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叛逃到苏联（雷光汉回忆录）

firebaseone

　　从一个中国叛逃者角度描述苏联最后二十年。

　　转帖者按：今年《炎黄春秋》第8期上有文介绍雷光汉的回忆录《苏联逃亡记》。雷光汉在1957年因发表反苏言论而被打成右派，从北大发配到新疆。文革中因不堪摧残而逃亡苏联，真如他自己所说，历史给他开了大玩笑。近日有朋友发来该书的电子文本，很好看，陆续摘要转贴于此，与网友共享。

　　第一章 历史的大玩笑：

　　——一个反苏分子出逃苏联

　　凄风苦雨之夜

　　1970年4月24日午夜，两天大雨之后，恰逢天山融雪季节，是中苏界河霍尔果斯河一年中水量最大的时候。最深处水深达到两米，咆哮着翻滚着。我和衣涉水，水淹及颈，在浅水的地方也几次全身冲倒在河中。只好顺水斜切，艰难地走到对岸，从头发到鞋袜已全身湿透了。幸好下水前我用力把眼镜架扭弯扭窄了，近视眼镜还在眼上。

　　风萧萧，夜沉沉，下旬的月亮光线透出了云层。回望对面高山的阴影，前面邻国边境线上高高的铁丝网隐约可见，还有从远处扫射过来的探照灯光和巡逻车的车灯光，像鬼火一般刺破了黑黝黝的夜空；饿狼嗥叫声，河水翻腾声，一起交织成恐怖的边界之夜，但在我心里已经没有一点恐怖的感觉了。十几年来，挨斗，挨骂，挨饿，挨劳改，我日夜生活在恐怖之中，早就患上恐怖麻木症了。同时，尽管春寒料峭，全身湿透，我全身却热血沸腾，似乎寒冷也离我而去。

　　我在河岸边的一块大石头上面朝向东方——我的祖国——坐了下来。我知道我已置身异国的土地，一泅过界河，再越过铁丝网就踏上了不归路，而这个国家却是我亲爱的祖国的敌国。我当了十三年“右派分子”，五年“黑帮分子”，家破人亡，在五百米深处煤矿矿井劳改，也许还要押上断头台。罪名只有一条，反苏，反斯大林，反对俄国和苏联分割我国大片领土。但鬼使神差，求生的本能却把我驱使到我反对的这个国家的土地上来了。

　　我思绪绵绵，全身的热血也沸腾起来。我一定要活下来，活下来亲眼看到那些暴君奸贼的下场，看到祖国的新生。我怎么也不能相信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经历了那么多大灾大难而没有倒下的中华民族会长期沉沦。我看透了“文革”当局的宣传，却又愚蠢地相信了“苏美合作，主宰世界”那一套说法。既然苏美合作，那么到了苏联以后，就可以有机会转到其他地方去了。我要去到有中国人的地方，第一个选择是台湾，其次是新加坡。我不愿意去香港或澳门，我和仇恨日本人一样仇恨英国佬和葡萄牙鬼。

　　我们土家族是相信报应的，我已经看到一些大人物的报应了：列宁儿女皆无，斯大林一个儿子死于德国战俘营，一个儿子喝酒醉死，女儿则逃到了国外。我相信陈毅元帅的口头禅“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我要活下去，活着看到各色人们的下场。我一介书生，没有能力报复人。但活着看到他们的下场应该还是有可能的。

　　月亮从云层中露出，大概已经是下半夜两点钟了，我站起来向铁丝网走去。走了二十来米，到了铁丝网外面拖拉机犁成的耧松土带，有十来米宽，寸草不见，苏联瞭望台上的探照灯光把铁丝网上空的黑夜变成了白天。黑鸦鸦的铁丝网迤逦远去，不见尽头，几万公里的苏联边界都是用铁丝包围起来的。后来我在苏联听有人发出如此的感慨：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列宁说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老百姓说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边界铁丝网通电化。

　　我走近铁丝网一看，第一道网有两米多高，像鱼网一样拖在地面，没有剌。我想抓着网眼爬过去，谁知脚一踏上，软绵绵的，既不能用力也无法着手，一下子全身陷入网中，一寸也难以移动。我只好倒下身子滚了出来。第一道就过不去了。怎么办呢？我走过去细心观察，发现铁丝网外端并没有在地面固定，一掀就起来了，也不重。我拉起网钻了过去。紧接着的第二道铁丝网很高，带刺，还密得很，跳不过也钻不过。我抓着铁丝一点点小心地向上爬，终于翻了过去，两手被刺得鲜血淋漓，脚下的解放鞋鞋底也刺透了。后来审问我时预审官告诉我说，我把他们的三根铁丝都踩断了。第三道铁丝网没什么困难，很低，一跳就过去了。过铁丝网以后是又宽又平的柏油路，新疆那时还没有如此好路。公路两边的电线杆子从上至下全都漆满了柏油，不像新疆的只漆了下面一小段。再看电线杆上的编号，写的是俄文字母，使我确信是逃到苏联来了。

　　这里要补叙一句，其实我逃离霍城已经两天三夜了，我是投水自杀没有成功才起意逃亡的。我投的就是霍尔果斯河，夜里，慌慌张张地，我找的投水的地方水太浅，求生的本能使我老是沉不下去。我不知道别人会怎样，反正据我的体会，要让下定决定自杀而没有成功的人再下一次决心，是多么地困难。我只好逃进山里。这几天，我除了在天山坡上摘了一些贝母花吃和喝山沟的水外，再没有吃过一点东西。因为饥饿，疲劳，加上逃亡出来以后，绷紧的神经一下子松了气，我再也无法挪动一步，一下子倒到了公路边。似乎是过了十来分钟，从南边远处出现了汽车灯光，一会儿，唰地一下，一辆吉普车已停到了我的身边。车上跳下一名军官，两名士兵，还牵着一条大狼狗。大概铁丝网上有微波显示器，一有人越境他们马上就能知道，而且可以判断出发事地点。两个士兵把我从地上抬起，双手反背，绑了起来。天啊！我已经成了犯人。军官的肩章上有一道杠，两颗星，是个中尉。他们没有说一句话，把我推上车就往回开。很快到了一所军营，进到一间房子，还有四五名士兵在那里等着，都是碧眼黄发的俄罗斯人。一名士兵给我松了绑，指着凳子叫我坐下，又提来一壶水，还递给我一块肥皂，叫我把手洗干净。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会说中国话，我虽然学过俄语，但不会说。他们比比划划地不断问我，我却一句也不懂。好在我在中学学的英语还没有完全忘光，说了一句“I want rice“（我要吃的），没想到，一名士兵居然听懂了，立即端来了一杯茶和一个铝制军用饭盒。打开盒子，里面有半盒荞麦米饭，两片面包，一个白水煮的鸡蛋，一小块黄油，三四片香肠，几片酸黄瓜和两个酸西红柿。我接过茶杯，一口就把茶喝光了，是红茶，还是甜的。茶里也放糖，是我第一次喝到。我在内地时，茶里是不放糖的；在新疆，茶里加的是盐。我狼吞虎咽，几下就把盒饭吃光了，他们打手势，意思大概是问我够不够？我再说了一个英语单词：“Also”（还要），他们又听懂了，又端来了一盒，我又吃光了，也饱了。那位士兵能记忆的英文单词大概与我也差不多，结结巴巴只有几十个，但还是问了我不少。他见我全身沾满了泥巴，知道我是爬过天山泅水过来的，说:“你们中国现在在搞‘文化革命’，天天杀人”。他还说：“上级有命令，凡是从中国逃过来的，不能开枪，要抓活的。”我问他如果发生相反的情况呢？他作了一个开枪的动作，还告诉我他是乌克兰人。吃饱喝足，我们用英语单词“闲谈”了一会，天也朦朦亮了。一名士兵走进来，把我带到军营大院，指着台阶上的一间小房，叫我进去休息，一看是士兵禁闭室，里面只有一张铁床，床上只有床垫和一件昵制军大衣。门外一名士兵持枪守着，还卧着一条大狼狗。我把全身湿淋淋的衣服脱光，挂着，只穿着已被我的体温烘得半干的内衣裤，盖着军大衣躺了下来。军官递给我一盒烟和一盒火柴，一看烟盒上的俄文，是“五一牌”。我点燃了一支，这是我第一次抽带过滤嘴的烟。也睡不着，仄着身子望着外面。卫兵不断地向我打着各种莫名其妙的手势，原来俄国人喜欢用手语，比中国人的手语丰富得多。太阳升起了，是个大晴天，我变成了军营里的稀有动物，成群的士兵，单个的，两三个的军官家属跑来围观，有笑嘻嘻的，有板着脸的，指着我说着外国话。小姑娘、大娘子们一个个碧眼金发，胸饱腰细，也不怕冷，四月份就穿着短袖布拉吉。洋女人健康而漂亮，我第一次如此之近，又如此之多的看到她们。

　　军营初审

　　中午时，给我送来了同样的盒饭，外加饭后喝茶时吃的两个小白面包。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生活模式化可真算到了家，以后不管我在军营里，KGB或者公共食堂吃的份饭都是一模一样的，变化的只是主食，有大米的，荞麦米的，麦片或面条几种。吃完午饭，一名少尉军官拿着一个长本子到禁闭室向我问话了。长本子是中文对话手册，用俄文字母拼写的中文对话。他直板而生硬的问我：“你是民兵吗？”我摇头，“你是干部吗？”我又摇头。接下去是一串：“你是工人吗？”“你是医生吗？”“你是售货员吗？”“你是社员吗？”我都摇头。最后他问：“你是教员吗？”我点头了，他也点了点头，走掉了。在以后审问我的过程中，“你当过民兵没有？”“民兵发枪没有？”是频率最高的问题。当时苏联正准备向中国开战，后来我了解了，苏联兵最怕的不是我国装备陈旧，训练落后的正规军，而是民兵和我军传统的游击战。面对中国式的游击战，哪一个军事强国都会心惊胆战，所以他们特别关注于“民兵”。下午四点，一辆吉普车迳直开到禁闭室前，车上走下了一名肩章上一道杠，四颗星的哈萨克大尉，还有一名俄罗斯中尉。一进禁闭室，就用中国话向我问好。中尉是翻译，他简单地问了我在中国的经历，文化程度和出逃苏联的原因，说：“雷同志，现在我知道你是一个很文明的人，我们要带你到另一个地方去，那里有中国话说的和你一样好的翻译，还有大首长。”我听到他称我为“同志”，这个我在中国已经几年没有听到过的称呼，感到又新奇，又很有感触。随即，他们叫我穿上半干的衣服，就上车出发了。中尉和我坐在后排，车窗全用黑绒布罩着，外面的什么也看不见。我担心车往东开，害怕他们把我驱逐回去，掀开黑布想看看行进的方向。中尉马上把我的手拉开，说：“现在不要看，以后看。”既然还有“以后看”的机会，大概是不会立即把我送回中国了，我稍微放了点心。

　　正式开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为什么要逃到我们苏联来？“

　　我回答：“现在中国正在‘一打三反‘，天天杀人，我是为了活命，才逃过来的。”一下子，个人的苦难，虎口余生，受难的亲人，受难的同胞，全浮到了我的眼前，我禁不住失声痛哭起来。

　　不到半个小时，车子开到一个村庄边的一栋小房子前，四周全用两米多高的木板围着，院子里只能看到远处的电视天线，是对越境中国人初审的地方吧！因为吃饭时有筷子，客厅里不时放着“文革”时中国放的民族音乐，军官们也都会说几句中国话。下车后，一个三十来岁，穿便服的中西混血模样的人前来与我握手问好，他说的普通话比我的带着浓重湖南乡音的普通话还要标准得多。他告诉我说，五十年代他在北京上过学，星期日常常去西山玩，因为听说毛泽东住在西山，他想是不是可以看见毛。他把我带进一间办公室。正面桌子边坐着一位俄罗斯上校，五十来岁，表情十分严肃。上校也向我握手问好，叫我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混血翻译坐在我的身边，靠墙还坐着一名俄罗斯上尉和一名俄罗斯中尉，面前小桌上摆着记录本。后来，我知道这两个人也都会说流利的中国话。这位俄罗斯上尉很活泼，言语诙谐，不时还和我开个小玩笑什么的。初审开始了，自然，上校是主审官，审问通过翻译进行。先问了我的姓名、出生年月日、籍贯和出生前的地址、职业和文化程度（后来在每一次审问中，这一套都是开场白）。

　　我1935年10月15日出生在湘西石门县一个土家族农家，六世祖是江西客家人迁入湖广的移民和本地土家女人成婚后传下的后代。我的家族是中国的亲子家族，只看看我父子几代的名字吧：祖父雷立庭，建立家庭，家庭组成国家；父亲雷震旦，震旦系中国古名；二叔雷震军，振兴军队；三叔雷震中，振兴中华；1941年我发蒙上学，正值抗日炮火熊熊，父亲给我取书名雷光汉，光复汉家天下。1956年我已经是北京大学的学生，知道了我属于土家族。当时学魏晋南北朝史，授课的是著有《两晋门阀制度》的一代名家田余庆先生，也是湖南人。在上质疑课时，田先生听到了我一口湖南腔的“国语”，便问我:“你是湖南人吧？”我回答是石门人。他马上引用了一句屈原的诗和一句嘲笑湖南土腔的古诗，教我纯正口音（到了1995年，我到了北京用电话向他请安时，他还记得我是石门人）。田先生告诉我：“我的田姓起源不是汉姓，你的雷姓也不是汉姓。你去查查你们的族谱，你祖先大概是少数民族。”不久，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从报纸上读到了社会学家潘光旦和历史学家向达（我的老师）鉴定湘西土家族的长篇发言，我知道自己是土家人了（仅仅因为这个发言，潘、向两大学者1957年都当上了“大右派”）。那时北大有个好规章，每个系办公楼墙外都掛着信箱，每个学生都可以投书向本校任何教授，包括校长马寅初提出问题，一个星期内定能得到答复。我就给向达先生写了张纸条，询问我的族籍。两天后，在未名湖边我遇到了手里抱着一大摞书的向先生，当中还有英人写的介绍西藏历法的英文书，我还好奇地翻了翻。我向向先生鞠躬后作了自我介绍，他在湖边的石头上坐了下来，详细给我解说了古代巴人、蛮人、楚人的历史变迁，和东汉大将马援的南征，以及明清两代在湘西的军政设置。叫我到图书馆善本室去查湘西州县的地方志，还说如果善本室进不去，可以找他帮忙，因为他兼任北大图书馆馆长。他还告诉我他自己是沅陵人，是土家族，向，覃，雷三姓是我国南方少数民族的大姓。我一下恍然大悟，覃和向是我家乡两个最大的姓氏，在古墓地里常常可以看到刻着某“指挥使司”，某“都指挥使司”就是所谓土司的墓碑。我家对山有一处地方叫司命台，就曾经是土司衙门的所在。东边一处山头叫烽火台，是古代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军事通讯点，用作设燧点火。石门邻县桃源县还有马援南征的遗迹。马援的马蹄声唤醒了武陵山脉和雪峰山脉崇山峻岭中我的先祖：你们属于中国！从此这里的人民就成了中国最忠诚的子民。看看百余年来一连串威名赫赫的爱国名将和政治家的名单吧，左宗棠、蒋翊武、宋教仁、覃振、郑洞园、向军次、贺龙、粟裕……还有同样的有名的文人们：严北岳、俞鸿远、向达、翦伯赞、沈从文、丁玲、黄永玉……湘西出名将、出才子、出美女，但他们的命运又多有“情深不寿，强极则辱”者。

　　我的乡族先辈参加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历次为中华民族命运而的争的战争。我稍知世事即逢上抗战中的常德大血战，国民军一个师的官兵全部阵亡，日本鬼子还在我的家乡打细菌战，杀死了几万同胞。我们全家逃到湘鄂交界的大山上去。进攻我们家乡的鬼子大部分是朝鲜部队，实行“三光”（。，烧光和抢光）。家乡成了最接近前线的后方，到处设立着兵站，医院，新兵训练站。当年还是童子军的我天天跟在抗日军人们后面跑，学打枪，学唱抗战歌曲，玩抓汉奸的游戏。1940年我五岁时父亲参加县里的抗日自卫军训练归来，教我唱“向前走，别退后，牺牲已到最后关头”，这是我学会唱的第一支歌。我还学会了不少字。那年祭祖时，记得我雷氏宗祠大门西边的新对联上有一联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六岁上小学受到了系统的激动人心的爱国教育，背会的第一课课文是“好男儿，当兵去！”第一个口号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最先记住的古诗词是岳飞的《满江红》和文天祥的《正气歌》。九岁时能全篇背诵战区军政长官薛岳将军的《告湖南全省父老同胞书》。今年（2000年）我已六十五岁了，还能背诵初小语文的一段课文：“他抬头看，是祖国蔚蓝的天空；低头看，是祖国芬芳的草地；四面看，敌人包围上来了。他掏出手枪，把子弹射向敌人，最后一颗留给了自己。”记述的是一位国民军空军勇士驾机轰炸上海日寇淞沪警备司令部后，飞机被敌弹击中，他跳伞后自杀殉国的壮烈事迹。三年级时学了民族英雄张煌言传，他随郑成功率水师攻进长江，“登金山遥祭长陵，三军皆痛哭失声”的文句是我到死也忘不掉的。我在他乡异国受罪时，每当心里浮上这些文句，便会增加几分生存的力量。抗战胜利前夕我们返回家乡，大好楼宇，成片的街区全都成了瓦砾之场。我从小对日本鬼子就仇恨至极，更痛恨日本军国主义者至今不向中国谢罪，赔偿中国的损失。对大口一张就放弃了几千亿美元日本赔款的领导人，我不认为他们是爱国者，对李登辉、吕秀莲等人，更认为是三流的认贼作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二年，1950年秋天，我复学上初中二年级，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我曾申请参加志愿军，因年小未获批准。如果当年战死在战场上，也不会有后来那么多的罪受了。

　　我幼小时也知道了俄国和苏联侵略我国的诸多血迹斑斑的历史。中国地图象一张美丽的秋海棠叶，以后残缺不全了，北边被剪掉了一大块，是俄国人强占走的。“外蒙独立”，真正的策划者是列宁和斯大林。我的家乡有不少人当过兵，在日本投降后随部队接收东北。他们回乡后说，1945年苏军出兵东北，烧杀奸淫，比日本鬼子还坏。二次大战时日本三分之一的工业在东北，所有的工厂机器都给苏军抢走了，连铁轨都拆走了。上学后学习“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心里就想：“既然中苏同盟，为什么还要和我国共管旅顺，大连和中长路？”为什么中苏合办三大航线：北京至伊尔库茨克、北京至赤塔、北京至阿拉木图，航程在中国境内一长条，在苏联境内只有一小截？这不是不平等条约的继续吗？还有在新疆合办石油和金属公司，真是从海上到天上，从地面到地底，苏联都向中国伸手了“。从此，一看到那个时候无处不在的斯大林画像，一看到占满报刊版面的对什么“可夫”，“斯基”之类人物的表彰，我就咬牙切齿，不屑一顾。1957年，共产党定我为“右派分子”，最主要的罪状就是反苏，1966年又定我为“黑帮分子”。当过中共霍城县委书记的工作组长给我断定的罪行还是“反对革命时期的苏联，反对斯大林”。尽管当时从最高统帅毛主席到每一个红小兵都当了反苏修的急先锋。一个顽固的反苏分子却要冒着死的风险越境到苏联来了，不能不说是历史的恶作剧。可是要虎口求生，我别无选择。

　　家国同难，中国已国不成国，我的家也是泰山压顶。我的祖母、三叔在1960年的大饥荒中饿死。现时我父亲天天被捆绑着在斗争台上挨斗，母亲在生产队劳动一天后还要拖着三寸金莲去向大队治保委员汇报。两个弟弟被开除公职，回乡监督劳动。我一门四寡：大姑父死于宁夏黄河边的劳改农场，未婚二姑父在湘西苏维埃运动失败后被国民党枪毙，三姑父在“反右”时上吊自杀，小姑父土改时只有17岁，和他母亲在一根绳子上上了吊。

　　但是，我一个堂堂华夏子民，和苏联人讲这些，有什么意义？我热爱祖国，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祖国的事，但是，现在却连一块容我活命的地方都没有了。我悲从中来，放声大哭。

　　翻译站起来拍着我的肩膀说：“雷同志，不要哭了！”还拿来毛巾给我。接着，完全出乎我的意外，上校从制服上衣口袋里掏出来一大叠人民币，都是崭新的十元票子。递给我看说：“我们的人民币多得很。现在，我可以给你很多钱，要你回中国去给我们执行一项任务。你完成任务回来以后，我们不仅收留你，还会给你像部长一样的高级生活。”听完以后，我一下子蒙住了。他们是要我回中国做特务啊，敌国毕竟就是敌国！好在我在两天三晚的出逃路上，已经就我的知识范围作好了如何应对苏联盘问的准备。这还得感谢1955年中国的肃反，那时，可能是为了提高人民的敌情意识，翻译了许多苏联的“反特”小说，我就读过不少，知道他们的那一套。要我回中国“执行任务”，可能只是一次“考验”。我立即回答：“我是一个读书人，当不来特务。我是逃命出来的，也不想长期住在你们苏联，我希望到台湾或新加坡去，生活在我自己的同胞中。我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会从事特务活动，反对我的祖国，反对我的同胞。这个决心我是下了的，你们不要为难我。”上校听了以后，一下脸就变黑了，厉声说：“你不听我们的话，马上把你送回中国去。”我又回答：“我是由于受中国当局的政治迫害逃到苏联来的，属于政治难民。联合国也规定应该保护政治难民吧，我还读过《苏联宪法》（在上高中时，我真的读过《苏联宪法》的英文译本），你们的宪法也有保护外国政治难民的一条。”上校听后，知道我不大好对付，稍稍改变了态度，还出现了笑容，可仍然不断劝我“去中国执行任务”，还说“我们会教给你活动的方法，不会出危险。”一边说一边拿着人民币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我穿着湿衣湿裤湿鞋子，肚子也空了，饥寒交加，再无力和他们纠缠，不得不亮出了我的最后态度：“既然如此，你们把我送交中国边防军吧，我宁肯在中国被枪毙，也不会当外国特务。”

　　局面僵住了，上校又恢复了一脸凶相。正好哈萨克大尉进来了，对上校说了几句话，翻译站起来说：“问题暂时讨论到此为止，现在我带雷同志去洗澡换衣，然后吃晚饭。”带我到浴室后，我平生第一次洗了大盆汤的热水澡，洗完后擦身子的“毛巾”，却只是一块粗纹平布，和我家乡农民用的澡巾差不多，根本就不能称之为“毛巾”。果然言不虚传：苏联的轻工业可落后着呢！给了我一套旧西服，还有一件白布衬衣，号码都大。房子里有暖气，穿着西服也不觉得冷。晚餐很丰盛，大盘的牛肉烧土豆，肉饼子，煎鸡蛋，菠菜汤，还开了各式各样的凉菜罐头。从罐头上的商标，我认出来是保加利亚生产的。桌上摆着一瓶白兰地酒和一盒盒哈萨克斯坦牌的带嘴香烟。

　　我在这里被软禁了三天，顿顿饭都是这样。后来我才知道，在苏联，这就算是上等宴席了。和我一起吃饭的就是那五个人，上校，大尉，上尉，中尉和混血的翻译。大尉是哈萨克人，其余四人都是或自称俄罗斯人。吃饭时，上校一改严肃之常态，客气地劝我吃菜，喝酒，饮酒前还碰杯，还说：“为中苏友谊而干杯！”文革以前，我本来是滴酒不入的，文革挨斗时，借酒消愁，常常一个人悄悄地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的小饭馆买酒喝，一来二去，我的酒量得到锻炼，才发现自己是一个很能喝的人，酒量可以算得上是惊人了。1968年。在乌鲁木齐我还曾和一位落难朋友赛酒，席上无人能敌，并随口吟出了“且看湘涟百尺水，能淹中华八亿人？”的“豪语”。但此时和苏联军人相比，我也只能甘拜下风，真是小巫见大巫。我是一次一口，他们是一口一杯。吃吃停停，还唱歌助兴，他们几个人唱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莫斯科—北京》，我也唱了两支：《松花江上》和《秋水伊人》，都是我在四十年代学会的。祖国啊，逃到外国才两天，我就想念你了。唱了又吃，还要跳，几个男人抱在一起跳交谊舞，上校还跳了乌克兰马车舞，我也跳了几下秧歌。闹着闹着，半夜以后才睡觉。我和混血翻译睡在一室，床上没有被子，盖的只是白布单子上放条薄薄的毛毯。今晚是开始出逃后是第四个晚上了，我才在床上睡觉。我睡不着，只感到焦燥，惶恐不安，不知道明天又会碰到什么。

　　第二天，四月二十六日了，我起的早，洗漱之后，走过几道门去到昨天吃饭的餐厅，见到他们还在睡觉，上校合衣裹着毯子躺在客厅的长沙发上。性格活跃的上尉也跟进来了，窗台上有一架收音机，他打开了，把波段拨到我国中央台，正是早上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报道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了，中国有了自己的人造卫星，我十分兴奋，喜形于色。令我略感意外的是，上尉也用中国话向我表示祝贺，使我感到我虽已身逃外国，仍然有当一个中国人的自豪。

　　上校接连询问了我两天，主要关注我的社会关系，特别是在苏联有没有认识的人。我一下回出了三个。第一个是徐英斌，是我在霍城一中教书的同事。他是乌鲁木齐人，在俄罗斯居民区长大，俄语说得好，高中毕业后进入新疆足球队，足球队解散后他下放到霍城一中教俄语。在霍城一中大院内，还有霍城第一小学一位十分漂亮的维吾尔族女教师，是从新疆女子排球队下放下来的，徐和她原系同事，他乡遇故知，两人谈起恋爱来了，帕提曼怀了孕。未婚先孕而且搞的还是少数民族女人，这可是徐的大错误。两个人都害怕了，1962年边民外逃时，双双逃来苏联。第二位安东诺娃，是莫斯科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其实苏联并没有“副教授”一职，实际上是讲师。但中国对苏联派到中国的讲师都给予“副教授”的专家待遇，而中国派到苏联的副教授，苏联却只按讲师对待。在中苏交往中吃亏的老是中国一方，整个中外交往往都是如此，而管事的官们又老是自以为是，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第三位叫刘克福，是苏联人，北大历史系苏联留学生，起了个中国名字。五六十年代时，北大的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留学生很多，刘克福与众不同，他不住留学生宿舍，而和中国学生住在一起，不进留学生食堂，而在大食堂吃饭，为人随和。我们住在一层楼上，天天见面。1958年修十三陵水库，我们编在一个排，他劳动卖力，评为先进。他的妻子是中国女人，四川籍，原来是解放军总政文工团的演员。总政文工团去苏联巡回演出，刘克福是随团翻译，两人谈恋爱并结了婚。1994年我探亲重回母校，和田余庆先生通电话，田先生告诉我他去台湾讲学时在台北遇见过刘克福，原来他们夫妇都去了台湾教俄文了。

　　上校反复询问了我和他们的关系，做了详细记录。可以说这三个人帮了我很大的忙，因为他们证明了我的身份，在以后审查中少了不少麻烦。

　　在这两三天，每天只向我问两三个小时的话，剩下的时间都是吃喝。闲谈中他们还非常注重从我身上挖中国的军事情报，特别是民兵是不是发枪了，是不是经常有军事训练。对此，我一向是一问摇头三不知。我发现他们非常熟悉中国，知道一个书呆子老右派新黑帮长期受到管制，当然和“军事”沾不上边。后来也就再不问了。上校相当有学问，闲谈中还就马尔萨斯人口论和中国的人口问题，伊斯兰教的历史和哲学，高尔基的作品发表了他的看法，还当面用阿拉伯语背诵可兰经。幸好我多年积累的一些旁门外道的知识没被他问倒。在谈及中国人口问题时，我还批判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人口学说，他也点头称是。一次吃饭时他突然问我：“你说中国权力最大的除毛泽东外是谁？”我随口而出：“当然是林彪”。他马上说：“不对，我看是谢富治。”我吃了一惊，不知他的根据何在。他又接着说：“你们中国也有KGB，头子是康生。”我吃惊了，因为是第一次听到。他一边谈话一边喝酒，可真有海量，常常用面包干浸到白兰地酒中，一下就吸干了半杯，两口就吃掉了。几个翻译也常常与我天南海北的瞎聊。苏联的边防军属于KGB管辖，他们也都是KGB的官员。多年和他们打交道，我发现他们有几个共同的特点：一是文化水平高，都是大学毕业，国际国内，文学艺术，科学哲学都能说一套；一是维护苏联利益的立场非常坚定，只要与苏联有关的事情，对的一方总是苏联，错的都是外国。譬如谈到两年前苏军入侵布拉格的捷克事件时，他们说：“雷同志，你要知道，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除了国际关系以外，还有一个阶级关系，我们华沙条约集团出兵捷克是履行无产阶级的国际义务。”当时苏联到处扮演着“国际专政”的世界警察角色。第三个特点就是态度和气，言谈随便，也没有开口禁声的高强度保密观点，不像中国同类官员们那么“敌我界限分明”，满面严肃，气势逼人。上尉还告诉我苏联姑娘多好，说他的娘叫他记住一个俄文词，是钓女人的诀窍。我不明白，去请教混血翻译，他一本正经的骂道：“厚颜无耻。”晚上睡觉时，混血翻译用相当诚恳的语气对我说：“老雷，你别以为到苏联来了什么都好，要有思想准备，准备吃苦，干体力活。不过你放心，总会比在中国好。”

　　四月二十八日早上，哈萨克大尉端来了一大搪瓷盆手拉面条和一盆羊肉炒芹菜和韭菜。他告诉我：“我的老婆是维吾尔人，今天我要她做了中国饭菜（其实是新疆维族式的“中国饭”），来招待你这个中国客人。”踏上异国土地后的第四天，我吃到了中国饭菜，连吃了两大盘，自己也不好意思了。翻译见着我尴尬的神请笑着说：“没关系，你现在吃的很多，用不多久就会和我们一样，吃的很少的。”他是吹牛了，我后来发现普通苏联人都很能吃，饭量比我大得多。吃饭时我发现那位混血翻译不在场了。吃完饭，中尉翻译马上通知我：“现在我们要带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因为你是非法越境进入苏联的，而我们的边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你现在的身份是犯人，带你去的地方要暂时把你关起来。但你可以放心，我们不会侮辱你的。”随即拎着个大包带我上了吉普车。现在车窗上没有黑布罩了，没走多久开到一座城市，是有名的普非诺夫市，现在更名热尔干特，当时是对付中国的苏联边境军事重镇。

　　车子开进一座规模很大的军营，军营周围是高高的砖砌围墙，墙顶还有铁丝网。军营中间是操练场，四周是营房，军营中响着雄壮而喧嚣的军乐。他们把我带进一排房子，阴暗的走廊两边是一间间上着锁的小房间，是军中的牢房了。一名士兵打开了一间，里面除一张钢丝床外什么也没有，翻译叫我换上自己的中国衣服。

　　我从1966年11月开始就开始了劳改生涯，在伊宁市附近的煤矿挖煤，天山下的大东沟修水渠，搬煤块，抬石头，所有的衣服都磨破了，身上穿的蓝色棉衣是好友陆云章（新疆教育学院教师）送给我的。绒裤是在乌鲁木齐新疆民族研究所工作的老同学刘美崧（后任武汉民族学院历史系教授）送给我的，一件黑呢子中山服和一件兔皮背心，是我中学时的恩师张国柱送的，上面都是补丁加补丁了。我换回这身衣服，他们递给我几包烟和一摞子中文小册子后走掉了，把我在军人禁闭室监禁了三夜。每天早上八点钟起床，一名士兵打开牢房把我放出来，叫我到练兵场边的水泥台阶上晒太阳，吃与他们同样的份饭，翻看他们给我的中文小册子。

　　我用很多时间看苏军的操练，军官指挥士兵操练时不喊口令，全靠音乐指挥，方队前进正步走，齐步走，前后左右走都跟着军乐。乐队在操练场正面演奏，人数多，乐曲雄壮。操练时士兵都穿着黄绿色礼服。军人都带着肩章，士兵们的肩章是带款条的软布条，用条文多少表示军阶。每个士兵胸前都有两枚徽章，一是蓝色盾形，一是有列宁头像的红旗形。我十分奇怪，难道他们都有军功章和列宁奖章吗？后来才知道，盾形的是劳卫制（“准备劳动与卫国”的体育锻炼标准）证章，另一枚是共青团团章。一当上兵，人人都得通过劳卫制体育训练，也都成了共青团员。

　　下午，士兵训练结束了，我还是坐在台阶上翻阅那些小册子，春天的太阳照的全身暖烘烘的。大部分册子印的是苏共和中共马列主义大论战苏共理论家的应战文章，轰动而肤浅，全篇充满马恩列宁和勃列日涅夫论的引文，文句也译得不通顺，我都只略翻了翻便搁下了，现在一丁点印象也没有了。只读完了一本，是王明（陈绍禹）在莫斯科写的《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不是革命而是武装反革命》，列举了毛泽东的“十大罪状”。王是中共元老，中共内部共产国际派即亲苏派的头领，五十年代就跑到莫斯科去了，我先还以为他的文章会有些道理的，读完以后却完全是负面感受，批判者和被批判者都没有道理，都是反中国人的，文章当然不会有说服力，不会吸引人。特别是王明在他文章中表露的一副汉奸相，一副苏共奴才相，真叫人恶心。他列举的毛的罪状之一是：“中国武装侵犯苏联领土达曼斯基岛“，我读了义愤填膺，如果王明就在我身边，我会马上给他两耳光。俄国人称的达曼斯基岛就是我国的珍宝岛。“达曼斯基”是一个殖民我东北的哥萨克军官的名字。珍宝岛在乌苏里江主航道的我国一侧，江水浅时和我国陆地连到一块儿，而且岛以北和以东的土地直到库页岛，原来都是我国的领土。指白为黑，为虎作伥当汉奸，可耻的中共元老呵！我当了十几年的反苏分子，阴差阳错，逃命逃来了苏联，我下定决心，决不能当王明类的奸贼。这些小册子都是莫斯科“和平与进步出版社”出版的，我也知道了这家出版社既不和平，也不进步，是家专门出版反华图书的出版社。以后又陆陆续续读到了一些类似的文章，和这些小册子如出一辙：啰嗦的引文，指鹿为马的事实，厚颜无耻的自吹自擂，难怪在论战中他们败下阵来，只好到边界上去向中国动武。七十、八十年代正是苏联的黄金时期，国力膨胀，武力称雄世界，国内经济建设规模大，人民生活也富裕。可是，苏联共产党在精神上已经衰败了，没有理论战斗力了。反观中共发表的论战文章，不管是“两论”（论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九评”（一至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不说其道理是否正确，但就文章本身来说，势如江海，气吞斗牛，逻辑严密，护己如铜墙铁壁，刺敌若快枪利剑，篇篇都是“雄文”，说明中共那时确实是集中了不少文笔如椽的才子和学如江海的学问家。可惜七十年代以后就再也读不到那样的文章了。十年前读了一篇《人民日报》批判电影《河殇》的文章，逻辑混乱，史实不清，没有文理也没有哲理，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受审三月：记住！逃命也不能到敌国

　　五月一日清早，一名士官带了一名东干人翻译来到关我的禁闭室。东干人用陕西土话对我说：“现在我们去坐‘飞船’。”（所谓“东干人”，就是百多年前迁居中亚的中国回民，说的还是两个世纪前的中国陕甘方言，后面我会详细介绍）。士官还把我头上的解放帽摘下，给我披上一件带斗篷的军用风衣。风衣宽而长，把我穿的中国衣裳都遮住了。坐车到了个小飞机场，在一架小飞机前面排队登机。东干人说的“飞船”，其实就是飞机。我发现这里的男男女女都看着我的脚发表议论，使我很不好意思。东干人告诉我说，苏联人全穿皮鞋，没有穿胶鞋出门的，我穿着解放牌胶鞋，他们觉得既吃惊又新鲜。但这个说法并不全对，一年后我在塔什干火车站看到了好多乌兹别克人穿着球鞋。

　　飞机上的座位是对面排的，只能坐二十几个人。我对面坐着位全身戎装的俄罗斯上校，左边坐着押送我的士官，右边是个很胖的俄罗斯女人。飞机起飞后一个多小时便降落了，走下舷梯一看，是好大的一座停机坪，好大的飞机，停着许多大型伊尔式的和图式喷气式客机，雄伟壮观，以前我只在画报上见过的。坐上电瓶交通车，到了机场大门。出机场后，看到候机大楼顶上竖着“AЛMA—ATA”几个俄文大字，楼前广场上高高的玻璃牌上也写着同样的字。我知道到了苏联哈萨克斯坦加盟共和国首都阿拉木图。士官带着我刚下台阶到广场，一个身着笔挺的黑色西服，一脸庄重的中年哈萨克官员前来用中国话对我说：“你好！”押送我的士官取走了披在我身上的风衣，递了一个大文件包给那位官员，算是办完交接手续，告别走了。哈萨克官员带我上了一辆黑色的伏尔加牌小汽车，叫我坐后排。他坐在前排，正襟危坐，板着脸不发一言。向车外望去，道路平直，特别宽，汽车有序地各走各道，听不到喇叭声，不像中国汽车东来西往都夹在一起，彼此在喇叭声上比高低，行道树高而且大，绿荫蔽日，路两边种着在新疆没有见过的橡树，远处都是树林，其中不时隐现出一栋栋带花园的俄式平房，和伊宁市伊犂区党委大院内书记、部长们住的高干住宅一模一样。进了城，街道也十分平整宽阔，柏油路，似乎干净得一尘不染。两旁的行道树直指蓝天，下面是水泥人行小道。街中间的街心花园都是一街到底，草坪青青，各种花开得姹紫嫣红。车如流水，红男绿女大多碧眼黄发，男着西服整齐，女着各式摩登服色鲜艳。楼房下边有许多用五颜六色的塑料板搭成的售货亭。我数了数楼房的楼层，大多是五层，最高的有十三层，楼房之间都有空地，没有两栋连在一起的。楼式轻巧大方，没有我国苏式楼房那么笨重。车子转来转去，开到一条不宽阔，又十分宁静的街道，从远处我就看到了前面十字路口竖着一尊捷尔任斯基的铜像。捷氏是波兰人，列宁的亲密战友，十月革命后，出任第一任苏俄肃反委员会主席。一看到捷氏铜像，我就意识到我是被押到特务大本营来了。车停到一栋四层大楼前，大楼大门紧闭，虽然位处闹市，门外也是静悄悄的，行人走路似乎都避开它，果然是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办公大楼。从外墙的颜色，可以看出第四层是后来加上去的。我在这栋楼房里接受了三个月的审查，1971年下半年到1972年上半年又在楼底层的监狱里坐了7个月牢，所以印象深刻。

　　大楼呈回字形，全楼都是办公室，除国家安全委员会外，还附带有哈萨克斯坦外交部、对外文化协会共三个部级机关。这说明当时苏联的情报机关、外交部门和涉外协会之类都是“大哥二哥麻子哥”，一回事儿，把从外国进来的人都当成监视对象，派出去的人也都是特务。楼下全有地下室，靠街一面的地下室高一点，用做食堂、澡堂、理发室和卫兵宿舍；不靠街的地下室全是牢房。地下室还有两层的，最底层关的是死刑犯。外国人、政治犯、间谍犯、贩毒犯和犯罪的官员也都关在底层。在附近大街上，每隔十来分钟就能听到从里边响起的机器轰隆声，那是抽风机在给底层地下室送空气。回字中间的广场修了一排排没有房顶的水泥房，则是犯人放风的地方。现在苏联已经解体了，不知这栋楼房做什么用了。

　　走到大门前，卫兵开了大门，门厅正中楼梯的左边有一张小桌子，坐着一名士官发通行证。哈萨克族官员给我领了通行证后上到二楼，楼道口有关着的钢架大门，有卫兵守卫，看过通行证后，马上去把楼道两边开着门的办公室都关上了，咔的一声，钢门开了，放我们进去，随即关上。走过三、四间办公室，又是一扇大铁门，要用同样的方式通过。最后把我带进一间大办公室，里面坐着一名个子高大穿大尉军服的俄罗斯官员，他站起来和我们握手，说一口纯熟的中国话。哈萨克官员走时，我听他把大尉叫维克多。维克多叫我在大沙发上坐下，说：“我已经派我的工作人员给你买苏联衣服去了，你先休息一下，一会儿洗澡，换衣，吃饭，过后我们再谈。”办公室墙正面是勃列日涅夫的肖像，下面是一张很大的3×4米的中国大地图。后来我知道维克多是翻译科长，他的中国话口音相当纯，还会一些“胰子”（肥皂），“小咬”（虫子）之类的方言词。一会儿，一名长得很清秀，着便装的俄罗斯青年人进来了，手里提着个大包。在以后三个月的审讯中，他不时来找我闲谈。他叫沃洛加，乌克兰人，哈尔科夫大学德语系毕业，正在自学中文和日文，思想也不太正统（苏联人教育水平高，一般人的共产主义觉悟和马列主义修养可比普通中国人高多了），特别喜欢谈论日本问题，他也很仇恨日本人。沃洛加把提包打开，拿出一件件的衣服给我看，有一套廉价的黑色西服，两件棉布衬衣，两件汗背心，两条短裤，还有平布毛巾，盒装肥皂，牙刷，牙膏和一双黑皮鞋。七十年代，尼龙布刚进入苏联，尼龙衬衫和尼龙风衣是高生活水平的象征，苏联官员不管男女，几乎人人都穿着。不管天晴下雨，出门都穿上尼龙风衣，穿棉布衬衣的是穷人，我当然只能“享受”棉布待遇了。其实，穿着棉布要比尼龙舒服得多。当然，我还是感谢他们。沃洛加叫我提上提包，跟他去洗澡，澡堂在地下室，也要通过一道道的铁门和一次次的卫兵盘问才能到达。淋浴洗澡以后换上新装，他叫我把中国衣服都留下来。再带我到旁边的理发间理了发，理发员也是军人，用的是电推子。奇怪的是汗背心前后开口一般大，穿不稳，一走路背心便向肩下滑。回到办公室，又来了几位官员，全是黄毛蓝眼珠的。他们拿来一面大镜子，叫我看看换装后的自己，我已变得年轻多了。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本来就长得年轻，眉目还算清秀，才劳改四年，书生气没有脱尽。一位神态美丽的俄罗斯小姐，穿着白长衫，推来小食品车，叫我吃了午饭。这些人都会中国话，他们用谈天的方式向我问话，问我爬天山，过山沟的惶恐状态，问我“一打三反”，和对苏联的初步印象，态度还算友好，的确并没有侮辱我的意思。

　　下午四点，一个穿便衣的秃顶俄罗斯老头进来和我打招呼，维克多说此人叫伊万，负责我的生活，今天要带我到临时住处去。又叮嘱说除了房东外，不要对任何人说自己是中国人。他说：“你长得很像朝鲜人，鼻子高，也有点像乌兹别克人，别人要问你，你就说自己是北朝鲜的留学生。”伊万带我走出大楼。上了一辆灰色的旧汽车，司机是维吾尔人，我一上车他便打开收音机，拨到中国的频道叫我听中国广播。车开了很久，出了繁华的大街，到城边一所花园式平房前停下来。伊万一按电铃，一对早已在院子里等着的俄罗斯老夫妇就开门迎接我们。老夫妇两个都身材高大而肥胖，满面红光，看上去快七十岁了。他们拥抱了我，说了一大篇我听不懂的欢迎词。进房门要脱皮鞋换上拖鞋，领我进了给我安排的小房间，开窗便是果树，房内有书桌，台灯和吊灯，挂衣架，一架硕大无比的铜制钢丝床，床上折叠放着厚毛毯。伊万从车上拿下行军床支在大床对面，是为他自己准备的。老夫妇领我参观了他们的住宅和园子，共有四间房，都是油漆木头地板，摆着各种木制家具，墙上挂着油画，壁毯地毯一应俱全，还有厨房和一间三面大玻璃窗的凉房。园子极大，大部分是果园，长着樱桃树，桃树和杏树，没有树的地方种着草莓。五月份正是成熟季节，绿叶点缀着串串红宝石般的樱桃，青色中隐现出小灯笼似的草莓，十分赏心悦目。菜园里种的菜品种不多，只有土豆、大葱、芫荽和茴香。远处还有猪房，养着三头大白猪。屋子里有电视机，冰箱，院内停着小汽车。我数了一下，房子里和院内共有十二盏电灯，还都开着。那些年是中国人穷到了家的时候，我真的惊讶于苏联人生活之富有，相比之下，中国的社会主义真是作孽。

　　开晚饭了，桌子上摆的菜肴和我以前吃到的差不多，不过，多了几盘自制的香肠和醃肥猪肉，和撒上大蒜末的酸黄瓜、酸西红柿，很可口。伊万和男房东一边喝酒一边吃整根的生葱和芫荽，让我吃惊。他们吃得多也谈得多，我只能听懂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毛泽东几个名字。苏联男人爱谈政治，年纪大的人都十分称颂斯大林，也拥护现领导勃列日涅夫，赫鲁晓夫的口碑却十分坏。在我能听懂一些俄语后，我发现毛泽东是苏联全民妇孺皆知的名字，也是中国的代名词，他们认为毛和斯大林是朋友，搞坏中苏关系的始做俑者是赫鲁晓夫，但总的来说毛泽东走的更远，又把中国人的生活搞得那样穷，又喜欢宣传战争。特别使外国人难以接受的是把自己升格为神，要老百姓顶礼膜拜。他们也极其反感北朝鲜的金日成，看到画报上的朝鲜人向金日成欢呼的场面就吐口水，连说恶心。吃完饭，伊万掏出一张小纸片，上面写着俄文字母拼的中国话，与我“谈话”。老夫妇叫不出我的中国名字，老大娘就给我取了个苏联名字，叫阿列克。伊万介绍说老头子原来是汽车司机，卫国战争结束后从俄罗斯搬来的，有三个儿子，小儿子还在当兵。伊万的话半真半假，后来我知道，其实老头子是KGB的退休上校，伊万自己也是退休了的KGB官员，留在机关打杂。伊万这么说，是企图掩盖他们的KGB身份。

　　而我的“身份”又是什么呢？他们曾说我“侵犯”了他们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境线”，所以我的身份是“犯人”。“犯人”就该关起来，但并没有这样，而是住在居民家里，但也不是完全自由，必须随叫随到，大概接近于“假释”的待遇吧！但看来，他们似乎基本上已排除了我是中国派过来的间谍的可能，只是想进一步了解我，确定我为什么要偷越国境，看看我对他们有什么用，再作处置吧！但我当时还没有估计到，为了看看我对他们有什么用，以后他们竟费了那么大的力气。不管怎么样，既然已经落入他们的手里，也只得这样了，我心里有条线，决不做有悖于祖国利益的事。

　　“十月革命节”（十一月七日）、五一节和“三八妇女节”是苏联人最重视的三大节日，前二者都放假两天。五月二日吃完早饭，小汽车又把我拉进城到了KGB总部原来的那间办公室。别人都休息了，只有维克多一个人在，从上午九点到下午四点，他一直用随便的口吻问我的话，但都作了记录。他叫我写了自己的简历，又给我一张道林纸，叫我作一首古诗和一首新诗，送给他“作纪念”。我琢磨着他大概是想考我一下我的文化水平。新诗忘记了，古诗我还记得：“夜半渡激流，天佑脱虎口。愿生双飞翼，一作台新游。”他叫我解释最后面那句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他：“我是一个普通的中国知识分子，我爱自己的祖国。我是为着逃命才来到苏联的，并不想在苏联生活，希望苏联政府帮助我到台湾去，台湾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分。如果做不到，请求送我去新加坡，新加坡与苏联有外交关系。新加坡是以华人为主组成的国家，我希望生活在自己的同胞中。”他听了把嘴一撇，用轻蔑的口气揶揄我说：“你们中国人逃到苏联后都说自己是爱国者，可是谁都不敢反对毛泽东，一挨斗就跑到外国去，你们都是怕死鬼。”听了这话我脸红了，几乎要哭出声来，因为他说的是实话。我十分惭愧，为什么要跑到和自己国家敌对的国家去呢？他又问我：“在苏联的中国人很多，你愿不愿意领导他们起来反对毛泽东？”我马上回答：“我只会读书、教书，从来没有领导过别人，也不懂政治斗争那一套，这种事我根本没本事干。”他反问：“那你去台湾干什么？”我回答：“我是学历史的，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资料室和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资料室看到了不少台湾出版的学术杂志，知道那里重视中国历史的研究。我可以去研究中国历史，或者到中学教历史课，也可以写小说。凭我的一枝笔，只要到了有中国人生活的地方就可以养活自己。”他听后笑了笑：“你不想给我们写吗？”我又回答：“我不懂中国的军事和政治，也不想为外国人利用。”他问了我一些新疆文化革命和教育改革的问题，又几次问到：“新疆的民兵发枪了没有？”

　　维克多一直称呼我为“雷同志”，我不理解，因为在中国，称“同志”是有严格的阶级界限的。后来我知道了“同志”是苏联男人间最普通的称呼。称同事是“名字+同志”，对年长者、上司则是“姓+同志”、“父名+同志”或者“职务+同志”，不是只对政治上“自己人”的专称。我十分害怕真的变成KGB的“同志”，向他请教了“长官”和“先生”两个俄文词，牢牢记住了，一直用“长官”或“先生”称呼他们，绝不用“同志”。他还让我解释一些成语和“文革”中出现的新词，诸如新疆的“八野”、“四野”，内地的“百万雄师”、“钟山风雨”、“狂人公社”和“火中取栗”什么的。在后来对我三个月的审讯中，我几乎成了他们的一本“文革”话辞典。他们对红卫兵小报上不断咒骂的“二十八个半”特别感兴趣，先后至少有三个人问过我。所谓“二十八个半”，是三十年代中共中央中反对毛泽东的土地革命路线，拥护苏联路线的共产国际派，为首的是王明、博古、王稼祥，一共二十九个人，其中有一个只拥护路线的一半，所以叫“二十八个半”。

　　到了四点钟，另一个青年俄罗斯人带我回住所。他说自己也叫维克多，莫斯科大学中文专业毕业的，刚结婚，还没有领到房子，暂时借住在同事家。不过，他能掌握的中文词条不超出三百个，我们两人不容易在语言上沟通。可喜的是，他给我带去了一部刘泽荣主编的《俄汉大词典》和一套巴金的《家》、《春》、《秋》，还有两本《鲁迅选集》，我有书看了。当天晚上，他教我认会了全部俄文字母，还学会了拼音。

　　两天假日过去，从五月三日起，又开始了对我的正式审问。每天从上午九点到下午四点，中间有短暂的午休。审讯室还是那间办公室，不过室内的格局变了，桌子摆成三面围合的样子，大沙发搬走了。正面的大桌子后面坐着预审官，是前天在飞机场接我的那个哈萨克人，穿着少校军服。右面的长桌后坐着译员，桌上放着大辞典。译员是哈萨克人，高个子，便装，脸上长满了肉疙瘩。对面的小桌子是受审者—我的座位。预审官的桌子上摆着一本打开的大本子、墨水和蘸水钢笔，旁边是几本词典般的书。预审官的手里还拿着一大叠打印好了的文件。原来在我越界后一个多星期内KGB各式人员同我的谈话，早把我的底大致摸清了，他们据此拟出了审问提纲。预审官手里的文件便是，所有的问题都是按提纲的次序陆续提出。审问中预审官不断翻阅那几本书，大概是旁证资料审编和他们编出的《新疆文化革命辞典》之类，内容详尽，从乌鲁木齐到各县的革委会领导人，造反派组织及其头头，军官和部队番号，各次大事件，被打倒的走资派姓名都编进去了。外国人对我国的情报收集很认真，收集的材料周详的很，反观我国对国外信息的收集，却不是那么一会事。不久前我读了一本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亚五国概况》，印于1997年，精装本，洋洋几十万字，编者十几人，打开一看却只能叫人摇头，通篇都是老话、废话，百分之九十是前苏联时代的资料，和现实不沾边，连一张地图也没有。逝去不复返的昨日的历史是今日的概况吗？读那种书只能接受错误的信息，受误导。《儒林外史》中写道“宰相必用读书人”，各种管事也得用读书人，而且还是要有真正学问的读书人，是很对的。

　　两位官员对我显出了满脸严肃、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的样子，一改前些天和我谈话的官员们的和气随便。不过这是他们固有的官风，带地方性和民族性的。三十多年中我接触到的中亚本地官员，小到农场的生产队长和工厂车间的工长，大抵如此。都是盛气凌人的，对中国人还显得特别轻视，在白人官员面前他们却战战兢兢，唯命是从。外来的朝鲜人的此种官风还要突出。我想，他们自己大概也有压力，担心被俄罗斯人怀疑他们有“民族主义”，才故意要显得“立场坚定”吧？审问开始，译员说“现在问你的‘自传’”！他说的“自传”指的是姓名、出生年月日、籍贯、文化程度和职业那些一般情况，另外加上了民族、成分和婚姻状况等。我说我出生在湖南省石门县时，他问“石门县在湖南省什么地方？”我抬头一看对面墙上有那张中国大地图，上面印着石门，便指着地图告诉他们了。有趣的是，第二天地图就从墙上消逝了。预审官审我的第二个问题是：“你是不是毛泽东的特务？”苏联人口里毛和中国是同义词，毛比中国用得多得多。我回答“不是”。他又接着说：“我们的政策也是坦白从宽，隐瞒从严”，还厉声的训我“老实些”。接着他按了下桌上的电铃，一名士官拿着我穿过来的衣服和鞋子一样样检查，每个口袋和缝线边边都翻了，还用剃须刀把衣服里子和胶鞋底子都割开来检查，都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我口袋里装有一支没有橡皮管的金星钢笔，还是我读中学时一位堂兄从广州寄给我的。从1966年“文革”开始后不给我发工资了，钢笔用坏了没钱买，可是又要写检讨，写思想汇报，写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笔记。只好把这枝旧钢笔找出来沾着墨水写字，平时放在口袋里。搜出来后他们可找到了纰漏，问我：“皮管呢？是不是用来传递情报了？”我说明了原因，还说：“我越过霍尔果斯河时全身都湿透了，过界后一直在你们的掌握下，给谁传情报呢？”为此纠缠了好久，最后他们说：“我们看你们以后的表现吧。你要知道，我们KGB是很厉害的机关，不能和我们开玩笑。即使是死人，下了十八层地狱，我们一说声找，马上就能翻出来。”之后向我宣布了三条：“第一，你过界后，边防军一位上校要派你回中国是试探你的，不必介意（果然让我当时就猜中了）。第二，我们全面审查你以后，如果没有问题，可以接受你在苏联生活，不会强迫你回中国，这一点你可以放心，但不能到第三国去。我们苏联法律规定，任何公民要出国必须经过最高苏维埃批准，你现在连苏联公民都不是，怎么能随便出入。第三，你在苏联的一举一动都要遵守我们的法律。”我一听，心里就笑了，共产党人居然也谈起法律来了，这却是新鲜事，我在中国是从来没有听到也没有见到过的。

　　又继续审问我的“自传”，问我家庭成员的姓名、出生年月日和工作、生活地址。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是只记年龄不记出生年月，父母的生日我是记在心底里的，弟妹们我只能说出他们的年纪，要说出出生年月只好算一下再回答。译员见了不断训斥：“难道你连自己弟弟妹妹的出生年月都不知道吗？”满面轻视之色。对我嚷：“你们不会算吗？你们中国人真蠢，还是知识分子呢！”在流亡生活中，好些俄罗斯人都对我说“中国人聪明、勤劳，和德国人一样，不能和中国人开玩笑”，说明他们有文化。但中亚土著民族包括哈萨克人，无论官民，却总是莫名其妙地认为中国人是愚蠢落后不文明的，唉，天底下的夜郎都是一样的自大。回答完毕，他们又问我：“你家里还有人没有？”我回答还有几个一到四岁的侄儿侄女，译员马上反问：“小孩子不是人吗？”但我并没有说他们不是人啊！我只是直接回答他们的年龄而已，他们这么说，是故意侮辱我，我只好低下头不做声。过了好一会，他们喊起来了：“现在你从你七岁到越界到苏联，把你的历史都说出来。我们问你什么你回答什么，要老老实实。”我1942年上初小，正值抗日战争日本鬼子打到我家乡，读书只好断断续续。预审官看着提纲问的细极了，学校名字，在什么地方，校长、教员和同学的名字都一一问到。谈到抗日战争，译员又轻蔑地说：“你们中国人还能打仗？八路军几杆土枪土炮还能打败日本。日本人是我们苏联红军打败的，打蒋介石也是用的我们的大炮和坦克。”我再也沉不住着气了，也高声喊：“你说得不对，我亲眼看到中国军队在我的家乡打败了日本鬼子。美国给日本扔了原子弹，日本要投降，你们苏联才派兵到中国。日本是我们中国和美国打败的，不是苏联打败的。”局面僵住了，我再不能忍受外国人的侮辱，反正我连国和家都没有了，剩下的只有命一条。僵到下午四点，预审官说了声“完了”，结束了这次审问。派另一名哈萨克年青官员监送我去住所。

　　这个人，房东叫他做伊斯哈尔，装做神态高傲而且高贵，不和我说话，不和我在一间房内睡觉，也耻于和我一用一张桌子吃饭。他和房东们一起在客厅的桌子上吃，把我撵到厨房的小桌子上吃。又是一个逃苏后的不眠之夜，我开始知道了什么是失去祖国的悲哀，什么是受制于人，俯仰由人的苦痛。我从小就以自己是拥有高度的中华文明的中国人而自豪，我也知道了一个有五千年文明秉赋的中国知识分子是没有办法和从来就是受外族统治，失去了民族同情心和理解心的哈萨克KGB分子沟通的。士可杀而不可辱，决不低头输气，我下定了决心。以后，几十年的生活证明，凭着这个决心和这股气去和苏联当官周旋，还是挺有用的。因为其实在中亚掌实权的大多是斯拉夫人（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尔明尼亚人和犹太人，本地人和朝鲜人官员都只是仰承他们的鼻息。前者一般的教育水平都较高，说话文明，远比中国的“文革”工作组和“军宣队”讲道理，也懂道理。他们又不开批判会、斗争会，不搞政治运动。还有他们怕啰嗦，更怕负责任。在许多场合他们的道理讲不过我，三斧头又吓不倒我，也就一笑置之了。后者虽然鄙视、敌视中国人，处处以苏维埃制度的忠诚捍卫者自居，气焰不可一世，蛮不讲理，却又是满脑袋浆糊，我很容易在气势上和大谈苏维埃制度的“优越性”的大道理上吓倒他们。他们最欺软怕硬的，只要对他们的无理针锋相对，毫不退让，他们自己就先软下去了。总的来说，对于苏联，从国家到官员到普通平民百姓，最大的特点就是蛮横和唯利是图，还有欺软怕硬，不能用我们中国人传统的道德观念和处世作风去和他们打交道。不知道为什么，从道光皇帝起到我国建政后的中央大员，都没有掌握他们的这些特点，总是丧权辱国，吃了那么多亏。以后我读了金庸先生的《鹿鼎记》，看到他把俄国人刻画得入木三分，大感钦佩。

　　失眠起床，又要到KGB上班报告“自传”了。有了昨天的经验，我鼓好了满肚子的我大中华之浩然正气，准备寸土必争，绝不相让，与他们舌战几百回合。但也很有些忐忑不安，比“反右”和“文革”挨斗还紧张。因为在“反右”和“文革”中我输得起，这一回却是在外国人面前维护自己祖国的尊严，我是“输不起”的了。谁知一进审讯室气氛全变了，预审官脸上出现了和气之色，翻译官换成了一个俄罗斯人，我一进门他就站起来笑着向我伸出手来，还问候：“老雷，你好！休息得怎么样？”接着吸烟点火。他四十多岁，头发开始花白了，个子不高，消瘦又躬背。他自我介绍名叫撒沙，列宁格勒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一次谈话中他失口了，我知道了他在苏联驻伊宁领事馆当外交官的经历。他的中国话说得很好（虽然仍有浓重的外国腔），语言也有幽默味，爱开点玩笑，是一个老奸巨猾的特务，和他说话时得每一根神经都绷得紧紧地，一不小心就可能上他圈套。他常常叫预审官坐冷板凳，自己对我提出许多问题，而且知道拉关系。一次他问我：“你们北大历史系有没有学成归国的留苏学生当教员？”我一下想起了教我们世界近代史的教员潘××，广东人，刚留苏归来，学问不太深，我们学生都不太服他。那时我们对留苏生都看不上眼，因为他们除了俄文好外，其他无论学识还是写文章的水平，有时连我们这些学生都不如。便回答有，一岔口还说出了潘××的名字。撒沙一下子高兴起来了，大笑说：“看，老雷，我们真是他乡遇故知了，潘也是列宁格勒大学毕业的，我们是朋友。他是广东人，个子不高，四方脸，是不是？他会画画，我还保存着一张他给我画的毛泽东像。”老狐狸很懂得中国的人情世故，以为有了共同的相识，说话便随便了。以后在对我两个月的审问中再没有换过翻译，还是他唱审问者的主角。预审官还得跟据他的提示问案，虽然他的军衔只是个上尉，比少校预审官低两级。

　　“自传”问得极其繁琐，简直让我烦透了：初小，高小、初中、高中直到大学，时间，地点，有没有休学，原因是什么？经过哪些政治运动，在运动中的表现如何？都要一一详细回答，还要提出证明来。诸多社会关系，近亲近邻，同学好友，都得一一交待。待到问到大学毕业，居然花了二十天。撒沙很懂得心理学，为了套近乎，和预审官说好，叫我和他并坐在一起，不再叫我坐在受审的位子上。桌上有一本厚厚的《汉俄大辞典》，是苏联最有名的汉学家鄂山荫编的。査字法既不用部首，也不用四角号码和拼音，是字的右下角最后一笔的笔划，査个字可麻烦了。我是知识分子，说话用的词挺多，他得老査字典。他懂得利用我之所能，把査字典的任务干脆交给了我，我査起来也比他快得多。预审官也是老资格的特务，从不放过一件没有弄明白的事，也不放过一条他要知道的信息。不过关于中国的事没有撒沙知道得多，我们的毛主席又发明了那么多的新政治名词，如“反右”，“反右倾”，“社教”，“四清”，“文革”等，叫外国人听了瞠目结舌。有时审问中出现卡壳，对每个问题的问与答，预审官都要用蘸水钢笔在大本子上记录下来。问完几个问题，便叫翻译与我校对，然后在每一道问题的回答下签字，没有要求按手印，比中国文明一点。他们很注意我休学时间的生活和暑期生活，也一再问我在公安局、组织部、人事科有没有当干部的朋友。他们认为上述部门都有苏联KGB的职能，每涉及到这些，预审官都不厌其烦地问了又问，详细记录，并且还是打破砂锅问到底。撒沙是一位比一般的间谍还要精明的间谍，在回答问题时稍有失言可能就要上当。我注意到这些，总是十分小心，幸好在这方面我也不知道什么“情报”。审问中，我多次表达了想去台湾或新加坡生活的愿望，他立即抓住辫子要我把在台、新的亲友交待出来。其实，我一个湘西山区生长的农家子弟，在国外有何亲友可攀？他不放松，追问不止，我只好把我在台湾的丈八竹竿才能打到的亲戚说出来。一位是表姐夫，1946年被抓壮丁去台湾的；一位是表伯父向军次。我在《参考消息》上读到过他当过台湾的中美联运司令，我七，八岁时见过他一两面。

　　撒沙表面上对我彬彬有礼，十分和气。每天给我一包烟，让我随便抽。见到我疲乏了，或者局面僵持了，立即停止审问，开始插科打诨，说些笑话舒缓气氛。他肚子里的笑话也真多，能够随时应景说出来。在谈及潘××时，他说了个讥笑中国留苏学生俄语水平不怎么样的笑话，说：大学生集体宿舍管理员检查卫生，见到两个中国留学生在房间里，问他们：“你们房间里有臭虫和虱子吗？”中国学生回答：“没有，虱子和臭虫都上课去了。”

　　在苏联，赫鲁晓夫是个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一个老百姓口里的笑话式人物。撒沙也特别看不起赫鲁晓夫，又特别崇拜斯大林，从他的口里我第一次知道了斯大林的二儿子在苏德战争爆发后当兵上了前线，被德军俘虏了。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苏军又俘虏了德军元帅鲍鲁斯。希特勒向斯大林建议用他的儿子交换鲍鲁斯，斯大林回答说：“鲍鲁斯是元帅，你们俘虏的斯大林只是一名士兵，我不能用元帅交换士兵。”这当然表现了他对斯大林的崇拜，我不能判断事实的真假。从他的口里，我还听到了第一个苏联民间流传的关于赫鲁晓夫的笑话：

　　赫鲁晓夫当了苏共第一书记，衣锦还乡，见到他的一个童年时代的朋友，日子过得很穷。便教训他说：“戈尼亚，你要过好日了，便得学会晚上加班啊！”戈尼亚问：“我晚上加什么班呢？集体农庄主席从来没有派过我。”赫鲁晓夫回答：“你半夜到街上去看看，别人怎么加班你也这么加班，就行了。”戈尼亚记在心里，半夜出门到大街上一看，只见大卡车小汽车，马车，人力车不断向集体农庄的仓库开去，都在往自己家里搬东西，懂得了怎么“加班”。戈尼亚学会了偷集体财产，很快富了起来。一年后，戈尼亚带了一大块咸猪肉到莫斯科去看望老朋友，酬谢赫鲁晓夫的指点。他来到克里姆林宫内赫鲁晓夫的办公室前，先把咸猪肉掛在办公室外墙的钉子上，进去对赫鲁晓夫说：“亲爱的尼基塔，听了你的指导，我富了。现在给你拿来一块咸猪肉，以表谢意。”赫鲁晓夫听后赶紧问：“咸猪肉在哪里？”戈里亚回答掛在了室外的墙上。赫鲁晓夫大惊失色，说，我们克里姆林宫也有加班的，马上开门去看，咸猪肉已不翼而飞了。

　　撒沙什么时候都懂得维护苏联的脸面，讲了这则讥讽赫鲁晓夫的笑话后马上又给我讲了一则关于中国的笑话：你们北京大学有一位教授，长得白白胖胖的，他有一位外国朋友，分别二十年后到北京大学去看望他。两人一见面，外国朋友大吃一惊地问他：“亲爱的，你以前是白白胖胖的，为什么现在变得又黑又瘦了呢？”那位北大教授回答：“亲爱的，以前我们中国上空只有一个太阳，现在变成两个了。两个太阳当空照，光线如此之强烈，把我晒的又黑又瘦了。”

　　预审官照着提审纲要继续审讯我，在撒沙的引导下，常常是长枝漫攀地越引越长，越扯越多。有时，预审官似乎变成了旁听者，审讯成了我和撒沙两个人的对话。他对政治和经济，政治和技术的关系常常发表议论，说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在经济上落后于西方了，社会主义也就将不复存在。打仗主要靠技术，靠先进的武器，光用你们领导人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打不赢我们和美国的。他说在中国的内战中为什么林彪的第四野战军战斗力最强，攻下的地方最多，是因为苏联用现代武器装备了他的许多军和师，仅仅依仗“敌进我退，敌退我追”的军事教条能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吗？我们又谈到我国的抗日战争，他的观点完全是苏式的，也是解放后我国流行的，说国民党军队不抗日，是八路军敌后游击战和苏军出兵东北才打败了日本。我不同意，婉转地对他说：“你是研究中国的，很了解中国，你打开中国地图，从内蒙古包头到广西南宁划一条线，线东边的中国领土给日本占领后，鬼子再没有力量向线西边进攻。线西边都是国民党军队守着的，八路军只占着陕甘宁边区的几个县。重庆，西安，成都，昆明都是我国新兴的工业城市，因为抗战时在这些城市开了许多军工厂，工业发展起来了。他没有反驳，只是说：“你的观点是民族主义的。”

　　“民族主义”在苏联可是一个了不得的罪名，是苏共对异已分子最严厉的指责，和中国的“右派分子”差不多的。相反,“国际主义”则是对人的最好称赞，凡是我的回答如了他的意，他就说“你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国际主义的。”从撒沙的口里我知道了，中国的领导人是民族主义分子，罗马尼亚的齐奥赛斯库和阿尔巴尼亚的恩维尔霍査，南斯拉夫的铁托都是民族主义者，而最大的国际主义者是越南的胡志明。大概，还在胡志明活着的时候，越共和苏共就有反华的默契了。其实，在国际交往中，除了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有“魄力”付出民族牺牲去实行“国际主义”义务外，又有谁是国际主义者？日本投降以前，越南要中国帮忙，胡志明亲笔翻译了蒋中正著的《中国之命运》。抗法战争中同样要中国帮忙，只不过中国的执政党换了，胡志明又亲笔翻译了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大概，这就是所谓国际主义吧！

　　撒沙他们也很有兴趣当时中国的反修正主义宣传，要我把有关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他们的走狗，打倒新沙皇的歌曲写给他们。在我整个学生时代的社会关系中，他们最感兴趣的是我与贺龙的女儿贺捷生和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在北大历史系同过学，要我写出和她二人交往的材料。我又能写什么呢？和李讷绝无交往，只记得上大三时听人说毛主席的女儿考到历史系来了，开全系大会时，一眼就认出她来，她的脸盘轮廓与他父亲完全一样。一次下乡劳动，她挑着水桶往地里送开水，给我倒过一碗水，我和她的“交往”不过如此而已。“文革”中她改名肖力，成了政治暴发户，报上登出她是中共中央军委的领导人之一。贺捷生和我同级三年，有过一次私人交往。大一时学政治经济学，在一次课堂讨论会上，老师指定了三名学生作重点发言，诉资本主义的苦，其中之一就是贺捷生。她的底子差，老师是中国当代著名经济史家贺靖，指名我帮她写发言稿。她编了关于她自己的好多故事，说自己七岁就到湘绣厂做童工，得了病，一只肾脏给割掉了。1950年，她的生母蹇先任当我们石门县邻县慈利县的县长，她回过老家。她对我说：“你们石门人真土。”我反唇相讥：“你们桑植（贺龙元帅的故乡）人比我们石门人还要土。”我记得，什么时候贺捷生身边都有一个男人陪着，先是一个姓朴的朝鲜留学生，后来换了我的朋友之一的李君。到三年级时她上不下去了，提前“毕了业”，去了青海民族学院教书。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何况三十年，贺捷生风云直上，我第一次返国探亲时知道她已经当了将军，作家。

　　苏联人就如此这般地，复杂而反复地与我缠夹着，对我的第一遍“自传”审问拖了一个半月，直到六月中旬。我真的十分佩服他们的耐性。在苏联，每星期只有五个工作日，他们却是星期六也加班审讯。在第一个星期的星期六，预审官拿出了三张大纸板给我看，每张纸板上贴着四排快三十张半身照片，都是小二寸，照片有男有女，有东方人也有西方人，他要我把我认识的住在苏联的三个人都认出来。我在第一张纸板上认出了刘克福，第二张指出了徐英斌，第三张则是安东诺娃。他第一次对我露出了笑容说：“你的‘地位’一天天提高了，从现在开始，你一个人住在房东家，我们不派人陪你了。休息天可以在园子里玩，帮房东干点活，但是不要到街上去。”我的“地位”，要由他们来认定，我又有什么办法，谁让我“侵犯”了他们的边境线呢？

　　房东夫妇却对我一直很亲热，要我把女的叫婶婶，男的叫叔叔，但没有告诉我他们的姓名。他们也把我当个壮工使用，回去便给我派活，园子里的樱桃和草莓大部分是我摘下来的。再就是卸猪饲料和晒猪词料。苏联人爱钱，养老金又只有工资的一半，上校退休也只领一百多卢布。他们的小儿子还没有结婚成家，需要钱。家里养了三头大猪喂的全是粮食，从面包厂拉来的废品面包和没有发好的霉面团，卡车拉回来要卸在院子里的水泥地上晒干再收储。他们专门选到星期天来干，以便利用我这个不花工资的长工。干活累了，老头子拿出一瓶伏特加，两人就着面包，香肠和生葱吃喝，就算是对我的犒赏了。还叮嘱我说：“他们不让我给你喝酒，你可别告诉他们。”老大娘也常煎一些俄罗斯软饼（用糖，鸡蛋和面粉和成流质再煎成），卷着果子酱给我吃，味道不错，是我最喜欢的俄式小吃。三分酒意后，他们还要和我一起用中、俄语合唱《国际歌》。在他们家住了一个半月，初步见识到了苏联人的日常生活。星期天，与他们分居的儿子儿媳常带着小孩来看望父母。老二有个六、七岁的小男孩，调皮十分，一来就吵着要我陪他踢球，爬树，在果林里捉迷藏，麻烦得我比干活还累。一个星期天，二媳妇一个人来了，煮果子酱，白天要我给她爬树摘樱桃，她站在树下小篮子接，不断大嚷：“阿列克干活干得好。”晚上一起看电影，又叫我跳迪斯科，一下成了大熟人。她叫卡嘉，三十多岁，矮个子，又白又胖，还长着个俄式朝天鼻，可笑又可爱。晚上她没有回家，摆了张行军床在我居室的窗户下，睡露天觉。厕所也在果园墙边，下半夜，我出去方便，她一下爬起身叫：“阿列克，到这里来。”我以为她有事，去到了她身边。她一下抱着我，吻我，把我往毯子里拉，喃喃地说：“我爱你，我爱你。”我一下子吓坏了，挣脱身跑掉了。第二天起床，我怕见她，她却若无其事，只对我笑了笑。

　　六月，房东的小儿子从部队回家休假，白天不见面，晚上睡在她嫂子睡的地方，都有姑娘陪着，常常一闹通宵，姑娘还不断更换。果然和我在中国听说过的一样，苏联的性关系是不讲究的。老两口是见怪不怪，老头子还向我吹牛，说他年青时开汽车，光维吾尔女人他就睡了五个，有时他的朋友来做客，问我是什么人，我回答：“朝鲜大学生”。他们不信，歪歪嘴，喊“毛泽东”。

　　在繁琐的审问中，只要他们发现有情报价值的，都要我写成书面文字。同学中，我写了贺捷生和李讷，教师中写了翦伯赞，朋友和同事中写了徐英斌。在我其余的知识分子“臭老九”朋友中他们没有发现“有用之材”。在这里，我要记录一些翦伯赞的其人其事。翦伯赞是我的老乡，湖南桃源翦旗营人，祖上是西域人，元朝皇帝把整个部落派到当地当驻屯军留了下来，他自称维吾尔族，长得也深目高鼻窄脸，和新疆维吾尔人脸相差不多。不过，他的中国人观念，汉人观念十分强烈，常常教导我们：“你们研究历史，不能一谈民族团结就大骂大汉族主义。”还讲了件小趣事：“我一次访问蒙古，他们的史学家对我说你们历史上有‘五胡乱华’，我们不能接受，为什么把我们贬称胡人呢？”我回答说：“胡人不是贬义词，中国北方和西方的少数民族脸上的胡子比汉人多，汉人形象地称他们为胡人，并没有歧视的意思。”他早年留学美国，三十年代就成了中共的秘密党员，也就是以党外人士身份活动的共产党员，由中共中央直接掌握，长期担任国民党元老民主派领袖覃振的秘书，抗战时在重庆给冯玉祥作私人历史老师。越共领袖胡志明在广西被国民政府逮捕了，是他走了冯玉祥的后门才把胡释放的。他原来是学经济的，三十年代中国学术界发生了“中国社会史大辩论”，他持马克思主义观点参加论战，崭露头角，转而研究历史。他说着一口湘西官话，口齿清楚，头脑灵活，学识渊博，词锋锐利，特别是文笔，更是流光溢彩。他写的历史论文，如《桃花扇底看南朝》，《内蒙访古》等等都是极美的散文，辞章和学术在他笔下得到了高度的统一。我很敬佩他，还曾到他在的燕南国的花园小楼里看过电视。解放后，他和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那些人一样都是学术新贵，在北大的一级教授中他是政府配给了专用小汽车的少数享有者之一。但1957年“反右派”运动开始以后，我对他就变得反感了。他是学术界的反右积极分子，给大学生作报告，大骂“章（伯钧）罗（隆基）联盟”，把向达骂作鸿门宴上的范增。南开大学教授，抗战时西南联大“战国策派”大宗师雷海宗被打成右派，也与他有关，只不过雷先生写过谈古希腊罗马社会的文章，批评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奴隶社会学说。但没想到，“文革”伊始，他却是第一批被打倒的“反动权威”，给斗来斗去，逼得1968年夫妻双双自杀了，结局悲惨。不过，在中国学术界江海横流地“向苏联学习”的时候，他坚持不入俗，从不开口马列，动笔斯毛。他是位真诚的，热情洋溢的爱国者，“爱我中华”，笔下处处露真情。他也反对当局为了政治需要而歪曲历史事实的“研究”，讲课时一次又一次地讲：“研究历史首先要尊重历史真实，鸦片战争是英国打我国，甲午战争，九一八事变和卢沟桥事件是日本人打我们，我们总不能说美国比英国和日本还坏，总不能把中英‘南京条约’和中美‘望厦条约’等同起来。”

　　面对繁琐的审问，我烦透了，就想办法能不说就不说，能少说就少说，一事一说，不叫他们抓着枝节。我发现这一手对我在内地的经历是有效的，但一问到在新疆的事就无法蒙混过关了。他们对新疆，特别是对伊犁和霍城的情况比我清楚得多，什么也不能瞒过他们。譬如说，他们对人物的熟悉直到中共县委统战部长杨寿山，对地名的熟悉直到清水公社的名字，都清楚得很。知道汉族人叫清水河，维吾尔族人叫清水河子。他们又一次问了新疆的民兵是不是发了抢，也知道民兵即使有抢也没有战斗力，是虚张声势吓人的，只能吓服中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撒沙还问我：“老雷，你说，毛泽东的家是富农，周恩来的家是资本家，陈毅、康生、陈柏达都出身于有钱人家，为什么他们特别反对地主和资本家呢，我们真奇怪。”他们也特别注意“文革”中被打倒的少数民族干部的处境，问他们老婆是不是和他们离婚了。我说我只认识一位霍城县的哈萨克族部长，在县革委会派发生活费时遇到了他，穿着一身补丁衣服。还有一位粮食局的维吾尔族局长，我在煤矿上劳改时看到他赶着马车拉煤炭，其他什么也不知道。他们对我的回答不满意，撒沙常说我“你比狐狸还狡猾”。

　　他们要我最详细地叙述我在霍城中学教书和“文革”中当黑帮，被劳改的经历。写到这里，我就趁这个机会在这里再回忆一次吧。

　　霍城一中在“文革”中改名前哨中学（撒沙听了插嘴说：“反修前哨”），从1961年到1966年我在这所中学教了五年书。教初、高中的历史和高中语文。我为人随和，从不摆老师的架子，学识丰富，讲课生动，辅导学生写文章还出了两个小作家。1965年我辅导的文科毕业生百分之百地考上了大学，在全新疆拔了头筹。我喜欢和学生在一起，学生也喜欢我，有的年纪大点的高中女学生还私下给我递条子“表情达意”，我都满面笑容地接受又悄悄地撕掉，没有露出一点风声。在斗争黑帮的大会上，没有一个学生辱骂和殴打过我，有的黑帮分子被戴了高帽子，却没给我戴。我还记得校文革委员会副主任，一位高中女学生在批斗会上发言说：“我校的黑帮分子除了雷光汉外，道德品质都是很卑下的。”不过，我说的都是我教过的学生，没有教过的学生斗争起我来却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1967年初冬，我正在霍城县芦草沟公社大东沟水渠工地背石头修水渠，一个我教过的江西籍高三毕业生，要给我打抱不平。他是贫下中农出身，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委员，红卫兵头头，骑自行车到工地找到我，对我说：“你是受冤枉的，我帮助你到上面去告状，按照政策至少可以先回到学校领工资。”晚上，他用自行车把我拖到果子沟，拦到了一辆一位湖南老乡开的运货卡车，把我拉到了乌鲁木齐。当时新疆的革命委员会还没有成立，什么事都没人管，军管会只会欺压“阶级敌人”，火车站，汽车站，自治区党委大楼前到处都是流民，都是“文革”中受迫害的人，到乌鲁木齐来告状，甚至去北京告状或者告状后返回来的人。身无分文，白天在街上行乞，晚上在露天广场上睡觉，有的走投无路，只好卖儿卖女，我的“告状”当然也就没有结果。幸好，在乌鲁木齐我的北大老同学多，给我凑了一笔钱，还给我开出了新疆科学院干部出差的“证明”，使我得以离开新疆。我用分段无票乘车的办法在一年的时间里“旅行”了半个中国，到了兰州、西安、呼和浩特、北京、天津、石家庄、郑州、洛阳、武汉、长沙等等许多城市，还到过云南，有老同学就住在老同学家，没有就住车站、码头。每到一处，买两个烧饼，灌一瓶凉水，就到各个大学，科学院去看大字报，参加各式各样的批斗会，我是要看看“文化大革命”的究竟。在兰州大学，逢上了一派学生要打倒原兰州大学校长江隆基。江在解放后原来一直执掌北京大学，陕西人，是杨虎城培养的乡土人才，后来加入了中共，三十、四十年代在德国任中共旅欧支部书记，回国后做了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长，1952年中国各大学院系调整，调到北京大学当第一任副校长，以后又当了党委书记，实际上是北大校政的唯一实际掌权人。他是非常左的，1955年“肃反”运动逼得好多教授、教员自杀（我记得其中之一有原旅越南华侨协会主席、解放后回国在北大东方语言系越南语教研室当主任的一位，和历史系的一位最有成就的青年考古学家。可惜我忘了他们的名字，要是查是可以查得出来的）。“反右”时江隆基更是受到康生的耳提面命，超额完成划“右派”任务而居全国之冠。1960年江调去兰州大学当校长，“文革”开始说他里通外国，根据是他访问日本时认识了几个日本学者，给他寄了贺年片，他保存下来了。最后逼得他在厕所里上吊自杀了。我当时想，这是报应，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江的这一天到来了，何必为他平反？在长沙，我在韭菜园我的一位老同学的老母家住了一个月，整天往岳麓山大学区跑。一次在湖南体育馆看了对省级“黑帮分子”的批斗大会，“黑帮分子”们排成方队，站在中央，每人挂着一个大黑牌子，上面写着他的姓名，我认出来的有中共湖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王延春、教育厅长唐龄、作家康濯和周立波。周立波也是遭报应了，他是益阳人，文坛最大杀手周扬的本家侄儿，反“右派”时抡大棒最凶恶的。八月份我返新疆时又去了五一广场看了“计划生育誓师大会”，几万人向伟大领袖宣誓不生孩子或少生孩子，集体朗诵老人家的最高指示：“人类一定要学会自己控制自己。”我听了感到真好笑，十年前老人家发出了“人多力量大”的最高指示，反对限制中国人口，把发表了《新人口论》的北大校长马寅初打下台，把中国的人口问题搞得个永世无法解决了，现在又要大家向他发誓要“控制自己”了，真是从何说起？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