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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教育的历史贡献与深远启示 作者: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送交者: 赤松子5 2017月03月26日04:44:26 于 [世界军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回  答: 这是骂国民党政府,一片焦土,哪里可读书 古宇庙 于 2017-03-26 03:27:00

抗战教育的历史贡献与深远启示


作者: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2015年09月29日


  抗战教育的历史贡献与深远启示*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      (2015年第9期)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摘 要]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全民的抗战、全面的抗战。在全民抗战中,中国共产党率先提出教育要为抗战服务的主张,逐步探索出了一条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道路。抗战教育是动员人民、教育人民、组织人民的过程。抗战教育塑造了民族灵魂,启迪了民族智慧,振奋了民族力量,为坚持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抗战教育精神和意义深远的启示。

  [关键词] 抗日战争;抗战教育;抗战教育精神

  ——————————

  * 本文执笔:刘巧利、王晓燕。田慧生、曾天山、高宝立、邓友超、姚宏杰、王小飞、储朝晖等参加研讨。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全民的抗战、全面的抗战,是自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反侵略、反奴役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2015年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面对侵略者,中华儿女不屈不挠、浴血奋战,彻底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捍卫了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发展的文明成果,捍卫了人类和平事业,铸就了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1935年8月1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发出《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了“实行免费教育”等十大救亡方针。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共中央立即通电全国:“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之相配合”[1]。在抗战中,抗战教育如火如荼,在提高全民族爱国主义思想觉悟,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战斗力,培养大批专门人才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坚持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 、实行抗战教育政策,为抗战服务

  抗战初期,“亡国论”暗流涌动,“速胜论”笼罩一时。根据中日两国的特点和国际形势,毛泽东提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著名论断。在《论新阶段》报告中,毛泽东指出,全民族的紧急任务之一是“实行抗战教育政策,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2]。这为抗战教育指明了方向。为了坚持抗战,为了最终赢得抗战胜利,必须唤起民众,必须为抗战救国培养各级各类人才。教育不仅要考虑抗战胜利的需要,还要考虑到战后建设的需要。

  (一)中国共产党率先提出教育要为抗战服务的主张

  “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率先提出了教育要为抗战服务的主张。1937年8月洛川会议上,中共中央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明确了抗战的教育政策: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实施普及的义务的免费的教育方案,提高人民民族觉悟的程度;实行全国学生的武装训练。一年后,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报告,明确指出,支持长期战争与取得最后胜利之唯一正确的道路,在于统一团结全民族,力求进步与依靠民众。各根据地、边区政府具体实行抗战教育的四大政策:改订学制,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改变管理制度,以教授战争所必需之课程及发扬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原则;创设并扩大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广泛发展民众教育,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办理义务的小学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新后代。[3]

  各抗日根据地在抗战教育政策的指导下,创造了干部教育与群众教育、普通教育相结合的新型教育体系。“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4],有计划地培养培训抗战干部,就成为“战斗任务”。干部教育有两大对象:一是教育老干部,提高他们的政治、业务和文化知识,使他们理解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适应抗战新形势;二是争取大批青年知识分子为抗战服务。为了培养抗战的生力军,在延安创办了许多干部学校,如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延安自然科学院、延安大学、华北联合大学。其中抗大总校办学9年,共毕业了8期学员,共29 072人。“抗大抗大越抗越大”,根据地到哪里,抗大就在哪里扎根。抗大总校先后创办了12所分校,共培养了十多万名军政干部。陕北公学仅4年就培养了一万多名干部,奔赴各地的抗日前线。

  群众教育和普通学校教育也为抗战救国服务。群众教育以提高和普及人民大众的抗战知识技能和民族自尊心为中心,中小学教育强调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各抗日根据地因地制宜,采用正规的中小学与非正规的村学、识字组、读报组等多种形式办学,根据群众自愿原则组织文教工作,实行“民办公助”。根据地广泛动员,保障教育事业的发展。在条件更为艰苦的游击区,广大抗日教师创造了灵活多样的教育教学方式开展抗战教育,抵制奴化教育。有的准备两套教材,敌来则应付,敌退则恢复;有的则在地道中坚持教学,宣传抗日。

  (二)国民政府实施战时教育体制

  国民政府实施战时教育体制,采取了四项举措。

  一是将大学迁入内地。1937年8月,国民政府行政院举行特别会议讨论东部高校西迁问题。9月2日,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各校内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先是迁往长沙,后再迁往云南,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三校师生转移至西安,1938年再迁往汉中城固、南郑等地,组成西北联合大学。整个抗战时期,全国114所大专院校,有77所内迁。沦陷区90%的高级知识分子、50%的中级知识分子得以转移到大后方。

  二是创办国立中学,接收沦陷区流亡学生。当时沦陷区许多中学被迫停办,师生四散。在内地设立的临时国立中学,专门接收沦陷区流亡学生。1938年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国立中学暂行规程》,正式设立国立中学。1939年,国立中学共34所。

  三是设置“教育指导区”,开展反奴化教育。国民政府教育部拟定《沦陷区教育设施方案》。1938年,沦陷区9省4市设置了50个“教育指导区”,派遣教育干部赴沦陷区从事教育活动。1939年,成立“教育部战区指导委员会”,规定了“消灭‘奴化’教育之效能”等四项任务。1940年,国民政府通过《津贴沦陷区中小学教师办法》,对沦陷区内暗中为国家服务的中小学教师给予津贴补助。[5]

  四是实施贷金制,救济困难学生。为救济因战争而失去经济来源的困难学生,194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实施贷金制,学生可直接向学校贷款用于膳食及服装等各项费用,并免费提供住宿。1943年又出台了新办法,贷金制随后改成了公费制。抗日战争期间,由中学到大学毕业,完全依赖国家贷金或公费的学生,共约128 000人。

  (三)民主人士积极为抗战教育服务

  众多民主人士奔走呼号、身体力行,积极为抗战教育服务。陶行知提出普及抗战反侵略的生活教育运动。[6]为配合全面抗战,他提出,要有全面的教育来配合,以促成全面抗战。他积极推进生活教育实践,收留难童,在重庆创办了育才学校。晏阳初领导平民教育社,在湖南、贵州、四川等地继续进行平民教育,提高民众的抗日救国觉悟和素质。黄炎培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在西南地区建立了职业教育和培训机构,培养了一大批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邰爽秋倡导民生本位教育,在重庆农村创办“中国民生建设实验学院”,把教育送到民众面前,向民众宣传、普及知识和生产技能。雷沛鸿在广西倡导“以教育大众化为方针,以爱国主义为灵魂,以生产教育为骨干”的国民基础教育运动,改革中等教育,创建国民中学,创办国民大学教育,开办电化教育服务抗战。

  二、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

  抗战教育是动员人民、教育人民、组织人民的过程。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主张。在全民抗战中,逐步探索出了一条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道路。抗战教育塑造了民族的灵魂、启迪了民族的智慧、振奋了民族的力量。

  (一)抗战教育是塑造民族灵魂的教育

  抗战教育是民族的教育,是全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教育。在教育内容上,首要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是唤醒民族自觉、民族自豪感、民族自尊心、民族凝聚力的教育。这一教育过程,正是塑造民族灵魂的过程。

  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劝勉学校教师:我们都是教书的,我们的责任,是要去塑造一个民族的灵魂。高校师生们自觉地投入唤起民众的教育活动中。“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全校师生拒绝日本人的诱惑,南下办学,成为抗战中第一所流亡大学。“流亡与斗争之中,这所以抗日之名诞生的大学,爱国主义的种子已然生了根,发了芽。”[7]师生们用墙报、油印小报、演讲、读书会等多种形式宣传抗日,启发民众的民族自觉和抗日决心。在东北大学师生的影响下,学校所在的三台县成立了县抗日总动员委员会,以城区大中小学师生为主体的20多支宣传队,到各乡镇教唱《松花江上》等歌曲,演出街头剧宣传抗日,散发抗日读本,为购买军机募捐。

  在根据地,冬学和民校成了动员群众投入抗战的场所。基础教育增加了抗战内容,在小学国语课中增加抗战故事、战争消息,唱歌课教学生唱爱国歌曲,这有效地提高了学生们的民族意识、爱国思想。

  通过抗战教育,提高了全民族对抗战的认识和抗战必胜的信心。许多地方出现了“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叫儿打东洋”的场面。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录了他的所见所感,在陕北不仅看到了指挥员和战士们的民族气节和抗日决心,也看到了普通民众和少年儿童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切,人们觉得“学会开枪打汉奸和日本再吃苦也不算苦”[8]。沦陷区的师生们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反奴化教育,涌现了一大批可歌可泣的人和事。人人参战、全民抗战局面的形成,是和抗战教育唤醒民族灵魂的作用密不可分的。

  (二)抗战教育是启迪民族智慧的教育

  抗战教育是科学的教育,是“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与实践一致”的教育,是启迪民族智慧的教育过程。在教育教学组织原则上因地制宜,在教育内容上注重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

  因地制宜是抗战教育的重要特点。各地因地制宜,创新出了多种办学形式,如各种识字班、识字组、冬学、青年夜校、民校、夜校、个别教学、炕头教学、送字上门、巡回教学等。“认字就在背包上,写字就在大地上,课堂就在大路上,桌子就在膝盖上”,以提高民众素质,启迪民族智慧。

  在教育教学方面,根据不同的需要设置不同的教育类型和课程,采用各具特色的教育教学方法。干部学校的课程以政治、军事为主,选择最必须、最主要的课程,如学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中国问题、战略战术、测绘、射击等,不求样样俱全,讲求少而精。民众教育的教学内容密切结合生产实际和生活实际,教材可以根据群众需要自行编写,教学方法也有所改进。抗战凸显了现代科技的重要性,抗战教育注重科技人才的培养。1939年,中共中央在延安创办自然科学研究院。1940年以自然科学研究院为基础创办自然科学院,为抗战救国培养新的科技生力军。西南联合大学在艰苦条件下坚持开展科研、教学。国民政府教育部专拨经费令大学恢复因战争而停办的研究所,恢复招收研究生,并酌情增设新的研究所。期间还选拔了1 566名自费或公费留学生赴美国和欧洲。陶行知在育才学校讲到,要学习科学,帮助创造科学的新中国。整个中国必须受科学的洗礼,方能适于生存。[9]

  (三)抗战教育是振奋民族力量的教育

  毛泽东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10]。没有受教育程度与民族觉悟的提高,大众就不可能积极投入抗战。

  抗战教育从教育制度到教育内容,从教育形式到教育方法都要符合人民大众的教育需求。小学写作课教学生写抗战标语、路条、墙报;自然课教防空、防毒常识;地理课教绘制战区地图。民众教育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内容。边区和根据地发展进步文化的力量,兼容并包,发展教育,各边区和根据地建立了大批抗日初级小学和高级小学。在国统区,每乡镇设中心小学,每保设国民学校。为保证教育质量和适龄儿童入学率,1940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出台规定,指定乡镇地方财政中至少50%须用作初等教育经费。[11]

  在抗战时期,中国教育事业不仅没有中断反而有所发展。至1946年底,四川、云南等19省市共设小学237 000所,共有学龄儿童38 173 765名,已受教育的儿童29 160 803名,入学率达76%。[12]1941年,边区已经开办了5 800多个识字班和识字组,将近4万人扫盲,扫除文盲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在晋察冀边区,据48县统计,1938年时小学4 898所,学生220 460人。[13]到1945年,各县学龄儿童入学率平均达到70%以上,有些县达到90%。山东的根据地1940年底时小学有10 000多所,学生40万人,到1945年时小学已发展到30 292所,学生170余万人。[14]越来越多的人具有了基本的读写算能力和防空防毒的知识。从国民政府教育部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数据而知,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也有很大的发展,学生数由1937年的谷底逐步恢复、发展。(见图1、图2)

  

  

  三、弘扬抗战教育精神

  在抗日战争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中国人民坚持办学,展示了中华民族在特殊时期不屈不挠、艰苦奋斗的抗战教育精神,创造出卓越的教育成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中形成的抗战教育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教育强国之梦而努力奋斗。

  我们要弘扬兴学强国的抗战教育精神。在国难当头之时,中国人民在雪耻强国、学成报国的信念激励下,在炮火中组建西南联大、西北联大、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等,体现出兴学强国的精神风骨。抗大秉承一面作战,一面生产,一面学习,一面做群众工作的“四个一面”办校方针,培养出十多万名德才兼备的干部,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强大的人才基础。

  我们要弘扬不屈不挠的抗战教育精神。正如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校歌所写的,“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在民族危难之时,学校不再是封闭的“象牙塔”,许多爱国青年投笔从戎,踊跃参军,挺身卫国。西南联大在长沙临时大学时期,据当时校方记录,每100名学生中就有14名学生投笔从戎,其中还有牺牲的烈士,而在后来的“国立西南联大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上,列名者832人。此外,各地革命青年和知识分子奔赴延安,寻求抗日救国的真理,在抗战最艰难的敌后,坚持在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奋斗。

  我们要弘扬和衷共济的抗战教育精神。西南联大刚成立时,曾商定常委会主席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校长轮流担任,一年一轮,张伯苓将权力委托梅贻琦,蒋梦麟也以兼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主席,并着手《西潮》等著作的撰写为由,将权力让给梅贻琦,三位校长的精诚合作与相互信任,才使西南联大成绩斐然。1938年10月,为躲避敌机轰炸,华罗庚一家迁往昆明,无处落身,闻一多伸出了援助之手,邀请华罗庚与其同住,共渡难关。西南联大在滇八年,三校精诚团结,克服矛盾,求大同存小异,始终立足大局,谋求长远发展,这是抗战时期团结精神的一个缩影。

  我们要弘扬勇于创新的抗战教育精神。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改造旧教育,建立和发展与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相适应的教育,提出首先必须实行“抗日的教育政策”,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创设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歌咏运动、体育运动,创办地方通俗报纸,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其次,开辟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相配合,形式多样灵活的教育格局,是中国人民战时教育的独特创举。徐特立主张“劳力与劳心并进,手和脑并用”[15]。依靠自力更生、创新办学的开拓精神,开辟在战时之乱、危难之际坚持办教育、办好教育的新道路,是抗战教育精神的独有特色。

  我们要弘扬艰苦创业的抗战教育精神。抗战时期的学校学习和生活条件很差,只能是因陋就简、勉强维持。校舍一般借用祠堂、庙宇和空旷柴房,再添盖若干茅草房,作为教室或宿舍。西南联大迁到昆明后,师生生活艰苦,教授的薪水发放不足,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们或外出兼职,或凭借技艺挣钱,摆地摊、卖文稿,甚至变卖家产、古画等资助学生,想方设法创造条件,保证教学科研顺利进行。抗大校舍更为简陋,教室墙上涂块墨漆做黑板,座位大都为土砖,课桌也是在两座土台上搭块木板。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创办红大、抗大的时候,要教员,没有,要房子,没有,要教材,没有,要经费,没有,怎么办?就是‘艰苦奋斗’,要有这种精神”[16]。

  抗战教育精神对当前中国教育的改革发展有着重要启示。强国先强教,我们要在任何情况下决不放松教育,确保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要充分发挥教育的多重功能,加强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意识的教育;要探索多种形式的办学机制,营造良好的教育生态,努力培养国家建设和民族复兴的栋梁之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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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1][2][3] 毛泽东. 论新阶段[A].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十一册)[C]. 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617、616、616.

  [4][10]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26、511.

  [5][12] 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Z]. 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 9、1.

  [6][9]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陶行知教育文选[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 252、297.

  [7] 易鑫,等. 东北大学:白山黑水不屈魂[N]. 中国教育报,2015-07-16.

  [8] 埃德加·斯诺. 西行漫记[M].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247.

  [11] 余子侠,冉春. 中国近代西部教育开发史——以抗日战争时期为重心[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 409.

  [13][14] 董纯才,等. 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 35、472.

  [15] 徐特立教育文集[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 258.

  [16] 舒云. 毛泽东写给抗大的十九件手迹[J]. 党史博览,2015,(7).

  图1  1936~1945学年度全国中学在校生数

  图2  1936~1946学年度大学专科以上学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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