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明代的政府的开放、民主的扩张、舆论监督力量的增强、皇权的衰弱，知识分子地位的提高，中央集权的强化，军队的国家化等等，都应该说是政治进步，社会进步的表现！的确，我们必须承认，这些都是进步，而且是很大的进步，和当时世界上其他的国家相比，这样的进步不能不说相当惊人，相当值得赞叹。但是当一种进步过早来临，和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并非同步进行，而是脱节开来的时候，那么这种进步就恐怕不但不是进步，而是悲剧和灾难了！就如同一个孩子身体长高是好事，但如果他在五六岁的时候就已经长到了一米八，那恐怕没有哪一个家长笑的出来，再比如，一个腿长的快，一个腿长的慢，那也是让人痛苦的事情吧。宋朝明朝面临的情形正是这样，一方面，政治制度上已经高度进步，高度成熟；另一方面这种进步却并非是着经济进步和科技进步发展到相应阶段而同步产生的。
事实上，宋代明代的这种政治制度上的进步与成熟，是从战国开始的资待社会中，一次次社会周期性的盛衰循环下，一个朝代一个朝代政治制度上的改进提高而逐渐积累下来，是政治制度按照自己内在逻辑变革演化的结果，而并非完全是经济发展科技发展相伴的产物。而与此同时，每一个社会周期，在经济和科技的高度发展之后都要遭受一次大崩溃，大破坏，大扫荡，然后下一个周期就在破坏崩溃后的废墟的基础上重新开始，虽然这种发展也并非简单重复，确实能够达到比上一个周期更高的水平和阶段，但比起政治制度上一个周期又一个周期的直接积累和进化来，还是脱节了很多。
宋代明代这种政治体制上相对于经济科技发展水平超前的进步，对于面临转型时期的社会（从前资本主义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外敌环绕的周边环境（无论宋代还是明代周边都有野蛮民族政权的威胁来说），是一个相当不利的因素。这一点对比同时期的西方，是显而易见的。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16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起源》中对西方在近代崛起时候一些情况的描述，对我们是有启发意义的。他说 “绝对王权在西欧的兴起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出现，显然是同时发生的”[246]p173
“16世纪国家机器的操纵者是国王，国王如何巩固其统治呢？他们运用四种主要机制：官僚化，垄断武装，创立法统，所属臣民均匀化”
“假如国王变的强大了，那肯定是由于他有了新的机构供他使用，有一批常见的附属的官吏集团。当然，在这方面，欧洲那时刚刚追赶中国”
“不过，国家官僚制度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将要从根本上改变从政规则，确保今后，经济方针的决策，非经国家机构不得轻易制定。这就意味着，所有阶层的人才的精力都必须大部转向政治王国的确立”[246]p176
从这些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在中世纪之后，近代以前，封建制度开始瓦解，但却还没有进入资本主义阶段的这个时期，有一个绝对王权兴起的历史时期，王权兴起的政治演变过程，恰恰相当于中国历史春秋战国到西汉初期发生的过程。同理，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没有提到日本，实际上日本在进入资本主义之际，明治维新的背景恰恰也是皇权兴起克服地方分裂势力的结果，恰恰也是中国尊王攘夷的思想在日本传播的结果。
然而中国在春秋战国到西汉时期，由于客观技术条件的限制（造纸术都没有发明，印刷术也没有发明，更谈不上印刷术的普及），尽管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已经相当成熟，但却不可能有资本主义萌芽。而到了客观技术条件已经成熟（造纸术印刷术的全面普及）的宋代与明代，虽然有了资本主义萌芽，却因为政治体制的经过一千多年的积累进步发展，平民知识分子力量对政府的全面控制，使国家无法用强力对整个社会的经济资源进行控制，以度过社会转折关头面临的难关（比如外来野蛮民族的侵略，比如社会内部矛盾的激化）。
在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一书中，有一条注释，是格外值得注意的
“都铎王朝和早期斯图亚特王朝运用君主的权力减缓了经济发展，直到这种发展可以为社会所承受——即运用中央政府的权力使转型中的受害者的苦难得以缓减，并且为变革中的进程开创渠道以减少这个进程中的破坏性，仅仅是因为这些英国挺过了[16世纪]圈地的灾难，而没有受到重大的破坏。卡尔.波拉尼 （karl p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见[246]p377的[注释]141）
在中国的明代，同样存在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现贫富不断两极分化的趋势（明代的这种贫富两极分化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贫富两极分化的实质是一样的），以及工商业阶层对农民利益不断侵占剥夺的社会现象。但在英国，“都铎王朝和早期斯图亚特王朝”能够“运用君主的权力减缓了经济发展，直到这种发展可以为社会所承受”，而在中国的明代，文官系统把持的政府之下，皇帝却根本不可能具备这种对社会经济发展加以干预控制的权力。这是明代的中国和同时期的西方社会之间一个重大的区别！
在西方，“欧洲封建社会后期出现的绝对君主制政体，实际上成为封建结构向资本主义结构转化的过渡状态。英国和法国比较典型，法国在路易十四时形成了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一百年后就爆发了资产阶级大革命”[247]p160
而在中国，封建制度是在公元前的春秋时期就瓦解，如果说战国、秦以及西汉时期还相当于西方在近代崛起以前的绝对君主制政体，那么到了宋朝明朝，就已经远远不是什么绝对君主制政体了，而是如钱穆所说的由平民知识分子控制实际政权的君主政体。
这种政治上脱节的进步在宋明两代造成的后果就是资本主义萌芽的过度发展，或者说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阻力太小。
一些人常常把中国最终没有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归咎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阻力太大了，受到的打击压制太大了。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事实却恰好相反，真相是中国从宋代进入资本主义萌芽社会，到明朝再一次进入资本主义萌芽社会，资本主义萌芽发展中受到的阻力都是太小了，发展的太过于顺利，这才是中国最终在抵抗野蛮民族侵略的过程中显得过于脆弱的一个重要原因 。
这话究竟怎么说呢？由于科举制度的实施，大量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可以直接通过科举进入政府做官，掌握控制基层乃至中央的行政权力。在没有部族统治，民族压迫统治的情况下科举制度普遍广泛实施的结果必然是政府官员中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言人占据了最大的比例。
后果就是中国的宋朝和明朝，资产阶级没有经过什么斗争，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就直接操纵控制了政权，就直接让政权来为他们服务。这和西方的资产阶级 还需要经过流血斗争，经过革命才能取得政权是完全两样的。
宋朝，皇帝通过笼络优待的手段，分化了文官集团的力量，一定程度上遏止了资产阶级的势力，但本身因为这种对文官的过度笼络优待，而丧失了进一步振作的能力。
至于明朝，则资产阶级就如同被惯坏了的孩子，他们只想着政权来为他们服务，为他们效劳，而不希望这个政权再从他们身上收取任何更多的东西。他们整个阶层就如同一个精明的商人一样，既然已经用最小的成本就获得了最大的收益，那么还有什么必要再去增加成本来为支持这个政权多出一份力气呢？于是这样的情况下，任何国家加强对私人经济活动控制的政策，任何国家试图增加工商业税收的行为，都必然遭到他们在朝廷的利益代言人坚决一致的抵制排斥，而且这样的抵制活动，几乎无一例外的获得了成功，而且这样的成功进一步让他们相信自己的正确性。
“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几乎成了他们无往而不胜的理论法宝，“农本商末”在他们那里的意思仅仅是你国家要打就只能打农业的主意，你要增加农业赋税，可以商量，你如果想要增加工商业税收，那就休想！“不言利，只言义”，那都是对国家政府，对皇帝说的话，意思是你政府，你皇帝只要说说义就可以了，来说利就不好，就不光彩！而他们自己何尝不言利？简直就是对利言到了缁铢必究的程度，国家要想增加一丁点的商业税收都好似老虎拔牙一般困难。类似汉武帝时期那种加强对私人经济管制，对偷税漏税行为严厉打击的政策，在明朝，那是休想得以成功实施的，连做梦都不要想。
于是造成一种奇怪的现象，一方面许多论者常常大发议论，说中国古代中央政权的专制如何严厉，对社会的控制如何严密，中国古代的皇帝独裁者如何随心所欲，简直能控制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中国简直就是从古以来的地球头号专制高压国家。而另一方面作为中国古代政府的重要代表的宋朝和明朝，一个是虽然征收的税是比较多了，但皇帝对待那些文官低三下四，打不能打，杀不能杀，犯了再严重的罪，往往也只是流放了事；另一个对文官倒是在一定程度上有权力严厉处置了，但是征收的税尤其是商业税收和其他国家相比，简直是离奇的低，低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宋朝的商业税收还算是多的，可以占到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左右，而到了商品经济远比宋朝发达的明朝就干脆低到了等于没有商业税的地步。
于是中国这个所谓头号专制国家就经常性的出现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局面，一方面是公认的富裕，公认的经济高度发达，社会高度繁荣，然而另一方面却是国家中央政府常常在闹穷，甚至维持国家正常运转的开支都要捉襟见肘，都要依靠皇帝省吃减用，靠节省自己的个人生活消费来勉强支撑，甚至稍微一次小规模的战争一次稍微严重的灾荒都会导致国家财政发生危机，陷入破产边缘；而那些比中国穷的多的国家，倒是连年发动战争，经济上还绰绰有余。
所谓的藏富于民倒真的是藏富于民了，可问题是一旦发生战争，发生外来野蛮民族的侵略，这藏在民间的财富并不会自动奔凑聚集在一起来组织维持训练出一支有强大战斗力的军队啊，当发生灾荒的时候，这藏在民间的财富也多半不会就自动捐献出来作为救济灾民而用啊。到最后这藏于民的富多半还是被侵略者抢劫去，多半还是被饥民暴动剥夺去！所谓藏富于民不过成了一句骗骗傻子的大笑话而已，可怜的是中国的皇帝在文官的围攻诱导之下，一次又一次的成了这样的傻子。
概括起来政治制度的超前发展造成三个后果， 第一是国家的经济高度发达，远比周边的其他国家发达的多，但同时却无法把发达的经济转化为强大的国力，只能勉强维持国家政府的日常运转,无法对外来的侵略威胁作出有效抵御,甚至无法应对一些稍大的自然灾害；当然也更谈不上调节缓和国家内部的社会矛盾 。
第二是由于受到的阻力太小，新生的资产阶级利益集团无法在对抗和磨练中形成自己强大的政治组织力量和军事组织力量，它们完全躺在原来资待社会的君主制上，一旦旧有的制度在与外敌侵略对抗中崩溃，他们自己也茫然失措，无法形成新的支撑力量。
第三是国家一旦受到外敌侵略，中央政府被打垮，地方上就无法形成有效的抵抗力量，最后的结果是全盘沦陷。
对这种现象，一些西方的学者也曾经有过注意。
我们还是引用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一些话
“约瑟夫.列夫森在一本讨论关于为什么中国未出现对外扩张的书中提出一个解答：‘中国缺乏封建束缚比有这些束缚的欧洲对资本主义扩张设置了更大的障碍。对中国这个非封建的官僚社会，这个自我补充延续不已的社会。正是因为它在概念上比封建社会更接近初始的资本主义形式，因而容纳并且掩盖了资本主义萌芽，破坏了资本主义的革命性潜力。由此看来，终于在最缺少资本主义力量的葡萄牙出现一个与中国正相反的社会过程，能释放而不是限制扩张的能量，便一点也不奇怪’”[246]p45
这些话当中有正确的成分，也有错误的成分。正确的成分是指出了中国的问题不是什么封建束缚太严重，恰恰是缺乏封建束缚；不是不能容纳接受新的经济形式，不能容纳资本主义萌芽，恰恰是比西方国家更能够容纳和接受；不是资本主义萌芽发展中受到的阻力太大，压制太大，恰恰是相对于西方而言，阻力和压制更小。
正因为西方的资产阶级是经过艰辛的努力，冲破重重的阻碍，才最终掌握政权，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才为自己的进步发展开辟了道路，所以他们即便掌握了政权，仍旧明白维持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必要控制是不可缺少，大量征收商业税来维持国家的正常运转，来保持强大国力也是不可缺少的。同时他们也在冲破阻碍，和反对他们的势力搏斗的过程中锻炼了自己强大的政治组织能力，培养了自己对军队的组织控制能力。所以在推翻君主专制之后，他们依然有强大的力量能对抗外来的侵略与干涉。
而中国的情况就是通过科举制度，资产阶级不费吹灰之力就掌握了政权，他们就完全依靠在资待社会旧有的君主制度的框架内，竭力榨取这个政权为他们效劳的价值，他们就象娇生惯养，骄横跋扈的孩子一样，习惯了逼迫要挟皇帝为他们的利益服务。一旦因为某些意外变故，旧有的政府结构崩溃瓦解，他们就象失去了保护的孩子一样，完全手足无措，根本无力自己去进行政治动员组织社会，更谈不上组织军队。在外来侵略势力面前，脆弱的不堪一击，只能剩下听天由命，任其宰割的份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