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到、樱花开”，四月的日本正是满山樱花盛开的时节，在这象征盎然春意的樱花的花季之中，赏樱花会、以樱花为主题的创意产品以及与樱花有关的各种事物构成了四月日本人日常生活的重点。

其实要说起来，在日本有广泛分布的“报春花”还有辛夷（俗称“紫玉兰”）和金缕梅等，可是其他花朵都没能象樱花这样长久地，抓住大多数日本人感官与心灵。邀朋呼友，在盛开的樱花树下席地而坐，一边享受美味佳肴，一边欣赏着美丽花景的赏花活动亦成为了最具日本特色的文化现象之一。

在日本人的认识当中，樱花当然毫无疑问的是土生土长的日本花卉，而赏樱则是自古以来在列岛绵延不绝的文化习俗。不过，近来有韩国媒体主张，最受日本人钟爱的染井吉野的发源地其实是在韩国的济州岛，这引发了日韩两国媒体之间又一轮激烈的隔空笔战。

樱桃树是一种在北半球的各个地方广泛分布的植物，其诞生远早于人类的祖先走出东非大裂谷之前。从这个角度来看，韩日之间围绕樱花起源的唇枪舌战真的是不知该从何谈起。

樱木在植物学上的拉丁学名“Prunus serrulata”，是李属樱桃种之下的一百多种木本植物的总称。俗称为山樱（Hill Cherry）或日本樱（Japanese Cherry）的樱木，其本身是一种小型的落叶木，长成之后能够达到到8至11米的高度。樱木和我们最常见的食用果树李树和桃树属于同一个属。原产于中国和欧洲樱桃果实甘甜可口，因此被作为果树栽种。日本山樱得到果实却因为过于苦涩而无法食用。尽管如此，或许是花分五瓣、的樱花特别的符合日本人的审美情趣，亦或因为山樱恰巧是一种在日本山坡和河边随处可见的普通植被，总而言之，樱木在日本是作为观赏植物受到人们的喜爱的。

不过，单纯的自然因素并不足以让樱花享有其今日在日本文化中占有的地位。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樱花”，它的源流必须要从日本古代的宫廷文化说起。毫无疑问，日本古代宫廷文化的多数资源源自于我国，尤其是在奈良时代传入日本列岛的盛唐的文化和制度。在日本古人从盛唐汲取到的诸多文化元素当中，上巳节对于赏樱习俗的产生可谓功不可没。上巳节即农历三月初三，乃是先秦时开春祓禊的日子。“祓”意指祓除疾病，清洁身心。“禊”乃修整、净身之意。上巳春浴的习俗，发源于周代水滨祓禊。《周礼》郑玄注有云：“岁时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类”。说的通俗一些，就是人们在三月三日这一天要到河边沐浴净身以洗去满身的“晦气”。两晋时，举行“曲水流觞”这样的饮宴活动成为了世家大族欢度上巳节的新风尚。奈良时代的日本学习到的正是这种高雅的“曲水之宴”。日本最早的史籍《日本书纪》就有在平城宫中举行曲水宴的记载。当然这个在饮酒作歌的风雅场所，赏花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节目。只不过，在奈良时代樱花还不是崇尚“唐风”的日本皇族和贵族们瞩目的对象。从上巳节的日文名称“桃之节句”可知，当时的日本人推崇是富有中国气氛的桃花之美。

到了平安时代，日本“国风文化”的兴起使得更具本土色彩的樱花成为了日本宫廷和贵族社会的新宠。嵯峨天皇的赏樱宴会可算得上是今日所有赏樱花会的鼻祖了。而他儿子仁明天皇在紫宸殿前替代梅花种植的“左近之樱”至今仍然是日本樱花文化最重要的象征之一（现在的这颗樱树是在1992年栽种的）。尽管如此，当时的赏樱花会仅限于皇族和少数贵族的封闭庭院之中，还远没有扩散到平民百姓中去。直到15世纪之后，伴随着室町时代日本庶民文化的发展，在开放空间进行的大规模的赏樱活动应运而生。1598年，太阁丰臣秀吉在京都醍醐寺的后山举行的赏樱大会，与会者有数千之众，这已经有点类似于今天的赏樱游园活动了。

歌川国芳绘 隅田川赏樱屏风（江户时期）

进入到江户时代，德川幕府在供奉历代将军神主的上野宽永寺移植原产吉野的山樱，由此形成了江户地面上的第一个赏樱名所。此后，在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的努力推广之下，御殿山、飞鸟山和隅田川上成为了江户最负盛名的三大赏樱名所。庶民群集赏樱和在樱树之下宴饮的习俗也渐渐风行了起来。当时，在赏樱名所种植的以吉野的野生山樱为主，不仅生长的时间较长，而且花朵也不是很大。从观赏的角度来说，这并非是一种理想的品种。因此，人们也曾尝试使用原产于伊豆半岛的大岛樱，也曾经用山樱和大岛樱嫁接培养出了专门用于赏鉴的品种八重樱，但这两各品种在江户时代都没能得到推广。

在幕末和明治之交的1860年代，江户的染井村以吉野山樱为母本进行嫁接改良，终于培养出了具有生长迅速、花形美观和花朵同时盛开这三大特点的樱花名品“染井吉野”。 “染井吉野”在五年之内便可以长到10米左右，相比之下，普通的山樱需要10年才能达到这个高度。不仅如此，“染井吉野”的花朵也明显比山樱大不少。因此，“染井吉野”这种能够营造出满园花开美景的品种，从1882年首先在青森县弘前市的弘前公园内移植成功之后，经过一代人的功夫取代了原有的野生山樱，扩散到了日本全国。当然，“染井吉野”也得益于东京作为首都得天独厚的示范作用，在日本唯有不敢居于东京之下的京都和大阪迟迟没有引种。

明治时代初期的赏樱花会

直到明治初年，日本人对樱花的喜爱仍然是基于自然的审美和文化积垫。然而，随着明治维新的深入，在日本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寻求能够体现“日本民族”和“日本文化”主体性的象征物的时候，樱花不可避免地被赋予了“民族主义”的色彩。自1890年《大日本帝国宪法》实施以后，“吉野樱”成为了明治国家正统性和统合民心的象征物。甚至成了尽忠效死的军人精神的象征。今天很多人耳熟能详的“樱花乃万花之王，花是樱花、人是武士”的话，便出自于在1905年海军教育本部编写的思想教育手册《海军读本》之中。

根据《靖国神社志》的记载，从1891年开始，位于东京九段坂的靖国神社开始正式种植“染井吉野”。今天的人们大概不会想到，日俄战争之后靖国神社种植的胜利纪念树并非樱木而是更具西方军事传统的月桂树。彼时，“染井吉野”被大量种植，主要还是因为成长速度快的优点。但是，随着日本在1920年之后迅速迈向军国主义的方向，诸多生搬硬造的所谓传统，将樱花和战争、牺牲等宏大的主题搅在了一起，以至于原本轻松的游园赏花变成了军国主义思想教育的殿堂，甚至成为了自杀飞机的名字。只有战争的失败，才使得樱花再度成为普通日本人日常生活的内容。

清森县弘前天满宫前盛开的染井吉野樱花

最后，笔者想再来谈一谈有关“染井吉野”的发源地争端的问题。济州岛上类似“染井吉野”品种樱花的存在是在1912年为德国植物学家肯内所确定的。1923年，东京帝国大学的植物学家小泉源一首次提出了“染井吉野”发源于济州岛的学说。近些年来，韩国方面开始在国内大量种植“染井吉野”（韩国人称为“王樱”），以营造韩国国内的樱花文化。不过在1945年光复之时，种植在韩国各地的“染井吉野”作为“日帝殖民”的罪恶象征在短时间内被砍伐殆尽。历史有时真是沉重而复杂的。

在眼下这个赏樱的佳季，还是让我们怀着一颗纯粹的爱美的心，来欣赏大自然赋予我们全人类的樱花的美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