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8月，红军征服了雪山以后，在毛儿盖、波罗子一带集结休整待命。前面就是纵横数百里、神秘莫测、人烟稀少的水草地。

党中央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分别在毛儿盖和卓克基两地集中，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在中共中央统一指挥下，继续北上过草地。

原本1935年6月29日，红军颁布了松潘战役计划，准备迅速机动地消灭松潘守军胡宗南部，后由于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张国焘的动摇，失去了战机，最后不得不放弃攻打松潘的作战计划，只能走松潘草地北出甘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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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8月21日，右路军在毛泽东等率领下开始向草地进军。部队离开毛儿盖以后，向北行走40里就进入了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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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的情景，令人怵目惊心，举目望去，是茫茫无边的草原，在草丛上面笼罩着阴森迷蒙的浓雾，很难辨别方向。

草丛里河沟交错，积水泛滥，水呈淤黑色，散发着腐臭的气味，在这广阔无边的千里沼泽中，根本找不到道路，一不留神就会陷入泥潭中拔不出腿。红军指战员们踩着草墩一步一步地探索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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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往草地中心走，困难就越严重。时风时雨，忽而漫天大雪，忽而冰雹骤下，衣服被雨雪打湿了，只能靠体温暖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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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长期南北转战的红军，行装早已减少到不能再减少的程度，单薄的衣服破烂不堪，入夜寒流彻骨，只好三三两两挤在一起，背靠背取暖，互相汲取一点温暖。草地里没有清水，只能喝带草味的苦水。

更严重的是缺乏粮食，经过几天的行军后，粮食吃光了，战士们只好沿路找野菜充饥，有时甚至嚼草根，吃牛皮，想尽一切办法充饥。

但是，红军个个都是英雄汉，他们忍受着寒冷、饥饿的折磨，以坚强的革命意志，坚持每天按计划的路程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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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七天的艰苦努力，右路军在毛泽东等的领导下，战胜了严寒饥饿，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走出了人迹罕至、气候变化异常的茫茫草地，于8月27日到达草地尽头的班佑地区，左路军也同时到达阿坝地区。

如今的日干乔大沼泽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静谧秀美，白云朵朵，蓝天湛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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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草原、牦牛群，路边是一块刻有“长征精神永放光芒”的石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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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80多年前，这里被称为陆上“死亡之海”，残酷无情的茫茫草地，当时不知吞噬了多少红军战士年轻的生命。

班佑河畔就有七八百红军战士，永远的静静地背靠背坐着离开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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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一步一摇地爬出了草地，却因为饥饿没能坚持走过班佑河，他们带走的是伤病和饥饿，留下的却是曙光和胜利。

现在，这片广袤无垠的草原上矗立起一座名为《胜利曙光》的纪念碑——“中国工农红军班佑烈士纪念碑”，这是一座高18米、宽24米，重达1800多吨的人物雕塑，刻画着当年那群倒在黎明前的黑暗中的红军指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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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数百位战士的牺牲，也是红军长征过草地有史料记载牺牲人数最多的一次。

站在松潘草地，仿佛看见了当年红军过草地的艰难跋涉的身影，听见了全体战士慷慨高唱《国际歌》的激越歌声，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1935年8月下旬，红军右路军出草地到达班佑村，再东进三十余里至巴西、阿西茸、包座一带。党中央和红军前敌总指挥部驻班佑寺周围，此寺遂成活动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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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等待与左路军会合的过程中，张国焘却违抗中央命令，拒不与右路军会合，并要挟右路军和党中央南下，甚至企图危害党中央。（草原密电事件）

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于1935年9月2日至9日在班佑寺内连续召开政治局会议（巴西会议），经充分讨论仍坚持北上的正确路线，谴责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行为，要求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迅速向中央靠拢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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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张国焘等人的顽固立场和当时敌情形势，党中央决定率直属纵队先行北上。巴西会议是决定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一次关键会议，在党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

班佑寺在巴西镇及下巴西村南偏西，上巴西村西北，始建于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占地约三四亩，依小山而建，现仅存大雄宝殿残垣断壁，仍可见当年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