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没有之一。从一开始他就不留后路带领自己亲、友投身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并付出个人巨大牺牲。他自始至终坚持和代表人民的利益，并将为人民服务立为他亲手缔造的党、人民军队和新中国政府的宗旨。             

毛主席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试图改造人性，建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人民领袖和导师，身后倍受无知者责难，但他的努力所闪耀的人性光辉必将永远光耀人间。】

军事、办学、交友、社团：完美的毕业答卷

1917年4月1日，毛泽东发表了第一篇论文，《新青年》上刊载了一篇《体育之研究》，全文约7000字，署名二十八画生，这个"二十八画生"就是毛泽东，是杨昌济把他的文章推荐给陈独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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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文章里开宗明义，把体育和国力联系起来，他认为：身体是知识和道德的载体，在中学和中学以上，应该实行德、智、体"三育并重"，针对重文轻武的风，他提出一个口号："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我们熟悉的"三好生"，就是来自这时候的毛泽东的见识，毛泽东学生时期的感悟最终变成了中国全体青少年的行为指南。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十分重视体育运动，以贺龙挂帅成立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开展全民体育运动，这是毛泽东改造中国的一个重要内容。“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成了新中国得重要国策，中国人黄种人体质弱，需要在营养上长时间地集聚，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初由于国民党留给新中国的农业不足以养活5亿中国人，为了避免民国平均每年饿死数百万人饥荒年甚至饿死千万人的惨剧发生，新中国为了保证每个国民维持基本的温饱，从当主席到基层民众都公平地实行物资票证供应，三个人的饭公平地分给五个人吃的政策，导致中国人为了活下去而全体营养不良，以至于长时间找不到能踢足球的壮汉，要么跑不快，要么跑得快却没有刹车，骨子里没有力道，换了无数教练也不成，让无数足球爱好者郁闷了几十年，但中国人的精神上的改造，却是在毛泽东时代就成功实施并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精神和文化，在毛泽东时代建立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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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师学习的后期，毛泽东把中国人讲究的天、地、人三才，化入他的名言中：“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最令人感慨万分的是，这三个其乐无穷竟然成了他一生事业的完整写照，天包含了中国上层的统治者和外来的帝国主义；地包含了土改、大自然和中国所有制改造；人指的是人性改造。这一切都在他的奋斗之中，而且是其乐无穷。

毛泽东在锻炼的时候十分注重天地人的感应。中国古代有一句话叫作“人定胜天”，原意大概是指不要过分关注所谓的天意，人的心定下来是可以改变天意的，是人定则胜天的意思。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大造梯田的时候，往往也能看到“人定胜天”四个大字做标语，这时候就有了与天奋斗的意味了。在毛泽东主导的那半个世纪，中国经历了由一个人的思想传播到多数人的思想，最终转化成亿万人行动的时空。那是一个感天动地的时代。有时候天地人的感应又带有某些神秘的色彩，例如毛泽东去世前中国就经历了天降陨石和地陷大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异的巧合。

游泳这个爱好，毛泽东一直保持到晚年，此项运动优势源自天赋，不完全是锻炼的结果，他的肺活量很大，能立于水中不动而不沉，后来他在中南海的游泳池中接待套着救生圈的赫鲁晓夫的时候，心理优势高下立判。毛泽东与强势的斯大林打了一个平手，带着这样的孤独寂寞与遗憾，他在赫鲁晓夫那里找回来许多。斯大林的继承者和斯大林不是同一个等级，你能想象斯大林帮助中国人造原子弹吗？赫鲁晓夫虽然后来撤走专家，但毕竟帮了一些忙，原因不是他喜欢中国人，而是他有求于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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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泳，不单是强健了体魄，更增强了他的自信，磨砺了他的意志。

毛泽东在60多岁的时候横渡长江，在全中国掀起游泳锻炼的热潮，而他70多岁时再次横渡长江，则震惊中国与世界，不同时期的游泳传达了不同的信号，共同的一点就是毛泽东身体好得很，这对他的信众来讲就是福音，对他的敌人和对手来讲就是灾难。

    毛泽东常对同学说，丈夫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个奇男子。同学们用谐音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毛奇”。

这样的人不论在哪里都是会显露锋芒的，毛泽东的努力、他的意志、他的才华得到了同学老师的认可。1917年6月，一师开展了一次人物互选活动，毛泽东得票最高。在德、智、体三个方面都有项目得票者，只有他一人，而“胆识”一项，则为他所独有。

毛泽东成了一师最优秀的学生。人在读书期间当没当过第一很重要，特别是在人类社会的竞争中，很需要这种经历。这种成绩将会给人带来优势心理，而我们说过多次，优势心理真的很重要。对出身平民家庭的人来讲，是最可靠也是最大的资产。

毛泽东的一师学习生活就要结束了，除了他将迈出的关键一步组团之外，还有三件事情值得特别地表述一下：一个是军事行动，一个是办学校，再有就是交友。为什么要表述这三件事情呢？因为它们是未来的毛泽东所拥有的主要力量的开端和萌芽。

第一件事是最早的军事行动。

1917年11月18日，护法战争中失败的北洋军队有一支3000多人的溃军因为不知长沙的虚实，在一师以南一带徘徊。

这时候毛泽东展现出他的胆识和判断的天赋，他根据溃军并不发动进攻判断出这股溃军群龙无首，毛泽东居然敢带着几百个学生自愿军，拿着木枪，虚张声势，在警察的帮助下，把溃军全部缴了枪，由商会出钱遣散，长沙免去了一场兵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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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毛泽东来说，这件事是他平生搞的第一次军事行动，事后，师生们称毛泽东“浑身是胆”，他的大胆不是盲目蛮干，而是基于对情况的明了和事先的深思熟虑，谋定而后动。

这就是一个最伟大的军事家的第一次军事行动，很多人熟悉作为军事统帅的毛泽东的军事传奇，却鲜有人关注这第一次。第一次恰恰代表了胆气，行动的关键在于毛泽东准确判断出溃军无首，没有主张，没有行动目标，所以毛泽东完成了一次不可思议的行动，此时的毛泽东尚没有意识到他在未来将主要从事军事领域的斗争。

毕业前的第二件大事是办学校。毛泽东在1917年10月学友会改选时，担任了总务(相当于后来的学生会主席)。

毛泽东认为应当继续办工人夜校。毛泽东写了一则《夜校招生广告》，用语是一般工人能懂的大白话。广告先托警察贴到街头，并没收到预期效果，只有九个工人来报名。这样的好事情居然没有人搭理，可见做事情之难了，做事情不能仅凭自己的热情和想象。毛泽东并没有一蹶不振，就此放弃。他遇到难题总是先从弄清情况着手，他召集同学们分析原因，最后弄明白了：上学不要钱，工人觉得不会有这样的好事；不识字的人本来就不会去看街上的广告；让警察去贴广告，人们有惧怕心理。找到原因后，毛泽东和同学们又带着印好的广告，分头到工人宿舍区和贫民区，边分发边宣传，细细解释，大受欢迎。五天后，就有一百多人报名。

这使毛泽东体会到，做下层群众的工作，非做得周密细致不可。这也是毛泽东最早办的学校，就是从这时候起，毛泽东走上了教师之路，也就是说毛泽东尚未出一师校门，已经成功举办了短期学校，开始了他的大教育家的生涯，这是一个伟大的开端。

如果我们明白办学在毛泽东成功过程中起的作用就会知道这一事件多么重要了。

枪杆子代表实力，作为一位世俗领袖，毛泽东总会找到它的，下一步就是要找到完整的成功的方法。这需要天才的醒悟，需要某一天灵感闪现，两者一旦同时存在于头脑里，剩下的就是落实了，落实这一切，最可行的办法就是办学了，这些能够成就伟业的条件只有毛泽东完全具备。我们曾请教过历史学家，除了毛泽东，中国其他的领袖有没有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也就是说，我们想知道中国近代史的轨迹是历史的必然呢，还是某一个特殊人物出现后的特例呢，有没有可以替代毛泽东的大人物？专家们沉默良久，最后结论是可能是没有。

中国有句老话叫作“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有了毛泽东这样的一个核心，一师一批追求进步、志同道合的青年，逐渐聚集在毛泽东周围。

毛泽东显然有着更大的胸怀，他已经是一师学生中的第一了，他将眼光转向了外面社会，他试图寻求更多的志同道合者，他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张贴求友告示。

目前我们能看到的广告词有两个版本，不过《诗经》中“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则是共同之句。

显然此时毛泽东寻找的是平等的朋友，而不仅仅是追随者。一封署名“纵宇一郎”的回信，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立即复书约晤，称“空谷足音，跫然色喜”，“空谷”反映出响应求友告示者寥寥，这是必然的，在学生中不可能有太多人具有和毛泽东一样的学识和心志，见到回应，毛泽东确实大喜。这位“纵宇一郎”可不是日本人，而是当时已经颇有名气的中学生罗章龙，毛泽东后来有诗赠他，第一次见面分手时，毛泽东脱口而出：“愿结管鲍之谊。”可见两个人结交层面之高。

“管鲍之交”，是指春秋时管仲与鲍叔牙两人的友谊。管仲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其历史地位被尊孔后的历代帝王人为地降低了，倒是孔夫子对管仲的评价很高，子曾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汉族可能早就被少数民族剃发易服奴役了。管仲的主要贡献是在周朝中央权力削弱的情况下，联合并集中中原力量抗击游牧民族的侵扰，同时管仲在治国方略上也相当有建树。你能想象这么个大人物被中国历史忽视了吗？后代将管仲作为祖师爷祭祀的居然是红灯区的某种行业，岂不是中华之悲哀？鲍叔牙则是管仲最重要的政治盟友，两个人相约互为扶持，鲍叔牙最先获得权位，但鲍叔牙将自己的权位让与管仲实现其治国理想，是相辅相成相知的典范。

罗章龙又介绍了自己的好朋友李立三与毛泽东相识，李立三当时刚刚16岁，尚无法与毛泽东对等交换意见，两个人没有太多的交流，所以毛泽东说他只算半个。后来说起这次交友行动，毛泽东称作一共结交了三个半朋友，要说效率也是极高的，另外两个人成了反共分子，历史不再记载他们的名字，而罗章龙、李立三则是中国革命史上的著名的大人物。他们是毛泽东除了校友之外最早的朋友。如果考虑到毛泽东的事业力量主要是人的话，就会知道能被毛泽东称为朋友意味着什么。

我们前面说了，在离开一师之前，毛泽东成了一师最优秀的学生，值得记忆的是三件事，他尝试了军事行动，试着搞了教育，他热衷于广交朋友，这是毛泽东后来行为的微观缩影。离开一师之前，毛泽东还迈出了构成他事业的关键的一步：建立团队。

名列第一的光荣并非没有意义，除了能给人带来自信，还能带来影响力，它意味着毛泽东身上形成了某种向心力，开始向外发出某种力量。他的校友们最先感受到这种吸引力，毛泽东身边的人多了起来。

1917年冬天，毛泽东、蔡和森、萧瑜等开始商量组织一个团体，立即得到大家的响应。这就能看出“一师三杰”的号召力，这是毛泽东在读书期间迈出的最有实质性意义的一步。我们查一下党团的定义就会知道，人类社会性的主要体现，就是每个人都是处于不同的组织中的。大到国家、民族，小到村落、班组，各种组织都是不同利益的集合体。组织之间也是千差万别，但自行组织起来则是最积极的进取方式，与被迫地待在某个被规定的团体里不可同日而语。我们举个例子，就知道自发的组织与被动的组织差距有多大。我们常说官员的级别有县团级、地师级、省军级，意思就是管理一个县的官员和带领一个团的军官是平级的，同样省长和军长是同一级，为什么会这样呢？要知道一个团只有一千多人，而一个县可能有几十万人呢。这就是有效组织和被动组织的区别，换句话说，一个团的人马就可以统治或叫控制一个县。毛泽东在一师后期，迈出了最具有实质性的一步就是组团。

1918年4月14日，新民学会正式成立，到会的有毛泽东、蔡和森、萧瑜、何叔衡、萧三、罗章龙等13人，没有到会的有李维汉、周世钊等人。

他们的纪律来自孟子的教诲：“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新民学会成立时并没有明确的政治倾向，只是相约共同奋斗，杨昌济是他们的精神导师。学会最初的时候萧瑜为首，毛泽东为辅。不过毛泽东与蔡和森很快确定了不会走他们的老师杨昌济这样的专注学问或是其他清流的道路，这一否定是有意义的。

学生在学校期间，最易受到某种诱惑，那就是名人效应，就如同现代社会的追星。在历史的书卷中，多数有名气的并不是帝王将相、豪富巨贾，而是文化名流。世俗领域中的巨大成功没有偶然，都是付出重大代价后方才有可能成功。但如同现代靠着一首歌就可以迅速窜红一样，古代中国靠着一首诗或词亦可一举成名天下知。明白人并不排斥这种成功，因为这毕竟是一点天才的火花，但这不能成为人生道路的一种选择，就如同文学青年一样，一支笔一张纸，就可以开张，但最终成为名人的，比中大奖的还要少。年轻人必须要事先学会否定这种道路，而不是失败后后悔不已，因为这样的路起步太容易了，而起步容易则意味着参与者众多，这个行业的成功和努力关系不大，而是天赋机遇占据的比例太大，其实这个否定的答案在《三国演义》中就有，就是诸葛亮舌战群儒那一段。

诸葛亮是对的，因为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是社会性动物，在享受他人的帮助的同时，必须付出，必须承担社会责任。一个人生在和平时期，可以较为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职业，可以做学问，只要不伤害别人都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处于乱世，这样的行为则是一种没有责任心的自私行为。在诸葛亮生活的东汉末年，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十室九空的大动乱时期，诸葛亮出山了，获得了千秋功名，虽然他的事业没有获得最后的成功，但从他没有放弃自己的责任这一点看，他依然是值得称颂的，依然是一个成功者。动乱之时需要行动力，诸葛亮就是一个行动者，毛泽东是一个更加积极的行动者，他没有等待别人的赏识和三顾茅庐，而是自己组织了团队。

许多学生在离开校园时有一个常见的错误，就是认为他们获得的较高的学历会使他们今后的生活更轻松，这实在是一个误会。事实正好相反，毕业的你将面对更为激烈的竞争。不要认为通过好好读书就能获得成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时代早就过去了，这个社会是平衡的，给予你的同时，也就剥夺了你。中国社会发明了科举制度，使得年轻人只要书念得好就有机会获得官位和工作机会，但也就剥夺了年轻人成为独立自由的人的资格，当然也失去了成为最高统治者的机会和可能。读书只能获得高学历，高学历只能说明你获得了某种资格，是一张参加更高级别的竞争的入场券，在这新的竞技场上，你的对手可能比你还要优秀，可能比你还能吃苦和拥有更坚定的意志力，可能比你更有人缘，总之是一切皆有可能，唯一没有可能的就是你遇到的竞争对手是弱智白痴。你的目标越高，心劲越大，你的竞争对手也就越强，这就是毕业生们共同面对的现实。

新民学会的会员们陆续毕业，是找工作，或者继续求学？这需要选择。我们知道，人生没有一条道是直接通向最高的台阶的，每一次的选择都是偏离向上的轨迹的，起决定作用的就是这个偏角，甚至你自以为每一次的选择都包含向上的成分，但最终的结果却很令人恐惧——在经历数次选择后这一偏角将带你回归原点，甚至向下。选择什么样的职业才能更好地施展抱负呢？新民学会成立之初，讨论最多的就是这个问题，向外发展成了会员的共识。

小时候的友谊很难持久，无法持久不是因为自发地放弃，而是无法汇合，由于各种差异导致不能合作，最终必然淡化。只有建立在共同事业基础上的友谊，在合作中产生的利益才能滋润友谊保持长久甚至终生。毛泽东和他的新民学会的师友之间的友情将受到同样的考验。我们要注意的是毛泽东认为这种分离和散发对将来大有好处，这流露出两个信息，一来他们所谋之大，未来他们的人生轨迹一定是相交的，二来他们所谋之远，他们的目标定在未来。显然相知、相辅、相成是这批有志青年的心灵约定。

毛泽东毕业了，他25岁才从中专毕业，就是在当时，也属大龄青年。但与其他只拥有学历的学生不同，经历了十年苦读，他已经拥有了常人不具备的许多东西，如胆识、欲望、毅力、意志力等等，关键是他已有了追随者，只是圈子很小，只有欣赏他的老师和愿意结交他的同学知道，在一师有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的心胸已经大到装着全中国，只是中国社会尚未知晓。

政治改良此路不通

毛泽东为什么不留学

毕业后的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遇到了一个机会——到法国勤工俭学。法国人热衷于浪漫的生活，宁可去当强盗，也不愿意撅着屁股干活，他们春夏秋冬一年四季都能找到不干活的理由，所以他们总是缺少劳工。北大校长蔡元培等先知者在北京组织华法教育会，搞起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杨昌济此前已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于是把这个消息传回给家乡他的学生们。

留法勤工俭学具有很大的意义，它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许多高级干部，其中就有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朱德、陈毅等众多大人物。

1918年8月15日，毛泽东和萧瑜、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等24名青年，坐火车离开长沙，奔赴北京，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走出湖南。

在全国各省中，湖南预备留法人员最多，一师教授徐特立也放弃教职志愿赴法，蔡和森更是携母亲、妹妹蔡畅(后来嫁给李富春)和未婚妻向警予一家四口赴法，一时传为佳话。

问题多得很，困难大得很，到了干活的时候，就显示出毛泽东的能耐了，毛泽东此时已是大家公认的领头人。

同行来京的罗章龙这时考进了北大预科，毛泽东却没有按杨昌济的希望去报考，这里面有各种原因。对于北大来讲，这是阴差阳错的历史误会，关键是毛泽东自己没有再继续挤进校园里读书的意愿了。

这时的毛泽东已有了相当的自我意识了，他要的只是一个立足点，而不是拿出来当敲门砖的学历。

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由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安排当了一名图书管理员，当时北大教授的月薪大多为两三百元，毛泽东每月薪金只有八元。钱在毛泽东眼里没什么太大的意义，但此时的八元钱，代表了他与北大教授们的地位差异，北大教授们并没有意识到，为他们服务的这个小小的管理员是个未来历史的书写者。但这个微不足道的工作岗位对毛泽东要达成的目的来说却是足够了，他可以继续为他的小团体出力，可以和杨师来往，亦可以阅读各种新出书刊，结识名流学者和有志青年，寻找自己的道路。

北京大学官办色彩向来浓郁，但当时却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主因来自校长蔡元培“循自由思想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各种思想、学术在这里争奇斗艳。把新文化运动看得过高是不恰当的，想想吧，它不过是高级知识分子的范围很小的相互争奇斗艳的一种游戏罢了，真的改天换地能有这么优哉游哉吗？

毛泽东亲眼见到了新文化运动那些著名人物，他在湖南一师时就常读他们的文章，这时可以当面请教了。

最关键是他结识了陈、李二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李大钊是在中国歌颂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一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中国知识分子(代表人物陈、李)寻求新的道路与俄国意愿相遇而成，这可以说是有着必然性。很多人在学习党史的时候，没有把毛泽东成为领袖前后做个划分，就会形成误区，就无法真正理解这段历史的关键，是以俄国人的利益为出发点还是以中国的利益为出发点？这将是未来历史的分水岭。

过于夸大北大对毛泽东的正面影响力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错误，新中国成立后北大把毛泽东在图书馆工作的地方辟出来做纪念，享受的是超过碧纱笼的待遇——专室陈列。林林总总的纪念行为在明眼人看来是较为可笑的事情，毛泽东从来没有将自己的北大之行看作一生中值得记忆和炫耀的事情，这可能叫北大很没有面子，但这并不影响北大的热情。例如胡适在逃到台湾后，才想起毛泽东算是他的学生，似乎请教过他，一如道教徒讲孔子求教于老子。但在毛泽东的记忆里，似乎北大的教授们很少理踩这个有着明显南方口音的小小图书管理员。在我们看来，北大这一行程不过是毛泽东脚下多了一块光闪闪的垫脚石，在这里毛泽东跨越了一道心理上的高坎，那就是中国高层的知识分子不过如此。

这种克服了的自卑上升为更大的自信，这种自信多半来自导师杨昌济的点拨。杨师在北大显然是和北大的大家们平起平坐的，而一师毕业时的毛泽东，已经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不只是他个人的感觉，更非狂妄，而是获得杨师及同学们认可的。所以，毛泽东心中没有见到北大著名人物之前尚有的敬畏之心随着北大之行自然消失了。

新中国成立初，北大著名哲学教授冯友兰先生激动地向毛泽东表示要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写书，毛泽东回书说先生愿意进步是值得欢迎的，但希望以老实的态度进行。这里面“老实”两个字叫冯先生很不痛快了好多年，只是到了晚年才知道毛泽东确实是真诚一片。北大的老先生们又有几个真正理解毛泽东所进行的革命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后来的事实表明他们不知道，这把火会大到燎着北大老爷们的屁股，是的，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场革命的彻底性，当革命之火烧到自己头上，他们绝大多数选择了反对，并且死不改悔，完全无视这场革命对中国的极大的促进作用。

在北京，毛泽东起初暂住在杨昌济先生家中，其他会员分住湖南在京设立的会馆，往来相聚，诸多不便。毛泽东的待遇要高过其他同学，因为对杨师家人来讲毛泽东不是外人，不过毛泽东还是选择了和朋友们在一起。不久，他和蔡和森、萧瑜、罗章龙等七个人搬进景山东街，没有钱烧坑，他们八个人挤在一个坑上，相互以体温抵御北国的寒冷。他们八人只有三件大衣，轮流穿着出行，所以毛泽东后来说他们是“隆然高坑，大被同眠”。

生活是清苦而拮据的，他们常吃的就是捡来的白菜帮子加盐煮，但在这些热血青年心中却算不了什么，他们心中装着对未来的憧憬。对毛泽东来讲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发生，他恋爱了。

杨师的女儿杨开慧，已是18岁的大姑娘了，白净漂亮。她自小耳闻目睹的都是毛泽东的横溢才华，在杨师的赞许之下，她和毛泽东相恋了，故宫河畔和北海冰上留下了他们热恋的身影。郎才女貌，羡煞众人。

1919年春天，毛泽东要回湖南，原因是母亲病势危重。同时，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学们就要启程出洋，毛泽东在上海送走了蔡和森、萧瑜等，赶回湖南。

毛泽东对母亲的感情很深，他一返回长沙，便把母亲接来就医。10月5日，文素勤病逝，终年52岁，毛泽东日夜兼程从长沙赶回韶山守灵，并和泪写下一篇情意深长的《祭母文》，这是一篇四言骈体祭文，他这样追念母亲：“吾母高风，首推博爱……”毛泽东在写给同学的信中说：世界上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利己而不损人的，可以损己以利人的，自己的母亲便属于第三种人。母亲对他的影响力，在他的一生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这是我们中国人绝大的福分，一个善良的母亲养育出来的娇儿，成了中国人的最高领袖。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母亲，你会惊讶地发现，在中国革命的暴风骤雨中，在敌我之间你死我活的争斗中，始终带有某种佛家的慈悲色彩。而人类在大的变革和激战中表现出来的残酷是和平时代的人们难以想象的，不要说成吉思汗鞭挞欧亚大陆，中国历史上十室九空和饥民相食，看看法国大革命、希特勒的纳粹、斯大林的集体化就知道了。

毛泽东为什么不留学？这是研究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最重要课题。

作为湖南青年赴法的组织者，毛泽东自己却没有迈出国门，许多赴法会友都曾力邀他同行，一些会友到了法国后，还来信劝他出洋，他仍然留了下来。这是一个伟大的跃进，这是毛泽东拒绝虚名，不再走世俗认可的上进之路的标志。这个信号明确显示他已经有了自己的主张，他要把握自己的命运。从走出乡关求学到长沙投笔从戎，再到退学自学，他一直试图把握自己的命运，甚至在一师他依然徘徊在校长门外准备再次退学，他最终没有迈出那一步，留在了一师，但这不意味着他是安分的，他终究要走自己的路。

没有钱是毛泽东给关心他的朋友们的一个简洁理由，但在毛泽东与周世钊的通信中，表述得是相当清楚的，有兴趣的可以去查一下。

留学的关键在于留学的目的是什么，要是为了出国，到其他国度生活，那是人各有志，没什么好说的。一个人如果不为自己的祖国做些事，就相当于家里面没有生过这个孩子一样。如果是为了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回国应用，则是最正确的，例如华罗庚、钱学森、李四光以及两弹一星的许多元勋都是榜样。其他的出国留学实在是不敢恭维，因为效果实在一般般。八十年过去了，毛泽东说的依然有效。

毛泽东热情支持他的同伴们留学，自己却没有出去，一师毕业的毛泽东，拒上北大预科，最后不去留法，这是因为他一路走来始终没有忘记读书是为了应用。留学这把戏骗不了他。他不是为了虚名读书的，其他人视作理想与归宿的某种好职业对他来讲没有吸引力，他显然没有准备从事某种终身的职业。他是一个行动者，在学问大家的虚名与世俗领袖的实力之间，他选择后者。

但是中国长时间存在两种极端：在许多人全面地倒向西方，精神上臣服于西方文化的时候，有些偏执者紧抱着中国的传统拒绝接受西方文化，只有毛泽东意识到了中西将各占半壁世界，这才是最正确最高明的观点，在今日看来依然是高屋建筑。西方比我们先进是事实，其先进性主要表现在科学和技术上，但不是在所有的方面都比我们高明。

知识、金钱、武力：最世俗也最有力量

1919年4月6日，毛泽东回到长沙。北大之行带来的新鲜感被现实生活的紧迫感代替，毛泽东在思想上的进步不能直接改变他的社会地位，既然他拒绝出国，拒绝上北大，那他在世俗中就依然只是一个中专生，最初的落脚点就是在他的同班同学周世钊推荐下，当了个小学教员，工资不多，刚刚够吃饭。

中国社会已经不是那么从容和平稳，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前期，历史已经给毛泽东留出了学习的时间，再也没有耐心了。中国社会已经是火山爆发的前夜，炙热的岩浆已在翻腾，酝酿着最后的爆发。

我们先看看自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国都遇到了哪些事情。辛亥革命是个好事情，清朝贵族自从1840年后，堕落成洋人的走狗后就已经注定了它彻底消亡的命运。中国人不再需要跪下了，改成握手了，中国人不再被强迫地称呼别人老爷了，改称先生了。

大英帝国至今日尚保有皇室，法国人把路易十六砍了，却又欢呼拿破它来当皇帝。对一个国家来讲，有没有皇帝不重要，关键是握有权力的人做些什么，清廷贵族已经证明他们失去了当政的资格，孙中山先生试图说明他当领袖是合适的，但他没有力量，手握军权的袁世凯说他是领袖，于是老百姓就得认他当大总统。当上大总统的袁世凯不是想着考虑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利益、人民的生活，而是想着当皇帝，于是乎拥护他的力量也分裂了。中国内部四分五裂，外侮扑面而来。

20世纪初的世界最大的事件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是发生在欧洲的帝国主义之间的狗咬狗的战争，对世界有着重大的影响。战争的结果导致以德国为首的几大帝国的覆灭，导致大英帝国的衰落，导致俄国十月革命，导致美国的崛起，以及日本的兴起，给中国带来的不是荣誉和利益，而是侮辱和伤害。

世界历史将会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那就是欧洲人为什么在科学的助力下，没有向外征服全球，而是自己互相掐？不管怎么说，这使得我们中国在最弱的时候，没有面临欧洲的直接殖民进攻。

当时代表中国的是北洋政府，它的总理段祺瑞借了日本人的钱，提出对德国宣战，加入对德战争。我们不用讨论段祺瑞的目的了，因为这一政策根本没有机会实施，国内各派纷纷反对，结果就是中国死的人(主要是劳工)比日本还多，没有获得任何利益，反而面临进一步的屈辱和伤害。

1919年4月30日，世界强盗们的分赃大会在巴黎召开，中国成了强盗们的牺牲品，战败国德国在山东攫取的权益转送给日本。消息传来，北京学生在5月4日首先发动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立刻震动了全国，活不了了！活着没有意思了！对洋人、对上层长年累月郁积的愤怒，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为了响应北京的爱国运动，毛泽东、何叔衡等改组了湖南学生联合会，毛泽东是“这个富有战斗性的新的学生组织的实际领导者”。

毛泽东担任《湘江评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一个多月内，就为《湘江评论》写了40篇文章，自己编辑，自己排版，自己校对，有时还得亲自上街叫卖，他此时的生活异常艰苦，思想探索却进入最活跃的状态。

毛泽东撰写的《湘江评论》“创刊宣言”，很能反映他在这个时候的思想和心情，他热情欢呼：“时机到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绝不是一篇空洞的文章，虽然还有点泛泛而谈，但毛泽东开始关注统治者的力量，无非就是“知识”“金钱”“武力”。可以看出毛泽东已经接近这些世俗的力量了，至少在概念上他知道是这些东西起着作用，唯一的问题是他尚没有意识到这些是他也能并且应该完全把握的力量，而且是唯一的力量。在把握力量之前，他还需要探索。

“五四运动”远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具有先进性，真正具有先进性的力量是一种矢量，是一种同时包含正确的方向、积极的力量，是一种需要酝酿发展、持续作用的恒定力量。就如同牛顿定理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你想改变某个物体的运动状态，就需要将恒定的力量或者增加的力量施加其上方能完成，而不是火药式的爆发。“五四运动”更像是一种绝望情绪的大爆发，它是大学生产生了覆巢之下无完卵的感觉后的应激反应。强权人物已经不再代表国家民族，而是只管自己的利益，为此不惜出卖国家利益，换取自己小集团的苟延残喘，在损害大众利益的同时，将想依附于他的知识界也扔到了一边。民众麻木地忍受着，知识界忍不住叫了起来，当然在失落中奋起，得到的是跌落和进一步的绝望，于是有的人迈出了决绝的一步——走革命之路。所以说“五四运动”起到了为共产党准备干部的作用，是一个相当积极的评价。

“五四运动”到底应该怎么理解呢？

“五四”是一个岔路口，一条道是继续修修补补，一条道是彻底革命。

“五四”捅破了最后一层窗户纸，它撕破了所有人的面纱，逼迫所有人做出选择。

“五四”意味着屈辱和灾难的开始而不是结束，没有科学技术，没有工业化，没有组织力的中国面对的屈辱并没有完结，而是会再一次降临。

“五四”是毛泽东在社会大舞台上的第一次露面，他的第一声不同凡响。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最重要的文章，是长篇论文《民众的大联合》。

毛泽东自小向往读书人的生活方式与地位，在一师的岁月这一理想放大成了向往中外圣贤，此时他最崇敬教育的力量，在他的心目中，似乎“大哲学家”“大伦理学家”一出世，人们的思想和世界就会得以改造。北大之行和“五四运动”的现实给了他一个全新的认识，他感到需要有一个“透底的变化”了，他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把“我们”作为主语使用，这种用语上的差别，预示着他的心理、思想情感都在发生某种变化。

从这以后，他逐渐将自己化身为人民的代表，总是把自己置身于民众之内，依靠民众的大联合，来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孙中山先生拒绝万岁，因为他认为万岁是帝王的称呼，而他的使命是推翻帝制，看上去很高尚，但他显然忽略了领导者的力量来自人民的跟随和拥护。当他没有力量的时候，他又怎么能回应人民的渴求呢，他在拒绝万岁的同时，也拒绝了依附，其实也意味着拒绝了民众。毛泽东则是真正地解决了这一问题，最终当人民真诚地高呼“毛主席万岁”的时候，他回呼“人民万岁”，把他和人民化为一体。

毛泽东在这时选择的仍是温和的改良道路，然而，军阀统治下的现实却毫不“温和”，军阀一棒子打翻了他的小小地盘。《湘江评论》遭到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查禁，罪名是宣传“过激主义”，湖南学联也同时被强行解散。

《湘江评论》这本杂志只存在一个多月，但给毛泽东带来了追随者，不少进步青年，就是在他的影响下开始觉悟的，这本杂志，在省外也引人注目，胡适说了一声好。

胡适还是有点眼光的，但没有太多的人意识到这篇文章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最重要观点的萌芽。只是此时的毛泽东尚未将他的观点整理成定理公式，没有归纳成我们所说的革命的方程式。

对当时流行的各种观点，毛泽东也在比较和试验之中，但毛泽东对过多的争论兴趣并不大，这些在他心目中依然是细枝末节，即使是李大钊和胡适这样的名流大家的“问题与主义”争论也不例外，显然李大钊鼓吹彻底变革，胡适则倾向于修修补补。毛泽东希望找到的是更基本的概念。

毛泽东没有太多的时间试验温和的路子，因为军阀张敬尧毫不温和地扫了他的摊子。张敬尧是北洋军阀一部，主政湖湘期间，作恶多端。毛泽东的《湘江评论》被张军阀封禁，学联被迫解散，这使得毛泽东忍无可忍，他领导学生和教育界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

这场政治运动是毛泽东第一次独当一面，它不像在学联时，毛泽东尚在幕后，现在他以小学教师的身份成为这场驱张运动的主要领导人。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率领赴京的驱张代表团到达北京，这是他的第二次北京之行。

毛泽东是怎么干的呢？他成立联合会，发表大量驱张文章，七次请愿。

毛泽东的名字频频出现在报纸上和新闻里，他的社会活动能力和政治才干越来越引人注意。日益病重的杨昌济特地致信他的好友、当时任广州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代表的章士钊，推荐毛泽东和蔡和森，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把国家命运与毛泽东的名字连在一起的第一人就是杨昌济这位导师兼岳父。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位北大教授的远见卓识。

可惜，毛泽东的这位恩师不久就病逝了，据推测早逝的一个原因有可能是北方不适合持续的冷水澡。毛泽东与杨家兄妹一起守灵，操办后事。

杨昌济只是一个清寒的知识分子，但他慧眼识英雄，将女儿嫁与毛泽东，不过这不是杨昌济在中国历史上获得较高地位的主因，他的至高位置来自于他是所有导师的至尊。

要论导师的地位，孔夫子影响时间最长，长达两千年，许多人都自称是他的弟子和门徒。毛泽东门下弟子堪称最多，数以百万、千万甚至上亿的人都是他的学生。但要论教出的学生最有出息，那要数杨昌济了，谁又能像他一样教出毛泽东这样的弟子呢？

毛泽东大声呼喊并为之积极行动的驱张运动终于有了结果，军阀张敬尧溜出湖南，当然，原因是直系军队和湘军的武力威胁，已参加国民党的谭延闿在南方政府的旗号下湘军再入长沙，时间是1920年6月。

毛泽东曾在一封信里，对自己倾全力投入的驱张运动作了反思，最终他承认这最主要是一种姿态。他意识到驱张靠的是武力，不是他的呼喊。

第二次北京之行，是为着驱张而来，但对毛泽东来讲个人问题似乎也成了一大收获，他与杨开慧确定了姻缘，为岳父办理丧事。但其他盘旋在他脑际的大问题还没有什么实质性进展。关键点尚未展现，没有明朗。

在北京，毛泽东和李大钊接触更加频繁，毛泽东后来说：“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

驱逐张军阀的第二个战场在上海。1920年4月1日，一帮湖南名流在上海成立“湖南改造促成会”，毛泽东在这里送走了萧三等第二批赴法勤工俭学的会员，此时，他的力量依然在向外发散。

在上海毛泽东找到了章士钊，希望为留法学生募捐学费，获得他的支援。章士钊可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大名人，他与黄兴很熟，曾积极宣传孙中山，鼓吹革命，参与策划过起义，曾赴英国留学，接近过袁世凯，后又参加了反袁、讨袁斗争，还投靠过段祺瑞推行复古倒退政策，最奇怪的就是他与中国近代的大人物关系都不错，他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复杂的人物。

章士钊与毛泽东的岳父杨昌济是老朋友，杨昌济临终前曾将毛泽东托付于他，显然，章士钊很看重老友杨昌济的判断，他自己没有钱，但有极大的号召力，居然募集到两万大洋，交给毛泽东。这是毛泽东在世俗领域中取得的重大进步之一。我们常常关注各种思想对中国社会变革的影响，却常常忽略世俗领域中实力的作用。对毛泽东来讲，他光是接受马列主义并不能代表他就有力量，就能号召同志集聚到他的周围，上面已经谈到，毛泽东已经列出了三个世俗力量：知识、金钱和武力。

两万大洋是个什么概念呢？之前的毛泽东的工资最高曾到过8块大洋，就相当于一个工资800元的小伙，突然间得到200万元，不用要发票，也不问你做什么用，这种支持表明毛泽东已具有某种获得他人认可的资格和能力。章士钊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异类，他与毛泽东的渊源深厚，所以单单以苏俄式的革命的眼光看待中国近代史就会发现，怎么可能会有章士钊这样的人物处于上层，他是鲁迅笔下的落水狗，是标准的反动派。而要是从我们提出的主线来看，也就是按照毛泽东大联合的理论来看，章士钊不但不是异类，还是一个起到重大作用的大人物呢。所以淡化各种主义对理解历史有着很大的帮助，不要先给自己定出框框才好。

陈独秀这时也在上海，正同李达等人筹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毛泽东同陈独秀见面深谈，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这确实是很关键的一步，和南陈北李这两位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巨人相继晤谈，可以说是毛泽东第二次离开湖南的巨大收获。南陈北李在中国历史上应当有着独特的地位，适当地高一些也是可以接受的，虽然路需要自己走，但在关键时候的指路人还是要感谢的。不过多数人没有意识到，任何世俗领域的领袖都无法拒绝毛泽东。已经获得某种认可、赞助以及相当的名气的毛泽东又要回湖南了，这时他事业的基础还在湖南。

张敬尧溜走了，毛泽东回到长沙，当上了第一师范附属小学的主事(校长)，这一提拔来自他一个老师的赏识。他的名气、他的才能已经开始被社会某些具有慧眼的人认可和接受。

回到长沙，毛泽东就着手办两件事，一件是他把眼光转向俄国，劝何叔衡留俄，准备组织“留俄队”；第二件事，就是创办文化书社。

我们先说第二件事。一般人关注毛泽东的文治武功，很少有人知道毛泽东是经过商的。他的经商就是办文化书社，采取的是股份制，由于他的名气很大，参股的人也是颇有名气和实力的人物，毛泽东要是不选择革命，也是能活得不错的，鲁迅先生就是例子。鲁迅先生逮谁骂谁，按理来讲生活应当是没有保障的，但鲁迅依然敢于辞掉大学教授的职位，照样能活，就是有才，饿不着。但毛泽东最终放弃了经商，做个文化商人不是他的目标。

回到湖南的毛泽东做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情，他筹组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先后介绍了任弼时、萧劲光等进步青年赴俄国留学。这时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共产党的几大派别中，都有毛泽东的同学或学生。他的同学公认毛泽东为领袖。

与苏俄的关系，是毛泽东书写的历史中最叫人迷惑的一段，其中充满了矛盾。

打开尘封的历史，掉去掩住真相的灰土，就会发现俄国能对我们伤害最大，但要想讨回我们的利益，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是简单地喊打喊杀就能解决的，它需要忍耐妥协甚至某种程度上的合作，这最能考验中国领袖的智慧和执政能力。

现在的毛泽东尚不是中国的领袖，他要做的是借助外力，哪怕这种外力是来自苏俄，组织自己人留苏未来将给他带来相当的力量。

组织了一帮子学友留苏，毛泽东自己依然待在湖南做另外一个尝试：湖南自治运动。

10月10日，毛泽东组织长沙近两万群众冒着大雨上街游行，谭延闿接下了《请愿书》，却在事后对所提各项要求断然拒绝。11月下旬取谭而代为湘军总司令的赵恒惕，则将威胁指向这场运动的关键人物毛泽东，一场以和平请愿方式进行的近乎与虎谋皮的自治运动，也从此一蹶不振，不了了之。

请人签字得花多少精力，组织两万人游行又需要做多少工作，可是结果呢？不予理睬的谭司令算是温和的，后来的赵司令干脆准备不客气，再折腾就把你抓起来，看看会有什么人来救你？无情的事实迫使毛泽东冷静下来，他心力交瘁，决定离开省城休息些日子，毛泽东又从行动回到了思考，原来设想的路走不通了，必须另外开辟一条新路，他就这样试来试去，不断地否定各种走不通的路。

我们为什么要如此花费时间叙述在革命史上并不重要的这一段历史呢？主要就是想说明毛泽东的路子实际上是很窄的，在走上正确的道路之前他是认真地尝试过许多不同的道路。否定是得到真理的唯一途径。残酷的不光是代价较大，而是在于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之前的一切失败的价值为零，也就是说只有在找到了成功之路以后所有的失败才是有价值的，失败是成功之母，没有错，但要找到成功之父才能孕育成功。

他在给新民学会会员的信中得出结论：政治改良此路不通。

毛泽东总是扎扎实实地走自己的路，这又是一个重大进步，以他温良的天性，他最愿意接受的就是上层能有道德地约束和主动，这也是他上进的动力。费尽千辛万苦，最终毫无结果，使得他摆脱了对社会改良道路的最后一点幻想，义无反顾地走上革命的道路，下这个决心实在是不容易的，一旦下定了决心，他再也没有回过头。

毛泽东提出：新民学会要向着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方向走。

留法的新民学会会员集会，通过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但在道路上，分裂成蔡和森激进派和萧瑜温和派两派。留在国内的新民学会的头脑是毛泽东，他需要选择支持哪一派。

被现实和失败击醒的毛泽东，回信说明自己赞同革命道路的理由：因为温和改良的法子，实属“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

这就是答案，那些热衷于理论的人如果走出书房去试一下，就会发现越是空洞玄虚的理论，越是没有力量。走苏俄的路，这是毛泽东的答案，但我们随后会发现这只是彻底革命的意思，而不是俄式恐怖。

高尔基曾经强烈地反对过俄国革命的残酷和无情，但有人拿列宁的被刺伤堵住了他的嘴。

1920年以后，毛泽东已经认为无政府主义、个人自由主义是一个民族优势阶层面对底层民众的痛苦熟视无睹的可耻的遁词。他是一个热情的实践者，他试过了各种温和的方法，可各种温和的方法在中国都走不通，原因就是中国的空间太小了，各种利益此消彼长，谁都不可能自觉地做出牺牲，为了利益“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是一种必然。我们没有美国的广大无垠的空间，也不像西方例如法国那样缺少劳动力，相反我们几乎拥有无限的人力，而且是只有人，除了人多，我们所有的物质都缺，这就是中国国情，不了解这一点，或者不以这一点为出发点来研究讨论中国问题全是瞎扯。

马克思主义是他“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最后选择，事实上他已经走了太多的路，没有一条能成功。但要是认为列宁的道路就是符合中国革命的路子，那就太天真了。事实上，毛泽东走的是一条全新的路，道路之艰难，时间之久，风险之大，牺牲之巨全都是不可思议的。

在表明这种态度时，毛泽东刚过完27岁的生日。

27岁的毛泽东，个人生活也发生了变化，1920年冬天，他和杨开慧结婚了。

杨开慧比毛泽东小8岁，毛泽东两次北京之行中，公开了他们的爱情，“自从听到他许多事，看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毛泽东也有许多信给她，表示爱意，还写过一首《虞美人》寄给杨开慧，甚是温柔缠绵。

杨开慧还说：“我看见了他的心，他也是完全看见了我的心”，“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从此我有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母亲所生之外，就是为了他，假设有一天母亲不在了，他被人捉住了，我要去跟着他同享一个命运”。

这些话写于1929年6月20日，直到1983年才被发现，毛泽东生前没有看到这些情话。不过想一下就能明白，他这样的俊才，理当获得美女的青睐，毛泽东可是要个子有个子，要才有才，名气、财富对他都不是什么难事。

新婚燕尔之际，毛泽东召开新民学会的新年大会，经过一整天讨论后，他们集体确定学会的共同目标是“改造中国与世界”。这是一个伟大的跨越，也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志向，年轻人谁不曾有志向，改变自己与家庭的命运，是所有有志者的欲望，但有几个人敢于提出改造中国与世界这样的目标呢？

当年刘邦见到秦始皇出巡，威风凛凛不可一世，感叹道大丈夫当如是也，项羽则喊出彼可取而代之。于是历史就出现了楚汉之争，后世文人每每说起这一段，免不了都要唏噓一番。难道我们面对改造中国与世界这样的字样，却无动于衷吗？半个世纪后，当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到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会面，讨论世界格局与未来的时候，没有人再怀疑毛泽东实现了他年轻的时候确立的这一目标。

这也将成为绝唱，无法想象未来还会有年轻人敢于立下这样的志向，并实现之。由于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到了科技时代和严格分工合作的阶段，所以无法想象今后的人类还有机会产生毛泽东这样的领袖人物，他是个人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少数巨人之一。千秋之下此为巅，应当是可以确定的。

在讨论实现目的的方法时，毛泽东否定了其他四个改良主义，主张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被多数会友接受。中国的变革将是你死我活的利益之争，无法调和，底层人民活不了只有起来抗争，没有第二种可能。

除了革命，没有其他的路可走。中国社会自东汉以来发生的多达十数次的人口大灭绝，总是在重复着这样的惨状，现如今又多了一群帝国主义吸血鬼。伤口怎么可能自动愈合？社会怎么可能自然进步？改良没有可行性，革命必须彻底。意识到这一点很重要，除了将精力投入到这一方面，还有一点最重要，就是精神上的准备将是较为彻底的，未来将是极端残酷和漫长的，它将不断淘汰掉许多人。

新民学会早期加入共产党的约31人，毛泽东、蔡和森等十数人都担任过党的重要领导职务，没有参加共产党的会友只有两人，后来成为反共分子。其他人从事教育和科学事业，并同情革命。

和毛、蔡分道扬镳的，还有主张温和改良的萧瑜。萧比毛泽东早毕业三年，“一师三杰”中排在毛泽东的前面。他俩曾一同“游学”，相交甚深，萧瑜很有活动能力，书法很好，但有公子气，他从法国回来后，同毛泽东争论了好几个晚上，谁也没有说服谁，与毛泽东分手后，萧瑜长期旅居海外，成为历史看客。

据萧瑜回忆说，毛泽东直到赴上海参加建党，依然和萧瑜同行，萧瑜有其他事情要到武汉，所以同船。毛泽东仍试图说服萧瑜参加，当萧瑜拒绝时，毛泽东流下了眼泪。毛泽东说：如果我们全力以赴，共产党在30年至40年的时间里，就能统治中国。28年后这一预言变成了事实。

最最可惜的是萧瑜还是拒绝了。后来的萧瑜成为名人也只是由于他写了几本关于毛泽东早期的书，而不是其他。少年时的优秀最不可恃，没有后来的成就，少年之优秀只能随风飘散。人生机缘如此，后世不知道有多少人，想方设法跟随毛泽东，只恨没有机会早一天与他相识。谁还能有萧瑜这样的机会呢？萧瑜的弟弟萧三，也是渐行渐远，后来较长时间待在苏联，成为著名诗人。

在人生第一个阶段，毛泽东自己的天分和刻苦努力，获得了几乎所有教授他学业的老师们的极大赞赏，打下了博学的底子，成长的过程里不断积累超出同学的优势，使他产生了极大的自信。在他周边集聚了蔡和森、何叔衡等优秀的人物，他建立了自己的团队，而且确立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标和方针。

立下这一志向不易，是毛泽东28岁时才确立的，但这一志向之宏大，也是绝大多数人不敢想象的。自从确立之后，毛泽东再也没有改变过，他要为实现这一宏大目标确定路线方针政策，他需要寻找到力量，更需要把握住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