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勃列日涅夫(Brezhnev)时代即将到来时，我在俄罗斯出生。勃列日涅夫去世时，我是一名高中毕业班的学生。

那时，俄罗斯和乌克兰属于同一个国家，它们之间爆发战争是无法想象的。而现在，许多人担心，俄乌之战迫在眉睫。我和朋友们都看过关于乌克兰反纳粹地下战士的书，就像男孩子看有关骑士和海盗的书一样。任何战争总是“很遥远”——不是发生在很久以前，就是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在我的孩提时代，世界既安静，又安全。没有人失业、没有乞丐，也没有无家可归的人——或者可能只是因为我从没遇到过他们。没有可口可乐(Coca-Cola)，也没有麦当劳(McDonald’s)，但也没人忍饥挨饿。当然，电视和报纸上充斥着官方的宣传，但我们会关掉电视，合上报纸，就像我们的孩子避开讨厌的广告一样。

在我的童年，苏联看上去并不像是极权主义的反乌托邦或古拉格的入口。只是很无聊。

上学。读大学。找一份稳定的工作。退休。死。没有挑战，没有意外。没有风险，没有暴力，没有性。很难成为输家，也不可能成为赢家。

无聊。

我真的很讨厌那样。我感觉这像是一个弥天大谎。我确信，在日常生活的表象下隐藏着恐惧。肯定存在有暴力和混乱的地区——在听说监狱集中营和政治压迫之前，我就知道这一点了。

后来，勃列日涅夫去世，我之前一直怀疑的那些混乱浮出了水面。苏联解体了，上世纪90年代成了一个可怕的10年，充斥着暴徒、腐败和贫穷。但我洋洋自得；对骚乱和暴力的猜测，我一直都是对的。

我那一代人着了魔，在那之前，他们即将过上国有单位员工的乏味生活。一个地下朋克乐队唱道，“为了把莫斯科变成贝鲁特，我们把忧郁留在了过去！”叶利钦(Yeltsin)在1993年10月试图解散议会，之后爆发了流血冲突。一名年轻的记者在评论相关冲突时感慨道，“我从没想到，竟会看到俄罗斯坦克向俄罗斯议会开火！”他的言语中有一种兴奋，因为他见证了挑战，也见证了一种出人意料的新现实。

上世纪90年代，我们发现，俄罗斯的历史是循环的。一段枯燥乏味的官僚主义时期，会被一段充斥着骚乱和暴力的时期所取代。所以，斯大林在俄国内战结束后上了台，而勃列日涅夫统治下单调乏味的70年代取代了戏剧性的60年代。

官僚主义预示着皇权和稳定的生活。代价是压迫和谎言。

无政府状态预示着自由和机遇。代价是暴力和恐惧。

到上世纪90年代末，我们中的许多人懊悔自己曾经感到兴奋。所有人都厌倦了无政府状态。就连十几岁的青少年都开始重视家庭价值观和稳定。这种情绪帮助弗拉基米尔·V·普京(Vladimir V. Putin)迅速上台，入主克里姆林宫。他恢复了我们孩提时代的苏联文化，电视上出现了古老的赞美诗和官方的宣传内容。当然，政治打压和迫害很快便接踵而至。

勃列日涅夫曾担任苏联领导人18年。普京统治俄罗斯已近15年。是时候让俄罗斯历史的车轮再次转动起来了。2011年和2012年的反普京集会，首次向人们提醒了这一点；乌克兰独立广场上的革命是第二个提醒。我猜，普京对这种循环怀有真真切切的恐惧，这正是当下可能爆发的战争的原因之一。

和所有专制政权一样，普京知道如何设立独立的暴力区域。他在位期间，主要的法外之地是高加索地区，尤其是车臣。过去20年里，许多平民、记者和人权律师在车臣被绑架并遇害。普京会利用任何暴力事件来增强自己的权力。因而，在2004年的别斯兰恐怖主义袭击后，普京取消了地方行政长官（包括莫斯科的地方行政长官）职位的直接选举，而这在本质上是让他自己去控制相关人事任命。

边缘地带的乱局可以让一个专制制度更强大。然而，为了维系自身，这个制度不得不增加赌注。这一次，这块法外之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普京将俄罗斯车臣式的骚乱输出到了乌克兰东南部，把顿巴斯变成了贝鲁特或加沙，而不是让红场出现独立广场式革命。现在，所有渴望行动和暴力的人都有地方去杀人和送死。

或许，顿巴斯的民众、乌克兰的军人，乃至马来西亚航空(Malaysia Airlines) MH17航班乘客的死亡，都是为了避免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进入一个新的无政府时期。

很容易想象现如今十几岁的男孩，会以我当年的方式，厌恶官方的谎言和乏味。他会看电视，在互联网上看有关英勇的俄罗斯叛乱分子的内容，他会感到兴奋。他会瞥见一种新的现实带来的挑战和惊喜。

现在，就像1993年那位发出感叹的记者一样，我会说，“我从没想到，会看到俄罗斯的一枚火箭弹在顿巴斯上空击落一架马来西亚飞机！”然而，我只感到伤心。历史车轮这次的重新转动，没让我觉得兴奋。一次就够了。

现在我明白了，无聊和骚乱之间的选择，只不过是腐败的统治者用来挽救自己的政权的工具。我希望俄罗斯能及时逃脱这种致命的循环，以避免国内外出现新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