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8日在中国是个敏感的日子，是中国的国耻日，一直期待能在这个日子到沈阳听听那低沉凄厉的警报声，更希望在这个日子全国的警报器一齐拉响。“勿忘国耻” 纪念只在民间，只在地方，虽说有了“抗战胜利日” 有了“南京大屠杀纪念日”， “九一八”这个日子永远是不可替代的。每年制造这个耻辱日子的民族都要纪念核爆受害者，而被这个民族践踏的国家不知还在忌讳什么？

第一次听到《松花江上》这首歌是在上初中的时候，当时虽然不太懂什么，但那发自心底之痛谱写出来的曲调让人震颤，特别是听到那近似哀嚎的“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 , 眼泪夺眶而出。每逢9月18日就会联想到这首歌曲，就会反反复复听几遍，冷却的血液也会重新翻腾起来。随着忧愤哀伤的曲调，想到低声哼唱黄河之滨的父亲，想到舅舅讲述围攻日本炮楼的神情，想到老家村边那一个个戎马生涯叶落归根的坟头。
心潮起伏，难以落笔，节录一段过去写过的东西，告慰父亲，告慰舅舅，告慰那些不在鲜活的前辈们。
一个民族的失忆真的很悲哀，并不是去强调什么仇恨煽动什么报复，只是不要忘记。尽管有人有意去淡化这段过去，理由是要向前看。但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自己的精神，不能对过往的捐躯不敬，主义之争的牺牲是为了各自的信仰，民族存亡的牺牲是真正的血洒疆场。靖国神社的参拜，强调的是那个民族自己的精神，也是那个民族傲视东方的基础。我们自己都不尊重自己，打掉牙往肚里咽。一个鹬蚌相争的故事讲了上千年，却在近代上演了真实版。双双放弃自己应得的东西，换来的却是更加的轻蔑，不知道维护应有的尊严，不知道如何才是代表百姓的利益，被别人轻看那是很自然的。知耻而后进，忘记就是背叛，近代中国自1840年被西方列强几艘舰船上的大炮轰开国门后几遭屈辱，可是能有那段历史像这一段这样的惨痛这样的贴近我们，很多亲身经历的人至今还好好地活在我们身边。

母亲的话我会谨记；“ 我一看到膏药旗，浑身就哆嗦。” 这是中日建交后， 母亲看到日本国旗时的感言。还是儿童的母亲亲眼目睹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木棒下变得血肉模糊，击碎的脑浆四处飞溅，那挂着头皮缠绕着头发的木棒使母亲浑身发抖。

父亲的话我会谨记；“ 我们弟兄三个跟着部队走了，回来时就剩下我一个，你二伯牺牲时才十七岁”。父亲的爷爷，每到夜半听到有部队从村子里经过会一咕噜爬起来，站在村口不断地在问；“你们认识XX吗？ 你们听说过XX吗？” 无冬无夏，一直到他再也爬不起来。这个我从未谋面的老人担心孙儿的安慰，只为了得到一个口信，寒风中，夜站村头的苍老身影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中。

忘不了，母亲的二叔叔被打得浑身是伤又被扔在盐水缸里，由此受了惊吓一生不能自理，孤独一人到死。每次见到他，总是拿着一个手锄蹲在地下锄那未曾有过的草。

忘不了，一位至今健在的老人脖子上那红红的伤疤，当我的手触到那道疤痕时心里种下了一种使命一种责任。老人被日本兵在后脖颈连砍四刀，倒在血泊中，竟然奇迹般地活了过来，没有留下任何毛病，自此人送外号“铁脖子四”。

忘不了，太多的忘不了，只恨自己笔拙，写不出心中想要说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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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刚刚收到老舅（妻舅）写的家史，节录几段有关日本侵华的片段:

1931年9月18日，日本初试牛刀，以闪电战之势迅速攻占了东北。先是煽动培植反动分裂势力建立了所谓满蒙五族共和，于1932立满清废帝溥仪为伪满洲国皇帝作傀儡，并宣布脱离中华民国实行独立，完全印证了日本“田中奏折”所言;“征服中国以及中小亚细亚与印度南洋独霸亚洲，直至征服世界”的言论。

据父母回忆，在沦陷区内文化设施被打压钳制，语言文学被替代被消灭。“王道乐土”谰言甚嚣尘上，伪教科书大量散发，大肆宣扬“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圈”，对国人强制洗脑。凡写有“孙文学说”，“三民主义”等书都被禁止讲授，强行增添日语并定为学生必修课。

在伪满时期，日军会随时叫住路人询问“是哪国人”，如回答“中国人”，便会遭殴辱，必须承认自己是满洲人方可；日军士兵常常光顾学校，让师生同呼“满洲国万岁！”。一天，有一学生高呼“中华民国万岁”便被立即拉出学校枪毙。

而国内，国民党呈分裂之势，以汪精卫（汪兆铭）为领导的部分人在广州自建“国民政府”，与南京政府分庭抗礼，而在江西瑞金，中共举行苏维埃代表大会并进而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并加强政治攻势和军事行动，使国民政府腹背受敌。而早在民国成立之初更有沙俄煽动外蒙，英国唆使西藏闹独立等多项外族挑动的事变，种种纷扰使国家处于迭荡起伏风雨飘摇之中。国步艰难。“国肇于家”，“唇亡齿寒”，“皮之不存，毛将附焉”，“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些成语都从不同角度说明了国家、社会和家庭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普通的国民和百姓，我们的家也承受着国家和社会的脉动。25年至36年恰逢我的父母北赴哈尔滨工作生活时期，我们既享受到了国家举步向前，而得以休养生息时的小康生活，也遭受了日寇侵华做亡国奴的痛苦，更在这一时期又遭到子殇的大不幸和打击。作为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作为一个无法接受日本奴化教育，无法忍受日本人钳制压迫的刚正之士，我的父母心怀国家故土，心怀他们学习成长的故都北京，终于依依不舍地告别了他们生活了十多年的第二故乡，告别了友人和学生，告别了曾和两个爱子一起欢乐的家，告别了埋着两个爱子的伤心地，离开伪满义无反顾的回到自己国家的怀抱，回到了阔别了多年的北京。

但回到北京后的1937年，我们家和每一个中国人又遭受到了卢沟桥事变，一场倭寇发动的更大的浩劫和灾难。父母回到北京仅仅半年，1937年7月7日，日军公然在中国土地卢沟桥进行挑衅性军事演习。并谎称演习遭到中国方面的射击，声称一名士兵不知去向，硬要到宛平城搜查，遭到守军严词拒绝。日军8日凌晨遂向我守军开火，挑起了近代史上著名的《卢沟桥事变》。经多方和平方法解决失败后，日寇侵华灭华的真面目顿现，对我华北守军采取大规模的进攻。7月1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在庐山发表讲话，号召全国军民“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击败日寇之神圣责任”，被迫应战。自此，我国军民四万万七千五百万同胞同仇敌忾抗击日军的侵略，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正式打响。

战争开始以后，我军奋起应战英勇杀敌，日寇遭受重创，敌军采用飞机、重炮、重型武器以闪电战占据优势，我二十九军在平津战役中，伤亡五千余人，军长佟麟阁、132师长赵登禹二将军壮烈成仁；很快战火漫延至上海、南京、武汉、并延至全国；为坚持抗战，保存实力，蓄力反攻，中央政府迁往大后方，暂将首都从南京迁往重庆。

此时，我的父母、姐姐再度沦落于日寇的铁蹄之下，整日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过着暗无天日的亡国奴生活。

由于父亲在校学的是英文，从教的又是英文，而英文是日本敌国英美两国的语言文字，加上父母读的是美国人的教会学校，信的是基督教，因而被视为异己分子危险分子，成了重点监视和管控对象。又由于父亲秉性刚直不服贴日寇在校的强化奴化教育，不听任摆布，又与同事学生一起发表过评论时弊的言论并不胫而走，传到了日本特务耳中，再加上我的老舅是加入晋察冀边区的赤色分子，因而父亲被多次投入监牢，饱尝鞭打、灌凉水、压杠子等多种酷刑的折磨。听母亲忆述，在我两三岁时，见到刚从监狱出来蓬头垢面的父亲，竟把父亲错当沿街叫卖的焊洋铁壶的匠人，吓的嚎啕大哭。

那时，日本占领当局为了钳制国人，防止反抗，对每人的口粮实行配给制，并用发霉的粮食、米糠、花生皮等相掺的混合面充数，而真正的粮食，哪怕是玉米高粱之类的粗粮，都被日军掠夺充作军粮；平日在街巷里经常会见到全副武装的倭兵，母亲都会拉住姐姐和我堵上嘴，背过身慌忙躲避。那时常会听到同胞毫无因由地被骂“巴格鸭路”，被打嘴巴或拳打脚踢。在日军占领时期，我们中国人可算是受足了气，吃尽了苦。
九一八，国之殇，国之痛，勿忘国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