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有着強烈的平等觀，始終追求國家資源由全社會成員共同占有和享用，利益分配在各個階層、群體中儘可能均等。周恩來曾指出：“毛澤東所提出的原則總是照顧大多數，為着大多數人民的利益。”

　　美國學者特里爾曾說：“毛澤東的政府使新中國比舊中國在三種方式上有更多的社會正義。酬勞主要取決於工作而不再是出身或者土地和資本的占有。因此，中國的產品分配成為世界上最為平等的分配方式之一，絕對貧困和死於身無分文的人極少。並且，進步的基本手段——首先是衛生保健和初級教育——不再是只有少數人才可購買的商品。”

　　“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老爺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

　　1965年6月26日，毛澤東根據中央辦公廳的安排，聽衛生部部長錢信忠匯報工作。錢信忠在匯報中講到全國醫務人員分布情況時說：全國現有140多萬名衛生技術人員，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縣城，只有10%在農村；高級醫務人員80%在城市；醫療經費的使用農村只占25%，城市則占去了75%。

　　毛澤東聽後不禁雷霆大怒。他聲色俱厲地對錢信忠部長說：“衛生部只給全國人口的15%工作，而且這15%中主要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二無藥。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老爺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應該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培養一大批‘農村也養得起’的醫生，由他們來為農民看病服務。”

　　培養一大批農村也養得起的醫生，確實是當時全國衛生工作的當務之急。衛生部立即研究貫徹毛澤東的這一工作指示。

　　1965年8月，心憂農村的毛澤東再次召見衛生部部長錢信忠等人。毛澤東與他們重點談了改善農民醫療條件的問題，並且提出了在農村培訓不脫產的衛生員的總構想。毛澤東說：“書讀得越多越蠢。現在那套檢查治療方法根本不適合農村，培養醫生的方法，也是為了城市，可是中國有五億多農民。”毛澤東接着說：“醫學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讀那麼多書……高小畢業生學三年就夠了，主要在實踐中學習提高，這樣的醫生放到農村去，就算本事不大，總比騙人的醫生與巫醫要好，而且農村也養得起。”

　　毛澤東曾多次指示醫療隊下鄉為農民治病

　　千百年來中國農村長期以來缺醫少藥，農民就醫是由來已久的歷史難題。新中國建立後，人民政府雖十分重視農村廣大農民的醫療衛生問題，但當時中國經過正規培訓的醫生很少，農村中那些舊有的醫生依然有其存在的市場。這些舊醫生中，不乏巫醫神漢，跳大神的現象在中國農村也普遍存在。接生婆仍然在廣大農村活動，落後的接生方式使許多農村婦女產後生病，嬰兒死亡率很高。即便是那些稍有些醫學知識的農村醫生，水平也普通較低，致使醫療事故頻頻發生。

　　毛澤東曾多次認為，中醫需要器械不多，行動靈活方便，中藥也不貴，農民抓得起，因此，發展中醫對解決農民看病難的問題十分有利。1958年，毛澤東作出批示：“中國醫藥學是一個偉大的寶庫，應當努力發掘，整理，提高。”但是，培養大批中醫需要時間，而且這些學成的中醫大多也留在城市醫院工作，廣大農村缺醫少藥的問題仍然沒有得到根本解決。

　　於是毛澤東又多次指示城市中的醫院要組織醫療隊下鄉為農民治病。1965年1月，毛澤東和中央批轉了衛生部關於組織巡回醫療隊下農村基層的報告。很多醫療專家紛紛響應，像著名的胸外科專家黃家駟、兒科專家周華康、婦科專家林巧稚都曾加入其中，深入農村巡診。到1965年上半年，全國城市共組織了2800人下農村巡診。

　　但此項措施收效甚微。醫療隊下鄉畢竟是臨時性的，由於醫療隊人數有限，每次下鄉只能走兩三個鄉鎮，且醫療隊下鄉只能輕裝，不可能帶齊各種醫療器械，也不可能配齊各專科人員，無法達到有效地為農民治病的目的。此外，醫療隊長期下鄉，各級醫院要打亂日常工作來安排人員，農村要為安排醫療隊的食宿而費腦筋。因此，許多地方組織醫療隊下鄉沒有長期堅持，有的地方甚至採取了形式主義的態度，敷衍了事。

　　毛澤東對此既然是極為不滿，他決心破解農民就醫難這一困擾已久的難題。

　　“赤腳醫生就是好”

　　1965年6月、8月，毛澤東與衛生部部長錢信忠等人兩次談話後，解決農民看病難的工作就如火如荼地展開了，那就是：去培養一大批農村也養得起的醫生。

　　經廣泛組織與業務培訓，農村稍有文化的赤腳醫生如雨後春筍般成長起來，靠“一根銀針，一把草藥”服務鄉民。1968年夏天，上海《文匯報》刊文《從“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介紹了上海川沙縣江鎮公社衛生員王桂珍、上海浦東新區衛校退休教師黃鈺祥全心全意為農民服務的事跡。從此，“赤腳醫生”成為半農半醫鄉村醫生的特定稱謂，王桂珍則被看做“赤腳醫生”第一人，她的形象還被印在了1977年上海發行的糧票上。

　　何謂赤腳醫生呢？即鄉村中沒有納入國家編制的非正式醫生。（民族復興網編者按：當時的編制主要起到限制公務員的名額問題，在個人待遇上並沒有大的區別，有些人甚至不願做幹部寧可干工人。這是因為當時是多勞多得的分配機制，工人可出產量，而幹部要干在先起模範帶頭作用，恰恰沒有量化標準，所以往往沒有一線工人待遇高。這就是毛主席時代共產黨信譽高的一個根本原因——為人民服務！至於赤腳醫生，根本原因是因為有公社這個集體經濟體系，可以解決赤腳醫生個人的待遇問題，不高，但，另有些許象徵性補貼，關鍵是公社這個集體經濟體系。公社這個集體經濟體系瓦解後，即使想干都沒有這個基礎。）他們掌握有一些衛生知識，可以治療常見病，能為產婦接生，主要任務是降低嬰兒死亡率和根除傳染疾病。赤腳醫生通常來自兩個方面，一是醫學世家，二是高、初中畢業生中略懂醫術病理者，其中有一些是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挑選出來後，到縣一級的衛生學校接受短期培訓，結業後即成為赤腳醫生，但沒固定薪金，許多人要赤着腳，荷鋤扶犁耕地種田，赤腳醫生名稱由此而來。

　　上海《文匯報》刊發《從“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後不久，當年9月出版的《紅旗》雜誌第三期和9月14日出版的《人民日報》全文轉載了這篇調查報告。文章先後在三個重頭報刊上發表，自然引起了廣泛關注，特別是這篇文章第一次把農村“半農半醫”的衛生員稱為“赤腳醫生”，讓人耳目一新。

　　文章也引起了毛澤東的關注。毛澤東仔細閱讀了9月14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的這篇文章，並批示道：“‘赤腳醫生’就是好。”

　　中國的“赤腳醫生”隊伍在短期內迅速形成，農村醫療狀況迅速改觀。活躍在廣闊農村的“半農半醫”群體，確實受到了廣大農民的歡迎。農民有個頭疼腦熱，再不用遠赴公社或者縣城去醫治了，勞動中受的一般創傷能夠得到及時治療。而且，農民們在大隊衛生室或者公社衛生院看病，醫療費用主要從公社和大隊積累資金中出，除扣少量工分外，社員基本上不花什麼錢，有的地方連五分錢的掛號費也不收，這怎能不受到廣大農民的由衷擁護和歡迎呢？

　　1969年，黃鈺祥所在的江鎮公社衛生院接受了一個特殊的任務，編寫一本適合南方地區使用的赤腳醫生實用教材。黃鈺祥當初的講義自然被視為教材的藍本。1970年6月，《赤腳醫生培訓教材（供南方地區使用）》由人民衛生出版社出版。此後，南北方不同版本的赤腳醫生培訓教材不斷改進、再版。不久，由上海中醫學院、浙江中醫學院等集體編著的《赤腳醫生手冊》出版，這本深紫色塑料皮封面的手冊，立刻成為風靡全國的暢銷書，各地的赤腳醫生幾乎人手一冊。它不按照傳統的做法先講解剖學、生理學、生化學、藥理學，而是以問題為中心，清晰明了、簡單易行、務求實效，成為醫學教育成功的案例。

　　《赤腳醫生手冊》不僅為解決幾億人的醫療問題立下了汗馬功勞，也一直是中國人的全民健康指導手冊，它的發行量僅次於《毛澤東選集》。《赤腳醫生手冊》也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先後被翻譯的文字達50多種，在全世界發行，時至今日，在一些西方國家的書店裡仍然可以看到英文版的《赤腳醫生手冊》。

　　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隨之廣泛建立

　　赤腳醫生是合作醫療的忠實實踐者。隨着“赤腳醫生”規模的形成，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也逐步建立起來了。新中國合作醫療的制度是一個叫覃祥官的人在鄂西長陽土家山寨創造的，1966年8月10日，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農村合作醫療試點——“樂園公社杜家村大隊衛生室”掛牌了。覃祥官主動辭去公社衛生所的“鐵飯碗”，在大隊衛生室當起了記工分、吃農村口糧的“赤腳醫生”。農民每人每年交1元合作醫療費，大隊再從集體公益金中人均提留5角錢作為合作醫療基金。除個別老痼疾病需要常年吃藥的以外，群眾每次看病只交5分錢的掛號費，看病吃藥就不要錢了。

　　湖北省委於1968年適時將一份反映樂園公社合作醫療情況的調查報告送到了中央辦公廳。中央對這個經驗十分重視，派員對這個經驗進行核實後，將反映這個經驗的材料拿到北京郊區農村，組織農民開了兩次座談會進行討論。1968年11月30日，中央有關部門專門給毛澤東寫了一個報告，毛澤東看了報告後非常高興，連聲稱讚合作醫療制度好，並且當即在報告上寫下了四個字：“此件照辦。”於是該制度在全國90%以上的農村迅速推廣，惠及億萬農民，是當時中國億萬農民的最大福利制度。

　　1969年10月1日，中央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新中國成立20周年慶典。當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觀看沿着長安街前進的遊行隊伍時，驚喜地發現了“赤腳醫生”方隊。這個方隊由近千名肩背藥箱、背負斗笠、挽着褲腿、打着赤腳的年輕農村姑娘組成。她們高呼着“為人民服務”的口號，整齊地從城樓下的長安街走過。隊列的前邊是一個特製的輪車，上面載着“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15個大字。這個方隊代表的是當時分布在全國的“赤腳醫生”。當這個方隊走到天安門城樓下邊時，毛澤東微笑着，身體向前微微傾斜着，頻頻向這個方隊揮手致意。毛澤東的高興是有理由的。當時，“赤腳醫生”與合作醫療制度已經在中國農村大地普遍鋪開。全國絕大部分生產大隊實行了合作醫療，“赤腳醫生”數量已經超過100萬，毛澤東改變農村缺醫少藥狀況的理想已經初步變成了現實。

　　1972年，美國斯坦福大學幾位學者在中國拍攝了一部專門向國外介紹“赤腳醫生”的長達52分鐘的紀錄片《中國農村的“赤腳醫生”》。這部紀錄片真實地記錄了當時中國“赤腳醫生”就地取材、土法上馬，炮製針對農村常見病的藥物和使用小小銀針治大病的情形。該片在許多國家放映後，引起了強烈反響。正是這部片子，把中國的“赤腳醫生”推向了世界，推動了全球的“中國‘赤腳醫生’熱”。

　　1976年9月初，“世界衛生組織西太平洋區委員會第27屆會議”和“世界衛生組織太平洋區基層衛生保健工作會議”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召開，參加會議的有33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中國“赤腳醫生”和合作醫療的代表人物黃鈺祥和覃祥官出席了會議。會上，覃祥官作了題為《中國農村基層衛生工作》的報告，之後回答了參會各國衛生部部長和各大媒體記者的提問。覃祥官的報告與解答，令全體出席會議者們讚嘆，他們稱讚中國創造了人間奇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