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李文亮

  看到这一纸训诫书，想到善良的医生坐在公安人员面前，听着那些可怕的词汇，“违法活动”，“ 不思悔改”，“法律制裁”，“. . .”，说，“能”，“明白”，然后签字，我想哭泣。

我们不是天才，我们不是贵人，我们不是高官，我们不是富豪，我们不是哲人，我们不是网红，我们也不是强盗，不是土匪。像一粒可以延续生命的草籽，我们来到这世界上，就为享受一点点阳光，吸吮一丝丝雨露，轻触一下友善的同类，感叹一下生命的延续。我们没有那样多高贵的品质，伟大的哲理，害人的毒计，我们就想平平静静地生活一下而已。这点卑微的要求，如此宽的天，如此广的地，不会不允吧！你是我们中的一个，所以我们知道你，但你比我们更善。你是医生，你听说有致命的病毒活动，你知道自己对之无能为力，于是你告知亲友，要人们警惕防范。这是何等基本的人性，何等正常的伦理，就像那些大官大款大X们，尿来了要去马桶一样自然，更不须用医生的希波克拉底誓言，“本着良心与尊严行医，病患的健康生命是我首要顾念”，来拔高你的职业道德水平。但是你被无情抓进公安局，你被“训诫”，你被指认犯了法，因为“你的行为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一个弱小，善良的医生，如果能以此行为，轻而易举就“扰乱了社会秩序”，那么这个社会是多么的没有秩序！

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后，我也被训诫过，尝过“扰乱了社会秩序”的滋味。当时还是大学生的我，从收音机中听到了“美国之音”关于天安门广场事件的报道，在一次班里的学习会上，说了一句，“北京的形势很紧张”，这话不知道被哪位同学反映到系里。系里专门派了一位副主任，来我这里“追查政治谣言”。首先问我说了这句话没有，我知道抵赖是没有用的，只能“好汉做事好汉当”。接着问我，从哪里听来的，这就比较麻烦。坦白收听敌台，会有更大的“替敌人宣传”的政治问题，便随意扯道，“听人说的”。想不到这又引出更为严谨的逻辑结果：“听谁说的，告诉我们细节。”我慌了九神。这位副主任也看出了点什么苗头，说，回去好好想想，明天来告诉我。当天回去便找了好友串通，他说自己的厂是个十分不正规的单位，不会有人来管这些屁事，“把我的名字报给你们学校。”

第二天，把好友的名字报给系里，便等着坏事来临。

坏事没有来，因为“四人帮”倒台了。

那位副主任后来告诉我，“我也不想来查那种事，我知道的谣言可能比你还多，学校盯着要搞，我有什么办法？”于是我就想象，校长此时也会说，“省里盯着要搞，我有什么办法？”

今天，李文亮的训诫人一定也像当年的副主任一样的处境，一级一级往上走，谁都没有责任，责任只存在于那些才思横溢的，在法制社会中难于理解的段子，笑话里。

44年过去了，为什么一切还在重演，且愈演愈烈？

再过44年，这样的事还会发生吗？我们这一辈人是看不到了，但有人想得到。这就是为什么那位世界有名的华为老板，在奋斗之余，把女儿孙辈全都安放到这种事情发生的几率较低的地方去的原因吧。

我不想称李文亮为英雄，就像在纽约哈德逊河上拯救了155人的沙林博格机长，不愿人称自己为英雄一样。今天的英雄都像是些收割点击率的好手，而有良心的平凡人，才是正常社会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