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西安事变70周年。西安事变是影响近代中国的一桩大事件，它的发动受到了国内外的关注。在和平处理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的因素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重要影响。那么，共产国际、苏联对西安事变的发生有何反应？其间有哪些微妙的变化？共产国际、苏联方面的因素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起了怎样的作用？近年来，在新解密的共产国际、苏联档案中，有许多关于西安事变的珍贵电报等，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西安事变提供了新的史料，有助于我们弄清以上诸多问题。

    12月12日

    共产国际:杀死蒋介石

    1936年12月12日，红色电波先后三次穿过寒冷的天空，三封来自中国西北保安的中共中央电报先后到达设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前两封电报转述了张学良和刘鼎给中共中央来电的内容和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八项主张。后一封电报报告了西安事变的扣蒋情况，并说叶剑英、王稼祥已去西安，周恩来亦将前往，同时还通报了中共中央准备采取的行动计划。

    西安事变使共产国际大为震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及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人员热烈地讨论着所发生的事件。最初的反应是要杀死蒋介石，有人用拳头不停地敲着桌子喊着“杀”！有人搓着手激动地喊道:“抓住了！”

　　12月13日

    苏联和共产国际报刊对西安事变做出定性，认为张学良是“叛徒”、“强盗”

    从12月13日起，苏联《真理报》、《消息报》等报刊和共产国际刊物《国际新闻通讯》连篇累牍地发出报道、评论和文章，对西安事变的性质作了错误的分析，并对这一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和杨虎城进行指责。

    12月14日，苏联《真理报》在其社论《中国发生事变》中指出:

    毫无疑问，张学良部队举行兵变的原因，应当从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奴役中国的事业的那些亲日分子的阴谋活动中去寻找。臭名昭著的日本走狗汪精卫的名字同陕西省发生的张学良兵变紧密相联，这也绝非偶然。

    在这里，苏联把西安事变说成是中国亲日分子的一个阴谋。《国际新闻通讯》等共产国际刊物，也不断地把张学良说成是“叛徒”、“强盗”。

　　酝酿意见

    12月14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提出了“和平解决冲突”的设想

    据季米特洛夫的日记记述，共产国际领导人是在12月13日得到有关西安事变的消息的。有人当即对张学良此举做出了肯定，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向斯大林建议，主张乘机枪毙蒋介石。12月14日，在得知《真理报》公开批评西安事变的态度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举行了关于中国工作的会议，会议听取了邓发关于中共与张学良、杨虎城合作情况的报告，并决定将此报告送斯大林。为此季米特洛夫特地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对于我们党和红军来说，出现了非常困难的局面，我们认为，有必要劝告我们的中国同志采取独立的立场，反对任何内讧，以便和平解决冲突，一切捍卫中国领土完整和国家独立的党派在民主的基础上协商一致和采取共同的行动。同时强调党以前在给国民党的公开信中和毛泽东答记者问中所持的立场。

    共产国际执委会14日召开的会议还决定请斯大林对中国同志应对西安事变采取的立场提出意见，并向斯大林提出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建议(即季米特洛夫信中提出的劝告)。

表明态度

    12月15日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与南京政府驻苏大使蒋廷黻会晤

西安事变中的“莫斯科回电”，指共产国际执委会就必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致中共中央的电报。图为电报内容的中译文。

    12月15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应南京政府驻苏大使蒋廷黻之请求与蒋会晤。蒋向李维诺夫表示，他已将《真理报》和《消息报》刊登的文章中有关能说明苏联政府对南京政府友好态度的文字摘录寄给本国政府。他还告诉李维诺夫，苏刊文章将张学良的行动和汪精卫的阴谋活动挂钩显然不妥，因为汪不可能与此事发生任何联系。李维诺夫在回答蒋廷黻上述谈话时对中国目前的局势深表关切，他说:

    我们认为张学良的行动是一种极大的不幸。我不认为张学良是与日本人直接勾结采取行动的，我更倾向于这种推测:张是受到了某些心怀叵测的恶意挑唆。我们一贯赞成中国统一，对中国将领们的内讧从未表示过同情。对于最近时期为扩大南京政府基地和加强抗击日满蒙联军的种种努力，我们尤其表示欣慰。我担心的是日本会不会利用最近的事态发动新的侵略。不管怎么说，近来正处于紧急状态的日本政府很可能因此次事件而得救。

    苏联政府竭力贬斥西安事变，表白自己同这一事变毫不相干，是出于当时历史条件下对外政策的需要。自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苏联一直处于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1936年前后，苏联面临的国际形势十分严峻。在欧洲，德国法西斯正在疯狂地扩军备战，极端仇恨社会主义苏联。在远东，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同时对苏联造成了威胁。英、美帝国主义期望把日本侵华的祸水引向苏联，苏联则力图在中国筑起阻挡这股祸水溢向苏联的大坝。苏联在中国的战略目标是希望中国进行抗日战争，长期拖住日本，从而使日本无力进攻苏联，以便使苏联能够集中精力对付德国法西斯的侵略。从这一战略目标出发，苏联希望建立以蒋介石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阻滞日本的侵苏野心。苏联认为，在中国只有国民党有力量，只有他们能得到英美的同情和支持；而中国共产党正好相反，既没有力量，又得不到英美的同情和支持。因此，苏联政府虽然不赞助蒋介石反共，但更惧怕蒋介石联日。经过权衡利弊，苏联谴责西安事变及其发动者张学良和杨虎城，力促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避免中国再爆发内战，以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

    回电内容

　　12月16日

    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坚决主张和平解决事变”

    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发来了由季米特洛夫签发的电报。季米特洛夫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等，被称作“莫斯科回电”。电报说:作为对你们来电的答复，我们建议采取以下立场:(一)张学良的行动，不管出自何种动机，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人民抗日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并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二)既然这个事变已经发生，中国共产党必须考虑到现实情况并坚决主张在以下基础上和平解决事变:(1)改组政府，吸收抗日运动的若干代表和拥护中国领土完整与独立的人士参加政府；(2)保障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3)停止执行消灭红军的政策并在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中与红军实行合作；(4)和那些支持把中国人民从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下解放出来的国家实行合作。最后，我们建议不要提出与苏联结盟的口号。

    共产国际的来电在对张学良的评价方面，与中国共产党有明显的区别；但在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上，与中国共产党基本一致，对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起了积极作用。西安事变发生后，不论是《真理报》、《消息报》和《国际通讯》发表的社论、文章，苏联外交人员发表的谈话，还是共产国际的电报，不管其侧重点有何不同，在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立场上有两点是共同的:

    第一，坚决要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第二，释放蒋介石回南京。当时，由于蒋介石并未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如果不对他进行必要的斗争，联蒋抗日只能是一句空话，难以实现。因此，中国共产党制定的逼蒋抗日方针和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采取必要的逼蒋抗日手段是正确的。苏联和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性质的分析和对张学良、杨虎城的批评是完全错误的。

    回电影响

    共产国际和苏联提出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起了有益的作用

    但是，共产国际和苏联提出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起了有益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共产国际和苏联的这个主张，坚定了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心，使中共中央的思想更加统一，对和平解决方针不再产生任何动摇，不去寻求其他解决事变的方式。同时，共产国际和苏联的这个主张还促使中共中央加快了和平解决事变的进程。在当时瞬息万变的形势下，迅速解决事变是十分重要的。第二，共产国际和苏联始终主张释放蒋介石，这对中共中央在确定如何处理蒋介石的方针时起了重要作用。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即提出“审蒋”、“罢蒋”，后来虽放弃了这一要求，但仍希望对蒋介石给予必要的处置。收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后，中共中央于21日指示周恩来争取与蒋介石、陈诚谈判，当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要求得到相当的满足时，“恢复蒋介石之自由。”从此，中共中央放弃了要处置蒋介石的考虑。

    12月21日，中共中央电复共产国际:来电于12月20日才收到，同意你们的意见，我们也已经基本上采取了这种方针。

    同日，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要他以共产党代表的资格与蒋介石、陈立夫、宋子文、阎锡山、于右任谈判。这封电报的基本精神与共产国际的来电是一致的。周恩来接到电报后，立即根据中共中央的意见同张学良、杨虎城进行了磋商，双方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条件作了进一步修改，准备与南京政府的代表宋子文等人举行谈判。12月25日，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并亲自陪同蒋介石回南京。

    共产国际和苏联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深感欣慰

    由于各方面爱国人士和中国共产党的共同努力，西安事变终于获得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转变时局的枢纽。它迫使蒋介石基本上结束了反共的10年内战，出现了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新局面。共产国际和苏联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深感满意。12月27日，苏联《消息报》发表题为《蒋介石获释之后》的社论:“由于张学良逮捕蒋介石所引起的中国的政治危机，已经迅速而顺利地和平解决了。……这种解决方针，使中国在全世界的友人感到欣慰。这些中国友人从事变的一开始就希望事变尽快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突发及和平解决是中国从内战走向抗战的转折点。在实现这一转折过程中，共产国际和苏联支持了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对促进这一事变的和平解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黄修荣/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部主任;黄黎/国家博物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