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先生

最近，本人看到一則報道，指中國政府官方主辦的中新網引述美國大報《華盛頓郵報》5日報道，指加拿大約克大學教授Gary Wu稱其調查發現，中國政府對大流行的處理實際上增強了其合法性。數據顯示，中國公民對國家政府的信任度提高到98%。有報道說，2018年世界價值觀調查顯示，95%的中國民眾表示，他們對中央政府相當信任。

結果，有人暗示，中國政府是個民主政府。否則，怎麼會有這麼高的信任度？要知道，在普遍被認為是典型的民主國家的美國或法國等，民意支持度超過50%，就被認為代表民意。可是，被普遍認為是最糟糕的獨裁國家的政府盡然獲得了無論怎樣再高也不能再高的民意支持度。直覺告訴本人，這個情況很可能有背後隱藏的問題。但是，即使如此，作為一個曾經的政治學研究人員，我還是願意遵守我以前就學會的職業道德，對這樣的研究結果暫時不去懷疑調查者的動機，而是進行某種理論分析。

儘管在世界上，民意調查從來都不是一個顯示民意支持的正式管道，經過法律規定的合法程序而公開舉行的公正合理的自由選舉才是證明一個領導人或政府是否得到民意，因為民意調查會被主持人出於某種動機設計而引導被調查者給與調查者想要的答案，我還是認為，中國政府獲得了明顯的民意支持，儘管這種民意支持有可能得到脅迫，有可能是政府刻意洗腦和暗中引導的結果，說中國政府一點也不民主可能還是冤枉了它。由於中國共產黨對民眾進行高強度人民動員，並且獲得了民眾的積極響應，說明它有一定民意支持，你不能否認民主的一個內涵就是掌權者或執政黨多少代表人民。

這當然是個很奇怪的現象，一個堅持極權專制到了幾乎不留有任何餘地的政府和執政黨獲得強大的民意支持，而主張民主的人士在中國可能就得不到民意支持。比如，可以設想，如果海外的民運分子或異議人士魏京生或王丹這樣的代表人物回到北京去參加一次公開的和自由的選舉，可能他們得不到多少民意支持，反而大獨裁者習近平得到大多數民意的支持而當選。這樣，一個非常尖銳的問題就擺在你我的明前：究竟什麼樣的政治制度才是民主制度？究竟什麼樣的制度才是專制或獨裁制度？如果人們將中國的政治制度與美國的政治制度進行比較，如果人們要在民主制度和專制制度或獨裁制度之間劃分一個界限，這個界限在哪裡？

顯然，這個界限現在變得模糊不清。你怎樣來看待民主和專制？人們怎樣來定義民主和專制？

我們還是回過頭來看看2000多年前亞里士多德關於政體的劃分，因為說到底，一旦人們談論民主和專制，人們就會關注政體，說民主和專制關鍵是看政體。在《政治學》那本名著里，亞里士多德這位古希臘先哲將人類社會裡的政體劃分為三類：一個人統治的政體，即獨裁專制政體；少數人統治的政體，即貴族政體；多數人統治的政體，即民主政體。事實上，今日人們判定政體應該屬於哪一類的政體的劃分標準的源頭還是在亞里士多德那裡。但是，顯然，情況有了變化。由於在現代社會裡貴族已經消失，剩下的政體就只有獨裁專制政體和民主政體了。於是，人們總是會指指點點，說這個國家是民主的，那個國家是獨裁的。

但是，現在還有新的變化。在現代民主國家內，人民根本沒有辦法自己管理自己，說自治，那也只能在地方進行有限的自治。中央政府管理事務一定需要人民的代理人。主張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法國哲學家盧梭也說，多數人管理少數人是違反自然規律的。那麼，一旦少數人管理多數人，那麼，前者是否還能代表民意？盧梭的理論前後矛盾。他主張建立小規模共和國，人民自治，聲稱人民的主權不能轉讓，但是，又承認必須由少數人管理國家。那麼，少數人能否代表民意？個人認為，盧梭的人民主權論後來被有些批評家（如以色列政治學家G.L. 塔爾蒙）批評為極權民主論多少說明盧梭的民主理論還缺乏慎密的思維。其原因就是，一旦舉行自由選舉，獲得民意支持的政治人物就會假民意而對少數派實施專政，結果導致專制或獨裁。雖然人們會說這是民主制度的異化現象，而非民主制本身的問題，個人認為，盧梭的人民主權論裡面有很多思維欠缺。政治哲學家應該要努力完善民主的理論乃至民主的理念，而不是整天只是重複先哲的觀點，也不能停留在簡單的批判之上，而不提出新的理論。

個人認為，一個明顯的事實是，一旦實施民主，民主和專制就可能結合起來。比如，看看中國今日的政治制度，我們不妨採用當年毛澤東為過去舊中國的社會的定義：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我們也可以將今日中國的政治制度定義為半民主、半專制社會裡的制度。換言之，中國的政體是一種混合政體，即不完全是專制的，也不完全是民主的，或者二者兼而有之。這樣，過去的亞里士多德的那個分類法就無法適用了。原因是，根據亞氏的分類，一個政體要麼是專制的，要麼是民主的，但是，不可能是二者結合在一起的政體。

但是，現實是，有時民主政體的確可能與專制政體合二為一。其實，這樣的政體早就在西方國家出現過。1870年代以前，法國還處在路易波拿巴的專制統治下。但是，波拿巴有民意支持。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1852年，法國人民通過選舉支持波拿巴上台，後來又經過公民複決，認可波拿巴當法蘭西皇帝。人民支持波拿巴恢復帝制，終結共和制。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在德國當選總理。希特勒沒有民意支持？希特勒經過合法選舉上台。人民支持他。希特勒當時就擁有德意志民族給與的強大的民意支持。難道不民主？1966年，在中國，毛澤東主席經過多次政治運動打壓不同意見以後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觀察家會說，毛澤東是個獨裁者，但是，難道毛澤東沒有民意支持？當時的中國民眾支持毛澤東幾乎到了無限狂熱的程度。除了全國出現所謂紅海洋，各地民眾自發跳起忠字舞，還有所謂早請示、晚匯報這種類似宗教崇拜的活動。

反過來說，人們一般不會懷疑美國的政治制度是民主制度。畢竟，19世紀法國的那個貴族阿里克賽德托克維爾寫了一本書《論美國的民主》太有名了，以至於人們毫不懷疑美國是個民主國家。但是，後來的馬克思批評美國的政治制度是表面上的民主制度，實質上的資產階級專制的制度。馬克思認為，資產階級利用其金錢左右美國的公開選舉。這完全有可能。於是，又有人問到：美國真是民主國家嗎？

個人認為，政治哲學需要進步。世界的政治哲學界無能，無法圓滿地回答這個問題，以至於到今天人們對什麼是民主或專制越來越糊塗了。你看看今日中國的網民與美國的網民的那些激烈爭論。這些爭論就說明，到今天，人們還沒有真正搞清楚民主意味着什麼，專制的要害是什麼。

本人專門研究政治。在這個時刻不說一點覺得沒辦法休息了。所以，寫一點看法。我的看法是，中國的半民主制和半專制制度與美國的民主制度的根本區別在於，美國是個法治國家，而中國則不是。中國的民主是暴民的民主。就是蠱惑民眾的人（demagogue）操控一群烏合之眾（mob）的民主。法治國家就是以憲法或法律為上。這就是人們經常討論的人治和法治的問題。但是，個人認為將人治與法治對立起來，其實，並不十分貼切或合理。中共領導人也多次宣稱，法律是人制定的。對啊，既然法律是人制定的，法律代表人的意志，那法律怎麼會與人對立呢？在這個問題上，研究政治哲學的人、研究法學理論的人都沉默了。

本人提一點看法。本人的看法是，人們一定要在這個關鍵問題上提出一點新看法。否則，人們就別想真正認清什麼是民主和專制了。我個人的研究是，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重新研究人類社會。必須研究原始社會是怎樣消失的，以及文明社會是怎樣興起的。我的推論是，人是使用語言的動物。自從人類開始使用語言以後，他們就走上了與其他動物的不同發展道路。人類最初使用口語互相通訊，建立部落，即原始社會的共同體。後來，人類發明文字，開始進行書面語通訊。人類開始建構文明社會，而原始社會則逐漸解體。口語通訊需要使用媒介，否則就不可能通訊，雖然空氣是通訊的媒介，人自身也充當自己通訊的媒介。這後一種媒介起關鍵作用。一個人講一個故事給第二個人聽，而第二個人接着又將同樣的故事講給第三個人聽。這個通訊過程中，第二個人是媒介。這類通訊是人鏈式語言通訊。後來人類發明文字，進行書面語通訊。文字的社會建構意義非常大。文字不僅僅如人類學家所言是文明社會的一個不可缺少的要素，文字是文明社會形成的唯一根本起源。文字的意義不在於文字本身，文字僅僅是手段，使用文字的意義在於使用文字寄存的那個媒介。比如，人們將文字刻在石頭上，或寫在紙上。書面語通訊的意義在於，人們用材料來代替人充當媒介進行通訊。於是，我們看見這樣的現象：發布行政命令的時候，人們通常利用口語通訊；頒布法律的時候，人們會將法律刻在石頭上、或刻在銅板上，或寫在紙上。

於是，個人認為，與其學者們將人治和法治的概念對立，還不如採用本人的人媒介和物媒介的對立的概念。本人在歷史上第一次發明了人媒介和物媒介的概念。所謂“人媒介”就是人鏈式語言通訊使用的媒介；所謂“物媒介”指書面語通訊時通常採用的物媒介。

國家的統治者也是一個人媒介。為什麼這樣說呢？還是需要解釋一下。當人類使用語言進行通訊而採用各種媒介以後，他們延長語言通訊的距離，擴大通訊範圍，進行更大規模彼此互動，建立大規模共同體。文明社會逐步形成，原始社會逐漸解體。但是，所有的人都是孤立的個人，人民是一盤散沙。一般人無力建立國家。後來，社會裡出現了一些能力超強的個人，他們逐漸擁有自己的武裝，利用強制力建立政府，向所有平民收取保護費（稅金）。國家形成。由於普通人沒有能力建立國家從而建立秩序，少數統治者就是人們建立國家的媒介。被統治者利用統治者建立自己的國家。統治者是被統治者利用的媒介。統治者是人媒介。例如，統治者代表人民講話。他就是人民發表意見的媒介。人民是不可能自己發表意見的。

下面我們再來看物媒介。從一定意義上說，人媒介支持短距離通訊；物媒介支持長距離通訊。人類發明文字就是需要利用物媒介，延長語言通訊的距離。延長語言通訊的距離是人類一切文明的基礎。在這裡我們需要緊扣主題。物媒介的利用是現代法律制度的基礎。由於採用物媒介，法律成為一種長距離語言通訊過程。由於能進行長距離語言通訊，立法者去世以後，法律繼續施行。例如，美國的制憲者在二百多年前制定憲法，今天還在施行。制憲者與今日美國人民繼續進行通訊，橫跨了二百多年。由於制憲者已經去世，他們不可能透過制定憲法以權謀私，因為死去的人已經沒有私利。於是，法律就變得公正。法律就是實現社會正義的基本手段。美國的民主的根本特點就是，人民將自己的一部分主權寄存在一種物媒介之上。當他們授權給總統的時候，他們僅僅授予一部分主權給總統。他們還保留了一部分主權。他們讓那部分主權懸置，就是不讓任何個人來行使那一部分保留的主權。他賦予那個物媒介一部分主權。於是，總統的權力受到限制。就是人們常說的，憲政的本質就是限制權力。

因此，本人的觀點是，中美之間的政治制度的差異就是：美國人民將自己的一部分主權寄存在物媒介上，讓那個物媒介成為一個超人格權威。由於這個權威是個死的權威，沒有人能利用它以權謀私，社會就變得公正。民主僅僅是手段，社會公正、正義或自由是目的。

中國的情況正相反。領導者中共不讓人民將一部分主權寄存在物媒介之上，而讓人民將自己所有主權寄存在人媒介之上，就是一切權力歸共產黨。就是人們將自己的一切希望寄托在一個人媒介之上，這個人媒介就是自己的救世主、大救星。但是，西方人不這麼看。他們認為人民將自己的一切希望寄托在一個人身上是不可靠的。這個人隨時可能變心或不作為，甚至玩弄民意，反過來統治人民。於是，你看到，在中國，極權主義政權還能獲得極大的民意支持。這實際上比不獲得這些民意支持更加可怕。說明極權已經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人民不敢表示不支持政府。一旦他們表示不支持政府，他們可能遭到政府的迫害。當然，我的這個判斷也可能不對。中國人民是真心實意擁護共產黨的領導的。但是，我相信，其中也有洗腦或黨化教育的因素。但是，不管怎麼說，中美之間的政治制度的差別在於，美國人民充分利用了物媒介在國家建構中能夠發揮的作用，而中國人民不知道物媒介的作用。

而中國人民不知道人媒介管理國家本身就是問題。在原始社會裡，部落酋長管理社會基本能夠做到一碗水端平。所有的部落成員都是他的兒女和子孫。人的自然天性決定在那個大家庭內，沒有分配正義的問題。人們互相之間沒有大規模的厲害衝突。甚至刑事犯罪都很少發生。恩格斯在他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曾經感嘆原始社會裡沒有警察和監獄，是個十分美妙的社會。人與人之間的直接血緣關係是形成原始社會的基礎。但是，一旦人類建立大規模共同體，形成文明社會以後，人與人之間的直接血緣關係解體。這個時候，社會發生結構性變化。社會需要人管理。但是，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沒有直接血緣關係。管理者形成雙重人格：私人和公人。他既要為自己和自己的家庭謀利益，也要為全體人民謀利。有時，他既要為自己所屬的族群或階級謀利益，也要為全體人民謀利益。兩種利益有時一致，有時不一致，出現利益衝突。比如，美國實行兩黨政治。總統既要為美國人民謀利益，也要為他代表的那個政黨及其黨員謀利益。前後兩種利益有時一致，有時不一致。這就是美國政治衝突的來源。於是，人民將自己的主權寄托在一個人身上是不可靠的，將一部分主權寄存在一個物媒介上就是對那個利益衝突的防範。

可是，在中國不存在那個物媒介權威。於是，當權者為所欲為，無法無天，還自稱自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帝。於是，即使宣布國家主權屬於人民，最終當權者以人民的名義打擊發表反對意見的人。對一部分人實施專政。民主制度就和專制制度結合起來。所以，解決中國的問題就是要實施憲政。讓法律發揮建國的作用。

從某些意義上說，中國的政治制度與美國的政治制度的衝突是短距離語言通訊與長距離語言通訊的衝突。長距離語言通訊代表比較高級的文明。就是說，人們在長距離語言通訊延伸過程中創造自己的文明。法治就是突出長距離語言通訊的特性。長距離語言通訊依賴物媒介。人類利用地球等外界物質世界提供的材料來改善自己的社會一直主導着人類社會的進步。也就是說，人類社會如何進步取決於人類如何利用媒介。人類的一切文明史都是媒介發展史。但是，最關鍵的媒介是物媒介。法律就是對物媒介的充分利用。可惜，從中共的導師馬克思開始，就壓根沒有重視法律。馬克思認為法律是階級統治的工具。這就從根本上否定了法律的文明價值。列寧聲稱，無產階級不需要法律或者可以隨時不執行法律。毛澤東在一次內部講話中說，國民黨講法律，我們不講法律，我們照樣打敗了國民黨。黨內有的人堅持要制定憲法，為了爭取民心，我同意制定憲法，但是是否執行憲法還要看我們的決定。於是，黨立於法律之上，而非如同西方國家那樣，一切政治活動都在法律的規範之下。於是，中國即使有民主，也是暴民的民主。文革就是一個典型。我不知道共產黨的理論家們是否知道這個道理。但我相信，沒有法治就不是一個應有的文明社會。民主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社會正義才是目的。只有法律至上才能保證社會正義。討論是否是民主還是專制還不如討論什麼是社會正義。當然，這又是一個更大的議題。限於時間有限，只能到此擱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