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国大陆对网络和社群媒体禁锢得比罐头盒还严密，连机器人都加班加点，执意要从历史记载和民族记忆中删除“六四”，但民间自有花样翻新的办法，来表明民心，对抗遗忘。连日来图片、歌曲、诗词、小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老高按：今天继续节录陈小雅《八九民运史》中最后一卷的三节。这三节所讲述的内容，我过去完全不了解，我感觉，一般民众也未必了解，因为它不属于八九民运和“六四”的主干，但是了解这一方面的内容，其实是很有意义的，其意义就在该章的标题：民心的测试。
　　正如杨继绳记载的：1989年6月7日，街头出现不少传单，而且是铅印的。其中一张写道：
　　你有机枪坦克可以屠杀人民，
　　你有电台报纸可以传播“新闻”，
　　你有权力可以自封领袖，
　　你缺什么？
　　你缺的是十亿人的心。
　　连日来，尽管中国大陆对网络和社群媒体禁锢得比罐头盒还严密，执意要从历史记载和民族记忆中删除这一重大事件（居然义正词严地指责别人搞“历史虚无主义”！真是贼喊捉贼的活标本）但是民间自有花样翻新的办法，来表明民心，表明大家没有忘记这一天。连日来图片、歌曲、乐曲、诗词、小说、视频……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这里我忍不住要介绍几篇短小精悍的袖珍小说。下面是一篇，连标点只有76字：

　　1988年高中毕业后，她去北京读大学，我去北方当了兵。第二年，六月份，一次执行完特殊任务后，清洗履带时发现一个红色的发夹，我清楚记得那是分别时我送给她的礼物。

　　这篇小说，我几年前就读过，这次我的一位在美国当教授的博士同窗发到微信群里，再读仍觉惊心动魄！（小说毕竟是小说，有人从历史细节上较真：“1988年没有征兵”“当时部队只有初中生”云云，就比我的书呆子气还足了。）文后附有“潇评”，不知何许人也，但评得到位：“不到一百字，有人物、有生死、有青梅竹马的共同成长、有分道扬镳的不同人生、有青春萌动的前尘往事、有惊心动魄的时代巨变、有惨烈锥心的阴阳两隔……能否读懂这个小说，成为代际划分的标志；当然，也是价值观分界的标志。好剧本，不知何年何月才能上演。”
　　另一篇也只有一百多点字，是制作成图片，有意歪到一定角度，还用红笔涂抹了一道——这当然都是对付网管“机器人”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老师让学生背乘法口诀。一个孩子总是将“八八六十四”读成“八九六十四”。
　　老师很生气，问是谁教的。孩子说是爸爸教的。老师问：你爸上过学没有？孩子低下头，沉默不语。这时，一名学生站起来：他爸在北京读过大学，是个疯子。
　　女老师刹那间明白了，一把将孩子揽在怀里，泪流满面。

　　还有许多令我拍案叫绝大赞“有才”的高招，此处就不一一细述了。
　　读了陈小雅这三节，我想很多读者可能涌起与我一样的疑问：既然戒严部队的暴行激起民众的满腔恨火，只是慑于国家暴力淫威而无法“鸡蛋碰石头”，但都摆明了不合作的态度；那么后来为什么又在短短时间内，转为还是顺从当局、响应当局、追随当局呢？是不是正好证明了“民心善变”、“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墙头草“风吹草偃”“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种种古训俗话呢？昨天我提到妻子的一位闺蜜，当时最担心、最害怕的就是“过了很多年之后，人们把这一切都忘了，怎么办呢”？她迄今倒是没忘，但也不再提起了……
　　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我一直在思索，在追问，有些心得会陆续写下来。但是从这几天网络和社交媒体上看来，验证了一位朋友所说的：“人们把‘六四’不是挂在嘴边，而是深藏心底了，这就是当局为什么那么害怕、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一点也不敢大意的原因！”


　　第二十一章 民心的测试

　　节选自陈小雅《八九民运史》第十卷《大结局》

　　第三节 《戒严一日》披露真相

　　1990年2月2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开国上将吕正操的读书感想。文章介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主编，1989年10月出版的，戒严部队参加“平暴”活动的征文汇集，书名叫《戒严一日》。在这篇书介中，吕将军写道：
　　“（起初）我对这本书并不在意，以为是早已知道的一些通讯报道之类。谁知出我意料，一拿起来，竟再也不想放下，甚至希望国内外广大读者都来读这本书。”
　　这是了解北京戒严情况最真实的一本书。……这些文章的作者都是写的自己亲历和目睹的事实，没有任何道听途说的东西。” 
　　下面，笔者略引《戒严一日》中平暴前后的故事，用以佐证本章的主题：
　　6月3日，被围在京顺路上的一位从老山回来的40军军官曾感慨道：
　　“想起今年2月，我们部队侦察大队从老山凯旋归来，群众人山人海夹道欢迎，鞭炮爆豆儿似地放了老半天的情景，心里很不是滋味。” 
　　该军的少将军长，则想到了1949年进入北京城：
　　“我这是40年后的再度京华。40年前，也就是1949年初，我17岁，从东北到北平郊区参加解放北平的战斗，走的也是我们这次开进的路线。北平和平解放。入城式有一个步兵师参加，恰好就是我当时所在的师，也是这次执行戒严任务我带来的这个师。当时我是个士兵，从前门进城，从东直门出城，一路上都是花束彩带，欢声笑脸，那时我只知道很光荣，很幸福。40年后，我作为一老军长，率戒严部队进东直门，没有欢声笑脸，却有围追堵截，这说明，道路是曲折的，斗争是长期的。” 
　　6月4日凌晨，一位被阻于朝阳区十里堡的39军少尉干事，冒着石雨，向围堵的群众解释：
　　“我们是奉命进京维护秩序、保卫北京人民的，请你们协助一下，把道闪开……”
　　“没等我把话说完，雨点般的石块就砸了过来。有的还喊着：‘砸死这些杀人狂、刽子手！’我怔了一下：‘北京人这是怎么了？我们是来保护他们，他们反而打我们……’我不顾一切地跳下车，问近前一位50多岁的老大爷：‘你们为什么不让我们保卫北京？’他把眼一瞪：‘看看你们这些坦克大炮吧，……如果真来维持秩序，为什么要带武器呢？’他身旁的一位老太太接着说：‘我这么大年纪了，还没见过坦克大炮进北京呢！’” 
　　39军116师高炮团一营二连雷达站站长李晓明回忆说，6月8日，他和营部车辆管理员一同坐公共汽车到邮局想往家发封平安电报。“公共汽车上的乘客都以仇恨或恐惧的眼光”看着他们。到了邮局，当他们向工作人员说明想发电报时，他们又遭遇的是同样冷峻的眼光，“说机器坏了，不能拍，拒绝了我们。”李晓明事后说：
　　“我是那样悔恨、羞愧。我那时就认识到，我们已经成了广大人民痛恨的杀人犯、刽子手……” 
　　即便逃脱了市民的围困和“暴徒”的袭击，被救到医院的战士，仍然逃不过心灵的拷问和正义的追究。
　　据解放军268医院的一位中校干事王红云回忆，6月4日下午，该院送来三个“特殊伤员”。院长宣布立即休会，他抓起白大褂三步并两步赶到了外科病房。已入眼帘的，是这样一幅图景：
　　“……两个头缠绷带的伤员半躺半卧在床上。他们的头大部分都被裹住了，仔细一看，草绿色军装上布满血迹、汗渍，黑一块白一块的。
　　我走到左边的床旁，问：‘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床上躺着的战士吃力地睁开眼睛，呆呆地望着我。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过了好一阵子，这战士脸上的肌肉搐动了一下，答非所问地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装甲车，被烧了。’
　　‘装甲车被烧了？在哪里？’我的心里一紧。
　　‘在……前面。’
　　‘前面哪里？’
　　‘在……’这战士没说完，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我问另一个战士，这个战士瞥了第一个战士一眼，嘴唇翕动了一阵子，什么也没说岀来。
　　听说急救室里也住着位伤员，而且是个连长，我退出病室疾步走去。
　　这位连长看上去二十六、七岁，穿一条蓝色棉毛裤和一件发黄的背心，头上也缠着绷带，脸上、身上蜡黄。
　　‘你们的装甲车被烧了？’我问。
　　他好像没有听到我的话，过了一会儿，才吃力地点了一下头，随后就闭上了眼睛。
　　从伤员们的神态中，我感到在他们内心深处充满了难以言状的忧虑和压抑。” 
　　恶贯满盈的003号装甲指挥车 大校副师长佟喜刚虽然没有这种内心痛苦，但在协和医院，也经受了一番“磨难”。他回忆道：
　　“我非常想知道清场任务完成得怎么样了，我的003号车和车上同志怎么样了。我盼着能有人来让我打听打听。然而，最终却令我失望了，脚步都绕开我朝远处走去。”
　　“过了一会儿，外面突然传来争吵声……闯进来两个穿白大褂的年轻人，我以为医生来了，便礼貌地朝他们笑了笑，用最大的力气说：‘感谢你们救了我。’没想到，回答我的不是免谢，却是质问：‘你是哪个部队的，是不是第一个开进天安门的那辆装甲车中被打的大校？’‘你们轧死多少群众？’‘是谁把你弄到这儿来的？’他们越说气越大，手指到了我的鼻子。我心想这哪像医生。但是为了能尽快使自己的伤得到治疗，只好忍气吞声地憋着心里的火，给他们作些解释。我求他们给包一包伤口，他们却说：‘没时间，告诉你吧，在这里不会有人管你，等死吧，死了活该！’说完急转身走了。后来才知道，这俩根本不是医生……” 
　　“……一位看上去比较老的医生走到我的身边，我眼含热泪，连说了几声‘谢谢！’老医生俯下身来，很认真地查看我的伤情，边看边摇头和叹气。……很快把我抬上了手术台。一个伤口没缝完，就听外边嚷嚷：‘不好了，当兵的开枪打人了，咱们赶快躲躲吧！’这一喊不要紧，弄的人心慌了，态度也变了。缝头上的几个伤口，连麻药都一点没打。疼得我咬破了嘴唇。最后告诉我说：‘你就等着部队接回去再缝吧。’” 
　　此后，他又再次受到“闯入者”的骚扰，被“劝降”起义。“其实我有好多话要说，但说到这我实在没有力气了，心在跳，全身发抖”，直到“闯入者”被赶走了事。
　　“想着想着，我又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朦胧中好像有人喊我的名字，我猛地被惊醒，见一个年轻医生模样的人直冲我来，上前抓住我的胳膊，说：‘你是官，打死群众你要负责，几万群众死在你们手里，你要偿命。’接着又问：‘51048是哪个部队，V04、V05号车是不是你们部队的，就是他们血洗了天安门。’后来又大声宣布：‘从明天早上起一律戴上黑纱……’” 
　　当时，正在协和医院实习的北京军区总医院的杨蓉娅大夫，证实了佟喜刚描述的一些情节：
　　“急救室的病人比往常多好几倍，大多数是外伤，我帮助包扎、止血、上药。约9:00左右，我跟随医院的救护车往中日、安外等医院转送伤员。中午12:00，我又回到体疗室，继续参加救治。
　　体疗室是医院为应付紧急情况而临时设置的，内有30多张床，床上躺着许多伤员。我发现楼道地铺上有一位解放军战士……左手动脉被打断，已做了初步处理，便小声问：‘同志，你是哪个部队的？’小战士用疑惑的目光扫了我一眼，一声不吭。”
　　与这位晚到的小战士不同，早些时候被送来的戒严部队伤员，被协和医院安排在住院部大楼的一间内分泌功能实验室内。当杨大夫走进这间“带有血迹、满是汗水的受伤官兵”的小屋时，官兵们“立即紧张地警觉起来”。
“多数人的伤口已经过缝合及处理，少数人因当时情况紧急，伤口没来得及处理。人多，房间较小、门窗紧闭，空气不流通，室内温度较高，不少人的伤口开始出现感染……” 
　　在协和医院东门附近的一间消防器材库里，还隐藏着另四个战士。在取得医院领导同意及保卫处干部的帮助下，为这些战士诊疗和服务，只能在秘密的情况下进行。
　　“（6月5日）夜11:30，在院领导和保卫处的安排下，我和任干事来到食堂准备给伤员打饭。管理员见我们推车进来，问：‘给谁打饭？’
　　‘给急救室的病号打饭。’小任回答。
　　‘病号半夜吃什么饭？’管理员不解地问。
　　我慌忙补充：‘给病区的病号打饭。’
　　忠于职守的管理员更怀疑了，小任赶紧给院领导打电话……”
　　经杨大夫之手，戒严部队从协和医院转走34名伤员。20多名伤情较重，多数行动不便。
　　随着戒严部队伤病员的逐渐归口，北京军区总医院的任务也逐渐繁重起来。在接收后来被授予“共和国卫士”称号的马国选遗体后，医院太平间的电冰柜突然坏了，不能制冷。经过检查，张技师发现，是压缩机的阀片坏了。但以前联系的三里屯制冷设备门市部告诉他：“不单卖阀片，若买，连压缩机一起买”。以后，他们又到朝阳门制冷门市部、东单制冷门市部，统统停业！ 

　　第四节　军以食为天

　　戒严部队伤员得不到妥善护理、死人得不到及时安顿，活着的人，还有吃饭的问题。
　　据任立本回忆，当他和部队终于来到天安门广场，劳累加饥饿逼迫他们不得不分散搵食：
　　“当时哪怕是个发霉的窝窝头我也能一口吞下去。首长让我带着两名战士到附近居民点买点吃的东西，当我们走出戒严区时，投向我们的是一束束愤怒的目光，似乎要把我们吃掉似的。”
　　“我走到一位中年妇女面前，问：‘大嫂，哪里有卖吃的？’”
　　“她把脖子一扭：‘哼，卖吃的，不怕死啦！’” 
　　满怀热情而来，受骂、挨打，完成任务后还要受饿，还要屈辱地搵食、争食，凄凉地分食，就是“平暴”后戒严部队面临的最迫切、最尴尬问题。
　　据担任戒严部队后勤补给工作的中校助理员傅水生回忆，还在6月3日中午开始，有的集团军已经“告急”：部队面临“断粮、断炊”的危险。
　　“按正常就餐，战士们带的干粮可以对付3号一天。由于缺少副食，一个战士一餐可吃5袋方便面，一餐吃掉两餐的。” 
　　更多的部队，则因运输食品的车辆被截、被焚烧，战士被追打时扔掉了除武器之外的随身携带物品（包括盥洗用品）等原因，呈现粮荒。 
　　27军某团上尉军需股长介绍说：
　　“从2号我们化装进驻人民大会堂就一直在挨饿。开始8个人分一袋方便面，有的战士把掉在地上的面渣渣都捡起来吃了。一小袋方便面调料，大家也分着吃。到今天上午就剩几袋了。大家你推我让，有的说让伤员吃，有的说让清场的官兵吃。真没想到，当年上甘岭的场面，如今在繁华的都市再现了。” 
　　6月4日下午18:00，天色已黑，又下起了小雨。两车方便面刚刚拉到广场，不及分发，战士们便“一哄而上”。
　　“我看着这些冒着火海石雨突进到广场，而又饿了一天的战士，没多说什么。……我区在广场的部队几万人，当天仅有万把斤食品，每人才二两多一点，又要执行任务，体力消耗大，能不饿吗？” 
　　38军某部大校参谋谷密山回忆：
　　“这时的广场周围已有几万名官兵，我们疲惫不堪地和衣在水泥地上宿营，绵绵细雨把我们的军装全浸透了，风一吹觉得丝丝凉意。进入第二天，我们由于没有粮食、蔬菜，部队起不了火，官兵每人每天只能分到两小块压缩饼干……” 
　　6月5日凌晨4:00，在西观礼台下执勤的38军某部连指导员张建华被冻醒。“战士们蜷缩在一堆倚墙荷枪半卧”。他们“已经20多个小时没吃东西”了。“相隔3米一个的哨兵，能够听到别人肚子里咕咕的叫声”。他很不安心。于是捡了些木头，用自己怀中已经揉碎的一袋方便面和哨兵练中田捐献的一袋方便面，为全连煮了一顿早餐。
　　6:00许，第一架直升飞机降临的隆隆声，引来在场官兵的一阵欢呼：
　　“‘嘿，是面包。’不知谁嚷了句，便迅速传开。”
　　“共20袋呢。”
　　两架直升机卸货以后，后勤管理人员开始分发。但这个连队去领食品的5个人，只领回“一根10公分长，直径3公分的肠和6个面包。”8个人分一个面包，最后还剩下半块。这半块面包在生病的连长和一位受伤的战士及三个巡逻兵之间传来一圈后，又原样退回，最后，指导员下令，把半块面包揉碎，煮了一锅水，全连分吃！ 
　　就在同一时刻，身在建国门立交桥执勤的39军某师一个连也迎来了“断粮”时刻。从6月3日下午19:10开始，到6月5日早晨“40多个小时”中，“全连干部战士每人只领到两小块压缩干粮”。时至中午，司务长决定出去搵食。几经周折，他找到了营里，没想到营里也断粮了……。
　　午后，终于听到有人叫了一声：“司务长回来了！”大伙儿闻声聚拢过去，没想到他只带回了两袋饼干。
　　“‘快，把饼干分给大伙！’指导员干涩的眼里闪出了光，话里带着喜音……”
　　中士王庆满回忆道：但饼干在战士们手里转了一圈，一块没动，又原封不动地转回到指导员手中，大家你推我搡地都说自己不饿！支部会动员也不灵了。年龄小、体力弱的也不听话。直到傍晚，指导员查哨回来，两斤饼干还是两斤饼干！全连46个人，谁也没动！ 
　　就如同国民党把大陆甩给了共产党，同时把治国难题和腐败的机会也留了下来一样，此时，从绝食者手里得到广场的戒严部队面临的处境，一点也不比“无政府”领导的学生好。
　　自6月4日起，抵达天安门广场的部分直升飞机开始运送食品，5日开始直升机全部用来运食品。至6日止，“三天空运67架次，运来主食8.3万斤，副食6.8万斤。尽管总后赵南起部长有指示：“近两天对进城戒严部队的后勤保障，不讲标准，不经中转，要直接发送到师旅”，但主食分配外地军区的部队日人均只能摊到0.79斤，北京军区部队更少，只能摊到0.48斤。天安门广场戒严部队“每天每两名官兵才能分吃一包方便面，许多坦克、装甲车、汽车也因为缺乏油料不能进行正常巡逻”。为加大运力，把从各郊县筹集到的食品和物资运到市中心来， 6月6日16:04，北京军区副司令齐连运下达武装抢运的指示。 
　　经过一番空中地形路线勘察后，一支配有“4辆坦克、6辆装甲车、一辆破障车、47辆运输车”的车队组成了。当日夜深人静，这支庞大的队伍经过建国门立交桥，往东开去。第二天拂晓返回。当日上午10:00许，39军115师从东到西，在行至建国门外大街外交公寓路段时，遭遇来自道路两旁高层建筑——路北的外交公寓和路南的长富宫 ——同时发出的射击，官兵一死三伤，死者为39军上等兵臧立杰，时年20岁。39军随即向两边大楼开火，搜查了长富宫，并包围了外交公寓，至下午3:30撤离。酿成了国际上轰动一时的“枪击外交公寓事件”。 
　　因此地是运粮队必经之地，为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在此后的几天里，押运指挥官决定采取“虚张声势”的策略：
　　“指挥坦克和火力掩护队，先于车队占领警戒阵地，造成半合围态势。这一招还真管用，我们很快通过了……” 
　　“六四”后许多年来，北京人都不理解，为什么在“清场”后的日子里，还发生了那么多枪击事件，尤其是在“平暴”夜没有多少伤亡的北京东部，部队还有那么大的动作？因为，维系戒严部队生存的食品集中地在东边的通县！这些耀武扬威、随意开枪，不停地来往奔驰的武装车队，所执行的任务，是一个完全不亚于“平暴”的，更庄严的任务！20万紧紧占据了国家首都的野战军，没有吃的，将会发生什么情况？你想过吗？别说是朝外交公寓开枪，朝任何方向开枪都是有可能的。
　　据刘亚洲介绍，事后，杨尚昆就曾心有余悸地说过：
　　“（6月4日）这天早晨天安门广场如果有一个班出问题，都不得了。” 
　　据解放军总后勤部少将芦光祖回忆：
　　“我们几乎是在空对空的情况下展开工作的。没有基地，没有依托；因为暂时的误会和不理解，又得不到广大群众的支持……
　　遥望蓝天，我心中不免划起一个又一个的‘？’号。”
　　“以前，部队打仗也好，行军拉练搞演习也好，住的是老百姓的房，用的是老百姓的锅，点的是老百姓的灯……而现在……” 
　　北京城区找不到吃的，部队就到北京郊县寻求支援。据大兴县商委主任刘士忠回忆，6月7日，他突然接到县政府办公室电话，说“有支戒严部队已经3天3夜没吃饭了，现派人来我县要买4千斤包子”。不久，他接待了三个穿便衣的人，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还带着介绍信。
　　“首长忧心忡忡地说：‘城里的饭店大都停止营业了，没关门的，由于误解，也不卖给戒严部队饭菜。战士们由于长时间光吃压缩饼干，身体很虚弱……”
　　“这个任务必须完成”，这位刘同志党性很强。但他又必须考虑，交谁完成？怎样完成？他甚至想到应该为戒严部队送去，于是不假思索的问了一句：“你们在哪里宿营？”
　　“谁知，解放军同志兴奋的目光荡然消失。憔悴的脸上瞬间布满为难而又警惕的神色。我顿感失言，暗暗自责，盯着满窗阳光，随手抓起电话……这时，只听部队的同志说：‘主任同志，请你不要对下边说这是为戒严部队做的！”
　　“我猛回头，面前是三张难以名状的脸。从这脸上，我感到了一言难尽的悲哀！” 
　　包子出笼后，在一个承包点，还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餐厅经理要求参加做包子的人“每个人吃一个”，而且他“带头先吃”。这不是为了犒劳大家，而是“为了确保解放军同志的生命安全”！ 
　　文中，这位刘主任透露，即便在大兴，“6月7日的菜市场，已经彻底失去了往日的公平，有的摊位空着，有的摊位却是人挤人，人压人……菜头几乎不见，大葱一块五一斤，韭菜卖到两块。在前几天，这都是二三毛，三四毛钱一斤啊！”
　　北京周边郊县承载着北京市二千万人口的补给，能提供戒严部队数十万人的经济支持能力毕竟有限。于是，部队供给部门把目光放到了天津。为旅途安全，还不得不启用空军。 
　　但是，更严重的问题出现了：即便有物资，没有钱买，在当今社会也是不行的——戒严部队出现了“银荒”！

　　第五节 银荒

　　“（资金）就像输给戒严部队的血浆。没有它，在首都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就将无法生存。” 
　　据北京军区后勤部中校助理员洪希涛回忆，为了这次“银荒”，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坐上了周恩来、陈毅坐过的专机：
　　“‘六三’以后，一时间说不清形势是好转还是更加严峻。从我接触的情况看，北京市内的银行、票据交换中心、邮局都停止办公。6月6日，总后勤部正式通知，总后供给部队的款项一分也拨不出来。部队用的转账支票到郊区商店和银行也不好使了。”
　　“‘上哪去弄钱！’后勤部芦副部长也急了。”
　　“尽管我们在部队行动前四处筹款，使部队携带了15天的现金储备。可是，几天内不断接到部队的报告，由于装备损失严重，恢复和补给用款大量增加；还有的部队反映，这几天物价邪了，一个鸡蛋，卖给别人两毛，卖给部队一元，西红柿要花10块钱一斤。这样下去，坚持七天八天也很困难。”
　　“现在是商品经济，没钱，能玩得转吗？”
　　于是，总后决定到外地筹款。他们把电话打到沈阳军区。沈阳军区后勤部财务部几经周折，通过几家银行，才提出十多万元。以后，军区又下命令，要锦州、辽阳、长春等地驻军筹措，限期“10日内送到沈阳”。 此行，洪希涛带回100万元现金，200万元汇票，也给历史充当了见证人：
　　“据一些老同志讲，过去部队执行任务，走到哪里，吃、穿、用都是就地筹集。用飞机给部队运票子，在我们建军史上也是没有过的。” 
　　“（6月）7、8两日，……总共为天安门广场戒严部队筹措和抢装了各种熟食品120000公斤，各种油料479桶，各种蔬菜15000斤，是4、5、6日三天用直升机空运物资总数量的十几倍。” 
　　据戒严部队某部干事申敬旺回忆：“我曾到战计部门查阅戒严以来各仓库的收发报表，再和过去的收发量比较，统计表上显示出：某综合仓库：24天＞420天；某军需仓库：一个月干了一年半的活；……” 
　　6月6日晚，李鹏召开中共中央、国务院所属单位会议，要求地处东西长安街的24个单位为接待戒严部队“腾房”。在讲话中，他几乎是以硬性摊派的口气，对在座的党政高级干部发话的：
　　“从6月3日开始在北京发生的这一场反革命暴乱，性质是非常严重的，是关系到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存亡的一件大事情。所以，同志们在接受戒严部队安排住宿任务的时候，不管有多大的困难，必须从这个大局出发。……作为我们多年培养出来的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要从国家和党的生死存亡这样一个大前提来考虑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愿意把这个国家交给他们？如果不愿意，只有一条路，就是支持解放军执行戒严任务。……沿东西长安街的国务院和中直的二十多个单位要接受解放军进驻你们大院的任务。解放军不会干涉你们的正常业务，你们只是给解放军提供一个驻地，便于他们执行戒严。你们应该以非常欢迎的态度来迎接解放军。有什么困难也必须克服。……解放军并不要求太好的房子，有住的地方，有水喝，有饭吃，有一份热菜热汤就行。……” 
　　李鹏讲完后，罗干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落实接待任务。
　　据山西省驻京办事处回忆，6月9日，与天安门广场仅一站之遥的该机构，在各省驻京办中第一个给广场戒严部队送去了食品，出发时仍做了“地下工作”准备：
　　“他们买了100箱罐头、200箱饮料、750公斤面粉、200条烟和一麻袋大蒜，代表省委、省政府去慰问戒严部队。下午3:00，他们找好了司机，拆掉车上的车牌，由所长押车，冒着生命危险，把三车慰问品安全地送到天安门广场戒严部队指挥部。”
　　戒严指挥部领导激动且带心酸地说：
　　“你们是北京驻外单位（原文如此。按说应该是“外地驻京单位”，正好说反了。——老高注）第一家在我们处于最困难时期支援我们的。” 
　　如果戒严是得人心的，这些哀求都是不必要的。人民当捧出最好的东西款待自己的子弟兵。
　　如果戒严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就不会在5月19日戒严令尚未发布就自发地出现“全民截兵”的运动。在6月3日开始的进兵中，部队就不会遭到严重的围堵，军民双方就不应该发生如此巨大的伤亡。
　　如果戒严是正义的，人民军队不会发生有史以来不曾发生的困惑，从将军到士兵，都经历一场心灵的炼狱。
　　同样，如果动用野战军解决国内政治事务是正确的，党的宣传工具不会采用如此多的欺骗手段，并面临如此的尴尬。据最后履行《人民日报》代总编之职的陆超祺总结：
　　“近十多天来，上面指定发表的东西越来越多，有的是直接送原稿来，有的是指定转载某报某日某人的文章，有的是拐着弯子由新华社通知说是上面指定要发的。这些文章、新闻、来信，有个共同点，就是没有真实姓名、地点和单位：有的虽然有署名，但是假的，没法查核。仅从10日算起，就有下列文稿：
　　6月10日一版：十二名大学生的《反思起来我们无限内疚》；北京高校一青年教师的《美国之音，造谣可耻》；三版：《北京市一普通家庭三代人写信给伟大的解放军官兵》。
　　6月11日一版：《北京日报》的《一位目击者谈六月四日凌晨天安门广场清场情况》，文中说，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人，‘广场上没有枪声’。二版：《首都群众救了我一一戒严部队战士陈海波谈被救经过》。
　　6月13日三版：《祖国不会忘记你们》，署名“湖南长沙两共产党员”；二版：《方励之违背人民意愿》，一位中年知识份子的信(《新华社》据“有关部门”提供)。
　　6月14日，《一些城市连接发生严重事件说明了什么？》作者郭玉水，不知何方人士。
　　文稿不署名，不提供可查的单位和地址，据说是为了保护作者的人身安全，如《北京日报》在编者按中说的，也如王维澄在发表孙巨来信时一再关照的。保护作者的人身安全当然是必要的。在没有言论自由的专制统治下，许多批评当局的文章往往署假名，这是报刊对被批评者的保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一些揭露某单位、某领导干部错误的文稿，也不署真名，为的是避免当事人对作者的打击报复。现在这些不署真名的文稿并不是批评有权有势者的错误，而是相反，都是站在党和政府的立场，为党和政府说话的，还要保护作者的人身安全，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据杨继绳记载，6月7日，街头出现不少传单，而且是铅印的。其中一张写道：
　　你有机枪坦克可以屠杀人民，
　　你有电台报纸可以传播“新闻”，
　　你有权力可以自封领袖，
　　你缺什么？
　　你缺的是十亿人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