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上个月初，在距1989年裕仁天皇(Emperor Hirohito)去世已经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候，日本宫内厅(Imperial Household Agency)发布了的官方传记。这部61卷的传记包含了大量此前无法为世人获知的珍贵史料，以及一些引人入胜的细节：谁会知道，皇室家族至少从1907年开始就在圣诞节互赠礼物了呢？日本媒体一直在从中挖掘素材。

我还没有看完这套传记，不过，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书中没有谈论裕仁天皇在二战之前和战争期间在日本一些做法中的责任，而是刻意回避了这部分内容。

两周前，历史学者赫伯特·比克斯(Herbert Bix)在为本报撰写的一篇观点文章中说，他收到了“日本一家大型报纸的工作人员”的电子邮件，请他对裕仁天皇传记正式出版前一段不可外传的内容发表评论。“但有一个条件，”比克斯写道，“我不能谈论裕仁天皇在二战中的‘角色与责任’。”比克斯说，自己因此拒绝了这个请求。在这场战争结束了近70年之后，该话题仍然被日本的主流媒体视作禁忌。

因此，有一件事就更加不同寻常：近40年前，一位名叫中村康二(Koji Nakamura)的日本记者问了裕仁天皇一个无人敢提的问题。1975年10月31日，裕仁天皇和皇后在美国之行的几周后在皇宫举行了一次公开的新闻发布会。作为伦敦《泰晤士报》(The London Times)的代表，中村康二是少数获得即兴提问机会的记者之一。

“天皇陛下，您在白宫说，‘我深深地为那场不幸的战争感到悲痛，’”他开始问道。“这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您对战争感到负有责任，包括日本率先发动了战争的事实？另外，我想问陛下对所谓的战争责任是如何认识的？”

从某种程度上看，这个问题未能达到目的。裕仁没有做出有实际意义的回答：“由于我对文学没有过深入的研究，对于这样的字眼，我并不明白，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然而，这仍然是日本战后历史上一个绝无仅有的时刻。尽管裕仁天皇此后又活了14年，但据我所知，他再未举办过新闻发布会；如果这名记者当时选择了沉默，那么在裕仁天皇有生之年，将没有任何一名日本公民公开要求他为自己灾难性的失败承担责任。中村康二的问题或许是没有得到答案，不过，单是因为他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就应该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然而恰恰相反，他几乎被彻底遗忘。只有一位记者提到过中村康二对裕仁天皇的这次挑战，那就是新闻发布会上唯一的非日籍与会者戴维·撒普(David Tharp)。在第二天早上发表在英文版《每日新闻》(Mainichi Daily News)上的一篇文章中，他说中村康二“抛开了日本报界的大忌”。他描述了那些日本同行的反应：“唯有这个问题似乎让拥有共同兴趣的记者们呆住了。在短暂的瞬间，他们的笔停留在笔记本上方，似乎不知道如何移动。”他接着写道，“然后似乎彼此都放松了，因为大家背地里都害怕听到的这个问题，终于被提出来了。”

过去一个月里，我在努力搜寻有关中村康二的信息。我一直未能联系到戴维·撒普。我给本报的东京分社社长发了一封邮件，但未收到回复。不过，我的确成功地见到了中村康二的一些前同事和熟人，搜集到了这位不同寻常的记者前半生的一些事实。

中村康二生于1918年。13岁时，他得到了在《每日新闻》位于神户的办公室当勤杂工的机会。在空闲时间里，他在基督教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简称YMCA）的外语学校和帕尔默尔学院(Palmore Institute)修了英语课。1942年，《每日新闻》将他派往马尼拉新办的一家地方报社工作。日本在二战中战败后，他仍留在那里，为被控犯有战争罪的军人充当翻译，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会说英语。

1949年回到日本后，他写到过这段经历。从这些作品来看，除了在庭审时做口译员外，他还帮忙翻译即将接受绞刑的士兵在“一座设有绞刑架的特别监狱里”写的信。记录他们的临终遗愿是他的工作。

他很清楚1945年2月发生在马尼拉的大屠杀暴行。在那场大屠杀中，日军杀害了大约10万名平民。他写道，这次事件根本上的恐怖之处源于一个事实：与把天皇当做活着的神来崇拜密不可分的日本军国主义，完全缺乏对“人生命的价值或神圣性”的尊重。

1982年，中村康二因胃癌去世，享年63岁。我拼凑出了一份时间表，列出了他担任特派记者期间接受的任务。我还搜集到了他足够多的作品，可以看出他之所以在1975年的新闻发布会上向裕仁提出那个问题，是源于他从自己的经历中意识到裕仁做了多少恶。我明白，我永远无法搜罗出一份像样的中村康二的生平纪录——当然比不上官方公布的裕仁的一生那么详实。然而，对我来说，中村康二提出了那个问题，而这一事实对历史的贡献与官方传记同样重大。似乎和裕仁天皇本人一样，那部61卷的传记铁了心地决意避免回答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