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从不讳言自己的个性。他曾对人说，自己身上是虎气为主，也有猴气。
　　何谓猴气？
　　人们自然想到了中国人神话世界里，那个敢于反抗旧秩序的孙悟空。
　　1961年10月，毛泽东在舞台上看到了他心目中的这个英雄。
　　浙江省绍剧团把《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改编为戏曲进京演出。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这出戏时，禁不住几次鼓掌赞赏。
　　郭沫若，也看了这出戏。剧团请他提意见，他便写了一首《七律·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送给剧团。
　　在诗中，郭沫若对人妖不分、善恶不辨的唐僧很是生气。于是写出了“千刀当剐唐僧肉”的激愤之辞。
　　毛泽东读到了这首诗。
　　他的想法和郭沫若不同。于是写了一首《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善恶不辨的唐僧，似乎主要犯了思想方法上的错误，终究还是可以教育的。给社会带来巨大灾难的鬼妖，才是必须去勇敢斗争进而彻底清扫的危险敌人。
　　政治家的理性胸襟，一览无余。
　　两年后，毛泽东和郭沫若又有了一次诗人之间的对话。
　　1963年元旦到来时，有感于国际时事的郭沫若，写了一首《满江红》以抒怀。
　　毛泽东从元旦那天的《光明日报》上读到了这首词。或许是被诗中“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的豪情所激荡，随即作了一首《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毛泽东喜欢雪，那漫天飞舞、让世界纯洁美好的雪。
　　在杭州，这样的雪景并不常见。巧的是，毛泽东1953年底第一次到杭州时，这里竟飘下了一场几十年不遇的大雪。
　　1961年11月，毛泽东又一次来到了杭州。
　　虽然已是冬天，但南方的天气并不太寒冷。不知为什么，诗人毛泽东又想起了雪，也想起了雪中的梅花。
　　被古代诗人反复吟咏过的梅花，或孤独清高，怀才不遇；或孤芳自赏，顾影自怜。再写梅花，脱俗不易，超越更难。
　　然而，在毛泽东的笔下，终于以前所未有的格调和时代精神，为梅花创造一种空灵淡远而又热烈绚美的意境，豁然开了一个新生面——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这首《卜算子·咏梅》，是毛泽东晚年诗词的代表作。
　　在诗人毛泽东心目中，这梅魂梅骨，梅趣梅神，不正是在多事之秋，那些始终有骨气、有理想的马克思主义战士应有的风采吗？
　　梅花与雪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依然是冬天的季节，1962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那天，诗人又作《七律·冬云》以言志——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
　　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政治气候和自然气候，在诗人的心海上，俨然架起了一座桥梁，一点就通。梅花与冰雪 ，在诗人的心曲中，仿佛藏伏着一根共振的丝弦，一拨就响。这首《冬云》的意境，无疑是一年前的《卜算子·咏梅》的延续和发挥。
　　精神长河
　　毛泽东一生都在梳理中国古代诗词这条精神长河，在那里披沙捡金。
　　他仿佛是在借一弯斜照汉家宫阙的冷月，折一缕渭城朝雨的柳丝，唱一曲大江东去的浩歌，点一盏醉里看剑的灯火，沿着悠长的文化故道溯流而上。
　　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现代诗人徐迟向他请教应该怎样作诗。毛泽东写下了三个字——“诗言志”。
　　在毛泽东的阅读中，他特别瞩目，密加圈点和批注的，是那些遭受环境压抑不得志的诗人诗作，是那些大悲大患的诗人诗作，是那些意气真诚的诗人诗作。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陆游写的《示儿》诗，曾感动多少仁人志士。
　　毛泽东改写了这首诗。他说：“人类今娴上太空，但悲不见五洲同。愚公尽扫饕蚊日，家祭无忘告马翁。”
　　作为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爱国主义者，毛泽东的爱国情怀又别有一番风景。
　　中华民族的精神长河，流到近代，产生了一位和毛泽东的心息息相通的卓越人物，他就是鲁迅。
　　毛泽东称鲁迅是现代中国的第一“圣人”。
　　1961年，在鲁迅诞辰八十周年的时候，毛泽东读其诗，品其人，门写了两首七绝，题目就叫《纪念鲁迅八十寿辰》——
　　博大胆识铁石坚，刀光剑影任翔旋。
　　龙华喋血不眠夜，犹制小诗赋管弦。
　　鉴湖越台名士乡，忧忡为国痛断肠。
　　剑南歌接秋风吟，一例氤氲入诗囊。
　　在毛泽东看来，鲁迅和他们一样，都是“忧忡为国痛断肠”的志士，他们的爱国诗作充溢着烟云升腾般的炽热情怀和崇高气节。
　　在毛泽东生前，比较集中地公开发表他的诗词，是1963年12月出版的《毛主席诗词》。
　　当时，山东大学教授高亨读了这本诗集后，发表了一首《水调歌头》。其中说：“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洲风雨，笔下有雷声。唤醒蛰龙飞起，扫灭魔焰魅火，挥剑斩长鲸。春满人间世，日照大旗红。”
　　由于这首词比较恰当地概括了毛泽东的创作，很快就流传开来，甚至被一些人误为毛泽东本人之作。于是，有人便当面问毛泽东，以求证实。毛泽东听后哈哈一笑，说：词写得不错嘛，有气势，不知谁写的。查实为高亨所著后，为正视听，《人民日报》花边框起重新发表了这首词。
　　毛泽东的那些气贯长虹的诗词，如同一条五彩缤纷的长长画廊，把人们，也把毛泽东自己，引向中国革命和建设波澜壮阔的奇峰异景之中。
　　这些奇峰异景，也极大地感染了外国人。在会见外宾的时候，总有人主动谈起他的诗词。
　　1960年，来自拉丁美洲的客人对毛泽东说：“主席的诗在拉丁美洲流传很广，人们非常喜爱，很受欢迎。这是个很好的教育方式。”
　　毛泽东的思想和人格，还有他的诗词，已经汇入到中华民族的精神长河，成为了一个民族的意志、情感和文化的象征。
　　如果读懂了他，似乎便读懂了这片古老土地上堆积的沧海桑田，和在二十世纪舞台上上演的悲欢离合。
　　如果读懂了他，似乎便读懂了中国的过去，并加深着对现在和未来的理解。
　　因为，历史不会随风而去，滚滚向前的时代也不会凭空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