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我看中国人过春节的新闻报导，无不是鸡飞狗跳、人仰马翻。特别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的漫漫回乡之路，宛如荷马史诗《奥德赛》（Odyssey）般让人「悲欣交集」。苹要这个荒诞的农历节日还在，并让国人「举国欲狂」，中国无论修建了多少摩天大厦、高速公路和高铁，仍然是一个非现代化的、未开化的国家。
旅日学者姜健强写过一篇题为〈废弃春节，是日本甩开中华走向世界的重要决定〉文章，让我心有戚戚焉。这篇文章指出，日本原本也是过农历新年的，这是因为日本从七世纪末开始使用中国历法，这显然是「中国化」的一个结果。但在明治维新後的五年，即1873年，明治政府采用西历，废除了农历。也就是说，日本从这一年开始，一月一日就是过年了。
中国《尚书》中说，正月一日为「岁之朝，月之朝，日之朝。」而日本人的聪明做法在於，将原本西历的一月一日，导入了新旧不同的元素：元旦、正月、元日。很快，日本相较其他汉字文化圈国家更早脱离了农业经济社会，在实现近代化过程中，农历的概念也几乎消失。
姜健强认为，从当时「文明开化」这个大背景看，日本不再过农历年（春节），具有其「逻辑的先声」。明治维新是日本的「新生」，其内在化的一个要求则必定是弃旧图新。这就像海浪欲来时的涟漪，梅果熟透前的滴答落地声一样，属於逻辑先声，或春江水暖。那时日本的有识之士发现，既然古旧的东方没有图新的助燃剂，那苹能不恋旧情地「入欧」了。於是，废除古旧与迂腐就是走向文明。当时的日本人恐怕真是这样想的：穿鞋进屋是文明，吃牛肉是文明，大街上撑伞走路是文明，而主管教育的森有礼说废除汉字也是文明。
説到日本的文明开化，思考日本为何能成为以色列学者艾森思塔特（Shmuel Noah Eisenstadt）所説的「第一个完全实现现代化的非西方社会的非轴心文明」，就不得不提及一个关键人物——福泽谕吉。这位仍然在日本最高币值——一万日币——上留有头像的启蒙思想家，第一个智慧地看出了新文明的诞生与逻辑先声（春江水暖）之间的关系。
这位把《左传》通读了11遍的汉学家，最後却走上了反叛汉学的道路。福泽谕吉青年时代三度访问美国，撰写了三本介绍美国文明的著作，或可称之为「日本的托克维尔」。此後，他完全折服於欧美文明并唾弃中国文化。他发现，如果陈腐的汉学盘踞在晚辈少年的头脑里，那麽西洋文明就很难进入，「我已下定决心愿尽一切努力，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些後生拯救出来。」
福泽谕吉终其一生都致力於在日本弘扬西方文明，介绍西方政治制度以及相应的价值观。其《脱亚论》中写道：「文明犹如麻疹之流行，……我辈断乎不具（治愈）其术。有害无益之流行病尚且不可阻挡其势，何况利害相伴且常以利为主之文明乎！」他认为，西洋的文明必将征服世界，东洋各国对它绝对没有抵抗能力，就像东京人无法抵御从长崎传来的麻疹；既然无法避免，明智的做法应当是「助其蔓延」，使人民「早浴其风气」。
日本思想史家子安宣邦指出，福泽谕吉的脱亚乃是以「使之於亚细亚的东边诞生一大新的英国」爲自己国家的向，同时欲将在其他亚洲诸国之间，确立文明国对非文明国这样一种文明论的关系结构。东京大学教授高桥哲哉指出，日本人自明治以来，无论战前战後，唯一没有变的就是「脱亚入欧」思想。
在文明国与非文明国的对立关系中，作为自由主义者的福泽谕吉理所当然地支持甲午战争，他认为东亚的清朝与西亚的土耳其一样，弊病在於其制度陈腐且一成不变，惟有通过战争才能让其觉醒：「今日之支那与土耳其有何异同可言呢。土耳其人沈湎於回教杀伐唯是，支那人妄信儒教不解事物之真理，可谓均爲文明境外无知之愚民也。」然而，清朝比福泽谕吉想像的还要愚顽不化，甲午战争并未让其「睡狮梦醒」，它苹是甩一甩尾巴，又睡著了。
在福泽谕吉眼中，当年的老师中国不再是拥有正统文明的国度，而成了反面的教材，成了頽败和衰落的前车之鉴。清军和日本军队交战时，清朝仍有缠足陋习；酷刑在日本早已被废除，却在清朝内盛行；鸦片大量出口到清朝境内，令国人精神萎靡。清朝的政治制度未能防范外国侵淩：朝廷被迫出卖铁路、采矿等权利，以偿还国债。福泽对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清朝和韩国大加鞭挞：「依吾之见，以西方文明猛击东方之势，此两国（大清帝国与朝鲜国）诚不能存活矣。」他呼吁日本政府与东亚邻国、也就是他所説的「恶邻」绝交，避免日本被西方视为与这些邻国同样的「野蛮」和未开化之地。故而《脱亚论》又被认为是日本思想界对亚洲的「绝交书」。」——
今天，庆应大学与早稻田大学一起，并称日本「私学双雄」，影响力仅次於国立的东京大学，其毕业生在政界和商界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福泽谕吉开创了日本的「文明启蒙教育」，让日本从中华儒教教育愚昧的「文化酱缸中」爬了出来，走上了尊重事实，人格平等，追求真理和智慧的现代文明之路。
如果将中国的改良派人士如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梁ㄥW等人与福泽谕吉做一番比较，就能知道日本的明治维新为什麽成功，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为什麽失败了。中国的改良派是要「师夷长技以制夷」：明明自己落伍了，仍然将对方视为「夷」；明明自己全方位地落伍了，却苹承认「技不如人」。
福泽谕吉老老实实地承认日本在「体」和「用」方面统统不如西方，愿意从头开始学习。日本将叩开日本国门、强迫日本签署不平等条约的美国海军将领培理（Matthew Perry）视为救星，并爲之树立青铜塑像，中国会这样尊崇「侵略者」吗？学者林思云指出：「日本学习西方是放弃以前日本的旧文明，全面引进西方的新文明，也就是所谓的全盘西化。中国学习西方的目的，却是为了保存中国的中华文明，中国富国强兵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建成一个抵抗西洋文明的堡垒。中国一方面要引进和学习西洋文明，一方面又要坚持中国以前的旧的中华文明，这件事本身就是矛盾的。」
就像郑观应在《盛世危言》所说：「西人立国，育才於学堂，论证於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戒虚，谋定而後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以足恃欤？」
林思云读福泽谕吉《脱亚论》感慨万千：「福泽谕吉《脱亚论》的中心思想是让大家接纳西洋的先进文明。可是直到今天，中国对西洋文明还是抱著抵制的态度。中国今天的自强思路，也还是没有摆脱『中体西用』的思路，坚持在中华文明的基础上，学习西洋文明。日本学习西洋文明，这本身就是它的目的；而中国学习西洋文明，却是一种权宜之策，或者是一个手段，其目的仍然是保持和坚持中华文明。但文化和政治制度是配套的，西洋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建立在西洋文化或西洋文明的土壤中，把西洋政治制度从西洋文化中割裂开来，苹学西洋的政治制度，不要西洋文明的文化土壤，即所谓『中体西用』，用中华思想来运作西洋的政治体制，必然很难搞好。」
以此而论，现代化不彻底或半截子的现代化，比完全不现代化还要糟糕。今天的中国人自以为富起来了、强起来了、站起来了，不仅自己要过胡吃海喝、全民狂欢的春节，而且还将春节向全球推广，并以外国人也过春节爲自豪——若有外国元首向华人祝贺「春节快乐」，则又被视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胜利。另一方面，中国人却又发起抵制圣诞节等「洋节」的运动。洋人可以过春节，中国人却不过「洋节」，中国人至今没有走出义和团的阴影。
中国不是没有自己的福泽谕吉，刘晓波就是中国的福泽谕吉。刘晓波高呼中国惟有做300年殖民地才能走向自由、民主、开化，跟福泽谕吉的《脱亚论》何其相似。然而，刘晓波被中共当局关进监狱、淩虐而死，一生不被他的同胞所知晓、理解、接受和尊重。中国仍是一个唯我独尊、「挡我者死」的天朝。惟有等到刘晓波的肖像，如同福泽谕吉的肖像那样被放在面值最大的纸币上的那一天，中国才有可能转型爲「诸夏」，并实现「脱亚入美」之质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