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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示威冲突前沿的一名黑衣人:我们的理想和代价
送交者:  2019年09月10日08:38:03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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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逃犯条例》修订争议触发持续两个多月的抗议活动,穿上黑衣、头盔、眼罩、口罩的示威者多次登上国际头版,示威者之间以“手足”(伙伴)相称,警方称他们为“暴徒”和“蟑螂”。他们担心被秋后算账而甚少露脸。“没有脸孔”的抗争令外界难以了解运动的全貌。

BBC中文跟随和采访一名自称“吴生” 的“黑衣人”数周,试图了解示威者的诉求、挣扎、期望和忧虑。

受访者吴生,30岁,是一名在剧场工作的员工,白天如常上班工作,晚上和周末,吴生差不多全部投入抗议活动。

他强调,这是一场“去大台化(没有公开领袖或组织)”的运动,他不代表所有前线示威者,但他可以成为个案,让大家一窥这群黑衣人的想法.

水平线

“勇武派”中的不勇武一族

吴生称,虽然身在黑衣人群,但自己从来没有攻击警察。不是不想做,是不敢做。

“我看到最前面的一群人,最年轻的只有14、5岁,他们这么年轻也够胆走到最前,我背负的包袱令我难以像他们般大无畏地冲上前,但我也不能够一直躲在后面。”

BBC中文记者多次在冲突最剧烈的示威现场采访观察发现,向警员投掷砖头杂物和放火焚烧杂物的通常是几十到一百人左右。

更多黑衣人是担任后援,他们会拆毁道路设施制成防线,传送物资,手持盾牌准备应对警方的清场,后援人数目可达几千至一万。

他们被“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示威者称为“勇武派”,但身处在示威现场,他们又会被“勇武派”同伴视做“不够勇武”。

吴生表示,理解前线示威者的想法,他们对于几百人被捕、多名同伴受伤感到气愤,但他坚持,“就算他们不走,我也一定要告诉他们怎么走比较好,告诉他们我会在后面支持。”

在采访期间,因为吴先生与其他人装扮相似,记者与他多度走失。Image caption在采访期间,因为吴先生与其他人装扮相似,记者与他多度走失。

吴生观察了这场运动中示威者的变化。

6月9 日第一次一百万人游行(警方称最高峰有24万人)后,他看着一些没有甚么装备的示威者遭防暴警察驱散,但他当时觉得,自己只应该尽力救人。

吴生开始买下头盔、口罩、多件黑衣服和大量医疗用品,多次现身示威现场。

初期的示威冲突,他会与前线示威者一同设置路障和制作纸皮盾牌,试过在最前线为伤者急救,亦当过“救火队”,即是拿着水瓶、雪糕筒(交通圆锥筒)把催泪弹弄熄。

而随着冲突升级,示威者“防具”由雨伞及纸皮制盾牌,变成自制木盾和金属盾,甚至使用气枪和自制汽油弹。

他说这是应对警方加大打压力度,“7月21日晚上在上环,我身边手足(伙伴)的木盾突然爆开,他整个人倾侧了一下,而我看不到哪儿开了枪,那时才意识到,原来出现橡胶子弹时,你无论有什么防具,都是可以死,那支枪只要抬高一点点,没有盾牌的我可能头部或喉咙中枪,就是这么近,死亡原来可能这么接近。”

示威者武器升级令政府和警方担心。图片版权GETTY IMAGESImage caption示威者武器升级令政府和警方担心。

进入7月,吴生因太辛苦而腰痛,有时不得不放弃上街。他转而做更多支援角色,在各个Telegram群组之间沟通,协助示威者了解撤离路线及前线所需要的东西。

8月5日的北角一夜,气氛紧张,现场几千名身穿黑衣的示威者,挤满了数条街道,并发生数十名持棍男子与示威者的互殴。不远处,警方施放催泪弹驱散包围北角警署的示威者。

吴生在人群中突然大喊一句,“大家准备好Gear(装备),前方已发放催泪弹,但我们人多,有眼罩、口罩便不用害怕。”其他黑衣人根本不知道他是谁,但也立刻戒备起来,连忙配上装备。

记者跟随吴生采访,他单独一人到观塘,那儿当时有零星示威者在堵路,他上前劝解该处的黑衣人示威者转移其他冲突更严重的地方,在一轮商讨后,约一百名示威者便兵分多路到其他地方。

有香港媒体发现吴生似乎在示威群众中具备影响力,打算上前采访他,但吴生拒绝并混在人群中躲开记者追问。

“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是示威者经常高叫的口号,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认为,这种口号意味示威已经变质,这些行为是挑战“一国两制”和国家主权。

但正如许多香港评论人士,以及示威者接受媒体采访所言,这句口号的本质并非意味这是一场“推翻政权,支持香港独立”的革命。

吴生说,“我不觉得这场运动中,香港独立是一个诉求,我们说‘光复香港’是把香港本身阴影阴霾扫清,令香港回归最理想的香港状态。就算‘一国两制’,高度自治也可以是香港理想状态。‘时代革命’是要把不合时宜的制度和管理者拉倒下来,换上受认可的人去当管理者。”

两个多月以来,吴生参与了大部分的抗议活动,他坦言感到很疲累。吴生知道家人一直很担心,但从来没有对他出街抗议提出反对,而他也会每晚向家里报平安。

他生于一个不愁物质的家庭,收入可以让自己租住一个满意的单位,要移民也是轻而易举。吴生说,自己现在走出来,是为了香港的未来和下一代。

他说自己不希望到别国做二等公民,也不愿留在香港做二等公民。

他指出,过去五年,香港年轻人的无力感很大,这不单是经济上“买不起楼”的问题,而是“整个世代被打压”,香港政府推出的利民措施与本土年轻人无关,而一些新势力试图走入议会,但因为他们的政治立场先后失去参选权和被褫夺议席。加上每年有来自大陆的新移民来港,他们可以申请公共房屋和领取综援,在吴生眼中,他们是在抢夺资源。

“为何每天让150名大陆人来香港?为甚么要操作我们的选举和媒体?为何要搞国泰航空公司?为何要搞我们香港本身有地标性的建筑物?在我的角度去看,就是很想把我们香港人,变得不像香港人。”

示威者坚持五大诉求:1. 撤回《逃犯条例》修订;2. 释放被捕示威者;3. 成立独立委员会调查警民冲突;4. 取消以暴动定性示威;5. 争取普选。

林郑月娥在9月4日,正式宣布将会撤回条例,但外界认为这次的让步已经来得太迟,未能够缓解局势。

吴先生认为五大诉求中只有普选,才能够解决问题核心,否则林郑月娥下台也解决不了。

中国政府及建制派人士质疑抗议活动有其他政治组织或外界势力介入,吴生这样回应,“这场运动99%的人是透过社交媒体自发,我没收过一块钱,相反,我投入超过五位数字的钱(港元)去买物资,我不知道有没有外国势力,但我认识的人当中,没有人收到巨款去搞乱香港,反而身边很多人捐钱和物资。”

“我不能否认,自从香港本土、港独思潮开始,已经有不同的网上片段教授抗争,但这些分享的技术,大多是从外国片段引过来,随着抗争运动升级,示威者累积了更多经验去改善自己的防具和铁马(铁栏路障),一开始时,大家浪费很多塑胶带才做到铁马,但现在大家技术愈来愈好,这是从一次又一次的抗争之中学回来。”

警方指一名学生购买镭射笔是藏有攻击性武器时引发民众在太空馆外抗议。图片版权GETTY IMAGESImage caption警方指一名学生购买镭射笔是藏有攻击性武器时引发民众在太空馆外抗议。

仇警与运动升级的代价

采访时,吴生试过与其他示威者,脱下口罩和眼罩,穿着便衣和拖鞋,假扮成街坊到冲突现场,加入不断责骂警察的行列。他对BBC中文说,非示威者装束能轻易穿过警方防线,“骂他们骂得好舒畅”。

这种做法难免会换来假扮街坊,被指营造警员在社区不受平民欢迎的场面。吴生承认,很难去计算真假街坊的比例,但身在现场可以控制太过激动的人。

根据香港中文大学在游行现场做的研究,示威者的诉求早已超过撤回《逃犯条例》修订,如今“表达对警方处理示威手法的不满”最为重要。

“哪里有压迫,哪里有反抗,就是因为警察助纣为虐,帮政府打压和平的市民,才有更多反抗的力量。我小时候已不是特别喜欢警察,但不至于讨厌,我不否认这是很好的职业,但到今时今日我讨厌这批人的存在。”

但在香港警方和撑警人士眼中,示威者是违法人士,他们占据道路,冲击防线和以杂物和激光笔攻击警员,威胁警务人员安全。代表底层警员的员佐级协会曾经发声明,谴责示威者“与蟑螂无异”。警方认为自己一直是以适当武力执法。两个多月的连串示威活动,数以百计示威者被捕,涉及袭警、非法集会等罪名,几十人被控最高被判监十年的暴动罪。

7月1日,数以百计的示威者冲击立法会,被视作是“反送中”运动的转折点。

吴生多次被警察的速龙小队追赶,见证同伴被捕,他指出,“仇恨”不是一朝一夕便出现,而是6月中示威活动较为和平的时候,警方武力镇压以及政府没有直接回应,所以令示威者行动升级。之后两个多月的警民冲突,示威者一直质疑警方违反守则。

包括国际特赦组织在内的人权组织多次指出香港警方执法过份使用武力。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指,香港警方武力违反国际标准,促请港府彻查。

“其实警察一直都有选择,不去伤害市民在先,你橡胶子弹先射地面再弹向人不行吗?胡椒喷雾不是近射很过份吗?如果你们跟着指引去做,没人可以挑战他们,为什么一定要违规地驱散?驱散就是驱散、拘捕就是拘捕,不可以向大家宣告现在驱散,然后封了所有路,等大家四面楚歌然后狂放催泪弹,逼到大家发疯到处走。”

视频回顾7月21日香港元朗暴力事件

7月21日,元朗一批手持武器的白衣男子在地铁站无差别追打途人,警方被拍到与白衣男子拍肩膀和平讨论,又以“持棍不是武器”和“警力不足”为由没有即时执法,结果晚了39分钟才到达事发地点,元朗袭击事件被民主派政党称为“警黑勾结”,甚至被香港学者形容为“恐怖袭击”。8月11日,一名女示威者右眼中弹受伤,血淋淋的场面让示威者更加愤怒,指控警方过分使用武力,但香港警方一直坚称,无证据证实少女眼部受伤原因与警方执法有关。8月31日,警方在太子地铁站内追捕嫌疑人员时波及普通乘客,警方辩解说,有暴力示威者进入地铁换装并混入普通乘客中。但示威者指责警方无差别执法。

“示威者如果真的非法集结、袭警,而你证据充足,你便拉便告了,但同时间,有些违规行为,警方滥权的行为,同时间也一定要被起诉,这是公平性的问题。”

付国豪事件:香港机场示威者“公审”大陆男子的来龙去脉

示威者对警方的不满情绪急剧升温,他们多次包围警署,在警署门口放火,焚烧杂物和垃圾桶,用大型弹弓向警署投掷砖头杂物,冲击警方防线,用长棍击打警员的盾牌,亦试过包围攻击警员。

8月13日,示威者瘫痪机场时,一度攻击两名大陆人,包括《环球时报》特约记者付国豪。示威者的做法遭港澳办形容是“近乎恐怖主义的行径”,建制派要求民主派对暴力示威予以谴责,但民主派政客强调不“割席(切割)”,仅表示不接受暴力。

吴生认为机场发生的事件是一次课堂,让示威者反思,“我觉得可以做得更好,反思自己会不会成为我们最讨厌的一群,群众很容易因为急得到成果滥用本身的光环(支持),被情绪带动到做出一些感观上比较接受的冲突。”

独立民间机构香港民意研究所8月发表调查,44%的受访者认为示威者有时或经常过度使用武力。年纪愈大和教育程度愈低的人,更偏向认为示威者过度使用武力。同时61%市民不满意警队表现。14至29岁受访者中,只有3%满意警队表现。

根据香港中文大学新闻系李立峰教授、恒生大学社会科学系讲师邓键一等学者8月18日在民间人权阵线发起的“和理非”游行过程中做了另一项问卷调查,结果发现游行人士中74.7%的人支持阻碍地铁、机场运作,52.9%认为可以接受对警察的武力攻击。

吴生指出,示威者攻击警察都“大快人心”,其实是恐怖的事情。但他暂时不认为,示威者有做任何事情超越了他的道德底线,“前线示威者只是做我心里很想做,但不够胆做的行为。”


“玉石俱焚”的“焦土派”

外界质疑示威者无休止地与警察爆发冲突是否能够达到其目标,吴先生说,“我觉得武力升级是保护机制,告诉政权我们不会单纯挨打,有能力反击,直到他们觉得管治成本太重无法承担下去,他们才会有所改变。”

示威者不合作运动不断升级,试过围堵各个政府部门,多次在上班繁忙时间阻止地铁关门,并快闪堵塞重要隧道入口,民间8月5日发起罢工运动,民主派工会职工盟估计有35万人参与罢工,导致超过200航班取消,8月12日,成千上万示威者进入机场,机场因而取消数以百计的航班。9月1日,示威者再度升级,破坏机场外围和多个港铁站。

这些行动过程中产生不少对骂和冲突,但也有人向示威者表示谅解。

“不合作运动一定有人反对,就算我们示威都没可能100%每个人都支持,他们觉得赚钱很重要,这只是因为他们未够生气,政治的打压未涉及到他们的生活,有一天影响到他们时,就会加入我们。”吴生的这种想法在示威者人群中较为普遍,但香港亲中的建制派支持者却更加强调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

示威者8月5日发起罢工、罢课、罢市的“三罢”行动,并在七个地区发起集会。集会后不久示威者与警察在多处发生冲突。

影响民生打击香港经济吓唬不了年轻示威者,包括吴先生在内,许多示威者认为打击经济反而是争取与中港政府谈判的筹码,这种想法引来不少观察人士及商界忧虑。

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指,示威者是押上700万人的稳定生活,“玉石俱焚的做法把香港推向一条不归路”。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香港经济面临“非常严峻的处境,面对非常大的下行压力”,过去两个月,不少店铺生意受影响,间歇性被迫停业,警告香港如果下一季经济出现按季负增长,香港技术上进入衰退。港府推出191亿港元的纾困措施,希望“撑企业,保就业”。

吴先生说,“如果香港政治制度被破坏,经济也会被拖垮,那不如牺牲一阵子的经济,去换取社会和制度公义,之后再复原,其实我们是最受影响的一个世代,我愿意用我的将来做赌注,去换取香港将来更加好的政制发展。”

示威者在地铁发起不合作运动引起乘客不满。图片版权AFPImage caption示威者在地铁发起不合作运动引起乘客不满。

面对港澳办及中联办表明中国有力量迅速平息可能出现的动乱等强硬措辞,甚至说“出现恐怖主义的苗头”,网上连登讨论区的网民均“不以为然”。有些示威者甚至笑言,“解放军来我带路”。

吴生说,“我真的从来不怕解放军,大不了大家回家,梳洗一下吃个饭,等看香港倒下,等看香港死,等看中共死,这是‘焦土派’的想法。我不会认为要做很多行为引解放军进来,解放军进来受伤害最大的不是抗争者,而是中国。如果有人死,杀手不是我,是政府。我不想看到这个最差情况,但不能因为有这个可能就自己去噤声。”

分析认为,这种“焦土派”心理的出现,是因为示威者认为没有什么可以再输而自我牺牲,不少示威者表明有被捕甚至牺牲的心理准备。但他们牺牲的可能是牵连所有香港人和整个香港的前途。

吴生说,“他们如果默许政府破坏我们的话,他们也一样有这样的代价,政制受到破坏,同样会带来经济崩溃。”

如果按照香港法律,吴生和一众示威者至少涉嫌犯了非法集结的罪名。

他对BBC中文说,自己很害怕被捕,他和其他示威者一旦坐牢不像部分政客般能够换取政治资本,换来的可能是案底以及青春,许多示威者是怀着恐惧走到前线,“可以看到这个政府是如何把年轻人逼到墙角”。

“我们这个世代已经用很沉重的代价去争取权利和自由,我们真的赌香港未来,去争取权利和自由,”他说,“如果我罢工罢到没办法生活,我会对大家说对不起,我撑不下去要上班,或是我身体撑不住,我就不再出来,我无悔,因为我已尽力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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