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诗以言志。但是，凡事都有度，超过一定度，就会走向事物的反面。就诗而言，志太大了，过头了，就会变成以诗吹牛，就像1958年的中国。

这些年，因为国家经济高速发展，中国人渐渐找到了一些富裕的感觉，加上上下内外的彼此呼应，形成某种磁场效应，不知觉中，国人爱说大话的毛病又回来了。

其实，这和60年前很像。伴随着大跃进，中国出现了一场文化大跃进，即由毛泽东倡议发起的，轰轰烈烈，但却短寿，并且在后人看来不啻一则笑话的新民歌运动。

1958年3月，中央在成都召开了酝酿大跃进的会议。在会上，毛泽东令人意外地谈到了诗歌。他建议搞几个试点，每人发三五张纸，写写诗歌。有人不会写字的，可以找人代写——现在想想颇为可笑：找人代写的也叫诗？

会议是讨论经济问题，但是毛泽东却提到了文艺。这意外之中也有不意外，因为毛泽东本人喜欢诗，而且认为诗是革命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

毛泽东所说的新民歌就是诗。他认为，作家、诗人应该向农民学习，而且群众应该成为文学创作的主体，全国各地应该开展一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采风运动”，并强调，这是一场政治任务。

身为领袖，毛泽东的话一言九鼎，很快得到了文化主管部门负责人和地方领导的积极呼应。郭沫若多次谈到新民歌的重大价值作用，周扬撰文支持开展新民歌运动。

不久，中国作协书记处起草了《文艺工作大跃进三十二条》，号召在三五年内在全国范围内夺取一个社会主义文学大丰收。新民歌运动由此展开。

中国的事情总是这样，上面传出意思，下面便心领神会。中央说农民中可以涌现出大量诗人，山西省就提出县县要有郭沫若，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更认为，每个生产队都可以有自己的李白。

主角一夜之间换成工农兵，很多滑稽的东西纷纷登场，呼应当时的政治氛围，形成了独特的“吹牛体”。

一位农民写了一首《公社的山羊》，赞美公社里欣欣向荣的景象：

公社的山羊长得壮，

上山碰到非洲象。

山羊打了个打喷嚏，

轰隆一声震天响。

大象吓得直哆嗦，

扑通跪倒直喊娘：

“娘啊娘，还是公社的山羊大，

跟它比，我简直就是屎壳郎！”

在中央文艺主管部门选编的《红旗歌谣》中，有一首《端起巢湖当水瓢》：

大红旗下逞英豪，

端起巢湖当水瓢。

不怕老天不下雨，

哪方干旱哪方浇。

在《西游记》里，吴承恩给孙悟空装备的如意金箍棒够神奇吧？可是跟《一个谷穗不算长》相比，也只能甘拜下风：

一个谷穗不算长，

黄河上面架桥梁。

十辆汽车并排走，

火车驰过不晃荡。

虽然从世界范围讲，中国人对科学技术体系建立的贡献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必须承认的是，在用一张嘴跟大自然叫板的功夫上，我们不逊色于任何国家，甚至远远超过它们。

不少人可能会记得当年有一首《我来了》，在某些地方还被编入语文课本，那种气势真的是令人“惊叹”：

天上没有玉皇，

地上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

我来了！

这种没头没脑的文字，看上去牛气冲天，其实毫无内容，完全是诗歌版的吹牛不上税。结果是，你吹，我比你还能吹。你说谷穗能当桥使，我就让你见识一下水稻产量，《社员堆稻上了天》这样写道：

稻堆堆得圆又圆，

社员堆稻上了天。

撕片白云擦擦汗，

凑上太阳吸袋烟。

你能擦汗吸烟，我比你还能。一位农民在《铺天盖地不透风》中这样形容丰收的景象：

玉米稻子密又浓，

铺天盖地不透风。

就是卫星掉下来，

也要弹回半空中。

中国成了诗的海洋。诗中比能耐，各地比数量，有的省说准备在一个月内写出1000万首民歌，结果该省的一个地区领导说，这些我们全包了。湖南一位农民说，打算在一年内写1400首民歌。时间从哪里来？他说，干完农活，休息时，吃饭时，再加上睡觉前，足可以了。

对于新民歌运动的如火如荼，郭沫若功不可没。他不仅从文艺理论上肯定、赞美新民歌运动，还身体力行，在与群众的互动中，为新民歌运动鼓劲。

就连国歌词作者、诗人田汉也身体力行，他写了一组《钢铁颂》，其中一首这样描写音乐学院师生在小高炉前炼钢的场景：

读书生产两无双，

不再苍颜恋书窗。

中国正多新榜样，

炼钢炉前学肖邦。

音乐学院师生学习炼钢，这在世界音乐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是新榜样还是荒唐？肖邦练的是钢琴，我们的师生炼的是粗质的钢。可是，在田汉笔下，这成了火热的场景，一种新生事物。

新民歌运动与大跃进是配套的，生产中的冒进，必然导致思想上的发热，也必定会让一些人说出，村村都可以有李白这样的话。到了后期，有些民歌完全成了口号：

要叫番薯像冬瓜，

要叫谷粒像大豆，

要叫鸡蛋粗过碗，

要叫肥猪赛过牛。

从现在的观点看，新民歌运动中的绝大多数创作都是应景的口水诗，并没有多少艺术价值。群众是不是真正的英雄有待验证，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绝大多数群众都不是诗人。因此，一度轰轰烈烈的新民歌运动也注定持续不了多久。

在新民歌运动开始仅一年后，毛泽东感觉到了问题。1959年3月，毛泽东在郑州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新民歌运动发表谈话，说：“叫每个人都要写诗，几亿农民要写多少诗，那怎么行？这违反辩证法，统统取消。”

或许，毛泽东已经忘记，就在1958年4月，在中国作协新民歌座谈会上，周扬所作的“人人是诗人，诗为人人所共赏。这样的时代不久就会到来”的发言，得到他本人的高度评价。毛泽东说：“所有的同志一直到支部，都要努力搜集民歌，每个乡出一集也好，全国有九万个乡，就出九万个集子，如果说多了，出万把集是必要的。”

毛泽东并没有说让每个农民都成为诗人，可是，在中国这种特殊环境下，领导人的话，在下面一定会得到扩大性解读，一定会做得更过。这一点，毛泽东很清楚。所以，当他提出新民歌运动，对周扬的“人人是诗人”的话予以肯定时，就已经预示着后来的结果了。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宰相赵高当着秦二世的面指鹿为马，大臣中有人迎合赵高，说是马，也有人说是鹿。结果那些说鹿的后来都没有好果子吃，群臣皆畏惧赵高。

以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他说工农兵都可以写诗，郭沫若、周扬这些掌握文艺界话语权的人，一定会大力赞同。等到了下面，那就更是另一种场景。所以，说毛泽东完全预测不到后来的结果，显然不符合现实。因为，毛泽东对自己说出的话的分量是完全清楚的。

新民歌运动最终偃旗息鼓，但是却留下一个教训和一个疑问：教训是领导人说话一定要留有余地，不然，依中国官场的传统，会在领导指示的基础上将事情做到极致，甚至罔顾事实；疑问是，我们中国人是不是和吹牛有缘？我们怎么这么爱吹牛？为什么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的毛病还没改掉？

半年来的中美交锋，特别是中兴事件的被动，让我们对自己再次有了清醒的认识。与自然斗争，与他国较量，我们都缺乏较为务实的态度，而是把自己看得很高，只有当现实冷冰冰地摆到面前时，才会意识到现实与想象之间的差距。

个人吹牛属于性格问题，但是对国家来说，特别是和政治牵上关系，则吹牛带来的危害就绝不可小觑。

与中国人相比，西方人在自然面前通常是比较卑微的，对世界充满了敬畏。但是这种敬畏并不妨碍他们探索自然，改造自然，在这种探索和改造中，他们建立起了一整套科学技术体系，现代工业技术的进步也正是有赖于此。

而反观中国，则常常是力量还不足以支撑起自身时，就已经开始雄心爆棚。实事求是地讲，过嘴瘾的毛病，我们要比欧美人严重得多。

60年前，

中国因诗而“疯”。60年后，中国人又开始有些眩晕，又产生全民写诗的冲动。对此，我们不能不给予清醒的认识。

其实，直到今天，我们依然有一个世纪之问：就吹牛而言，我们到底是自己喜欢吹牛，还是吹牛只是手段，为的是哄领导高兴？无论哪一种，于国家，于民族，都是有害无益的。而最终，受害的只能是组成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