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之恶在于它激发和利用的正是人心之恶。早在2500年前，柏拉图已研究独裁者及其臣民的特殊心理。《理想国》中苏格拉底心中最糟糕的政体形式是“僭主政体”，因为制度之恶和人心之恶最容易相互激发，暴君和臣民的心灵互为镜像


　　老高按：今天，1月27日，是联合国2005年决定设立的“缅怀大屠杀受难者国际纪念日”。
　　这个纪念日是源于76年前的今天，1945年1月27日，位于波兰南部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得到了解放。但是其意义远远超过纪念纳粹受害者——中国、柬埔寨、苏联……专制政体下，大屠杀、受难者必然如影随形。
　　即便在信息开放的美国，也没几个人知道这个纪念日——美国离大屠杀实在太遥远了。而嚷嚷着与国际接轨的中国，可以想见对这个纪念日，官方讳莫如深，民间被迫钳口。
　　正因为如此，我要转载推荐FT中文网专栏作家徐海娜的文章《纳粹受害者纪念日里的阅读和思考》，希望更多的人，知道这个纪念日、知道所纪念的是什么、更知道我们应该引出什么教训。
　　在这个日子，我观看了去年出品的影片《波斯语课》（Persischstunden）。影片将我带到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影片的犹太裔主人公谎称自己是波斯人，才逃过被当即枪杀的命运，却落入另一个厄难：一个纳粹军官要学波斯语，以便战后去德黑兰开餐馆，他命令这个囚犯教他波斯语。对波斯语一窍不通的囚犯骑虎难下，只能现编现教，他也实在够聪明，就用身边囚犯的名字作词根，竟然编出了一整套“波斯语”单词，让那个纳粹军官能够用只有他们俩之间通用的“波斯语”造句、作文，而他也凭此“绝技”在集中营里多次大祸临头却死里逃生。
　　影片结尾，解救了他的盟军军官问他：纳粹在覆灭之前销毁了集中营所有囚犯的名单，你能回忆一些遇难者的名字吗？他的回答让对方难以置信：“我记得2480个名字。”他逐一念出那些用作单词的死难者名字，惊呆了、震撼了在场的所有人。主人公被迫死死记住这些死难者的血凝聚成的单词，最终也让这些死难者昭示于世。
　　徐海娜的文章提到：孩子在得知他们出生前半个世纪的纳粹大屠杀骇人听闻的史实，会困惑地问：“德国人为什么不阻止希特勒成为希特勒？”
　　我们应如何做出回答，如何解释制度之恶与人性之恶？


　　纳粹受害者纪念日里的阅读和思考

　　FT中文网专栏作家 徐海娜，FT中文网，2021年1月26日


　　1945年1月27日，位于波兰南部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得到了解放。曾经有一百多万人在这里惨遭纳粹杀害，被关押和虐待的人更是不计其数。二战后，奥斯威辛集中营成为纳粹罪行的重要证据之一。1996年1月，德国时任联邦总统赫尔佐克发表公告，宣布1月27日为纳粹受害者纪念日。2005年，联合国大会将这一天正式指定为“缅怀大屠杀受难者国际纪念日”，全世界人们可以藉此纪念日对人类曾经的暴行进行反思。
　　许多年前，我在Facebook上加入了一个童书阅读群组，里面都是一些家长，他们经常会讨论一些关于亲子阅读的话题。前一段时间，一个孩子读过一个关于二战的故事后，问家长，“德国人为什么不阻止希特勒成为希特勒？”那位家长觉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于是就到Facebook群组里来寻求其他家长的帮助。希特勒的极权和暴政众所周知，但是为什么没有人制止他？除了当时的反犹意识形态，曾有学者认为，工商业、金融业等方面的社会精英与纳粹政府的合作，也是纳粹主义大行其道的重要原因；90年代以后，一些学者则开始深入思考暴政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关系。而这个孩子提出的问题，直指普通民众的文化心理。那么，作为普通人，我们要如何面对这个孩子提出的问题呢？在今天这个特殊的纪念日，我们不防通过一些相关的阅读和思考，来尝试做出回答。
　　很多历史学者指出，在纳粹德国时期，德国人民生活在盖世太保的监控之下，人民除了屈服，别无选择，但与此同时，人民的服从并不全出于恐惧。纳粹政权当时赢得人心的另一个原因是，一战后感觉受辱的德国人，于纳粹党治下希望恢复日耳曼民族的荣光。在希特勒执政期间，经济成就和领土扩张改变了一战后德国的贫弱状态，再加上希特勒刻意营造的“个人魅力”，使得很多普通德国人与纳粹的合作是自愿的。
　　为什么以“德意志民族复兴”的名义，很多人就丧失了基本人性，丧失了对“非我族类”的同理心，参与了大屠杀呢？

　　专制之恶与纳粹治下的复杂利益

　　2020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徐贲教授的《暴政史——二十世纪的权力与民众》一书明确地指出，“专制之恶在于它激发和利用的正是人心之恶。”他说，早在2500年前，哲学家柏拉图已经开始研究独裁者及其臣民的特殊心理。哲学家掌权的“理想国”，是一个可以实现正义的国度。然而，由于人性中存在着恶，即使理想国能够建立起来，也不能持久。政制最后向暴政蜕变，是“城邦的绝症”。《理想国》中，苏格拉底心中最糟糕的政体形式就是“僭主政体”，因为容易形成独裁统治。制度之恶和人心之恶会相互激发，暴君和臣民的心灵互为镜像。徐贲说，“在暴君和臣民之间有一种心照不宣的私欲交换。臣民不挑战暴君的权力，对他的邪恶视而不见，暴君不干涉臣民的发财和寻欢作乐，甚至鼓励他们在这条不归路上狂奔。结果便是整个城邦的‘不节制、懦怯和无知’，这是柏拉图政治学里最富有洞见的部分。”而“有道之士”、“真哲学家”，做为少数仅存的清醒之人，在暴政之下，孤立无援、抗争无力，只能独善其身，有的只能选择以死来表明自己最后的抗议。
　　德国学者格茨•阿利在《希特勒的民族帝国：劫掠、种族战争和纳粹主义》和《希特勒的受益人》两本书里则更加详细地分析了在纳粹德国时期，普通民众为什么自愿配合和协助这一邪恶政权。
　　阿利以翔实的历史资料证明，纳粹对别国的掠夺，带给德国民众丰厚的物质利益，大多数人对当时政权的拥护是纳粹有计划的物质收买和利益唆使的结果，人们正是因为被收买而作恶。阿利出生在战后第二年，他经常听到身边的长辈说起希特勒时代的美好生活，哪怕是经历过战争缺胳膊少腿的人，也从来不提二战时期吃过什么苦。慢慢地随着研究的深入，他才发现了这些叙事背后的真相。“面包和马戏”是罗马帝国时代的诗人尤维纳利斯创造的比喻，意指罗马帝国对民众的愚民和腐蚀。徐贲解释说，“面包和马戏”，在经济层面上，是给人们一些能让人们满足的“实惠”和“好处”；政治层面上，“政府不是通过道德示范或优质公共政策来引导公民过自由、尊严、有责任感的公共生活，而是故意把他们引向一种只顾眼前享乐，只关心单纯物质满足，而没有精神向往的平庸生活。”阿利认为，希特勒政权也是这么做的，德国百姓当时不仅有来自前线源源不断寄回国的食品和各种供人们享受的物品，还有政府提供的称为“力量来自欢乐”的廉价旅游，以及很多方面的社会福利。这些物质好处换来了对纳粹政权的拥护。
　　然而纳粹政权提供的利益，不仅仅是经济利益。徐贲说，当阿利在他的著作中放大和突出特定利益的时候，事实上也要求读者对什么是极权统治下的“利益”有更多的思考。这种“利益”不仅仅是“面包和马戏”，而是一种复杂利益。希特勒极权主义带来的利益除了经济收入和社会福利等物质方面的利益之外，还有“心理、情感和精神满足的利益”。一战《凡尔赛条约》签订之后，德国人“洗刷国耻”和“民族复兴”的心理需求甚至超越了物质利益，希特勒的统治并不单靠暴力和恐怖来维持。研究纳粹的权威学者、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埃文斯在《历史与记忆中的第三帝国》中也说，第三帝国是一个“合民意的独裁政权”。记者米尔顿•迈耶的《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一书里记载了二战后他与10位普通德国人的交谈。这些普通的德国人当时虽然也感到身边的事情“不对劲”，但是只要自己不“惹事生非”，也可以安稳地过自己的“还不算太坏”的生活。一切正如很多学者说的那样，如果没有广大民众的积极配合，盖世太保也不可能实施那些种族政策。因此，徐贲在谈到阿利著作的时候指出，我们要思考的，正是“人为什么会自愿参与他们的良知本不允许他们做的事情”？

　　制度之恶与人性之恶

　　这时候，我们可能还会想到汉娜•阿伦特曾提出的极权主义之下的“平庸之恶”。但是这个概念虽然很著名，却曾遭犹太团体的反对，也被很多人认为有替犯罪者开脱的嫌疑。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中，她认为纳粹大屠杀执行者艾希曼罪在“不能思考”，是一种“平庸之恶”。可是后来相继有好几位学者写书，用历史资料和对艾希曼的访谈证明，艾希曼对自己的罪行乃是心知肚明，而根本不是“平庸之恶”。
　　也许一切正如阿利所说，凡是受益的，在纳粹的罪行中都有他的一份责任。但是，与此同时，也有学者批评阿利的观点，理查德•埃文斯就认为阿利的“利益说”淡化了纳粹统治的暴政极权本质，在实在的、可量化的硬暴力之外，还有软暴力和隐性暴力。
　　埃文斯所说的软暴力和隐性暴力，在徐贲的《暴政史》一书中被总结为五大类：
　　一是威胁，通过对少数人的直接暴力在整个社会上制造寒蝉效应；
　　二是鼓励举报，造成人们之间的深度不信任和猜疑，人们因为恐惧而卖力地举报他人以表现自己的忠诚；
　　三是暗中监视，并让人们知道，他们在被暗中监视；
　　四是宣传仇恨和暴力，把暴力当成一种正义行为，同时，人们也会随时害怕别人的“正义暴力”落在自己头上；
　　五是全面动员“法制暴力”，让政治镇压的功能由普通法院、监狱和收容所来执行。例如1934年纳粹德国颁布的法律规定，对纳粹领导人发表“恶意”言论的，严重者都要处以死刑；“恶意流言”也被视为非法。
　　各种罪名罗织的恐怖之网之下，人们随时自我审查也审查别人。正如埃文斯指出的那样：“恐怖行动针对的远远不是特定的、普遍不受欢迎的少数人，而是无远弗届地波及每一位公开表达异议的人，包括偏常人士、流浪者以及一切不符合传统规范的人。”
　　暴力、软暴力以及隐性暴力一起最大限度地激发了人性中的极度自私、冷漠、残酷等等恶的一面，这些也是极权统治对人心和伦理道德破坏至深之处。正是制度之恶与人性之恶的相互激发，造成了极权主义对人类文明的滔天罪行。理查德•埃文斯致力研究纳粹历史，出版了很多著作，在他的《第三帝国的到来》一书中，这位历史学家就详细地讲述了德国人民在极权统治之下，怎样接受了少数人对仇恨的宣扬，怎样从一个本来很有教养的民族，走向了道德和文明的绝境。

　　如今，极权政府之下普通人的道德选择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阿利尖锐地指出，二战结束后，人们和纳粹分子的那种命运联盟“就像变魔术一样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极度夸张的“对希特勒的抵抗”。然而在战争结束前，这种大规模的抵抗从来没有发生过。阿利说，在希特勒统治时期，人们广泛地对政府感到满意，他告诉自己的德国同胞，“你们并没有抵抗过希特勒，因为你们是希特勒的‘受惠者’，是希特勒时代‘心满意足的窃贼’。”
　　虽然不断有人说，导致人们屈服的根本原因是恐惧，但是也有犹太学者从受害者的角度书写，认为那些选择对被送往车站的犹太邻居“吐口水”、“谩骂”和“殴打”的人们，对“死亡行军”和“大屠杀”袖手旁观的普通人和落井下石的普通人，都与纳粹分子一起构成了“共谋罪”。埃文斯也认为，“即使处于纳粹独裁政权之下，人们依然可以做出属于自己的道德选择”。事实上，确实也有少数人选择了帮助犹太人。所以，除了反思极权体制是如何形成的，学者们对于普通人的人性和道德的拷问也值得每一个人深思。

　　学者们以及德国和世界人民对二战的反思也在不断地提醒世人，整个世界都要对暴政保持警惕，就像1977年，时任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在奥斯维辛的演讲中强调的那样，“政治需要道德基础和伦理导向”。2013年，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访问达豪（Dachau）集中营时也说，“这样的一个地方警示着每一个人，一起作出努力，使这样的事情永远不再发生；在有人遭歧视、遭打压、受迫害、在无助的境况下最终不得不替自己的性命担忧时，永远不再漠然处之，熟视无睹，甚至拍手称快。”
　　去年今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奥德蕾•阿祖莱致辞说：“教科文组织希望在这一纪念日缅怀那些死而未葬又再次遭到遗忘打击的受害者。”“我们反对操纵文化，反对将教学作为灌输仇恨和煽动仇恨的工具。我们的集体责任就是对此作出坚定的回应，致力于增进对他人的了解，并倡导批判性思维和相互尊重。”埃文斯也认为：“搞清楚纳粹是如何以及为何上台的，在今天与在过去一样重要——或许随着记忆的消退，变得更为重要。”
　　“德国人为什么不阻止希特勒成为希特勒？”我们看到很多学者的研究早就在试图回答这一问题。极权统治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其体制对一个社会的伦理道德破坏至深。在“复杂利益”的诱惑和对极权统治的恐惧之下，人们不仅丧失思考能力，不再区分事实和谎言，还丧失了基本的同理心。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像提问的小学生那样保留一颗对人类基本伦理道德的“赤子之心”，这个世界也就不至于变得太坏。我相信，无论家长怎么去回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都会像一颗种子一样，种在孩子的心里，引发进一步的求知欲和对人类文明的深入思考。而具备这种思考能力的孩子们更有可能携手铸造一个更加光明的人类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