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先生

17-18世纪欧洲开启近代以来政体从专制类型转向民主成为欧洲各国历史的主格调之一。民主转型有三种模式。

街头抗争

第一种是街头抗争导致当局开放民主。这是欧洲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以后的结果。就是自从资本主义发轫以来，由于企业主需要大量工厂劳动力，导致大量农民进城当工人，城市扩张。城市内修建马路，马路则给民众上游游行创造条件。

在以前的农业社会里，城镇不是社会的主要形态。农庄是主要社会形态。农民在领主庄园劳动。农民对领主形成人身依附关系。庄园就是农业生产单位。由于各个农庄基本自给自足，各个庄园是孤立的社会。而且交通不便。即使有人和马走的路，也基本上是小路。除非朝廷强征重税导致各地农民群起反抗，农民很少采取集体行动。

工业化以后，出现城市化。城市内的大马路和广场成为市民聚集的场所。游行示威成为一种社会现象。例如，根据美国学者查尔斯蒂利的一本书，1848年法国里昂的纺织工人第一次上街游行。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示威游行。用现在的话说，发生了一次群体事件。后来，工人的街头示威经常出现。

甚至农民有时也到城里来示威。农民对政府不满的时候会开拖拉机进城游行。农民不在农村示威，而是到城里示威。城市是媒介，方便农民传递信息和提出自己的要求。

示威游行曾经迫使一些国家的政府让步，给与民众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结果，自由选举方案出台。这就是一种民主转型模式。就是人民上街给当局巨大压力。政府转向疏导民意。同意实行民主选举。

英国是个典型。1820年代，英国爆发宪章运动。当局给与严厉镇压。但是，英国民众不屈不挠，政府意识到需要疏导。就允许人民发表意见。最终，1832年英国议会通过《改革法》，给与男性公民选举权。英国人并非因为革命流血获得选举权，而是通过街头抗争获得选举权。

政治动员

第二种是当局进行政治动员给与人民公民权，包括选举权，政体从专制转向民主。欧洲有些国家的公民获得选举权的原因是政府有求于人民。政府需要进行政治动员。人民乘势提出要求，希望获得选举权。并非是通过革命流血获得选举权。

在中世纪欧洲，封建制度决定欧洲各国并没有建立完善的政府体系。国王是国家内最大的贵族。贵族在自己的领地就是主宰。几乎没有多少国家机器。骑士是乡村的警察，他们从国王或贵族那里承包治安工作。几乎没有军队。如果发生战争，国王会召集贵族诸侯开会，要求各个贵族出人打仗。主要是领主“雇佣”的农民上战场。战斗人员不多。绝对主义君主制时期，国王打仗时会召集雇佣军。瑞士或爱尔兰雇佣军都非常出名。但是，使用雇佣军费用昂贵。

拿破仑在法国取得统治权的时候，需要打仗。可是军队人数非常有限。为了动员法国人上战场，拿破仑宣布所有法国人是公民，给与选举权。于是，动员人民踊跃参军，组成百万国民军。就是义务兵。当局无需花钱。于是，拿破仑的百万大军横扫欧洲，其他国家的王朝军队都不是对手。瑞典也发生类似现象。当瑞典国王动员人民参军的时候，有人提出“一人、一枪、一票”的口号。就是，要我扛枪可以，但给我选举权。

民主思想的影响力

第三种模式是，民主思想深入人心。人们主动订立宪法，实行民主制。美国革命成功以后，美国立国者通过宪法建立民主制。这个时候，民主思想占据统治地位。专制思想已无市场。虽然美国革命的起因是抗税，就像法国革命爆发的原因也是人民抗税，美国建立民主制的主要原因是一种民主思想的影响。那个时候，美国人民对专制制度有切肤之痛，没有人主张专制。革命成功后，自然选择民主制度。

俄罗斯转型建立选举制度可能也属于这种模式。虽然在上个世纪90年代，欧罗斯人民也上街游行，但估计真正起作用的是，人民已有拥抱民主的想法。当年，叶利钦站在坦克上发表讲话的时候，俄罗斯的士兵都愿意聆听其主张，无意镇压要求民主的人民。个人认为，当时人的思想发生变化是个关键因素。当然，当时东欧其他各国的人民也有同样的思想倾向。

最根本的原因是，统治者上层不再像过去那样坚持专制思维，而且也同情民主。上层出现立场松动后，就永远阻止不了后来的一波又一波的民主要求，直至宣布进行变革，举行自由选举。

从人类历史经验看，专制国家转向民主都有一些具体原因，而非暴力革命导致民主。暴力革命可能成为一个催化剂，但是，建立民主制始终都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一种具有某种积极倾向的互动。人民提出要求，上层做出让步，最终建立民主制。

从中国的情况看，如果将来中国能出现民主演化，最大可能是因为民众的上街示威游行所致。如果群体事件不断增多，上层或许能意识到需要疏导。然后，就要开通言路。就是说，不把人民的要求视为颠覆行为，而是人民要求表达意见，政府愿意给与人民表达意见的合法途径，最终会走向民主。就像以前印度的圣雄甘地和美国的马丁路德金那样，展开非暴力抗议行动，促使当局转向民主。

在中国不存在政府动员人民而让步的情况。中国古代从秦始皇时代就建立严密的政府行政体系，政府抓壮丁已拥有军事人力资源。在中国传播民主思想也有较多困难。当局对民主思想传播采取压制的政策。普罗大众并不将自由或民主看作最重要的目标。他们没有不自由，毋宁死的精神。中国的老百姓只要有饭吃，就满足。但是，如果政府治理不善，人民日益不满而上街示威游行的话，则可能对当局构成巨大压力。维稳经费一定要增加。如果一味镇压无效的话，民主转型的曙光就在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