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由于疫情的影响，《三峡啊》一书未能在2020年6月4日前出版

按照计划，李南央主编的《三峡啊》一书应该在2020年6月4日前由美国的溪流出版社出版。但是由于疫情的影响，印刷厂无法及时完成，《三峡啊》一书未能在2020年6月4日前出版，留下一点小小的遗憾。

如李南央在总序中所言，《三峡啊》一书分为两部分，上半部是1989年2月由戴晴主编，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长江、长江》的全部内容。下半部是李南央选编的反对三峡工程代表人物无法在大陆正式发表而散落在网上、或中国大陆以外出版物上有代表性的文章。

首先，笔者要表示对戴晴女士和李南央女士的敬佩。戴晴女士是一位拼命三郎，从1988年秋想为三峡工程做些什么，到1989年2月底，完成了在中国大陆似乎没有可能完成的事情。李南央女士也是一位拼命三郎，也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而且是在最艰难的时间段，完成了编辑工作。如果没有疫情的影响，也是应该在同样短的时间内，完成这本书的出版。都说如今更无一个是男儿，但是女士中多有巾帼英雄。

《三峡啊》一书中收录了戴晴女士撰写的《独立历史调查记者的文字》一文，记录了《长江、长江》一书出版的过程。1989年2月底，《长江、长江》一书出版，“终于赶在政协、人大开会之前发行，直送到委员们下榻宾馆的小卖部！我们印了五千册，贵州出版社随即加印五万册，沿长江发行。但他们只卖了二万册，‘平暴’即发生，剩下三万，作为‘为动乱和暴乱做舆论准备’，奉旨销毁。”

这是现代版的焚书坑儒。“平暴”之后，戴晴被当作动乱和暴乱的幕后黑手送进了秦城监狱，《长江、长江》一书中的被采访者和作者都因此受到政治牵连。比如，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办公室两位主管写信给林华、田方工作的国家计委党组（邹家华任计委主任），说《长江，长江》“是一本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书，是一本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书，是一本为动乱与暴乱制造舆论的书。你单位林华、田方同志参加了这一活动。现将‘有关材料’送上，供你单位清查和考察干部时参考。”国家计委党组负责人找林华、田方谈话，指出问题的严重性，要求林华、田方不能再在公开场合发表对三峡工程的意见，否则政治后果自己负责。林华是国家计委副主任，田方是国家计委经济所副所长、原习仲勋的秘书。

从1989年6月4日到1993年3月全国人大讨论三峡工程，乃至到1998年长江洪水灾害前，三峡工程的反对派不能在中国媒体公开发表反对意见。而李鹏等就是利用这个政治上的“有利时机”把三峡工程推上马。

没有六四暴力镇压就没有祸国殃民的三峡工程。笔者以为，这就是李南央计划在2020年6月4日前出版《三峡啊》一书的动机。只要人们不忘却，那么无论《三峡啊》一书什么时候面世，人们的脑海里就会呈现那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幕。

二、谁与李鹏一起建造了愚蠢的纪念碑？

李南央在接受《明镜》陈小平博士采访时，引用了北大教授黄文西说过的一句话：“我们不要为子孙后代留一座愚蠢的纪念碑”。李南央说：“现在，这座碑无可挽回地立起来了。那上面刻着决策者、鼓噪者、追随者的名字：邓小平、王震、江泽民、李鹏、钱正英、张光斗、林一山、潘家铮、李伯宁、郭树言……”

本文就这个问题提供一些证据和展开一些讨论。

李鹏的三峡日记取名《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什么是“众志绘宏图”？就是说许多人一起建造的三峡大坝工程，不是李鹏一个人要建的。那么到底谁和李鹏一起建造了三峡大坝工程、这座愚蠢的纪念碑？

记录了1981年到2003年的李鹏三峡日记给出了一个回答。笔者统计了《李鹏三峡日记》中所提及的人物，一共有四百多个人，上达大禹下至方丈，如果按提及次数排列，最多是江泽民104次，其次是郭树言94次；最少的国务院总理1次（赵紫阳0次）。如果把提及的人物分组排列，就得到很有意思的结果。

三、在国家级领导人中最主要的是江泽民和邓小平

下面是《李鹏三峡日记》中提到的国家级领导人及次数：

姓名次数

江泽民104次

邓小平39次

朱镕基33次

吴邦国30次

毛泽东25次

周恩来12次

万里14次

乔石13次

温家宝10次

胡锦涛8次

李先念5次

胡耀邦2次

李瑞环1次

国务院总理1次

赵紫阳0次

提到次数最多的人是江泽民，一共涉及104次；第二位是邓小平，39次。提到江泽民的次数比邓小平多出65次。可以说，没有江泽民的鼎力支持，单凭李鹏的力量是建不成三峡大坝工程的。除去在前言和目录中所提到的，最早提到江泽民的时间是1989年7月22日。

1989年5月23日江泽民接到中央书记处的紧急通知，乘坐飞机到北京，立即被带往邓小平在西山的别墅，被告知将任命他为新的总书记。会后江泽民又飞回上海，将出访归来的万里截留在上海。5月29日江泽民再次被紧急召往北京。5月31日邓小平召见李鹏和姚依林，希望他们能以江泽民为核心，很好地团结工作。邓小平、江泽民和李鹏一伙用部队、用坦克、机枪镇压了天安门民主运动。在6月23日和24日举行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江泽民正式走马上任，李鹏则做《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虽然李鹏在镇压六四民主运动中出了大力，却没有能够如愿更进一步当上总书记。但是他亲手搬掉了阻碍三峡工程建设的赵紫阳，并获得了新的总书记江泽民在三峡工程的大力支持。

7月21日至7月24日刚刚当上总书记不到一个月的江泽民便前往湖北省、前往三峡大坝坝址——三斗坪作为第一次国内视察的目的地。7月22日晚江泽民在湖北宜昌给在北京医院养病的李鹏打电话，报告行程计划和视察坝址的感想以及表示对三峡大坝工程的坚决支持。

7月25日江泽民返回北京便到医院去看望李鹏。江泽民对李鹏说，通过这次视察，他认为建设三峡大坝工程是必要的，并大肆赞扬了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魏廷铮等人一番。三峡大坝工程是政治家手中的玩物。邓小平让江泽民当了总书记，用三峡大坝工程来安抚李鹏。江泽民用支持三峡大坝工程的建设，换取了李鹏对总书记工作的支持。有了江泽民的表态支持，李鹏也痊愈出院了。

所以说，没有1989年对民主运动的暴力镇压，就没有三峡大坝工程。

都说全国人大是橡皮图章，但是也是中共手中的橡皮图章。1992年3月18日，李鹏主持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两会”党员负责干部大会，江泽民主讲即将举行投票表决的三峡大坝工程，江泽民讲了整整两个小时，主要内容就是，党中央和总书记都投了赞成票，从而来影响全国人大代表中共产党的投票。可惜，江泽民文选中并没有将这个两小时的讲话选入，可能是难以见阳光吧。李鹏主持“两会”党员负责干部大会，江泽民去做投赞成票的动员，这是2月21日中央政治局常务会议上，江泽民自告奋勇地提出的。在会上江泽民表示，他将亲自到“两会”党员领导干部会上就三峡大坝工程去做动员，怕的就是人大代表会否决三峡工程提案。3月7日，江泽民又给李鹏打电话，让李鹏看一下他将在“两会”党员领导干部大会的讲话稿。可见当时江泽民和李鹏对三峡大坝工程的通过并不自信。用团结在党的核心领导周围、服从党中央决定的纪律，要求人大党员代表投赞成票，强势通过三峡大坝工程提案。

1992年4月3日，全国人大以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25票未按表决器的结果通过兴建三峡工程的议案。三分之二的人大代表投了赞成票，这和人大代表中的中共党员代表比例基本一致。根据一些代表事后的回忆，未按表决器的是台湾籍的代表，投弃权多是非中共党员代表，如香港的吴康民、黄梅戏演员马兰等。

所以说，没有江泽民到“两会”党员领导干部会上就三峡大坝工程去做动员，没有江泽民说党中央和江泽民都投了赞成票，用党的纪律约束人大党员代表的投票，就不会有人大代表的多数赞成票。1992年全国人大关于三峡工程的投票已经成为中国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最伟大的记录：三分之一的人大代表不同意中共三峡大坝工程的决策。

最后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江泽民为李鹏挡枪，为三峡工程压制反对派的意见。李鹏没有与三峡工程反对派交换意见的习惯，李鹏最为擅长的就是告状。在李鹏三峡日记中提到的三峡工程反对派有

姓名次数

李锐9次

陆钦侃6次

翁长溥3次

周培源2次

刘崇熙2次

覃修典1次

1990年7月13日，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结束前一天，江泽民、李鹏邀请参加会议的民主人士吃饭。在餐桌上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培源说：明天李鹏总理可能要对三峡工程表态，但是还有些问题研究得不透，特别是三峡工程的人防安全问题。是江泽民出面把周培源的问题挡了回去，说：三峡工程搞好了，将造福子孙后代。事实上，三峡工程的人防安全问题至今依然没有解决。周培源曾于1990年6月向中央军委领导建议，召开了一场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和国防大学等科研专家参加的战略研讨会。周培源带病主持了这次会议。会议认为：在目前相对和平的环境下，一定要居安思危，将三峡工程的防护问题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如今，为了武统台湾，为了三峡工程的人防安全，中共当局将不得不改变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声称一旦中国重大水利设施受到攻击，将首先使用核武器报复。这不是解决问题，而是置子孙后代的福祉于不顾。那一次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培源最后一次向中共最高层表示反对建设三峡工程的意见。1992年周培源离世。

1996年4月15日江泽民通过电话告诉李鹏，李锐上书要求停键三峡工程已经被他制止。江泽民要求李锐从大局出发。

对于翁长溥的反对意见，则是由吴邦国出面挡驾回去的。

所以李鹏在《李鹏三峡日记》的前言中写道：“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对建设三峡工程做出了重大决策。江泽民同志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后，第一次出京考察的地方就是三峡坝址。1989年以后，所有关于三峡工程的重大决策，都是由江泽民同志主持制定的，他对三峡工程的建设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因此在国家级领导人中江泽民提及次数最多，邓小平次之。这与《李鹏三峡日记》成书的时间有关，此时邓小平已经去世多年，邓家的势力也日渐衰弱，而江泽民还牢牢掌握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