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唱家臧玉琰《牧歌》背后的故事 (王小珊/文)

“蓝蓝的天空上飘着那白云，白云的下面盖着雪白的羊群。羊群好像是斑斑的白银，撒在草原上多么爱煞人。”
　　“《牧歌》所描绘的是一幅人间美景，欣赏这样的美景，人们的脉搏好像都会跳得慢一些似的，不应该有丝毫的声音出现，只有眼睛和心灵的陶醉。”
　　北京的初春乍暖还寒，屋外冷风卷着沙尘，屋内光线显得阴暗。82岁的臧玉琰，一说起《牧歌》，便又置身于他心中的那片雨后的大草原，“稍暗的蓝、白、绿色调，大地静谧无声……”
　　望着老人慈祥的容貌，听着老人平和的声调，你觉得自己离那美景越来越近。
　　其实在老人的心里，这美景虽然持久，但并不辽阔，在他的人生中更多的是乌云盖顶、雷雨交加。

爱情———给厄运埋下种子

　 1947年，出生于河北沧州的臧玉琰已经是南京国立音乐学院的高才生了。这一年，音乐学院招收新生，高年级的同学成立了考生服务社，对来报考的学生进行辅导。组织辅导的同学特意为24岁的臧玉琰安排了一位清纯可爱的南京姑娘。这位姑娘16岁，叫买德颐。
　　其实姑娘的声音条件并不好，一发声就能听出破绽，她的声带害过病，生理上有缺陷，不是唱歌的料。可是臧玉琰非常乐意辅导她，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爱意。
　　而姑娘本人也并不痴迷于音乐，只是觉得好玩，才和一个同学去考的。但是臧玉琰的歌声却深深迷住了她，让她久醉不醒。虽然俩人的家境悬殊很大，一个是世代清贫的穷学生，全部财产加起来也装不满一只小皮箱；一个是出身富家的买家漂亮的二小姐，过着殷实的生活，无忧无虑。但是彼此间的相互吸引力太过强大，从此两人相伴相随。
　　1948年，走出了校门的臧玉琰，急切地想实现当歌唱家的理想。那时候他的偶像是意大利著名歌唱家吉利，他的梦想就是能去意大利看歌剧、演歌剧。那时的中国还是战乱的年代，根本没有真正的歌剧。为了生存，他和二十几个同学一起参加了国民党演剧19队这个他并不喜欢的音乐团体，并随之由南京到了上海。
　　1949年初，南京即将解放，为了躲避炮火，买德颐全家也被亲戚接到了上海。5月的一天，买德颐告诉臧玉琰，她在台湾的姐姐来信让他们一家4口人去台湾，连入境证都寄过来了，并且目光焦虑地对他说：“父亲要你一同去。”
　　“去台湾干吗？”臧玉琰奇怪地问。
　　“父亲看到南京老有炮火，久住上海也不是事，觉得到姐姐那里去比较好。”
　　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了，臧玉琰一时语塞。
　　看到臧玉琰为难的样子，买德颐伤心地说：“如果你不能一同去，我们就只有分开了。”
　　分开？那怎么行。臧玉琰不忍心让未婚妻太失望，心想先陪她过去看看吧，反正还要回来。最后在买家的催促下，在这一年的5月8日，他们搭乘了从上海去台湾的最后一班轮船，离开了上海。
　　两天后，轮船到达了台湾基隆港，乘客们纷纷上岸，而臧玉琰因为没有入境证而被拒绝登岸。正当他准备随船返回时，这时上海即将解放，轮船已不能回去，于是才让臧玉琰下了船。
　　战后的台湾，民不聊生，根本不是追求艺术的温柔之乡。虽然臧玉琰也可以靠唱歌教歌谋到饭碗，但那不是他的理想，他不愿意苟活。
　　在台湾呆了5个月之后，得知新中国成立的臧玉琰欣喜若狂，一心想回到祖国的怀抱，尽管很多人劝他不要走，对他说：“将来台湾会好起来的，那时候你可以再去意大利、去法国发展。”并提醒他：“共产党，你了解吗？别投错了。”可是他坚持要走，并坚信：“共产党能把天下打下来，就一定比国民党强。”
　　就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18天，臧玉琰带着爱人连同姐姐一家共八人，搭乘一艘货轮，取道香港、天津，整整7天7夜，历经海浪无情的颠簸，终于回到了南京。

坦白———反被“挂”了起来

　　回到大陆后，沐浴着新中国阳光的臧玉琰，真切地感受到“解放了的人民是幸福的”。他先受聘为湖南大学声乐系的讲师，继而转到武汉华中师范学院，用自己的音乐知识，培养着新中国的青年，而他歌唱艺术的造诣也在不断蓄势。但是好景不长。
　　1951年，中国在教育界开展“思想改造运动”，老师过关，学生把关，这对一个旧社会的知识分子来说，是很难适应的，而对一个心里只有艺术的人来说，就更加痛苦。紧接着，“忠诚老实运动”又开始了。他如实地向组织汇报了他来去台湾的全部经过。但他万万想不到自己“忠诚”的结果是引来更多的怀疑：你怎么从台湾回来的？你为什么回来的？谁能证明你是什么目的回来的？于是便被“挂”了起来，一直不给结论。
　　“不给我下结论，我是个什么人啊？！”本来谁备准备的臧玉琰，痛苦得要放弃婚姻，他不愿意让心爱的女人生活在自己的阴影中。
　　“我知道你是好人就行了！”买德颐坚决不接受臧玉琰无奈的选择。于是在没有太多的祝福声中，两个人如期结了婚。
　　虽然臧玉琰有了一个小小的港湾，可是一个刚刚29岁出头的年轻人，怎么能满足于老在家中躲风避雨呢。况且，登上人民共和国的舞台、成为歌唱家的愿望，在他的心中是如此迫切。那时候，臧玉琰的心情老是被“乌云”压着，无比沉重，但是对音乐的追求，又使他的精神不断地得到过滤。他认真执教，刻苦练声，期待着证明“我是好人”的那一天。
　　由于臧玉琰的嗓音出众，业务又好，1953年，他被调到北京中央乐团任独唱演员兼声乐导师。这一年5月，国家决定派歌舞团参加在罗马尼亚举行的“国际青年联欢节”。在选拔赛上，臧玉琰以他优美的歌声，获取了广泛的好评，也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关注。但是还是因为他是“从台湾回来的”原因，他落选了。当时周总理看了出国人员名单后，就问中央乐团团长李凌：“怎么没有臧玉琰啊？”李凌十分欣赏臧玉琰的才华，却无奈于他的“政治背景”，说：“有人说他是从台湾回来的特务。”总理听了笑道：“人家不是已经回来了嘛，就算是特务，也是个好特务嘛。”并指示：“这次出国不能去，以后可以让他演出，也可以让他见报。”
　　虽然周总理有指示，保住了臧玉琰中央乐团正式演员的资格，还能有登台的机会，但仍被“内部控制使用”。同样是演员，别人能参加的重大活动，他不能去；别人能光临的重要会场，他不能进；在人民大会堂、怀仁堂举行的演出，他从没有参加过。
　　1956年，《牧歌》准备在全国音乐周上演唱。中央乐团最初排练时是无伴奏合唱，由臧玉琰领唱。可是经审查后，节目改为没有领唱的有伴奏合唱，只因为最后一句合声难以爬上高音，才由臧玉琰一人来唱。
　　1959年，国庆10周年，中央乐团担任演出《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的任务，其中有个男声四重唱，当时论业务水平，那个男高音应该由臧玉琰来唱，但是没有他；里面还有合唱，也没有他。因为那是重大的政治任务，怎么能让一个“台湾特务”参加呢！
　　1965年，中央乐团排练革命样板戏交响乐《沙家滨》。原定臧玉琰是郭建光的第一号演员。但是审查的时候，江青不满意地对团长李凌说：“听说这个人是台湾派遣特务。郭建光是英雄人物，怎么能让一个特务扮演呢？！”一句话，把臧玉琰彻底打入了冷宫。

改造———被批斗没有尊严

　　1966年“文革”开始不久，戴着“特务”帽子的臧玉琰和全家，很快就被下放到江苏淮阴地区的清江市。那时候女儿13岁、儿子还不到6岁。
　　臧玉琰一家最先安身在一家小旅馆中。当时清江市委人事科长老包，让臧玉琰填写相应的表格，以作为安排工作和发放工资的依据。看到臧玉琰在表格的“专业”一栏填写的是“声乐”时，老包犯难了：“声乐？条文里没有啊，没办法安排工作，也没办法开工资啊。”这样没了生活来源的臧玉琰一家，只好在一所中学附近找了间学校的仓库来住。时至寒冬，清江特别冷，一家人在四面漏风的仓库中常常被冻得瑟瑟发抖，围着柴火坐一夜。
　　1967年的一天，老包让臧玉琰到市委去一下。在经历了3个多小时的“过堂”后，便把他送到清江金属容器厂，让他隔离劳动。而没有丝毫准备的臧玉琰，既不能和家人告别，也不能回家去取衣物，就这样开始了漫长的劳动改造。
　　那时候清江市也是一片混乱。一有大的批斗会，大字报上第一个名字就是当时的清江市委书记，依次下去是市长，臧玉琰排在第八。这种大规格的批斗会，臧玉琰作为陪斗，场场不落。于是“牛棚”成了他的宿舍，“游斗”变为他的散步，而不被挨打挂彩，就是很幸运了。
　　从“牛棚”到“干校”，从“干校”到文化馆，开荒种田，下水塘捞芦苇，抬果筐扛麻包，扫马路拉大幕，最苦最累的活儿都是他干，唯独不能唱歌。这让臧玉琰苦闷至极，生活的愿望几乎丧失。但是看着可爱的妻子和儿女，他怎么也无法割舍。为了坚持活下去，他有空就抽烟，回家就喝酒。他说：“烟是‘麻醉剂’，酒是‘安眠水’，可以打掉人所有的奢望。”两年之中，臧玉琰的满头黑发变成苍白，1米70的个子而体重仅有80来斤。
　　年幼的儿子常想见爸爸，但买德颐怕无知的儿子看到父亲非人的窘境，不能正确地分辨是非，将来对社会产生抵触情绪，所以总是找各种借口回避。她总是差女儿去给臧玉琰送去衣物，尽可能地为他带去感情的抚慰。而小小的女儿已经懂得父母的哀愁了，每次看到劳苦不堪、蓬头垢面的父亲后，就会痛苦很久。而长期看着别人的冷眼，精神上感到无比孤独，心灵也受到严重伤害，有一天她对母亲说：“妈妈，假如要我再活一次，我都不想活了。”

涅　———为艺术修炼身心
　　臧玉琰想唱歌，要唱歌，却身不由己。但是对于臧玉琰来说，唱歌就是他的阳光和空气。有一天，臧玉琰独自走在细雨霏霏的果林中，他想高歌一曲的渴望重重地撞击着他的心灵，不唱，难以忍受；唱又不敢出声，这种心理和生理的状态久久地缠绕着他，让他备受煎熬。于是他开始默默地用回忆和感觉来琢磨歌唱艺术的技巧，通过感觉来定位声音，久而久之，不知不觉中进入了“无声练习”，收到水到渠成的效果。
　　于是在同事的眼里，臧玉琰变得更加沉默了。劳动的时候他总是一言不发，开会的时候他总是认真听着发言，就是在平时休息的时候，他也是常常聚精会神地读书读报，或是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想事。“只要心里入静，人就像站在钢琴旁，调动起每一个发音器官，一节一拍地反复‘练唱’。”从此《牧歌》、《草原之夜》、《思乡曲》、《我等你到天明》、《在那遥远的地方》、《故乡》等中国民歌，以及许多意大利歌曲，被他“精雕细刻”了13年。
　　1979年，臧玉琰庆幸地被他的老师黄友葵教授调到南京艺术学院音乐系，出任声乐副教授，终于结束了“在台5个月，受罪30年”的苦难。
　　久别重逢，黄友葵教授惊讶地发现，长期不得演唱的臧玉琰，声音竟然还能保持得这么好。在老教授的鼓励下，好学不倦的臧玉琰又恢复了练唱。
　　南京的盛夏其热无比，56岁的臧玉琰，每天钻进又闷又热的琴房，在钢琴旁一呆就是几个小时。但是臧玉琰不怕热也不怕累，因为他想唱歌已经想得太久了。看着勤奋的白发学生，老教授喜在心头，也痛在心头。仅仅半年，臧玉琰的声音基本恢复了30年前盛壮时期的水准，让老教授感动不已。
　　一天，黄友葵教授听完臧玉琰的练唱，告诉他北京将举行她的学生演唱会，并邀请他参加演出。“有一条你要记住，唱完回来安心当教授。”老教授叮嘱着，她怕臧玉琰一唱而不肯收。
　　北京民族宫举行的黄友葵学生音乐会上，臧玉琰在多年之后重上舞台，激动的心情难以抑制。他一连唱了7首歌曲，满座皆惊；尤其是时隔20多年才唱出来的《牧歌》，观众热烈的掌声几次在曲间响起。熟悉他的好友和同学，无不热泪盈眶、感慨万分。他们庆幸臧玉琰虽然年近花甲，却仍然保持着艺术青春。上海《文汇报》一篇题为《出土明珠光熠熠》的文章给予他高度的评价。
　　但正如黄友葵教授所料，臧玉琰一登上舞台，就扼不住歌喉了，再加上中央乐团团长李凌，以借调他随中央乐团赴各地演出及讲学为由盛情邀请，他重返中央乐团登台演出的愿望更加迫切。臧玉琰和妻子商量：“我们回北京吧，我连做梦都听到火车开往北京的隆隆声。”　　一向守护臧玉琰的买德颐这次没有同意他的想法：“我可不想动了，折腾十几年了，只想在南京安度晚年。”但她知道臧玉琰决心已定是劝不醒的，如果不让他走，他会死不瞑目，便和儿子一道将他送上北去的火车。

相守———和爱人白头偕老
　　到了北京的臧玉琰，开心极了，当天就借了一辆自行车，先到颐和园，又到故宫，再到北海，恨不得一天把北京城全部走遍。虽然当时中央乐团把宿舍给他安排在合唱队办公室，里面只放了一张床，一架钢琴，半张乒乓球案子和一个凳子，一开门，就看见蟑螂一大片，但臧玉琰却不觉苦，而是特别知足。
　　1980年春节晚会，臧玉琰第一次来到人民大会堂演出。当晚除了大礼堂之外，还有多台节目在其他大厅演出。由于他的节目很受欢迎，不断有人请他去演唱，他感到了被人尊重这种久违了的愉快。第二天，他给远在南京的妻子写信：“昨天，我感觉到我是作为一个人真正站在我自己的腿上。”
　　1981年2月，买德颐带着儿子到北京，准备陪臧玉琰过春节。一天晚上，乐团的人事干部来了，说是派臧玉琰出趟国。听到这个消息，臧玉琰反应冷淡，买德颐虽然心里很高兴，但不敢流露。她怕是场空欢喜，又会对丈夫造成伤害。
　　听说臧玉琰要到美国访问，整个中央乐团像炸了锅，有人和他开玩笑：“你是去美国联邦调查局对暗号的吧！”
　　其实这次出国纯属偶然，美国的一个文化机构，知道臧玉琰不仅是位优秀的歌唱家，而且还有坎坷的经历，就要求文化部在组织访美代表团时一定要有臧玉琰，试图看看中国是不是真正有了民主和自由。于是，本来不在出国名单上的臧玉琰，被临时换了上去。
　　2月25日这一天，买德颐一直提心吊胆，生怕臧玉琰发生什么意外出不了国，她认为“这是政治上翻身的大事”，不能有半点闪失。
　　到了飞机场，买德颐更紧张了，因为不止一次听说，有的名人到了飞机场又被留下，而被禁止登机。
　　美国驻中国领事也来送行，在贵宾室，他指着臧玉琰对团长说：“这位歌唱家早该出名了。”
　　后来乘客全部登机了，所有的送客都走了，只有买德颐和儿子还站在那里，焦急地等待着飞机起飞。终于飞机上天了，买德颐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因为这好比臧玉琰“洗了一个政治澡”。
　　从美国回来，臧玉琰身价百倍，灌唱片，开音乐会，活动频繁。三年的时间里，他演出四百多场，走遍祖国各地，获得听众的高度赞扬。1983年，忍受了4年分居之苦的臧玉琰，再次成为中央乐团的正式演员，和妻子孩子终于团聚。
　　从1979年复出到现在，臧老也红了20多年了，应该从阴影中跳出来了吧？
　　臧玉琰：大概目前还没有跳出来。因为生活中常会有同样的气氛不同样的故事。26岁，多好的年华啊，可惜耽误了30年！
　　买德颐：我就是家里的政委。每次碰到他心情不好，我就紧张极了。“文革”以后，有人跟他说：“臧玉琰，我们倒无所谓，你太可惜了。”我就不要他们讲这些。我认为一个人这辈子不要要求太高，要知足。周总理一句话保了他一辈子；李凌那么赏识他；黄友葵老师对他像妈妈一样。我说够幸运的了。过去的已经过去，千万别让那些不愉快搅了现在的好日子！
　　臧玉琰：很难跳得出，直到现在还常被噩梦惊醒呢。
　　买德颐：他是个比较单纯的人，个性很强，自尊自爱，对精神世界的追求远远超过对物质的享受。他从不强加于人，也不愿别人强加于他。我们家的气氛很宽松。房子虽然小，但很温馨。儿女特别孝顺。朋友也愿意来。多好啊！唐代文学家刘禹锡的《陋室铭》不是说吗，“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子曰：何陋之有。”现在我们就是清贫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