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眼下，阿拉伯世界正在上演一场事关生死存亡的斗争。但那究竟是我们的斗争，还是他们的斗争？在我们加强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之前，这是必须回答的问题。

对于奥巴马总统决定重新介入伊拉克事务，我最担心的地方在于，这么做感觉似乎是为了回应某种被故意夸大了的恐惧——由YouTube上两名美国记者遭斩首的视频引发——以及对ISIS（又叫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就要出现在家门口的购物中心的恐惧。我们怎么又这么快就开始害怕成这样？我们不是已经设立了国土安全部吗？

我并不是要对ISIS听之任之。奥巴马认为ISIS必须被削弱和摧毁是正确的。然而，出于恐惧而采取行动时，我们不会进行战略思考，还会一笔带过某些核心问题，比如，以什叶派为主的伊朗参与引发了伊拉克的这场逊尼派叛乱，但它为何对与我们进行协调的提法都加以嘲笑？还有，土耳其和一些阿拉伯国家为何对各自的介入程度设限？

读到国际咨询公司Macro Advisory Partners的领导人之一纳德·穆萨维扎德(Nader Mousavizadeh)的话时，我颇有同感。他说：“谈到干预阿拉伯世界这场事关生死存亡的斗争时，我们必须停下来问问自己，让他们协助我们拯救他们自己，怎么会如此艰难？”

因此，在越陷越深之前，让我们来问一些基本问题。首先是：假如我们什么都不做，事态会怎样演变？前不久，斯特拉特弗(Stratfor)的董事长乔治·弗里德曼(George Friedman)（与我没有亲戚关系）在Stratfor.com上发表了题为《微妙的好处》(The Virtue of Subtlety)的文章，其中提出了这一观点。他指出，ISIS叛乱是一场不可避免的反抗，因为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亲伊朗什叶派政府以及民兵组织，残酷剥夺了逊尼派的权力和资源。不过，他接下来问道：

ISIS“真的是美国的问题吗？符合美国利益的，不是稳定，而是存在一种动态的势力均衡，在这种均势中，各方实际上都陷入瘫痪，这样就不会出现能威胁到美国的力量……但均势原理并不意味着必须直接介入维持均衡。这件事对土耳其、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的利害关系，远比对美国大。只要认为美国会试图控制局势，对这些国家而言，非常合理的做法是撒手观望，或采取最低限度的行动，乃至阻碍美国。美国必须把注意力从叙利亚和伊拉克之间的势力均衡，转移到前述三个地区性大国之间的势力均衡上。此事对它们的利害关系更大，而且如果没有美国，那么除了自己参与进去之外，它们别无选择。它们不能对一场可能会蔓延到自己境内的混乱袖手旁观”。

因此，他的结论是，美国的最佳战略是我们“尽量少采取行动，逼迫地区性大国加入争斗，然后是维持这个联盟中的势力均衡”。我不确定，但这一点值得讨论。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这场战争真正是为了什么？

“这是一场围绕伊斯兰教的灵魂展开的战争——它是这一刻之所以有别于以往的地方，”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St. Antony's College, Oxford)的巴勒斯坦学者艾哈迈德·哈立迪(Ahmad Khalidi)说。原因是：数十年来，沙特阿拉伯一直是整个穆斯林世界的清真寺和学校的头号资助者。这些清真寺和学校宣扬的是最严苛的伊斯兰教版本，即萨拉菲主义。萨拉菲主义对现代化、女性和宗教多元主义，乃至伊斯兰教多元主义均持反对态度。

沙特对这些团体的资助，是沙特王室与萨拉菲派宗教权贵阶层，即瓦哈比派之间达成的统治协议的副产品。王室家族在高墙后随心所欲地进行统治和生活，瓦哈比则利用沙特阿拉伯的石油财富，在沙特阿拉伯国内和整个穆斯林世界宣传萨拉菲派伊斯兰教。实际上，通过欧洲、巴基斯坦、中亚和阿拉伯世界的萨拉菲派清真寺，沙特阿拉伯既在协助为针对ISIS的作战提供资金，又在从旁资助那种培养出ISIS成员（据信，大约有1000名沙特阿拉伯人正在与叙利亚的圣战组织并肩作战）的伊斯兰教意识形态。

这种游戏已经玩到了尽头。首要原因是，ISIS构成了对沙特阿拉伯的挑战。ISIS自称“哈里发国”，代表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可是沙特阿拉伯相信自己才是中心。其次，ISIS正威胁到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哈立迪告诉我，他有一名身处伦敦的女性穆斯林友人，说自己不敢戴着头巾出门，因为害怕别人认为她跟ISIS有关系——仅仅因为身着穆斯林服饰。沙特阿拉伯不能继续一边抗击ISIS，一边助长培育了ISIS的意识形态。这样只会伤害越来越多的穆斯林。

我们也必须改变对此种做法的容忍态度。穆萨维扎德指出，多年来，美国一直“充当了维持中东稳定的中央银行。就像欧洲央行用资助将法国必须进行的结构性改革大限推后那样，”不管沙特干了什么，“美国的保护伞总撑在那里，推后了沙特阿拉伯必须面对其内部矛盾”并改革有害的执政协议的大限。然而，伊斯兰教的未来及我们抗击ISIS的胜利，均有赖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