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化

大难不死

与同年龄的孩子比，我也许算是幸运的一个。那时候，参军的出路，就好象今天的上大学，出国，当公务员一样，被挤破门槛。临行之前，我把心爱的小提琴擦拭干净，交给小我两岁的弟弟说，“你也要开始学，好好练，说不定哪天也能参军。”果然，一年后他如愿穿上军装。

我们兄弟俩因为学小提琴，先后参军的消息，刺激了周围邻居的不少家长和孩子，有一阵学琴成风。当然大部分人都没有坚持下来，个别几个坚持到底的，后来都比我幸运。其中一个叫周楠，是我中学音乐老师的儿子，后来到了美国，进了芝加哥交响乐团。现在在哪里不知道。

虽然当上文艺兵，实际上并没有圆我的小提琴梦，反而离这个梦更远了。军队是革命化的，紧张严肃，哪怕一天有一小时练琴也是奢想，更别说拉西洋的练习曲乐谱。我常常乘午休时间，一个人躲在礼堂舞台的地下室，悄悄地练习音阶。当时演出队排演京剧《红灯记》，中西混杂的乐队里只有我这把唯一的小提琴，并且拉的是简谱。这样简陋的条件，一年中连续演了三百场。我心里知道，如果没有老师指导，没有同伴交流，没有扎实训练，这样拉下去不是一个结果。但是一切都献给党了，自己无法选择。

我一生中有几样难忘的事情，一直有记下来的冲动。记忆是一个民族文明的起点。没有记忆或选择性记忆的民族，只能是一个野蛮民族。每一个个人都有责任记忆。

最想记的是我那次的大难不死。那是1971年初，我所在的北空后勤业余演出队，巡回演出到河北承德地区。某空军工程兵部队在那里施工。珍宝岛事件以后，同苏联关系紧张，“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空军也大兴土木地修建洞库和机场，都在荒凉的边远地区，以备核大战。据说这样的一个工程花费，可以新建几个县城。仅我知道的华北地区， 这样的工程就有五六个。可是建造出来的大型山洞机库，由于洞内太潮湿，平时不能存放战机，只能空着。如果现在不能改为民用，那么这批投入的将全部白费。

有一天，与每场演出前的准备一样，演员们负责整理服装道具，乐队的年轻人负责装台，安装舞台幕布背景。凭着从小爬树爬房练就的矫健身手，我攀上了五米多高的舞台顶部，和一个战友一起拉设挂幕布的钢丝。这个舞台是为了迎接样板戏临时搭建，因陋就简，台顶只有几道简单的横梁，没有任何扶手等安全设施。没有照明，只靠远处的灯光反射摸黑操作。好在动作已经熟练，工作进展迅速，只要再固定最后一道钢丝就完成了。突然，一阵巨大的力量从手掌传来，撕裂我的心脏。我只想到“触电”两个字，就完全失去知觉。

接下来的过程，都是我被送去急救醒来以后，陆续从别人的口里知道的。

没有疑问，当时的情况是，我站在那根独木桥式的舞台顶部横梁上固定钢丝，被一处漏电的电线，通过手中钢丝导来的电流击中休克，一个翻身摔下去。搭建舞台的战士没有什么安全意识，使用施工用旧了的照明线，裸露的铜线刚好和悬挂幕布的钢丝接成回路。那时提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没有人把安全当一回事。

在场的几个战友，只听一声喊叫，看见我头朝下脚朝上，从约五米高的舞台顶部摔下来。这时候只有上帝能救我。假如没有两个意外原因，我必死无疑。一是一根不知什么时候悬在半空的电线，正好横在我下落的轨道当中，把我挂了一下，减少了一定坠力，身体也由头朝下转成平行。二是一个广西籍的队员正好站在我的着落地点，他本能地闪开后，推了我一把，多少减轻了落地重量。据他形容，一声巨响，只见我左肩先着地，接着左脸磕在舞台地板上，耳鼻流血，毫无知觉。算是命大，我的头落在离一个服装箱锐利的尖角只有不到二十公分的地方，再向前一点就完了。再有，舞台是厚厚的松木地板，不像水泥那般坚硬。当时的情景把现场的人都吓坏了，以为我已经死去的居多。

在卫生室醒来以后，除了耳朵像被人堵住，听外界声音像隔着棉花，身体倒没有很大疼痛。X光片也没有发现骨折。松下一口气后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第二天晚上的演出。如果缺了我，戏照样可以演，但要逊色很多。尤其是同李玉和诀别的时候，铁梅的一段清唱，靠小提琴伴奏，除了我其余没有人能拉。看着队长那恳求的眼色， 我答应明天坚持上场。

仍旧每晚演出，几个星期以后，演出队回到北京，我才把肩部的酸痛告诉领导。被送到北空医院再次透视以后，发现了左肩锁骨的骨裂。由于裂纹细微，不易辨认。除了固定，没更好的治疗方法。此外，我自己发现左肩比右肩微微缩短了一点。后来还知道，由于左耳的鼓膜破裂，恢复时增厚，听力减退了一半，这用听手表检测就能测出来。好在右耳跟往常一样灵敏。耳聪目明，要想聪明可不能缺了耳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