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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伊斯兰国”?——多面沙甸
送交者:  2015年05月03日19:03:53 于 [世界军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中国的“伊斯兰国”?——多面沙甸

作者:刘烨 发布时间:2015-04-19 来源:破土网 字体:   |    |  

  要不是一年前的3·01昆明火车站暴力恐怖袭击——共造成31人死亡及141人受伤,沙甸这个距北回归线只有10公里的滇南小镇不会受到众多媒体的关注。在舆论中,这是一个维吾尔籍恐怖分子的聚集地,行凶者从这里出发,事后也在这里被捕。沙甸获得了与自身块头并不相符的浓郁色彩,犯罪、暴力、极端——并都牵连着一个词:伊斯兰。许多人甚至惊讶于云南这块温润甚至被文艺了化的土地怎样和极端势力产生联系的。

  在沙甸大清真寺(简称“大寺”)架空层的办公室内,大寺的“管寺”王先生感叹到,“这一年来,我们沙甸过得不太舒畅,可以说是有些压抑”,“我们遭受了很多误解,对沙甸,对回族,对我们穆斯林”。“伊斯兰教讲究科学、人性化和中庸,真主安拉也是宽容仁慈的”,“我们跟他们从不是一伙的,不能因为一小部分犯了错就把全部人都当坏人”。他慷慨陈词到,“我反复说过,祖国大家庭里,一个兄弟犯了错误,我们是要帮助他呢,还是要打击他!排斥他!”

  互联网上充斥着包括对沙甸人在内的穆斯林铺天盖地的质疑、讨伐甚至叫骂声。不少人甚至将沙甸比作“国中之国”或“伊斯兰国”,指出沙甸在禁酒、读经上已有明显的去世俗化倾向,大量女子戴上面纱,且当地清真寺拥有不下于政府的巨大声望,以至于后者的很多工作要清真寺出面。这些声音让管寺极为不满,“什么国不国的,建什么国啊!我们的宗教活动哪一项不说在国家的法律和政策下进行的?对于政府的工作,我们什么时候不是支持和配合?”“来过些记者,断章取义,沙甸百姓淳朴,心直口快,他们就从话里面乱抠,胡拼乱凑”,“这帽子扣得,搞得我们很被动,有苦说不出啊”。

  很多沙甸人都对不认同媒体上呈现的家乡面目,在一个人口不足1.6万人的小镇上,这种不满很容易在口耳相传中成为共识。一种明显的紧张和焦虑感在沙甸形成。在沙甸吃第一顿饭时,店主见笔者背着相机,便直截了当问“你是记者吗”;在笔者入住的宾馆,主人一边洗菜,一边问“你是来采访谁的?外面人总觉得我们沙甸好乱,好像我们都是恐怖分子一样,你来了觉得这儿怎么样?”“那时候(3·01),外面都炸开了锅,说我们这里怎样怎样,可是我们这里风平浪静的,都没多想,要不是看新闻,我们都不知道沙甸的名字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在清真寺走廊上,一个老妇打量着我,问到,“我们回族做礼拜,你们汉族反不反对?”她神情忧郁,皱纹纵横,说“我们来清真寺礼拜,是来学习的,是要学好的,是为做好人,那些不来做的人才是学坏,抽烟喝酒,什么都做,你们不要以为我们做礼拜是学坏”。她叹气离开后,旁人告诉我,“她可能是把你当上面派下来调查的人了,前段时间都来了好多。”另让笔者感叹的是,当和一位大寺工作人员谈到“阿拉伯风格”的大寺时,他立刻纠正到“是中国和阿拉伯风格的结合”,未及笔者开口,他又补充到“我们穆斯林一定是在伊斯兰文化和中华文化之间找平衡,两者都重要,少了哪个都不行”。

  实际上,年初造访的一群记者不过是给他们紧张的神经压上另一根稻草。他们的郁结从3·01发生起就开始了,随着政府清剿行动的开始,武警包围涌入沙甸,抓获了昆明恐袭的3名维族行凶者,并将沙甸镇上所有的维族人清除出镇,遣返原籍。一个客栈老板回忆,当时沙甸所有的旅舍、宾馆全住满了荷枪实弹的武警,仅他家一处,武警离去时就开具了8000元的发票。谈到这些维族人,当地人并不清楚其具体情况。论数量,有人说几百,有人说上千。对于维族人来到的沙甸的时间,人们印象模糊,“渐渐多起来的,最开始没人在意”,后来也都习惯了对方的存在。只有一人明确表示,维族人的聚集是在2010年沙甸大清真寺落成后开始的,“应该是来拜我们这个寺的”,“我们这里气候好,冬天不冷,他们就跑过来了,和我们一起在大寺礼拜”。维族来客与本地回民语言不通,除了宗教用语为通用的阿拉伯语外,两拨人并无过多交往。“大家都相安无事,谁也说不清他们是干嘛的,他们做了坏事,怎么我们成了替罪羊!我们冤得很!”

  事件过后,沙甸在短期内经历了一系列眼花缭乱的“整治”,州政府宣称“要坚决遏制宗教极端思想传播蔓延的势头、坚决防范和打击暴力恐怖犯罪活动”。在“两清运动”(清理排查阿拉伯语学校和伊斯兰经文学校,清退校内的外省师生)的开展下,维族学生也被清退,经校的生源大减——尽管仍有少量青海、宁夏等地穆斯林学生。沙甸大街上也突然多了减速带防止车辆快速通过,大寺广场的旗杆骤然升上了国旗,而外立面为阿拉伯风格沙甸区公所办公楼则去掉了头顶的“圆顶葱头”并将绿色的屋身涂抹成白色。每一座清真寺的门口,都加装了宣传栏,里面印着统一的标语,如“反极端,讲团结,促进宗教和顺”,“三个离不开: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间也相互离不开”,“团结稳定是福,分裂动乱是祸”等等。同样,当2009年,云南省政府将沙甸列入“全省第二批特色旅游村建设项目”,决定打造“中国·沙甸回族文化旅游小镇”时,也并没想到日后的沙甸会成令他们紧张的一块心病。似乎一夜之间,官方看重的“浓郁的伊斯兰风格”从能促进旅游开发和产业转型的宝贝突然成为危险的隐喻,这个“伊斯兰风情小镇”似乎一下成了恐怖分子的包庇所。原本要着重打造的“东方小麦加”特色,都转眼在3.01后低调起来。

  同样让政府紧张的,还有40年前的另一桩大规模流血冲突,即1975年的“沙甸事件”。那是文革中,由于宗教和民族政策遭到践踏而导致的沙甸信教民众与入驻的工作队间的武力冲突,愈演愈劣,死伤甚重,时被定性为“反革命武装叛乱”。改革开放后,事件在拨乱反正进程中于1979年被平反。至今在镇上风尾山高处立有“沙甸事件舍希德纪念碑”便是历史留在人间的提醒。“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不总是过去的事件的客观陈列,它总伴随着当下发生的一切而不停地被想象和解读。尽管无论沙甸民众还是政府,都把40年前的事放在了记忆深处,极少直接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但当3.01恐袭发生后,这一久远的历史似乎被即刻激活和调动起来,流血冲突史似乎给地方的执政者带来了“不稳定”的幻象和担忧。为什么总是这个地方——成了治理者最担心的疑问,而对沙甸人来说,为什么总是我们——成了最不平的无奈。“沙甸事件”作为沙甸人不可抹去的“前科”随时可被挪用到今天的场景,以至于网络论坛中有人留言“要是75年把他们全部轰平,就没有今天的麻烦了”。3.01事件如一片阴云笼罩沙甸,后者似乎成了国境内的“他者”。

  毫无疑问,沙甸自有其特色。早在13世纪中叶,忽必烈委任阿拉伯贵族、中亚穆斯林赛典赤·瞻思丁为云南统治者,他的到来被认为是沙甸乃至云南始有穆斯林定居的标志。明初,朱元璋命回族将领沐英镇守云南,沐英随军带去大量回民前往开垦定居;此外,另有清同治年间云南回民反清战争失败后部分兵将及其家眷逃往沙甸避世自保。这三部分大规模的移民,造就了今日沙甸的人口特征——92%镇民为回族。沙甸在中国穆斯林群体中有很多誉称,常见的有“教门圣地”、“文化之乡”、“东方小麦加”等。当地人的乡土认同和自豪感之深是显而易见的。这里诞生了许多著名的伊斯兰教人物,其中包括了马坚——《古兰经》全本的中译者,几乎所有以汉语为书面语言的中国穆斯林所奉读的《古兰经》皆是马坚译本。而马坚幼时在沙甸就读的鱼峰书院又是滇南最早的新式学堂之一。

  不到1.6万人的沙甸,却有大小10座清真寺。其中“沙甸大清真寺”是全国最大的清真寺之一(历史上还有先后两座“大清真寺”,现为第三座),2010年投入使用,规模宏大,属于典型的“圆顶葱头”的阿拉伯风格。其廊道、拱券、梁柱等建筑细节精心模仿了麦加禁寺和麦地那圣寺,寺外的广场甚至种植了中东的椰枣。大寺耗资1.3亿人民币,其中1.2亿来自沙甸穆斯林的捐款。这是沙甸人的骄傲,每家每户都踊跃捐款,有的人还捐出一半的家产,最高的个人捐款是600万元,而这个人始终没露面。“‘信主道且行善’,这是我们穆斯林应有的品质”,大寺的一位保安说。另一位“家是三层小别墅”的马姓大哥也颇有感慨,“这种事情全国有多少地方能办到?尤其在我们沙甸,我们经济条件好些,大家又齐心协力”。在大寺的周围,有或远或近的9座规模较小的清真寺,每当礼拜时间到,多座清真寺的宣礼塔上的广播几乎在同一时间开始放出阿拉伯语的诵经声,呼唤穆斯林们前来礼拜。呼声在这块群山怀抱的小平地上此起彼伏,反复回荡,将整个小镇笼罩其中。尤其当夜幕降临,大寺灯火通明,夜光隐去了走向大寺的礼拜者的面容,只有他们的小白帽和阿拉伯长袍留着清晰的剪影。

  沙甸当然还有其他众多“不同之处”,如民宅建筑会在外立面添加一些阿拉伯式的拱券,尽管风格未必协调;街巷的墙壁上,常见学字的小孩儿用粉笔写就的中阿双文的“真主至大”;饭店里挂着“清真言”,被比作伊斯兰教的“总纲”: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三分之一的沙甸家庭都出过“哈吉”(阿语指真主的客人,即赴麦加朝觐归来者)。

  但这一切都远不足以将“国中之国”的比喻用在沙甸头上。沙甸作为中国的一个民族乡镇,到底有多大的异质性?这里富有,镇上有高大的楼房和宽阔笔直的街道,不少镇民住在独栋独院的两三层楼房中。笔者碰到的大部分沙甸人也非常和气,他们的母语是属于西南官话的云南话,很多人还能把普通话说得很溜——也许因多跟外界交流所致。至于网上盛传的戴面纱的女人则是夸大其词——笔者在沙甸六天的逗留中只见过四人戴面纱(且因看不清脸,还不知是否为同一人),也能看见穿中短裙或丝袜的姑娘。镇上路面干净,车速不快(也许是因减速带),可以不夸张地说,整个沙甸给人的感觉是富裕、安宁和祥和。一次偶然的机会,笔者随大寺管寺及其他工作人员前往一普通人家赴宴,当天是主人家老父“归真”一周年。等我们一行人走到才发现这家小院已满,于是只能站着院外等候。一桌人散去后,我们得以入席。座位和座次并无讲究,等饭菜上齐,管寺起身为所有人盛饭,饭后一行人与主人道别又走回清真寺。整个过程中看不到清真寺受到特别的礼遇。

  同样,作为一个历史久远的小镇,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熟人社会依旧在运作。在中国,乡镇级别的“草根”政府本不会与当地居民有明显的距离感,官民都是熟人,同乡同族,知根知底,甚至沾亲带故。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很难营造出“高大上”的形象,他们的权威也未必高过乡里的一些贤人、长老或族长(在全民信教的民族中,族内长老的身份很有可能与宗教领袖产生重叠)。基层权力在运行中并不完全依靠国家的正式法令和规章制度,而是更多地参杂着地方性、乡土性和非正式权力的柔性运作。在沙甸,熟人社会有多了一层宗教关系,他们的熟人社会所建构的基础不仅是靠柴米油盐、街谈巷议和婚丧嫁娶这些共同的世俗日常生活和社交构成的,也是由《古兰经》、伊玛尼和礼拜所支撑的精神世界及其实践构成的。同乡、回族、教徒这三个身份同属于沙甸人生活的不同面向,与其单独谈论“教权”——很容易以偏概全——不如谈论一种带有伊斯兰价值观的熟人社会关系网带来的力量,这并不能从一个具体的地域环境中抽离而出。地方政府面对浓烈的伊斯兰教氛围,实在不必故意抗衡或“纠偏”,因势利导更加可行。何况,小镇政府也大致镶嵌在熟人社会中,这些草根的政府的工作人员大多生活在穆斯林家庭,不可能脱离地方社会网络。因此,媒体提到的政府做事“要清真寺出面”的情况自然是有可能的,但是这现象的背后到底是清真寺拥有了超越政府的权力,还是政府官员顺应、借用既存宗教关系和网络进行施政才是更应探讨的问题。简单提出“教权”概念,并将其与“政权”相比,可能并不恰当。

  事实上,哪里存在彻底从天而降的宗教呢?宗教不是天启的神谕,应是在地的人们根据其生活的自然与文化环境做出关于理想世界的投射。当一种规范化的意识形态传播到不同土壤时,扭曲和调适是不可避免的,想象中的“天国”是抽象的,但“人间”永远是具体的,两者相互将就,相互适应,而非后者完全仿效前者。这就如佛教在藏地、汉地、日本和东南亚的区别,也如社会主义在欧洲、中国、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不同面貌。人们所属的不同地域和民族,都会影响到他们作为穆斯林的表象。的确,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伊斯兰教中保守的原教旨主义“瓦哈比”教派传入新疆,导致部分新疆穆斯林群体出现了极端化和暴力化的倾向,已成严重的社会公害。而伊斯兰教对“卫教”热情的高涨及对卫教者的尊崇确在客观上为伊斯兰极端分子所利用。ISIS的出现和《查理周刊》遇袭等近来发生的大事都在为世界范围内伊斯兰保守回潮的趋势做出新的例证。但至于沙甸这样的云南回乡,在多大程度被裹挟进世界伊斯兰保守趋势还需谨慎探讨。

  尽管在3.01事件过后,沙甸“这潭水越搅越浑”。但是,以沙甸为例,如何更好地认识中国的穆斯林群体的思想和心态——理解他们的任务才刚刚开始。如何认识沙甸,关系到我们如何在这伊斯兰极端势力在国内外都愈加活跃的阶段更准确地把握中国境内民族和宗教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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