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甸是云南省红河州个旧市最大的回族聚居区，是滇南著名的回乡。1984年设区建乡后至今为个旧市政府的派出机构，区公所设沙甸。位于个旧、开远、蒙自三市的交界处。辖沙甸回族乡、新沙甸回族乡、金川回族乡、冲坡哨彝族乡等4个行政村级乡。全区居住着回、汉、彝、等民族，回族占总人口的90%多。

沙甸地处从开远至个旧公路的中途，是昆明至个旧、蒙自的必经之地。它有数百年历史，在云南是较大的回族聚居村寨，有1500多户、7200多人，在其相邻处还分布了大庄、茂克、新寨等较小的回族聚居村。

沙甸事件是从“文革”中的“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血雨腥风里开始的。文革期间，红卫兵把沙甸回民的宗教信仰当作“四旧”破除，清真寺被当作“封建堡垒”加以封闭。教民礼拜活动被禁止，伊斯兰教经典被查抄焚毁，阿訇、教长和虔诚信仰宗教的民众被批斗。

1968年3月，“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其负责人谭甫仁推行林彪“以人划线，层层站队”的路线，将全省民众组织，分成势不两立的“八派”（八二三无产阶级派）和“炮派”（毛泽东主义炮兵团）两派。省革委负责人公开声称“八派”是革命造反派，而“炮派”站错了队，是“保皇派”。此时沙甸的多数民众因倾向于“炮派”观点，被认为站错队而遭到打击、迫害。

在与沙甸相邻近的个旧、开远、蒙自等市县革委会对“站错队”的民众大肆抓捕、揪斗、游街示众的“红色恐怖”。有些人为避免遭受迫害，自发来到沙甸避难，多达500余人。与之对立的造反派组织，此时大肆宣传，散布“沙甸集聚着炮派武斗干将，有上万人枪及四部电台，准备武装暴动”的流言蜚语，将沙甸诬为“反革命基地”，称“马蜂窝要用捅马蜂窝的办法，以巩固文化大革命成果”。

1968年11月，称为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一、二号文件的宣传队（支左部队）包围了沙甸，并展开了舆论攻势。在强有力的宣传攻势下，沙甸聚集者同意工作组进入。

l2月8日，支左部队进村后．驻扎在沙甸大清真寺，清真寺被再次关闭。支左部队进村后，一面向宗教极端分子开火，一面清理阶级队伍，小小的沙甸村就有两百多人参与武装对抗，并被抓捕批斗。[1] 

极左路线的推行者，要用“行动”来证明他们是“最最革命的”。狠狠打击信教者，正是左的革命表现。沙甸搞以教划线，礼拜、把斋者是批斗对象。公开宣布：“信教就是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

“抓革命、促生产”，沙甸的几百“牛鬼蛇神”抓出来了，生产“上去了”，学大寨的标兵生产队每个劳动日值8角，其它生产队还在2角、3角、4角中徘徊。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九个生产队都评政治工分，政治思想好的人工分就多，否则就少。[2] 

1968年12月上旬省“革委会”以“宣传毛泽东思想”为名，派出一个加强营编制的宣传队到沙甸“捅马蜂窝”。他们逐户搜查强行把外来避难的人集中关押办“学习班”，进而把他们打成反革命的“滇南挺进纵队”。不久，开远、蒙自革委会派人到沙甸把避难者押回单位，实行专政，挂上“滇南挺进纵队政治土匪”的牌子。沙甸的宣传队还把回民200多人集中起来进行吊打批斗，其中84人被扣上“反军乱军黑干将”罪名，使用种种刑罚，造成14人被迫害致死。

1973年10月，沙甸回民强行打开了被封闭的武装据点。消息传出后红河州和蒙自县的革委会立即派出由部队和地方官员组成的近百人的工作队进驻沙甸搞“反复辟”宣传，劝说民众理性信教。

1974年4月“批林批孔”运动中，工作队宣传“批林批孔要结合批清真寺”，并点了沙甸代表马伯华、马绍美等人的名，他们开始进京上访。

1974年5月10日，他们到京后即写信给周恩来、邓小平，希望中央责成云南省委撤走驻沙甸的工作队（宣传队），落实民族宗教政策。中央办公厅信访局将此信摘报中央政治局，1974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就沙甸问题对云南省委明确指示，认为云南此类事件已多有发生；为此，提出应由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主任周兴亲自抓一下民族政策的落实，并把有关情况报告中央。

周兴即按照中央要求亲自到沙甸调查处理，召开各种会议，听取民众意见，落实民族宗教政策清理生产队工分账目，撤换多拿多占的基层官员。4将沙甸改为经济作物区，增加口粮供应，解决民众生产生活上的困难。

在此情况下周兴向中央报告：“沙甸问题已经解决。”1974年9月云南省委还发出通知规定：“已经关闭或改作他用的清真寺不得再打开作宗教活动场所，已经强行打开的清真寺，要在作好工作的基础上，由群众自行关闭。”

此后不久极端宗教分子再次组织几百人到昆明闹事，继后又有红河、文山、玉溪等地回族群众1000多人到昆明游行，并两次爬上开往北京的火车闹事。

在这局面逐渐失控的情况下，红河州革委会在鸡街成立了主要针对宗教闹事分子的“鸡街地区民兵值勤指挥部”，沙甸回民也成立了“沙甸回民兵团指挥部”进行武装对抗，公然宣布武装建立沙甸共和国。不到半个月就在开远、蒙自、建水等地发生民众抢夺军队枪支，并出现严重武斗，造成人员伤亡日益严重的动乱局面，引起了中共高层的高度重视。

中共高层于1975年1月上旬召开专门会议，提出“首先收缴武器，停止武斗”，进而“通过学习讨论提高思想，增强团结，恢复社会秩序”。在此期间，中共中央还发出《关于禁止抢夺武器的通知》，责成有关部门立即收缴被抢夺的武器。

在京的云南省委常委对执行这一通知，做出了“坚决拥护，保证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的保证。但在实际工作中，在收缴武器时，，抢枪武斗事件仍然不断发生。

为此，云南省委常委又在北京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当时的中共高层王洪文、华国锋等人曾参加会议。最后形成经中央审查批准的《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向中央的报告》，声称要纠正过去执行政策上的缺点错误，必须认真落实中共的民族政策。

据此，云南省委、省革委决定派出工作队，在解放军协助下进驻沙甸。文件传达到基层，沙甸回民不让工作队进村，并采取武装对抗，打伤多名工作队人员。

1975年6月下旬，云南省委向中共高层汇报并提出“军事包围，政治解决”的方案，遭到否决。1975年6月20日中共一些领导人又接见了云南省委和红河州委负责人，指出对回民问题要有一个基本估计，要做好面上的工作。同日也接见了沙甸回民代表马伯华等10余人，要他们做好民众工作。并且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一个经毛泽东圈阅的指示，强调要彻底收缴枪支弹药及武斗凶器，拆除武斗工事，应欢迎解放军及工作队进村。

回族代表马伯华等人知悉这一指示后，虚与委蛇，写了保证书，翌日即从京返回沙甸等各村寨，并加紧武装独立准备。对工作队进村的问题，马伯华等人提出只能进少数几个人工作队，并不得追究任何人员，这些要求和省里安排出现分歧并发生争执。在多次打伤打死省委派出的宣传组和工作对人员，并公然宣布建立沙甸独立王国。

省委向中央写报告，鉴于沙甸回民正积极进行武斗准备，并公然宣布建立所谓的沙甸王国，因此认为沙甸问题“性质变了”，做出“政治解决已无可能”的结论，向中共高层提出应采取军事解决的请示。

经中共中央批准，在省委书记周兴于7月29日凌晨开始调动驻于邻近的军队，对沙甸以及附近大庄、新寨、田心、茂克、车白尼等回族叛乱区实行军事包围。在经过长时间的宣传，宗教叛乱者仍然拒不放下武器，并积极武装对抗，造成大量人员伤亡。黎明时分，决定开始对沙甸、茂克等叛乱点进行武装占领。

1975年7月29日凌晨3点，“四人帮”及其在云南的追随者 开始“打土围子”——武装镇压沙甸叛乱。在对沙甸里三层外三 层军事包围部署完毕后，一支侦察部队开始行动。他们在熟悉沙 甸地形和道路的人的引导下，先摸掉村边站岗的沙甸民兵，然后 悄悄进入大清真寺后院——沙甸民兵团的办公地点，欲捉沙甸叛乱者的头头。不料头头们当夜不在那里，一住寺人员发现有武装军 人深夜进入清真寺，急忙登上叫拜楼三楼敲钟报警。“叭叭叭” 一排枪声，敲钟人应声倒下，熟睡的村民被枪声惊醒，整个村子 一片漆黑（电被断了）。

中午，部队开始使用大炮，三所清真寺几乎同时被炮击。入夜，炮火虽有所减弱。但更有针对性，哪里有亮光，炮弹就轰炸那里，在茫茫黑夜中，沙甸村成了一片火海。

30日，叛乱者放弃对老沙甸村内的控制点，缩小村外包围圈，占领有利地形和制高点，对老沙甸村进行地毯式的猛烈轰击，老沙甸成了一片火海，所有房屋全部被炸毁烧光。

下午，叛乱分子被围困到金鸡寨。这时，部队决定做群众的思想工作，让他们交出武器出村。2000多名老、弱、妇、幼、伤、残、病者于31日上午集队出村。出村后所有问题的人被关起来审查，其他的人被送到沙甸附近的鸡街铅厂、江水地砖瓦厂等地办学习班。

8月l、2日两昼夜，战斗集中在争夺金鸡寨、川方寨的民房和制高点。战斗时紧时松，但从未间断过。

8月3日，金鸡寨已被部队控制了一半左右，短兵相接，争夺与拼搏更加激烈。

这场战斗进行了七天八夜，炸毁民房4400多间，回民死亡900多人，伤、残600多人。当时沙甸约有7700人。部队也有伤亡。

参加“沙甸叛乱”遭到同样武装镇压的还有开远市的新寨，砚山县的车白泥、田心、茂龙、松毛坡，文山县的茂克等回民村寨。整个事件中叛乱者死亡1600多人，伤、残近1000人。其中开远市新寨的伤亡比例最高，超过了沙甸。战斗结束之后，省州县(云南省、红河州、蒙自县)沙甸工作组的“武装平叛沙甸叛乱”宣传提纲即30条指出，沙甸等地回民村武装叛乱，妄图建立伊斯兰共和国，沙甸成立“罕指奔拉协"，派人与苏修联系，妄图背叛祖国，反对中央领导同志，打砸抢、挑起武斗，反对省委、反对新生红色政权等等。

省州县沙甸工作组还举办“沙甸武装叛乱罪行展览"。这个 展览先在鸡街、个旧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