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28日刊登前路透社总编辑史进德的文章，宣布“中国世纪”提早结束了。北京举办奥运会的2008年曾被有的西方媒体称为“中国世纪的元年”。这么算来，“中国世纪”经历了中国从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到第二大经济体转变的短短7年。
最近唱衰中国的声音在一些西方媒体上带着激动的颤音回响。美籍华人学者裴敏欣甚至在预测中国经济垮台会有助于南海局势的缓和，因为经济放缓压力下的中国将不会继续咄咄逼人。
“中国世纪”是西方学者造出来的一个时髦词，很少有中国人对此当真。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也提出“中国世纪将从2015年开始”，今年3月马丁·雅克一篇文章的题目就是“我们欢迎中国世纪的到来”。这些高帽让中国人有点无所适从。
中国社会总体上脚踏实地，不喜欢、也不太善于做这种宏大总结。但实话说，外界给我们戴高帽时我们不接茬，但心里多少还是有些高兴。当别人又把高帽给我们摘走，甚至看扁我们时，又会多少让我们感到不舒服。中国人挺在意外界如何评论我们。
然而这样的在意和对外界的察言观色并非中国自我认识的轴心。21世纪是不是中国世纪决非中国人做经济、政治预测的一个认真角度。它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它所带来的快感或不快感要比一个东北小县警民冲突消息带来的争议和纠结小多了。
中国人最了解自己国家的问题和困难，我们深知本国发展会经历诸多曲折。中西之间的大多数对比是肤浅的，以彼此的力量对比来给21世纪定性，这有点像写诗。
中国的经济规模会逐渐成为世界第一，只要中国不被分裂，这种经济学上最简单的加法不会有第二个答案。但中国经济的内在质量和社会治理水平要成为世界一流还很遥远，21世纪只能是中国不断学习和奋斗的世纪，怎么好意思拿中国给它来“冠名”？
一些西方人对21世纪“属于谁”显然比中国人伤脑筋多了。中国人现在最集中考虑的是如何解决我们的问题，如何克服迫在眉睫的困难。很多西方人似乎更关心保持他们针对中国的优势和优越感，他们在中西对比上既敏感又兴奋。
尤其有意思的是，西方舆论判读中国的问题上“追涨杀跌”。如果中国是一支大股票，他们会输得很惨。当这成为他们对中国的一种态度时，会导致什么一时说不清楚。
其实现在唱衰中国不仅是国外舆论的问题，在中国本国的互联网上，一些“公知”发出的唱衰声比西方的还厉害。自从社交网站流行以来，很难说是西方舆论在引导中国网上“公知”，还是后者在反过来引导西方舆论。也许两者在相互鼓舞，其中中国“公知”对国家的全面唱衰至少让外部“中国崩溃论”者觉得自己是有根据的，他们深信中国网上的激烈意见代表了中国社会大多数人的价值取向。
中国社会的自信度还不够高，在不太熟悉的多元社会里营造凝聚力显得有些紧迫。否则的话，我们就可以顺着西方“中国世纪结束论”一起唱。这样能给西方社会带来愉快，缓解他们要急着对付中国崛起的焦虑感。
西方或流行“中国威胁论”或流行“中国崩溃论”，这两者都在考验我们的承受力。中国外交部门大概更头痛“中国威胁论”，中国社会治理部门则更讨厌“中国崩溃论”。我们需要全方位继续强大，那样的话无论再遇什么怪“论”，我们都能一笑置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