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文史参考》2011年第9期

　　编者按：一向以骂人出名的李敖这一次把矛头对准了龙应台和她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这本书是龙应台花了一年多时间寻访亲历者和历史照片构成的口述历史，试图去挖掘1949年那饱受战争重压、离乱内伤的一代人的命运。

　　李敖批判龙应台只看现象，不见原因，只访小人物，不掌握高层动态。李敖称，他花了大半生的努力打败了蒋介石的文宣团队，龙应台用另外一个形式来延续蒋介石的思路，这激怒了他。于是，李敖以自问自答的形式，用40天的时间出了这本《大江大海骗了你》，半生斗骂国民党的李敖看来，1949年明明是残山剩水，哪来的大江大海？这是蒋氏思维，也正是龙式错误。本文节选“长春围城”与“太原五百完人”两节，供读者辨析。（小标题为编者加）

　　长春围城饿死平民幕后

　　龙应台用很大篇幅，写国共内战，写到长春围城：

　　长春围城，应该从一九四八年四平街被解放军攻下因而切断了长春外援的三月十五日算起。到五月二十三日，连小飞机都无法在长春降落，一直被封锁到十月十九日。这个半年中，长春饿死了多少人？

　　围城开始时，长春市的市民人口说是有五十万，但是城里头有无数外地涌进来的难民乡亲，总人数也可能是八十到一百二十万。围城结束时，共军的统计说，剩下十七万人。

　　你说那么多“蒸发”的人，怎么了？

　　饿死的人数，从十万到六十五万，取其中，就是三十万人，刚好是南京大屠杀被引用的数字。

　　一百多公里的封锁线，每五十米就有一个卫士拿枪守着，不让难民出关卡。被国军放出城的大批难民啊，卡在国军守城线和解放军的围城线之间的腰带地段上，进退不得。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野地里，一望过去好几千具。

　　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发出对共军前线官兵的贺电……在这场战役“伟大胜利”的叙述中，长春围城的惨烈死难，完全不被提及。“胜利”走进新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代代传授，被称为“兵不血刃”的光荣解放。

　　龙应台提了她的问题：事实这么简单吗？为什么长春不像南京大屠杀那样被关注？为什么长春不像列宁格勒那样被重视？

　　这是根本不可以类比的。南京、列宁格勒是外国人侵略，长春是本国人因革命而内战，“原因”根本不同。问共产党为什么围城，为什么不问国民党为什么造成被围城的局面？第一、你造成“反革命”的政府；第二、你造成“死守孤城”的兵家大忌；第三、你裹胁人民于先，又驱使人民于后，以“饥民战”恶整敌人；第四、你最后还不是投降了，与其如此，何必当初？要投降早投啊，为什么饿死成千上万的人民以后才投降？一方面投降了，他方面难道不是“光荣解放”吗？一方面放下武器了，他方面难道不是“兵不血刃”吗？

　　龙应台完全不知道，最后的“现象”根本不是单纯的饥民问题，而是国民党蓄谋发起的“饥民战”。我立刻亮证据给你看。根据“长春文史资料”一九八八年第二辑的调查：

　　长春守军为减轻城内粮食奇缺的压力，采取了残忍的“杀民养军”和“逐民出城”政策。他们规定一个警察要赶走八人，一个保长要赶走八家，将市内饥民、乞丐和开释之犯人，大批地驱赶出城外。

　　在共产党这边，一下子冒出“饥民战”，不得不妥为应付，也需要时间解决。我们看看共产党这边当事人的回忆：

　　敌人驱使大量市民出城，造成十余万市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仅在我师正面就涌出数万难民。兵团指示，立刻把难民收容，转运到解放区就近安置。我师方向的卡哨是难民出口之一。我民运部门协同双阳、伊通、怀德等县委、县政府，转运疏散，经过十几个昼夜，才把难民疏散安置下来。

　　可见情况是国民党方面造的因，即“杀民养军”、“逐民出城”，弄出个烂摊子让你收。国民党抢粮食，经过如下：

　　颁布了“战时长春粮食管制办法”，其中规定市民只准自留三个月的口粮，其余的粮食按议价卖给市政府，“以供军需”。居民中如有抗拒不交或隐匿不卖者，一经查获，除没收粮食外，还要按军法惩处。于是，城内居民的粮食被“管制”起来，统一分配，搜刮殆尽。

　　悲剧发生，总要找“原因”，据当时国民党第一军头郑洞国的回忆：

　　（蒋介石）在电报中除了用好言抚慰我们以外，仍是要我们无论如何要坚守住长春，等待他派大军前来救援。在给我本人的电报中，蒋先生还特别命令我将长春城内人民的一切物资粮食完全收归公有，不许私人买卖，然后由政府计口授粮，按人分配，以期渡过眼前难关。

　　结果呢？蒋介石一筹莫展，根本派不出救兵来。一旦“杀民养军”的戏码用到尽头，“逐民出城”的戏码就出来了，最后的悲剧证实了两点：第一、你蒋介石根本不该守长春孤城；第二、你蒋介石根本无力救长春孤城。是你决策的错误，责任攸归，一清二楚。“原因”在此，可是我们无知的龙应台不知道，她只会看“现象”。“现象”就是共产党不对，这就是《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这部书的方法架构，这么头脑不清的人，居然还要写书呢。

　　在军事上，守长春是笑话，懂军事的人都知道是战史中的笑柄。并且，从战史中，我们还可领教“饥民战”的伎俩。凯撒书中记录：公元前五十二年，蛮族守阿勒西亚城，即驱出城中老弱，到罗马军前，乞求一饱。凯撒拒绝收容饥民，因为他看出了这是敌人搞出来的“饥民战”。

　　还有共产党那边的，也要看。据《萧劲光回忆录》，特别指出国民党的难民战术：

　　他们将骨瘦如柴的长春市民，成群结队地驱赶出来。这对我部队压力很大。我们既要执行封锁任务，又要维护人民群众利益；既要粉碎敌人恶毒的阴谋，又不能让成千上万的百姓饿死。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政策问题。

　　共产党设立了一个“难民处理委员会”：

　　在前沿和后方设置了大大小小的难民收容所数十个，有计划地收容难民、疏散难民。开始，我们工作缺乏经验，给饿苦了的群众吃饭没有限制，结果有些群众在久饿之后突然进食过多，胃肠负担不了，胀死了。接受教训，以后收容的难民就先吃两天稀饭，逐渐增加饮食，避免了类似情况的发生。对收容的难民，及时地疏散到各地去，有的单位还利用难民回去做侦察或瓦解敌军的工作。围城期间，难民委员会共发放了四千吨救济粮、六亿元救济金及五百斤食盐。为了救济难民，减轻当地解放区群众的负担，我们的战士迅速自觉地开展每人每月节约一斤粮的运动。

　　别人是怕共产党而去台湾，我们却是怕国民党而去台湾

　　龙应台喜欢用人证，谁没人证呢？我的三叔、我的六叔，都是那时死里逃生的长春难民。我的老同学吴文立，也是一个。在台中一中，我同吴文立放学走在一起，他讲述这一悲剧，他那时十二岁，同母亲被赶出长春，国共双方还在交火，流弹打中他母亲，当场毙命。奇怪的是，母亲身上都饿得干扁了，都流不出什么血来了。侈谈《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龙应台，你知道多少？

　　吴文立他爸爸吴广怀是国民党国大代表，是我父亲的学生。东北人见证中国本土上的苦难，早在1904年日俄战争就开始了。两个王八蛋国家打仗，战场竟在中国领土上，多可恶啊。到了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东北人更首当其冲，开始抗日。可是，蒋介石的国民党的历史不这么算，抗战竟从“七七事变”算起，“九一八事变”后的六年都不算了。尤其在蒋介石的国民党媚日的时候，不准你抗日。我爸爸因为抗日抗得早、抗得拍子与国民党不对，自然有被国民党诬为“汉奸”的危险。我爸爸的遭遇，画出了一幅谑画，就是：要爱国，必须得跟着国民党永远在一起才行，你要单独去爱，不论你多少功劳、做多少“地下工作”，结果不用“汉奸”办你，就是党恩浩荡了。因此，在日本走了、共产党来了的时候，他学乖了，他知道这回一定得抓住国民党、跟国民党永不分离才成，再被国民党所弃、再做国民党的“弃民”，国民党再回来，他一定又是“汉奸”了。于是，他决心抢登巴士，先期逃难，追随国民党到天涯、到海角，再也不分离。最后，天外有天、海外有海，他跟到了台湾，就这样，我们全家到了台湾。那时我十四岁，无决定之权，一切爸爸决定。我爸爸来台湾的目的，的确没别人那么雄壮，一切救国救民反共抗俄的大道理，他全都跟不上。他来台湾，只是怕国民党又说他是“汉奸”而已。别人都是怕共产党而来台湾，我们却是怕国民党而来台湾，天下令人哭笑不得之事，无过于此了。龙应台好像遍访民隐，她不该不访到这个有特色的故事吧？漏掉这种有特色的小故事，又何以真知“一九四九”呢？

　　所谓“太原五百完人”是个最大的谎言

　　理解“一九四九”，当心说谎，尤其集体在说谎。因为有了集体挫败，别忘了“一九四九”给打到台湾来的蒋介石人马，都是失败者。失败的人、失败的马。马的好处是不会失败后说谎，人却会。集体说谎的最大案例，就是所谓“太原五百完人”。这一谎话不是一阵风，吹过就算了，它还有古迹呢，就在台北圆山大饭店前面的丛林里，有所谓“太原五百完人招魂冢”，有碑有庙，虽然有点荒烟蔓草了，但还健在，五百完人的集体谎话，正在琉璃瓦的钩心斗角间。

　　“太原五百完人”是国民党在大陆撤退前的一批死难者，但他们不是国民党嫡系，而是“山西王”阎锡山的人。他们在山西太原，在城陷以前，自知逃不掉，共产党也不会饶过他们，乃在太原城中最高的山头死守，其中有的还强掳城中美女，最后一起死了。国民党嫡系精于逃难，死难非其所长，以致烈士缺货，缺货之下，就只好挖阎锡山的死人来充数，一网兜收，唤作“太原五百完人”。我小时候，曾在太原这山头玩过，如今他们魂兮归来，从太原最高山头到台北最高山头了，我也幸逢其会，也从太原而台北，恍惚之间，我好像是一个大历史的小证人，冷眼看尽国民党的洋相。

　　那天正好是那年四月二十四日，倒是典型的“一九四九”呢，如果是真的话。

　　至少数目灌了水，灌了十倍多。根据一九五○年九月十三日的所谓总统令，明说：“故山西省政府委员梁敦厚，前于民国三十八年四月太原被共匪攻陷之际，率属集体自戕……偕同僚五百余人，从容就义。”这是“五百余人”的官方说法。但照阎锡山“太原五百完人成仁纪念碑”，则说：“是役也，除战死及军民殉难者无算外，我文武人员义不反顾，集体自杀以报国家者，举今所知已五六百人。”两者说法，死难人数在五百到六百之间，至为明确。不过，照“山西文史资料”第六十辑公布的调查报告，事实上，死难者“全部只有四十六人”而已！的确有人死了，但没死那么多。号称五百，是串连并比美古代田横五百义士殉死的故事，于是就吹起牛来。

　　据调查报告，台湾这边所捏造的五百完人“题名录”，就是所谓名单，只有二十个人是真的。调查报告说：“太原四十六人自杀，‘题名录’列出其名的不到二十人，除此之外，都是捏造的。其中，有的名字确有其人，但不是仰药成仁，他们有的还健在人世；有的是战死或病死的；有的是被阎锡山或其军政机关处死的；而有相当一部分名字，是并无其人的；而这些人的职务百分之九十以上又是虚构的。”以上所根据的，是文证，就是调查报告，无独有偶的，也有人证，就是台湾这边的前情报局督察室主任谷正文将军。他是山西人，对他家乡的内幕，了解独多。他告诉我，“太原五百完人”中，有人活到台湾来了，不过都改了名字了。龙应台不是喜欢拈出“一九四九”吗？她怎么面对所谓“太原五百完人”呢？如果真的，她不能不写；如果假的，她不该逃避。五百完人太特殊了，他们是飘洋过海而来的五百个死鬼，比起逃到台湾的残兵败将，他们太“大江大海”了。龙应台听好啊。

　　所谓五百完人中，有十八九岁的少女在内，她们跟共产党有什么仇，死个什么？她们是被裹胁的，例如特警处代处长徐端的小老婆刘建德，就是其中之一，她是山西徐沟人，死时才十九岁。特警处副处长兰风霸占的晋剧女演员王桂燕也陪做“完人”了，她本要逃走，被兰风当场击毙了，死时才十八岁。这叫什么，叫强迫做烈士吗？还是烈士缺额，强迫你补空缺？

　　就算强迫你做烈士吧。不过，有一种比较仁道的，就是明知你生前非烈士，但硬说你是烈士，大家听了高兴。

　　以辽西战役被俘的国民党军头廖耀湘为例。廖耀湘由于蒋介石胡乱指挥，以致兵败被俘。一九六一年，共产党放他出狱。一九六八年死去，活了六十三岁。廖耀湘死后，他的部下亲友出了一本《廖耀湘将军逝世十周年纪念专辑》（一九七八年编印），在台湾出版，算是“私史”。在书中刻意谎言他的下场，如谢冰莹、黄振华、陈维纶，都说他“殉国”了。舒适存说他“被俘不屈死”、刘建章说他“终以不屈死”、何福祥说他“以不屈死”，这都是错误的。事实上，廖耀湘不但没“殉国”，并且在出狱后，出任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四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可见他前半生是“中华民国”的军人，后半生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循吏！所谓“殉国”与不屈而死，都是假的。这种刻意的谎言，在三年后，于一九八一年国防部史政局出版的顾祝同《墨三九十自述》中，也一直延续着。顾祝同说“其后被共军包围猛击，廖耀湘不幸殉国”，可见这种廖耀湘殉国的谎话，已由国防部史政局列为“正史”了。多微妙啊，“一九四九”处的一件公案的历史，从“私史”到“正史”，可以这样公然捏造,硬把一个活生生的降汉扮演成血淋淋的烈士。这是一幅奇异的“一九四九”忠烈图，可惜龙应台不知道。五百完人中的假烈士只是“远景”，因为他们不能上比“近景”的廖耀湘，共产党最后还为廖耀湘开了追悼会呢，所有廖先烈的所谓殉国谎话，都给拆穿了。向失败者致敬吧，可怜的“大江大海”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