢了“自恋狂”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风头。与此同时，号称“民主党社会主义者”的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支持率与体制内竞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不相上下。针对精英阶层的叛逆就此全面展开。关键问题是西方精英能否（以及如何）更贴近民众。
我们不是中国人。或许即便是中国人也不会永远甘愿将管理公共事务的责任交给自我选定的精英。然而在西方，“公共领域是所有人的财产”这个公民理念不仅古已有之，还是近几个世纪最终取得成功的奋斗目标。美好人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特征是，人们不仅享有一系列个人自由，而且还掌握公共事务的话语权。
个人经济自由可能造成巨大的不平等，这使民主理念的现实意义空心化。治理复杂的现代社会需要技术知识，而我们已经面临经济和技术官僚精英与普通民众之间鸿沟过大而无法弥合的危险。在极端情况下，信任可能完全崩溃。到了那种地步，选民将转向局外人来清理体系。我们不仅在美国看到信任转向局外人，许多欧洲国家也是一样。
有人对此不以为意，认为这可能是不满者在发泄，而多数人将继续选择中间立场。这相当有可能。但这是一种高风险的战略。如果不满日益加剧，那么中间选民基础可能瓦解。即便它撑得住，一个弱势群体不满而主流社会充满不信任的民主社会将不会是一个幸福的社会。然而，见多识广的精英人士与普通公众对体制的态度恰恰出现了此类分歧。
那么造成这种分歧的根源是什么？一个是文化的改变。另一个是对国家民族构成变化的不满。还有一个是对不平等程度加剧和经济上缺乏保障的焦虑。或许最根本的原因是，人们日益觉得精英阶层腐败、自满和无能。煽动者利用了此类焦虑和愤怒的来源。他们就是这样的人。
正如经合组织(OECD)在最近的一篇报告中指出的那样，最近几十年多数成员国的不平等程度大幅上升。顶层的1%富人占税前收入的份额升幅尤其大。这种经济精英人士的成功与其他人相对缺乏成功的反差在美国体现得尤为明显。因此，经合组织指出：“从1975年到2012年，在（美国的）税前收入增量总额中，大约47%流向了顶层的1%富人。”随着美国出现拉美式的收入分配模式，其政界也冒出一个又一个拉美式的民粹主义者，左、右翼都有（见图表）。
那些中间立场的人应该如何应对？成功的政客明白，有必要让人民感到他们的担忧将得到考虑；他们以及他们的孩子们的生活将会更加美好，他们也将继续拥有一定程度的经济保障。最重要的是，需要让他们再次能够信任经济和政治精英的能力和廉洁。
这里是必须要做事情的一些要素。首先，在全球化的所有要素中，大规模移民是最具破坏性的。移民需要得到控制。美国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允许1100万无证移民的存在。就欧洲而言，如果欧盟要存续下去，重新控制边境是压倒一切的任务。眼下难民肯定是重点。这就要求欧洲创建在欧盟边境以外恢复和维护秩序的强大能力。
其次，欧元区需要从根本上质疑其以紧缩为导向的宏观经济信条。现在的实际总需求远低于2008年初水平是令人震惊的。
第三，金融行业需要得到遏制。越来越明显的是，金融活动的大规模扩张并未带来相应的经济表现改善。但它带来了巨大的财富转移。
接着是必须要保持资本主义的竞争力。我们生活在一个新的镀金时代，在这个时代，企业行使着巨大的政治权力。一个回应是无情地鼓励竞争。这将需要果断行动。
随后，必须让税收更加公平。资本所有者、最成功的资本管理者和一些占据主导地位的公司享受着极低的税负。企业领导人坚称他们遵守了法律，这还不够好。这算不上讲道德的行为。当商业利益在立法过程中扮演强有力角色的时候，这种观点尤其不厚道。
此外，有必要挑战股东至上的信条。股东享受着有限责任的巨大特权。鉴于他们的风险有上限，他们的控制权在实际意义上也应该受到限制，照顾那些对公司风险敞口更高的人，比如长期雇员。最后，有必要严格限制金钱在政治中的角色。
西方政治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许多人感到没有尊严，无依无靠。不能再忽视这种情况了。
译者/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