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慎之看来，这是个有缺点的社会，这是个有缺憾的历史进程。最好是谁也别受损失，自由、民主、平等、人权一夜到来。因此，　李　先生最向往的恐怕还是解放前的书斋知识分子的生活。义愤填膺，冷嘲热讽，风花雪月，一举一动都能够得到大众媒体的关注，一言一行似乎都能够改变历史。能够被称为社会良心，能够被誉为博通古今，有成群的知识青年围绕膝下，有美元和大洋伺候左右，就像胡适一样。有李慎之的言论作证：“二十世纪是鲁迅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胡适的世纪”（韩德强）　　

“从我爷爷的遭遇，我们村里文革的剪影发现，文革之所以会失败，不是因为文革错了。相反，她是非常对的。文革要革命的对象，如贪官污吏，地富反坏右却控制了基层的文革，采取他们一贯的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法，形左实右，打击真正的正直群众，使得群众要么做看客，到后来肯定要抵制了。因为这样做肯定是错的，可是，这却并不是真正的文革，错误却要算到文革上面，后来一改革，他们又“伤痕”了。”（文革一些事儿作者：黄炎） 　　

（以下是石坚一篇谈文革的文章的摘录。石坚，1938年参加革命，老新闻工作者, "文革"前任"天津日报"总编辑, 后任天津市人大副主任.） 　　

“文革中我被扣了七顶反革帽子，大小会批斗一百六十多次，皮肉受了不少苦，左耳被打聋，腰部受损。最高规格的电视批斗大会，向全市转播，市革委会政治部主任亲自主持，由官方人员高喊[打倒]不知多少次。造反派铅印诬我的传单达数十万份。住牛棚两年半，下厂劳动两年多，扣发工资、不让过党的生活……文革后期以落实政策为名安排了报社办公室副主任职务，最后任有职无权的报社革委会副主任。直到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年，市委在新华总社调我回新华社的敦促下才官复原职。否定“文化大革命”运动对我个人来说，应当百分之百拥护。但是，如黑格尔讲的，为孩子洗澡不能把孩子和脏水一起倒掉。我在文革中也有不小收获。　　

第一、我在住牛棚时有机会通读了《列宁文选》，而且编了《列宁论新闻工作》、《列宁论机关革命化》（可惜被驻报社军管组给遗失了）还偷偷阅读了不少文艺作品，包括我未读过的《斯巴达克斯》、《基督山伯爵》等。　　

第二、学会了一些技能，可以从事简单的电焊、开天车、开钻床、做电工活、开剪床等技术　　

第三、经历多次批斗，我学会了虚与应付造反派之方，说了不少违心的话　　

第四、认识了人生舞台上各种类型的人物。有不少好人，特别是我的电工师傅李志华、管子工师傅刘玉良、木工师傅小叶等都是善良的人。李志华还有相当思想水平　　

第五、打掉了我的官气。　　

第六、我的胸怀广阔了。　　

第七、不仅报社人员，全市大多数干部都廉洁奉公，除[四人帮]一小撮外，无贪官污吏。（　2009-1-4　 ）　　

下面这段文章纪录的只是上世纪90年代刚刚开始出现压迫剥削劳动人民初期现状的冰山一角，至于发展到近些年的现状，血汗工厂、黑窑奴、矿难等等远比这要更加令人触目惊心。限于篇幅，挂一漏万。　　

潘毅：1991年5月30日，广东省东莞石排镇兴业雨衣厂发生严重火灾，造成六十八人死亡、四十多人受伤的惨剧。兴业雨衣厂由内地厂商王 × × 以“三来一补”的形式和香港商家沈× ×合办而成。自从去年十月开厂以来，招请了一百二十多名工人，其中大部份是外省民工，特别是从农村出来的年轻妇女。工人全部睡在厂房里。工厂大门在半夜被牢牢锁上，厂房内部堆满了易燃的塑料原料。30日晚上二时多起火，工人逃生无门，活活被烧死或跳楼摔死。　　

张家共有七口人，1981年分土地后有三亩半地，除了在水田种稻外，还在山地种花生和小麦。1990年的稻谷收成是二千九百斤，上交政府一千一百斤。另外，由于张家种花生，因此按照政府规定还必须上交花生油，1990年张家上交了花生油六公斤；另外，1990年的上交提留每人需缴现金三十元（1991年升至四十元），张家一共上交了二百一十元。因此可以说，张家除了能够糊口之外，实在没有多大余力积蓄现金，四千多元的婚事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个沉重的负担。张家没有能力买牛，一头牛值一千二百元，相当于他们家一年的全部收入。因此，他们只能与另外四户人家共享一头牛。他们家养的两头猪，也在办喜事的时候卖去了一头。家里的十多只鸡，又因为村里发生鸡瘟，死剩下只有一只。现在，家里便只有这一头猪和一只鸡，陪伴着两位老人过活。　　

陈义宝每天睡六个小时，曾经有几次捱不住睡着了，被肥佬拿着棒子殴打。他说有时肝火太盛，想回拳，但最终还是忍住了。用焊机制作雨衣十分费神。　　

翌日，我们来到高店乡阳河村第一组……自从1981年分土地以来，他们的生活水准显然比文革时好得多了。1984—1985年是农民的蜜月期，农产品的价格提高了，各种杂税尚未出现，肥料的价格也比较合理。但自1988年以来，农民的生活水准下降得厉害，通货膨胀，各种生活必需品和消费品都在涨价。农民觉得最不合理的是小孩子的学费，每个学期都要花上差不多二百多元，是文革时候的一百倍。　　

当日是农历七月十四，鬼节。村民正在进行祭祀活动，远在我们进入村口之前，哭泣声已由村里传来，回荡于整个山谷之中，因为火灾中丧生的工人来自阳河村第一组的就有三个人：喻宗喜，男，二十九岁；喻爱珍，二十一岁；喻爱虹，二十三岁。这个组共有八个人到东莞打工，全部都进了兴业雨衣厂。现在除死去的三个人外，由于严重伤残而留在广州红十字医院的有一人：熊小清，女，十九岁。其余四名生还者都回家了，他们分别为喻霞珍（喻爱珍之妹），女，十九岁；喻彩华，女，十九岁；张林，女，十八岁；喻新桥，男，二十一岁。　　

两个生还者——喻霞珍和喻彩华为我们留下了这样的叙述：　　

　第一个月我们平均工资才拿到二百多块，每天从早上七点一直干到晚上十二点，星期天也从不休息。有时候赶上赶货期，还要通宵达旦地工作。　　

10月，肥佬另建新厂。由于旧厂没有工资发，肥佬答应我们到了新厂不会再欠工资，于是，我们八个人便都跟着他进了新厂。由1990年10月到91年1月底，才发前三个月的工资。平时我们跟肥佬要钱，他有时会给三十或五十元，当然后来都在工资里扣除了。这些钱我们主要是用来买东西吃，由于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才吃两顿饭，饿了便想到街上买些豆腐和辣椒吃　　

喻霞珍的工序是上袖，也是每一百件一块八，大约每天能做一千件，平均工资是四百元。我们的工钱并不固定，老板见我们做快了，便会降工价，例如上帽子，前个月还是一块五，5月份就降到了一块二。　　

　　我们睡的地方一直都没有风扇，九十多人睡在一层里，空气跟车间里没什么两样儿。4月份，天气开始热起来的时候，有不少男工忍受不了了，就跑到天台去睡觉，而我们女孩子只能窝在房间里面。　　

　工厂不是时代的囚室，也不是农民工逃脱苦难与贫穷命运的避难所。它是资本的怪胎，既能够夺去工人的生命，也能够供给农民工唯一的求生希望。　　

宿舍里一位女工的夜半尖叫，使我彻夜难眠，内疚不已，同时也由心底里萌生出一份敬意和感激：它终于对一个缺乏想象力而又失去思想的年代做出了最直接的控诉！　　

　2003年11月2日　凌晨5时，一位十八岁在广东打工的少女，因职业中毒在广州一家职业病医院跳楼自杀。花样年华，就那样匆匆走完人生的路。第二天，又有一位同样只有十八岁、患上了职业病的少女，苯中毒，病情十分严重，在同一家医院医治无效，悄悄的离开这个世界。…　　

下面是“金牌民工”的一段文字：　　

据《燕赵都市报》报道：近日，河北一女大学生因不堪就业压力，自杀身亡。留下一本密密匝匝近10万字的日记。选摘如下：　　　　　　

“感觉好累，好累……每天都感觉不到生活的美好，看不到未来和希望……总是没有信心，没有目标，过一天算一天，不知道前方的路如何，就这样消极地度日……再这样下去，不知道将是什么样的恶果。”　　　　　　

 “要毕业了，我却不知道如何主宰自己的人生，自己成不了自己的主人，而是奴隶，只在压力中度过，能不痛苦么？”　　　　　　

“每年花着高昂的学费，不但没有学到本领，反而变得郁郁寡欢，遭受着精神上的折磨，一边花着钱一边受着罪，这是干什么呢？毁了自己也负了父母……当初就是因为想做个大学生，过过瘾，让别人羡慕下，虚荣心占据了上风，就为了面子，明知道家里穷，还硬要上学，全然没考虑父母的痛苦，然而现在却异常痛苦。唉，真的很懊悔啊。”　　“如果我没有上大学，可能会遗憾一辈子，而现在上了大学，快要毕业了也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更觉得遗憾。”　　　　　　

 “我该怎么办？……活着还有什么意义？……谁能救救我？……”　　　　　　

　2月23日　，天空中飘起雨雪。　　　　

威县固献乡刘河北寨村的刘尚云家，凌乱而冷清。全家每个人的脸上都布满愁容，而刘尚云的爱人因为哀伤过度已病倒在床上，不时发出撕心裂肺的呻吟。　　　　

原本这是个幸福的家庭，悲剧来自不久前女儿刘伟的自杀。在石家庄学院上大三的女儿刘伟今年即将面临毕业，这个春节她都没顾上回家和家人团聚，一直在为就业而四处奔波和焦虑着……而家人再次见到她时竟然已是“阴阳两隔”了。　　　

“一本密密匝匝近10万字的日记，是刘伟留给世人唯一能搜寻答案的遗物，字里行间记录着一个当代大学生走上不归路的心路历程。”　　　　

（分析一下杂交水稻的情况 讨论） 中国杂交水稻的真正奠基人，南有黄耀祥，北有李贞生。1958 年，广东著名水稻育种家黄耀祥就育成了中国第一个矮秆杂交籼稻品种“广场矮”，堪称世界首创。比后来在国际上曾经轰动一时，由设置在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于1966年才育成的、被称为奇迹稻的“IR8号”早了数年。当时袁隆平在教农校，还没有机会观察到杂交水稻。至60年代中期，广东省基本实现了早稻品种矮秆化，大面积亩产由过去的250公斤左右提高到350-400公斤，一举改变了广东省传统的“早四晚六”（指双季稻产量早稻占四成，晚稻占六成）的早稻低产面貌。与此同时，矮秆水稻迅速向中国南方各省扩展，至1965年全国矮秆品种植面积达到2400多万亩，每亩产量提高50公斤以上。70年代中期，矮秆品种在全国年种植面积最高达1.5亿亩，其中“广陆矮4号”在长江流域双季稻区种植面积之大，利用时间之长，为矮秆品种之冠。“桂朝2号”在云南省宾川县作中稻种植时，最高亩产达1045.4公斤，创全国水稻单产最高纪录。（现在袁隆平公司推销的高价超级稻，产量也不过如此。）到1981-1986 年，该品种在南方稻区累计推广1.4亿亩，增产稻谷50亿公斤以上。黄耀祥的“水稻矮化育种”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李贞生则是吉林省海龙县（梅河口市）河洼公社农民，1967年人工培育杂交水稻成功，是新中国最早培育出杂交粳稻的人，他已经去世20多年了。1968年，李贞生与海龙县农科站、海龙县五七中学一起培育杂交水稻种子，还培育出玉米稻、高粱稻、葵花稻等；当时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三大革命的伟大实践”。此成果作为教学内容编入吉林省的中学教材，还拍了科教电影。有资料记载，辽宁省在 1970开始，和吉林省一起实验推广杂交水稻；比袁隆平1977年开始在湖南实验推广杂交水稻早了7年。　　

 杂交水稻是文革时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靠一个人单枪匹马根本无法实现。　　

号称现代中国四项新发明的杂交水稻、汉字激光照排、人工合成胰岛素、复方蒿甲醚全部诞生在毛泽东时代，全部是都是需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大规模协作、深谋远虑、持之以恒和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才能见成效的项目。而如今这“科学的春天”，“教授满地走，博士不如狗”，论文满天飞，成果信口吹，就是不见什么象样的、能在世界上站得住脚的东西。真正拿的出手的，全是毛泽东时代搞的。　　

部分参考文献　　

《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研究室，主编逄先知，金冲及　　

张宏良：《纪念毛泽东诞辰114周年》

韩德强：《李慎之现象》

《毛泽东——人类智慧的遗产》（日）野村浩一，张惠才，张占斌译，时代出版社　　

潘毅：失语年代的光与影（《开放时代》）　　

“金牌民工”：“仿恩格斯：谁是大学生之死的凶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