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先生

看见吕洪来先生的一篇网络文章《中国民主运动缺乏实现政治目标的路线图》。该文的大意是，中国海外的民主运动没有长远政治规划，没有行动计划，方向不明；而且该作者好像不久前还发表一篇文章，严批中国民主运动缺乏有效的组织，其状态是一盘散沙，山头林立，自身缺乏统合能力；无法展现民主运动应该具有的影响力。

我的概括可能不准确。这只是我的读后大概印象。我的理解是，吕先生主要指海外华人的民主运动，因为在中国大陆地区，即使有民主运动，也只能是地下运动。所谓中国的民主运动主要还是指海外的华人或中国人展开的争取中国实现民主的运动，简称中国民主运动。

有关的文章提到海外华人的一些政治组织是海外民主运动的主持者。这些组织应该指一些政党。我理解这些政党应该包括中国民主党、民主中国阵线和中国公民力量等。究竟海外有多少民主运动政党，我不清楚。我没有做过调查。我无发言权。我理解，凡是致力于在中国实现民主的海外政党或组织都应该属于中国民主运动的一部分。

就我所知，有些海外政党曾经宣布在中国实现民主的方案。好像不久前，魏京生、王丹和王军涛等人宣布过一个政治性的方案。不能说海外民主运动没有实现民主的路线图。很可能所有的政党或组织都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争取在中国实现民主的远景计划。如果没有类似计划和纲领，哪个政党或组织能长期存在？或许，是人们不知道那些政党或组织的计划而已。

但是，我认为，期望这些政治党派在实现中国的民主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可能看错了方向。我认为，在中国民主转型的关键阶段，这些政党不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些有一点知名度的个人政治家也不会发挥关键的作用。这些中国海外的民主运动的党派和个人是20世纪后期和21世纪早期开始的中国民主进程的早产儿。他们来到这个时代不合时宜。如果在中国真的有人会在将来的转型关键时刻发挥关键的作用，那些人可能是一些律师或法学家（lawyer）。那些人可能不是政治家，而是懂得法律知识和法律精神的人。君不见，那些在中国维权的律师常常根据法律精神挺身而出维护当事人的法律权益。他们走在前面，直面专制者专制统治的违法行径，而奋力抗争。有太多的这样的法律工作者被投入监狱。想想高志成、郭飞雄、许志永、丁家喜，还有更多的知名的和不知名的维权律师。

在美利坚合众国诞生的时候，那些立国者大多数就是律师，而非政治家。他们是律师。其中有的人还是美国政治学者称作的古典政治哲学家。本杰明.富兰克林、约翰.亚当斯、托马斯.杰弗逊、詹姆斯.麦迪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托马斯.潘恩都是这类人物。当这些立国者讨论美国的建国方案的时候，没有政党的地位。乔治.华盛顿和詹姆斯.麦迪逊讨论建国的方案的时候，他们只提到派别，即factions。他们认为政党就是宗派。他们认为政党会撕裂国家。华盛顿退休的时候还发表一个给美国国会的信，要求美国警惕出现政党。

当人们建立一个新国家或建立一个民主体制的时候，最优先考虑的是宪法体制。只有实现了宪政，确立法律至高无上地位后，才能建立一个文明的国家。法律跟政党并不相容。法学家讲法律的原则，包括法律的至高无上地位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他们并不一定关心所谓的政治观点或意识形态。如果中国要实现民主转型，首先需要的是一个宪法架构。建立了这个宪法架构后，才轮到政党出场。

须知，如果让政党来主导制宪过程，某些独大的政党的政治理念或意识形态就可能渗透到宪法的条文之中，让宪法偏向于某一个政党的利益，这会后患无穷。必须由持有经过人类近代史和法政经验证明正确的政治思想的古典哲学家指导没有特定政治立场的法律工作者制定宪法，然后由全民自由投票选出的立法机构批准该宪法。只有那些愿意宣誓效忠宪法的政党才能注册成为国家的合法政党。然后，这些政党在预先制定的宪法框架内经过选举获得有期限的国家领导权。

不是说永远不需要政党。历史上，所有的古典哲学家都忽视了政党在现代社会里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那些经典著作中，我们看不到有关政党的重要论述。如果提到政党，政治哲学家大多鄙视政党。但是，当前中国的情况与那些早年实现民主的西方国家的国情不同。中国没有历史悠久的法治传统。维持专制体制相对容易。实现宪政可能比实现各种各样的民主理念更为紧迫。

在尚未实现宪政的中国，海外民主运动的衰微跟中国的专制体制密切相关。在那个专制体制下，并不需要一个专门从事公共事务辩论从而获得政治领导权的政党。海外的民主运动都是那些只能从事公共事务辩论来获得领导权的政党。它们跟共产党的性质完全不同。共产党是拿枪的政党。海外民主运动的政党是不拿枪的政党。拿枪的政党永远打败不拿枪的政党。只有将来中国实现了宪政，从而实现民主，海外的民主运动政党才能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争取国家的领导权。

在美国成立之初，发挥关键作用的是律师和古典政治哲学家。中国已有大量懂得法律精神的律师。他们在将来一定成为中国民主转型最重要的人。政治人物并不重要。政党也不重要，除非中国出现了有派别武装夺权的情况。如果中国最终出现和平转型，律师群体将起关键作用。但是，中国还缺少古典政治哲学家。这一点跟美国的情况不同。如果缺少古典政治哲学家，律师能否单独承担建构一个民主和自由国家的重任？这还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