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子秋

记得在中国文革即将结束、中国政治诡异动荡的一九七六年，自己还在草原读中学。虽然那时中国大部分地方社会秩序依然比较混乱，然而在草原的学校却出奇地宁静，学风远较内地大城市浓郁，这也是父母亲不让我在省会城市读书的主要原因。

自己住的县医院家属院有个受管制的清洁工，这个四十岁左右的受管制分子单身一人，白天在医院拉灰打扫清洁，晚上进了自己昏暗的宿舍从不出门。

听周围伙伴讲，这是一个因为偷听敌台被打为「反革命分子」的医生。我问父亲，父亲叹了一口气对我说，这个医生毕业于内地名牌大学，他的医术在这个医院没人能比。我从父亲的眼神和口气，觉得他非常尊重和惋惜这个古怪的「反革命分子」。

这个人虽然受政治迫害被管制， 晚上家里倒也热闹。有医生去他住的房间闲聊请教，或是讨论一些医疗方面的问题，还有一些医生家属和护士给这个「反革命分子」送吃送喝。

这个曾经尽职尽责的好医生，被管制后还有很多藏民慕名他的医术，从很远的帐房到他那那间黑屋子就医。每到星期天，他的那个宿舍门口晾衣杆上就会栓很多基层牧民的马匹牦牛，那里就成了我们现在会所一样的热闹地儿。

在那知识分子稀缺的年代里，虽然知识分子被贬为「臭老九」被当政者严加防范和打压迫害。但这些人在敦厚朴实的少数民族牧民的呵护下，严酷的政治环境并没有让他们成为彻彻底底的臭狗屎，他们依然显得那么宝贵和重要。而在那样贬低知识分子的政治高压态势中，「学而优则仕」也并未因此失去千百年来形成的强大力量。

有一次快临近考试，我在做数学功课时遇到了难解的题，父亲因担心我的学业让我去找他。我其实有些不太愿意，心里矛盾重重，觉得自己一个长在红旗下的学生，去找一个「反革命分子」帮助自己辅导，心里觉得有些怪怪的。

不过到了他那里，看到他态度和蔼，和平常的长辈没什么两样，心里也慢慢平静了下来。他一边给我削苹果，一边用浓重广东口音一 步一步给我讲解功课。

我在他的辅导下，不但很快完成了功课，而且还纠正和解决了以前一系列概念中的是似而非的难点。末了，他还和我说起了香港和遥远世界发生的事，只是我基本没听懂他在讲什么。

就在我自己整理书本文具准备回家的时候，却清清楚楚听到他如歇斯底里一样骂了一句：「他妈的这个世界……」，听到这句声调怪异的话，头发立刻竖了起来，心里害怕起来，甚至还感觉到和一个 「反革命分子」在一起的恐怖。

当我屁滚尿流跑到家里把这一切告诉我爸爸，爸爸紧张地告诫我一定不要把他说的话告诉其他人，否则会打断我的腿。

这也算是我在少年时期在偏远的青藏高原的果洛大草原，第一次和中国知识分子打交道吧！当时尽管年少，但在很短的时间里，就领教到温文尔雅和歇斯底里的情绪如此突兀转换。当时已经隐隐约约感觉到中国知识分子人格分裂及压抑的特质。

这些陈年旧事，其实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给我的第一直观感受。大家都清楚， 中国知识分子这个问题，本身就十分隐晦庞杂。今贸然提笔，费脑不说，确是感到有些文浮和自不量力。

但不久前答应了我的一个作家朋友，做这篇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命题作文」， 无奈只有硬着头皮落笔。在这么小的篇幅里妄论如此大时间跨度和空间跨度题材，实在有些令人局促。

什么是知识分子？什么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这是一个有着无穷答案的问题，可以说，有什么样的知识分子，就有什么样的对知识分子的理解。中国知识分子自然离不开其所生存的社会背景，因而政治因素也常常为知识分子带来个人命运悲剧的结局。

这种悲剧命运又几乎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宿命，让知识分子的「理想」、「政治功利」及「犬儒主义」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复杂的人文关系。而在多数情形下，很多知识分子政治理想最后都被政治功利牺牲排斥或吞噬，从而调绘出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悲剧主色。

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王权衰落，诸侯争霸。为了壮大自己的自身实力，各国积极延揽人才。生死攸关的政治博弈，打破了本来的贵族阶级为主体的政治体制。使得原本没有资格参与政治的庶民和在本国不得志的贵冑士大夫，有了机会发表自己的政见并参与政治决策。并产生了频繁的人才流动，逐步形成了一个没有阶级差异的知识分子群体。

在这一时期里，这群有思想的知识分子面对现实的社会、个人利害与国家之间的利害交互运用、人生哲学等问题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和思想。

他们相互影响及标新立异，各种学说思想纷纷出笼。这群知识分子在「百家争鸣」的宽松学术环境中，既追求政治理想，也追求政治功利，凭籍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的百家人文思想，同古巴比伦、古希腊、古印度、古埃及以及其他核心文明一样，在春秋战国多方力量角力博弈中，营造出一个灿烂的「哲学思想爆炸期」。

在当时，代表中国先秦时期「诸子」的老子、庄子、孔子、孟子、荀子、墨子及杨朱等学术思想，形成了道家、儒家、墨家、法家、名家等学术流派的「百家」，也为从封建关系中游离出来的「仕」和各阶层产生的知识分子群体，提供了一个可以批评政治、抗衡王侯的价值系统。

和当时的华夏大地相比较，同时期欧洲的大部分知识分子，是远离世俗利益的。他们不是沉湎在理性知识的世界之中，就是投身于向往上帝天国的神学世界。

无论是他们的理性知识还是超现实的信仰系统，其背后都有一套远离功利的形而上学背景。就现代西方知识分子而言讲，他们对真理的态度和现实中的道德理念及功利追求是有严格区别的，并不会把真理精神和道德功利混为一谈。

然而，中国的文化精神不同于西方，它既不是宗教型的，又非知识型的。从先秦开始，中国文化就表现出消解忽略形而上学及理性批判的倾向，体现为一种道德至上的功利人文精神。

然而，儒家的功利主义本质，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人格、使命、功名三位一体的思想结构。

而后来的 「先天下忧而忧，后天下乐而乐」理想及责任的充实，衍生出中国耻感特色的知识分子性格形态。而这种知识分子性格，最后亦成为了国家民族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

至于民族文化性格和知识分子的性格这种相关关系，中国如此，西方也如此。但古希腊和中世纪的欧洲知识分子对待自己的追求，却是采取某种二元式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即所谓「上帝的事情归上帝管，凯撒的事情归凯撒管」的方式。苏格拉底宁愿去死，也不愿意用自己的认知理念去换取生的选择，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正如国学大师徐复观指出：「一切民族的文化，都从天道天命开始，但中国文化的特色，是从天道天命一步一步的向下落，落在具体的人的生命行为之上。」

因此，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不是像西方那样，追求形而上的世界，而是眼光向下，脚踏实地以德立人，将力图实现自己功名及政治理想的实践，浸润于儒家哲理的人文理想。

在中国权力专横的二千年历史中，处境艰险的就要数兼善天下的士大夫阶层了。他们虽有着悲悯的社会关怀意识，以忠君为己任，但君王却时时提防这群人，任意向他们施威，甚而施暴。君和臣之间形成了一种伴君如伴虎的严酷现实。

又由于中国文化缺乏像欧洲文化中，那样的法律和约定以及循序渐进的传统，无法从体制结构约束专制。因此个人与社会、社会与国家之间，只能依赖儒家所建构的礼治阉割自己的理想，而苟且于封建王权的结构中。

但礼仅仅是立足于个人的德性，而立足于德性上的东西依赖于自身的道德约束。这就对人性有很高的要求，要求人们有高度的教养，但我们无法让社会每一个人都达致高的道德水准。

这时作为社会成员的知识分子发现，人可以没有道德，但完全可以说一套做一套。如果用自己的嘴巴劫持道德，不但可以受到人们的敬仰尊重，还可以通过获得道德及道德带来的各种福利。

在嘴巴道德让人获得数之不尽的立身处世的资本之时，有些人还利用道德口术，在勾心斗角的利益角逐中，堂而皇之贬低别人而使自己立于道德高地而不败。

于是乎，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历程中，「嘴巴道德」大行其道，皇亲国戚达官贵人贩夫走卒无不为「嘴巴道德」而陶醉。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众相比，可谓是「嘴巴道德」的先驱和宣导者，他们或写或画或著书立说，孔圣人、朱熹、纪晓岚等无不如此。

不能不说，中国知识分子以及民众心口不一的人格分裂特质的形成，的确和这些「嘴巴道德」的「圣人名家」的示范效应有关。

中国儒家德性文化作为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主要支点，促成了知识分子使命、功名及政治理想破灭的思想结构特征。

由于道德尺度只是各人的内心体验和判断，或只靠感觉自己内心安否，而无法作客观的判定。这种只能信自己而无法信于别人的德性，若不上升而向下坠落，便会转为自私自利的自然欲望。

在如此主观的德性文化之下，中国知识分子自然也分化成为几部分人，一小部分是少数怀有人文理想的知识分子，他们无能为力，只有听凭道德说教下的道德沉沦，而这种道德现实又让这群知识分子背上了毁灭其政治理想的十字架。

另一部分则是自利自利的个人主义知识分子。他们既无内在的德性「自力」，也无外在约束他们的宗教或法律的「他力」。最后以欺上瞒下、尔虞我诈的品性，合流汇入利益获得的群体。

此类人格的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个令人不齿的族群。这些人格高度分裂的「专家教授」们，依附于体制，早已自我阉割了知识分子作为民众认知启蒙的功能，只知一昧歌功颂德，成为一群文化太监。更有甚者，为了博取流量及捞取功利，信口雌黄胡说八道，沦为当今社会一种新的公害。

最后我们说说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犬儒阶层。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这是当代一群对伦理、社会风俗、社会体制采取不信任的态度，以及大众社会中拒绝被收编的貌似愤世嫉俗的人。

「犬儒主义」一词是从欧洲哲学中翻译过来的一个概念。苏格拉底曾经把幸福解释成灵魂的幸福。把个人的欲望下降到最低点，努力作一个自给自足的、独立自主的人，这便是最初犬儒主义者的理念。无疑，作为四大古典希腊哲学流派之一的早期犬儒主义，具有非功利的正面道德意义。

而当代犬儒主义早已和古希腊犬儒主义大相径庭，他是一种「以不相信来获得合理性」的社会文化形态。犬儒主义者的彻底不相信表现在不相信别人的热情，不相信别人的义正辞严，不相信有所谓正义的呼喊。

他们甚至不相信还能有什么办法改变他们所不相信的那个世界。他们把对现有秩序的不满，转化为一种「不拒绝的冷漠」、一种「不反抗的清醒」、一种「不认同的接受」，独善其身，只要自己不受伤害即可。

现代社会结构的分化和各自建立的思想价值观的规范，使得权势政治和大众日常生活的道德规范经常处于冲突状态。冠冕堂皇的政治理想标榜和令人失望的道德沉沦的现实，使得普通人对政治敬而远之，甚至将上层建筑视之为不道德的阶级。

而以此政治现实形成的知识分子犬儒主义的重要特点，就表现为政治冷漠和潜意识中的抵抗。因此可以说，知识分子犬儒主义就是某种对现代政治无可奈何的不满和抗议。

但不管怎么说，大众犬儒主义毕竟表现了大众某种独立的自我意识。犬儒主义表面上有玩世不恭、愤世嫉俗的一面，但实际上却是委曲求全、接受现实的一面。它把对现有秩序的不满转化为一种不拒绝的理解， 一种不反抗的清醒和一种不认同的接受。

犬儒主义在其他现代社会的大众文化中也存在，但到让一般人觉得已经形成整个社会信任危机的情况却也不尽然，就目前而言，还只是公众政治和道德生活危机的冰山一角而已。

说中国当代犬儒主义，不由得让人想起捷克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这位几次和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的作家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布尔诺。1975年流亡法国，1981年归化为法国公民。他以自己洞察人性的作品在全球掀起了多次「昆德拉热」，尤其受到中国读者的追捧。

在这股「昆德拉热」的旋风中， 有一个中国知识界故意没有言明的东西，就是昆德拉提供的一些有别于犬儒主义知识分子的另类思想资源——独立的人格和对「真」的忠诚。

昆德拉说：「要活在真实中，不欺骗自己也不欺骗别人，除非与世隔绝。一旦有旁人见证我们的行为。不管我们乐意不乐意，如果我们都得适应旁观者的目光，那我们所做的一切便无一是真了。」

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群体来说，这些力道十足的思想资源华丽而深沉，正是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结构，所不能给予的知识分子所必须的人文营养素。而对于中华民族的未来而言，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又是那么不可或缺。

当今中国知识分子的犬儒主义态度，既不只是一种单纯的怀疑戒备心态，也不是玩世不恭的愤世嫉俗行为表达，而更是一种人们在特定的情境中形成的生存方式。然而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碰撞以及体制的局限，是扭曲产生犬儒知识分子的最主要原因，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最不能令人释怀的纠结和悲情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