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求索

中国所谓科学界“三钱”赫赫有名，尤其是钱学森几乎无人不知没人不晓。据说，他从美国回来抵得上五个全副武装的师。文革期间，很多科学家被迫害致死。”三钱“中的钱三强被发配到陕西农村，夫人打扫厕所。钱伟长到首钢当炉前工。只有钱学森受到大力保护，住进部队大院，由军队保护。是极少数免受冲击的科学家。那么，钱学森究竟有何丰功伟业？下面略加简述：

一．留学美国和遭迫害被驱逐

钱学森生于1911年。1935年获得奖学金赴美留学，后来到加州理工学院，在空气动力学专家西奥多·冯·卡门门下学习。1943年美国在冯·卡门的指导下设立喷射推进实验室，钱学森也在实验室中。当时中华民国是美国的盟友，钱学森获得了机密武器研究保安通行证，甚至还为美国政府的科学顾问委员会服务。战争结束后，还被派往德国访问德国顶尖火箭科学家沃纳·冯·布劳恩等纳粹工程师。

1949年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美苏两大阵营“冷战”开始，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1949年，钱学森申请加入美国国籍。但是FBI指出，钱学森在1938年曾经出席共产党外围组织聚会，而他在入籍申请中却隐瞒不报，指控他是共产主义者，威胁美国国家安全。1950年7月，美国军方取消其接触军事机密研究资格。钱学森幽默地说，“不让我做研究，我会在这里（用手指头）发展”。而，美国移民局则更要求将他递解出境。

8月30日，美国司法部将钱学森拘留在特米诺岛监狱里15天。由于加州理工学院的抗争，钱学森很快被取保候审。但是，据说在监禁时期遭到非人待遇，一度几乎丧失语言能力。

1951年4月26日，钱学森被军方禁止离开洛杉矶。这样钱学森面临两个互相矛盾的指控，一方是美国移民局要驱逐出境，另一方是美国军方禁止出境。

此后，钱学森重金聘请纽约市辩护律师展开了长达5年的法庭斗争。不过，他控告的不是禁止他出境的美国军方，使得他无法回到日夜思念的祖国。而是控告要驱逐他出境的美国移民局。1954年，钱学森被判败诉。

钱学森的专业是空气动力学，属于流体力学范畴。很多理论物理基础领域需要很强的理论和数学基础。但流体力学不同，流体力学最基本的奈维.斯托克斯方程是一种非线性偏微分方程，数学家们除了极少数非常低速的情况进行了大量简化以求得近似解外，上百年来对这种方程的求解都一筹莫展。对于非低速流动情况只能耗费巨资建造风洞或水坝模型进行实验。因此，钱学森的专业最主要的并不是理论知识，而是工程技术实验知识，是优秀工程师的专长。随着美国的工程技术不断迅速发展，美国联调局认为钱学森掌握的机密五年后就会变得过时。 

1955年6月，美国国防部改变态度：“现在看来，他（钱学森）那个时候掌握的涉密信息可能被最新研究所超越，并且这些信息在苏联阵营看来也可能成为基本常识”。8月4日，美国移民归化局签署同意钱学森离境。9月17日，钱学森登上了归国轮船，于10月8日晚抵达广州，10月28日抵达北京。

二．亩产数万斤粮食的空前预言

那时候，中国的工业和科技还十分落后，科学只是照搬苏联老大哥。一晃就是两年多过去了，钱学森还不能投身于他擅长的空气动力学研究，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却仅凭十个指头就在另一个领域大显身手了。

1958年4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钱学森的《发挥集体智慧是唯一好办法》说：“假设我们说，一天太阳光照在地面上，只照八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八小时太阳光照上去，如果我们只计算1%的能用来转变为植物有效利用的能，这个能把水和二氧化碳转变为淀粉，那么就可以在一亩面积上年产约八千市斤的淀粉……”

很惊人了，但还一不做二不休，再接再厉。

同年6月，钱学森在《科学大众》杂志第6期发表《展望十年——农业发展纲要实现以后》说：“根据光合作用的理论推算，稻麦年亩产可以达到4万斤至6万斤。”

还是在6月，钱学森在《农业科学》第12期发表《可以实现的理想》，又说：“稻麦年产量就可以达到四万斤谷子!”

钱学森的粮食产量越来越高，报社编辑来电询问是否计算准确？钱学森用计算尺核算后说，“计算准确无误“，回复编辑部。

6月16日，钱学森在《中国青年报》发表《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又说：“稻麦年产量……不仅仅是现在的2000多斤或3000多斤，而是2000斤的20多倍！”再一次肯定亩产四万斤，斩钉截铁!

 中国青年报上钱学森的文章

但是，就在50年代，农民陈永康1951年种植的水稻产量最高达一亩716，5公斤，据称超过一般产量1倍以上，创造了华东地区水稻单位面积产量最高记录。1952年3月，他受到国家农业部颁令奖励。1956年，其晚粳稻良种标本120箱被送往苏联、印度、缅甸、日本等15个国家展览。1958年11月，被聘为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栽培研究所特约研究员。1964年，在亚、非、拉美和大洋洲44个国家参加的北京国际科学讨论会上，他发表的论文获得了很高的评价。1955年，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对此拍摄科学教育片《培育壮秧》。到了60年代，陈永康水稻高产技术应用面积达700万公顷。陈永康曾任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江苏省第四届委员会委员、江苏省农科院研究员、副院长。他的事迹当时被广泛宣传，广为人知。

或许有少数人会感到疑惑，钱学森说的亩产四万斤是陈永康记录的二十多倍，是普通亩产的四十多倍，这么高的产量几千年都闻所未闻，采取了什么措施啦？

这将立刻被责斥右倾保守：睁大眼看看，是谁写的文章？一个足足抵五个师的大科学家！人家很耐心将转化率等等专业词汇都交代得清清楚楚，还会有错吗？要什么措施！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少产！有这么了不起的大科学家给你壮胆，还要怎么的？

果然，大科学家断言马到立竿见影了。大作刊登不到两个月，人民日报8月13日，头版头条刊登了特大喜讯，麻城早稻亩产高达三万六千九百多斤。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旷古未有之奇迹。

 不过，离钱学森预言的亩产四至六万斤还有潜力，不用担心，以后不断破纪录。全国各地展开早稻高产放卫星竞赛，一轮高过一轮：

7月12日，福建闽侯城门乡公社，3275斤；
7月18日，福建闽侯连板公社5806斤；
7月26日，江西波阳，9195斤；
7月31日，湖北应城春光公社，10597斤；
8月1日，湖北孝感长风公社，15361斤；
8月10日，安徽枞阳高峰公社，16227斤；
8月13日，湖北麻城建国公社，36956斤；
8月22日，安徽繁昌，43075斤9两；
9月5日，广东北部山区连县，60437斤。

1958年9月12日。《广西日报》头版整版报道广西环江红旗公社水稻亩产13万斤！

全国一片喜气洋洋，1958年7月23日《人民日报》社论《今年夏收大丰收说明了什么？》：没有万斤的思想，就没有万斤的收获......只是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出多少粮食出来......

中央机关报社论显示了当时“万斤亩”浪潮是何等的壮观。

原来我们都是睁眼瞎，如此美好情景却几千年来都没看到。钱学森还在文章中引用民谣，“前年卖粮用箩挑，去年卖粮用船摇。今年汽车装不下，明年火车还嫌小”。

当年丰收的漫画

如此大好形势，让伟大领袖毛主席到科学院视察特地邀见他，对他的文章大加赞赏。钱学森谦虚地说，”计算还可能有些错误。“大概是五、六万斤亩产还是算少了吧？不过，伟大领袖已经心满意足了，”不错，不错嚒！”

 伟大领袖亲切会晤大科学家

而，袁隆平团队数十人，从1970年起辛辛苦苦干了五十多年，采用各种方法，到2021年5月9日，才在三亚市海棠湾基地的超优千号达到亩产1004.83公斤，也就是仅仅二千多斤，还不到钱学森预言的二十分之一。是啊，袁隆平算什么呀，区区无名之辈，哪能和大科学家相提并论！大科学家只要拉拉计算尺，掐指一算，不需要任何措施，就可以亩产数万斤粮食了。不仅中国，全世界粮食都不用愁了，尤其是黑非洲，有的是炙热的阳光，还会饿肚子吗！世界历史上有哪一位科学家有如此伟大成就？人类大救星啊，一百次诺贝尔奖都不足以表彰其卓越成就！

形势一片大好，河北徐水县号称一年收获粮食12亿斤。1958年8月4日毛泽东对当地进行了视察，高兴地说：“你们全县31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呢！……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

伟大领袖睡不着觉了，那么多粮食往哪里放啊，大家放开肚子吃吧！超英赶美，一个是粮一个是钢。粮那么多没地方放，农田就空起来长草，大批农民去炼钢。

同时，全国范围对农村大量征收粮食,不是亩产几万斤吗，征收你几千斤，还留给你上万呢。

可是，仅在1959年下半年就全国危机四伏，食堂揭不开锅，许多人饿肚子了，问题相当严重了。7月份，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紧急反映农村强征粮食的问题，以及农民的困难。

即使是如此形势，钱学森还是再接再厉发表第五篇，1959年2月《科学通报》第3期的《谈宇宙航行的远景和从化学角度考虑农业工业化》。接着又是第六篇，1959年9月25日《知识就是力量》第8-9期合刊的《农业中的力学问题》，继续论述光合作用提高产量的可能性：

“我们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1亩地上的阳光，一共折合约94万斤碳水化合物。如果植物利用太阳光的效率真的是百分之百，那么单位面积干物质年产量就应该是这个数字，94万斤！自然，高等植物叶子利用太阳光的效率不可能是百分之百，估计最高也不过是1/6，这就是说，单位面积干物质的年产量大约是15.6万斤。但是植物生长中所积累的物质，只有一部分粮食，像稻、麦这一类作物的谷粒重量，约占重量的一半，所以照这样算来，单位面积的粮食的年产量应该是7.8万斤。这是说全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晴天。如果因为阴天而损失25%，那么粮食的亩产量应该是5.85万斤。这是说，作物要在全年都生长，如果仅在暖季才长，也许要再打一个2/3的折扣，那么平均亩产量是3.9万斤”。

那么，当时的形势是什么样的呢？

1959年–1961年间的三年困难时期，根据各种不同的统计，大饥荒共造成了中国大陆1500万人–550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被视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饥荒。

以河南省为例，1958年全省粮食产量只有281亿斤，而河南省委却鼓吹为702亿斤。其中信阳全区粮食产量32.58亿斤，虚报为72亿斤，按照72亿斤的标准来征购粮。基层干部逼迫农民上缴粮食，捆、绑、吊、打、捕等现象屡见不鲜。1958年10月起，大部分公共食堂就停粮断伙，农民开始逃荒。11月底，已经出现饿死人的现象，1959年1、2月间，中央接连收到民众来信，反映河南东部地区发生严重浮肿病和死人现象。在“反瞒产”过程中信阳地区逮捕了一万余人，劫掠了农民的口粮、牲口饲料粮。信阳全地区征收了16亿斤粮食，农民的全年口粮只剩100多斤，仅够食用4个月，潢川、光山等县口粮甚至不足3个月。西平县全县十三个公社，有十二个公社问题都很严重。而讽刺的是，此县此前还有向全国介绍该县大丰收的宝贵经验的宝书。

 西平县丰产经验宝书

1959年冬，尤太忠将军回到了故乡信阳光山县探望病重的母亲，目睹当地乡民饥荒的惨状，心情极为痛苦。199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美籍学者崔琦，双亲都是信阳人，其父就是在1959年饿死的。随着形势的不断恶化，饿殍越来越多以至于尸体无人掩埋，人吃人的现象也不断发生，仅固始县官方记载的人吃人事件就有200例。（详见信阳事件）

如此人间惨剧虽然不完全都是钱学森造成的，然而，作为始作俑者是逃避不了的，毕竟是他首发在人民日报的文章是四月，以后第一篇人民日报丰收报道是在之后的八月份，以后，各大报刊连篇累牍的跟进。从而导致一系列的决策错误，造成巨大的灾难。而他从来也没有对死亡数千万人的灾难表示过任何歉意。也许饱汉不知饿汉饥，他有高干的特供，饿不着他一家人，而且，还可以凭特供卷时不时去王府井高级餐厅打牙祭，然而，北京普通老百姓挨饿，他会一点都不知情？难道没有感到丝毫内疚？

二．坚定的政治立场

1965年，开始搞人造卫星，钱学森坚决要求卫星能装载播放《东方红》的器材，而不惜砍掉其中的一些科研项目。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钱学森时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1967年1月，发生造反派“七机部夺权事件”，钱学森吓得面无人色，差点昏过去。幸好造反派头目叶挺的儿子立刻劝告他放心，他是受保护的。1968年起，许多中国科学家在文化大革命受到波及，甚至被迫害致死。冶金和航空材料专家姚桐斌被人用钢管打死；气象学和空间物理学家赵九章服安眠药自杀而死。而钱学森全家离开中关村，搬到了进与世隔绝的军队大院，使钱学森在“文革”期间避免受到冲击，是当时极少得到保护的科学家之一。

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上钱学森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即文革中的“庐山会议”开幕，钱学森在华北组发言，“建议在宪法上，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然而华北组发言简报遭到毛泽东严厉批评，发言者都不得不痛哭流涕检讨。

可能是检讨深刻吧。1974年12月，周恩来前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筹备情况。毛泽东说：“文件我不看了。但我想起了两个人，一个是钱学森，一个是侯宝林，你查查他们是否在全国人大代表名单里。”钱学森在毛泽东心目中与相声演员处于同等重要地位，何等荣耀啊！

1975年，四人帮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将军被称为是追随邓小平搞右倾复辟的“四大金刚”之一。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系统被宣布为右倾翻案风的重灾区，号召“打一场批判张爱萍的人民战争”。作为国防科委副主任的钱学森表明了自己旗帜鲜明的立场，贴大字报揭发张爱萍的“大国沙文主义”，具体是张曾指着一张地图跟他说：“这里是蒙古，从前都是中国的领土。”钱学森还在批斗会上激烈说，“张爱萍是个什么人？我看是个魔鬼！他想拉我下水，就像魔鬼在向我招手！”张爱萍的儿子张胜在2007年出版的《张爱萍传记：从战争中走来》一书中写到：钱的话让其父亲深受刺激，突发心脏病住院。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病逝。9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钱学森的文章《终生不忘毛主席的亲切教诲》，文章感激“伟大领袖毛主席把我从在外国的困境中拯救出来”，又声称“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走资派却鼓吹什么“读书做官”、“上智下愚”、“专家路线”，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妄想把我们引上复辟资本主义的绝路。他们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我们要走革命道路的科技人员的死对头。”

是啊，当年他被美国驱逐出境，虽然他持有中华民国护照，但头上顶着亲共的帽子，去台湾等于找死。要不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同意收留他，可真要无家可归了。感激涕零啊!

三．鼓吹人体特异功能

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不再搞政治运动了。钱学森又可以在他的专长的科学领域大放异彩了。而这一次他不仅是动动笔杆子，而是使出全身解数，亲临前线组织指挥了。

1979年3月11日《四川日报》报道，四川大足县一个名叫唐雨的男孩能够用耳朵认字，以后多家报纸转载。四月十三日的《北京科技报》刊登新闻说，石景山也发现了一个；四月二十日的《河北科技报》刊登新闻说，沧县又发现了一个。于是，全国到处出现能耳朵认字的孩子。同年11月8日，胡耀邦就《北京两个小学生能用耳朵手心和腋下认字》的报告，给宣传部门批示：“宣传这类事只能增加人们的迷信和思想混乱。”要求予以控制。

然而，钱学森并不理会，1980年7月5日，他就耳朵、腋下认字识图问题对《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北京科技报》和中国新闻社的记者等各大媒体发表惊人讲话：

”有些儿童具有耳朵识字这种特异功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客观事物是第一性的，认识是第二性的。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我们首先尊重客观事实，不因暂时还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就否认这种现象的存在。“

完全肯定了耳朵认字的可能性。而且，更以一位大科学家的高瞻远瞩的目光，进一步提出了人体特异功能的伟大课题。耳朵识字不过是特异功能显露的冰山一角，小儿科而已。钱学森说，我国发现了具有特异功能的青少年，为人体生命科学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线索。

钱学森又说，耳朵识字这种现象说明人还有潜力没有发挥出来。我们应该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从思维科学，从气功，从一切潜在的人体机能，去开发人的潜力。他建议在对现有学科体系进行调整、组合的基础上，建立起人体科学体系，将诸如人体特异功能、气功、中医理论等列入这个体系之中，以便使这一研究工作逐步向更严密、更系统的方向发展。

展现如此广阔的科学研究前景，史无前例啊！

1980年6月，钱学森对《自然杂志》说，“一项新的科学研究，在刚提出的时候，总是有人反对，带头的人也总是要受到反对，因此要有勇气。要挺住腰板。”

为此他还对《自然杂志》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和希望。

钱学森人对特异功能和气功的创见，遭到于光远等人的质疑和反对。于光远著《反“人体特异功能”论》一书，对特异功能进行批判，还成立“人体特异功能调查组”走遍全国各地，揭露特异功能的欺骗性。双方势同水火，最富有戏剧性的是，在一次于光远的家庭生日庆祝宴会上，于光远和钱学森之间爆发了面对面激烈的争吵。所有宾客十分尴尬。

1982年4月10日，胡耀邦再度作出批示，要求对特异功能“不宣传、不介绍、不批评”的“三不政策”，也就是冷处理。

随着中央的冷处理，耳朵认字渐渐退出舞台。

而对于钱学森来说，则你归你冷处理，我放开手脚干我的。同年5月5日，钱学森给中宣部副部长郁文写信说，“我也向您表白我的判断，我并以党性担保：人体特异功能是真的，不是假的。”1983年，钱学森首创“人体科学”的概念，并筹建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1985年成立负责协调管理特异功能研究的“三人小组”直接领导“钱学森亲自推荐的专家组”，三人是国防科工委政委、安全部部长、中宣部副部长，后来又加入国家科委副主任、体委主任、卫生部部长、公安部“某人”、财政部副部长等。1986年成立的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由张震寰将军任理事长，钱学森教授任名誉理事长。

不但气势磅礴，还提出具体课题目标。

1990年，钱学森在中国人体科学学会首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稿中提出“人体科学”研究要重视临床医学、西医、中西医结合、民间医学、心理治疗、气功、特异功能等七个方面。

钱学森研究特异功能还出版了一本《论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的书。说：“我认为，中医、气功和特异功能是三个东西，而本质又是一个东西。”直言不讳说：“什么叫搞人体科学的？搞人体科学的是搞人体特异功能的。因为这个特异功能，人家反对的很多，有的人要打棍子扣帽子，所以我就把它换了一个词，不叫特异功能，叫人体科学，委婉一点。”提出要建立所谓的“唯象气功学”理论，“唯象”，就是“只知其然，还不知其所以然”（该书第154页）。

1987年6月8日，钱学森出席中国人体科学会首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

以后全国各地纷纷成了人体特异功能研究单位。

北京的一家人体特异功能研究单位

钱学森还对气功发表专著《建立唯象气功学——当前气功科学研究的一项任务》（《自然杂志》1986年第5期），《对人体科学研究的几点认识》（《自然杂志》1991年第1期）。在1986年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召开的座谈会上，钱学森说：“我国有十亿人口，如果一百个当中有一个人练功，就是一千万，每百个练功的人有一个人去教，就需要十万个气功师，把这十万个气功师提高提高，这就是一件大事。”

1988年成立的世界医学气功学会由卫生部崔月犁部长任会长。于是，全国范围气功热高烧不退。

气功现场盛况

本来民间早就有气功师，但基本上小打小闹而已。而钱学森的高论“需要十万个气功师，把这十万个气功师提高提高，这就是一件大事。”出场号召后，气功大师纷纷登场：严新、张宝胜、张香玉、庞鹤鸣、田瑞生、张宏堡和王林等等，都全国赫赫有名了。

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王林。王林于20世纪90年代通过气功成名。2013年7月《新京报》报道王林相册中王林和许多明星、官员、企业家的合照，著名的有李双江、马云、赵薇、成龙、曾荫权、吴官正、钱其琛、李瑞环、贾庆林、曾庆红、刘志军、王菲、李亚鹏、周迅、费翔、蒋大为、刘晓庆、朱军、李连杰等等数十人。可见其人脉广泛，影响之大。其府邸“王府”极其豪华。然而，2015年7月15日，王林因涉嫌绑架杀人被警方带走，后因病转入医院监管治疗，2017年2月10日因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终年64岁。

至今四十多年过去了，相应钱学森号召的人体科学研究单位都早已歇业关门，没一家出半点儿科学成果，而气功大师们喧闹一番之后也都没了踪影。

钱学森在天之灵不知作何感想？

四．孰是孰非？

首先来看看钱学森关于阳光转化率的论述。1958年4月29日，他发表的《发挥集体智慧是唯一好办法》中说的是阳光转化率按照1%计算，一亩地产八千斤淀粉。同年6月16日，发表的《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则说：根据光合作用的理论推算，亩产可达到4万斤至6万斤。根据稻谷产米率为72%，稻米的淀粉含量为75%左右，每亩地产粮的淀粉就是2万到3万斤，折算的光合作用淀粉转化率就为5%-7.5%。而1959年9月25日的《农业中的力学问题》则说，太阳光的效率估计最高也不过是1/6，也就是16.6%

先是说阳光转化率是1%，再说5%-7.5%，又再加码到16.6%，到底该多少？粮食产量是涉及国计民生的大事，难道就这样信口开河？

我们再来看看植物的光合作用。植物的光合作用是在叶绿素中分解水，释放出O_2，并将CO₂转化为糖。光合作用分光反应和暗反应两步。

叶绿素中的光合作用

到达地面的太阳辐射的波段范围约为295～2500纳米。光反应中心叶绿体膜上有两套光合作用系统，系统I吸收680纳米波长的光子，系统II吸收700纳米波长的光子，然后为后续的碳反应提供能量和还原剂。光合中心吸收这些能量的转换效率约为6%。因此，植物远不是将所有阳光都照单全收，而是其中狭窄的两个波段。例如，植物呈绿色是因不吸收绿色，把照射上去的绿色都反射了。

光反应过程

光合中心后续的暗反应是起固碳的作用的，生物界有几种固碳方法，其中以卡尔文循环为主。循环分为三个阶段：羧化、还原和二磷酸核酮糖的再生。卡尔文循环每进行六次，生成一分子葡萄糖。

卡尔文循环

可见光合过程是非常复杂的。以后还必须将葡萄糖合成淀粉等其他生命需要的产品，也是非常复杂的生命过程。

所以，哪能想当然拉拉计算尺胡乱猜想植物的光合作用转化率。

再谈耳朵认字和人体特异功能。

人类的视觉系统也是非常复杂的。大致的过程是，进入眼球的光线首先被角膜折射。然后通过瞳孔，再由水晶体进一步折射，将图像投射至视网膜。视网膜中大约有1亿3千万个光感受器接受光信号（一个世界级大城市才一两千万人口），然后通过大约120万个细胞轴突将信息，经过多道变换，才能从视网膜传递到大脑。

眼球的结构

复杂的视神经系统

如果耳朵能认字，难道那些孩子的耳膜长了感光细胞？还有专门的神经纤维通向大脑皮层？没有任何医学机构表示做过这方面的检测。却拍胸脯用党性担保。科学是要建立在证据上的，否则就是神秘主义。那么是神秘主义的心灵感应吗？可是写了字的纸张有心灵吗？连神秘主义都算不上。

这一切不都是荒唐胡闹吗？然而，却投入了大量人力和物力，国际上闹大笑话。

令人十分困惑的是，钱学森作为一名科学家应该懂得科学研究需要非常严谨的治学态度的，像植物生长的光合作用以及蛋白质和淀粉的合成都是需要进行非常细致的实验研究和观察的。面对那么大的差距，别说是科技工作者，就是普通有些常识的老百姓也会到田里去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怎么能拿计算尺拉拉就能得出结论呢？而人体科学更是非常复杂，哪能这样想当然呢？这还是一个科学工作者的做法吗？

不知道他这种科学态度是怎么样用到航天技术上的。或许，只要把他在美国看到的装备依葫芦画瓢画出来，余下的就都可以交给手下的技术人员去干了，方案是他给出的，当然是头功，倒也十分轻松。对这些，我们外人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