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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主:bob
 
一个人能多少次扭头装没看到?答案在风中飘
送交者:  2019年04月30日09:19:19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儘管做了充分心理准备,疫情比预料的还要令人心惊,不是亲眼目睹难以想像。在这个艾滋病村庄,几乎家家葬了已死的人、家家躺着要死的人。刚进村,就被人拦着:“到俺家去看看,去看看吧……”正值春节期间,他们以为上级来发救济


  老高按:2004年夏秋时节开始,河南社科院研究人员刘倩,有机会进入河南艾滋病疫区做调研,多次往返于中原大地的艾滋病村庄,亲眼目睹不幸的人们一个个死去,一次次行进在送葬的队伍中,和乡亲们一起埋葬他们死去的亲人,见证了一场惨绝人寰的世间悲剧。关于河南艾滋病事件的真相,从来就没有真正公开过。作者要向世人讲述这里曾经发生过的故事,驱使她写下来的动机非常单纯:为了那些生命不被忘却,为了那场悲剧不再重演。
  我曾在博客上介绍过刘倩及她的文章。我知道她的名字,是听现在旅居纽约的高耀洁大夫说过好多次(高大夫甚至说过,要把自己多年积攒的一千美元资助刘倩出书,披露艾滋病真相)。后来就接到刘倩一篇又一篇调查手记和照片。我没退休时,我就编辑了,安排明镜旗下网站和杂志刊登——杂志都是亏本经营,发不出稿费,但刘倩说,不挣稿费我也写!不为钱,写了才能让世人知道真相。
  (总有人散布说,你们抹黑中共、中国,都是拿了外国反华势力的钱。这些人,自己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为信条,根本无法理解世界上毕竟还有像高耀洁、刘倩、周浙平、谭松、胡杰、依娃……这些秉承良知来追寻并揭露真相的人的情怀!当然,我不指望能让他们改变说法——能叫醒装睡的人吗?)
  我退休了,便建议刘倩:何不开个专栏,您每月一篇万字文?这样,从今年2月开始,明镜旗下《内幕》月刊开辟了“中原血祸·田野手记”专栏,请作者每月一篇。当然,都是无法支付稿费的。前一段时间,我在我的博客上转载了第一篇,下面是第二篇,发表于《内幕》月刊3月号。
  这些文章,看了心情沉重,但是我建议读者诸君看下去,这与北京、上海和深圳的建设成就一样,与中国众多经济、科技成就一样,都是真实中国的一个侧面。真正关心中国者,怎能对之闭上眼睛?从文中看,当地政府、社会团体逐步在加大对艾滋病患的救助,令人心暖;从刘倩拍摄的众多照片,我也注意到:村民们穿的衣服都很不错。但是,大错已经铸成,大祸已经酿就,无法挽回他们极其不幸的命运。这从一个方面警示我们:在中国,几乎掌管一切社会资源和权力的政府,一个决策错误,会造成何等严重和深远的恶果。


  艾滋病村谁家是“最困难户”
  
中原血祸·田野手记之二

  刘倩,《内幕》月刊2019年3月

  村主任李卫华领着我走访村里“最困难户”,并向我一一介绍情况。儘管我已经做了充分的心理准备,疫情比预料的还要严重,还要令人心痛心惊,许多情境不是亲眼目睹难以想像。在这个艾滋病村庄,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艾滋病人,许多家里躺着要死的人。刚进村,就被人拦着:“到俺家去,到俺家去看看,俺家哩床上躺着哩,去看看吧……”,都在诉说自家的困难。正值2004年春节期间,他们以为上级来发救济了,这使我很愧疚……
跨越世纪之交的河南艾滋病事件,是一场殃及千百万人生活和生命的大悲剧。但是许多年过去了,事件真相至今鲜为人知。逐家走过去——

  第一家:男人死光了

  第一家,李立功家。
  “这一家公公、婆子、儿子、媳妇,全部感染艾滋病,男人死光了,袁香莲是家里顶梁哩。”村主任介绍说。香莲是这一家的大儿媳。
  袁香莲的婆婆、李立功的母亲泣不成声:
  我四个孩子,就冇(只剩下)一个小闺女。大闺女查出来艾滋病上吊自杀,撇下一个外孙、一个外孙女。这儿,三年里头死了爷仨,八个月里又去了他弟兄俩。(痛哭)都是30多岁。小儿子发病喝药自杀……为啥卖血?不是穷急哩么!老天爷啊,谁会知道有这事,要知道会得艾滋病,给一万也不去,拉棍要饭也不去啊……我60岁整了。我的命也到时候了,还能操劳多少年呢?这心里过不了,我四个孩子没有一个小扳(夭折)哩,这不,俩儿,三十多岁,三十一、二,三十四、五,大闺女转过年四十一,都走了……。那时候穷,俺孩子啥东西也没有吃到嘴里,现在吃到嘴里就想着俺孩子,心里难受……
  我也去卖血了,身上有病毒。孩子他爸先走,拉肚子,肚里不好受,治不好,那时候还没有来查病毒,到今年都走了六年了。(脱下一隻袖子,给我看当年卖血的针眼)。卖血有十来年,开始卖全采,后来卖单采(卖全血,谓之“全采”;只卖血浆,将分离出来的红血球输回体内,谓之“单采”),都是一采两袋子。在沈丘一开始就是卖单采,后来去过周口、项城、郸城、淮阳、郑州、开封……光血卖的有两缸!那可真有!村里好些人都去过,就跟做生意一样,你去他也去,就都去了。反正百姓命可怜!


最困难户1.png

  袁香莲是李立功的大儿媳,是家里的顶梁柱。

  李立功的妻子袁香莲说:“我现在最担心发病,我得为两个儿子活着。一家男人死完了,都是因为艾滋病。”公爹最早发病,死几年了。丈夫弟兄俩,去年一年里头死了。弟弟先死,是喝药自杀,31岁_他两口结婚一年就生气离婚了,都查出艾滋病,日子不好过。弟媳胡红回娘家还是没钱看病,死在娘家了。老二建长听说媳妇死了,也没孩子,自杀了,去年二月间。
  袁香莲随后说自己家:
  孩儿他爹随后也死了。
  俺两口检测出艾滋病,就出去打工,到宁夏,我姨姐在那卖鸡蛋,奔她去了。他发病了,不敢跟人说是艾滋病。后来邻村晁庄人去了,跟人透露了艾滋病的事,说我们有病哩,我们是卖水果,就没人来买了。丈夫急着回来,说回家喝口水也是好哩,腊月间他先回家了。姐留我,他们不知道我也有病,留我住姐家,不用租房。丈夫病重打电话我才回来,回来伺候他。到白集卫生院输水,他不敢去,说:“不去,去那死得快些。”拉住他去住院,看到别的病人心寒,又说:“不能在这儿,还是老(死)家里。”住了一月多,药也不全,8月15号出院,20号死了。最后,扎针也扎不上,瘦得只剩皮了,瘦脱相了,鬼一样,谁见都害怕,孩子不敢上跟前。死罢一个月,儿子都不敢进屋,到现在还不敢一个人进屋。
  现在八亩地,就靠我一人了,婆婆也发病了。孩子的大姑姑也有艾滋病,查出来,上吊了。孩子小姑家,俺妹夫也有艾滋病,查大庄的。那庄上有艾滋病的也可多,都瞒着不敢说,那庄不出名,不像咱庄敢公开。


  第二家:病人躺在庵棚里

  第二家。六十多岁的孟宪友正发病,在黍秸杆搭成的庵棚里躺着。
  他家房塌了,大冬天,难过去。他老婆花英也卖过血,没敢检测。他两儿子麦前麦后5个月里都死了,都是艾滋病。大儿媳也是艾滋病,小儿媳娘家人领走了。“撇下五六个孙子孙女,大的十来岁,小的还吃奶,孙子辈儿里也有艾滋病——都成艾滋病了咋弄?”
  孟宪友没敢去检测的老婆花英嘤嘤地说,算是对自己不去检测的解释。当时官方正在开展“拉网式大检查”,但是出于各种原因没有参加检测的既往献血员还有不少,所以究竟多少人因为卖血感染艾滋病,至今仍然是个谜。
  随后赶来的孟庄组长孟昭红说:
  宪友一家惨到底了。他弟兄四人加一个妹子,一大家子九个艾滋病!宪友是老大,老二两口死罢了,撇下四个孩子,仨大点的出去打工了,最小的闺女在阳光家园,房空了,孩儿们没头偎了。老三,四五十了,单身光棍汉,穷,没寻下老婆。老四现在也是单身汉,寻个瞎子也死了。妹子婆家李竹园,妹夫艾滋病死了,她又嫁一家,受歧视又拐回李竹园了。跟前仨孩子,名儿起得可好:钱龙、钱虎、钱凤。俩大的打工去了,小的在阳光家园。妹子回李竹园婆家也还是受歧视受气。
  ——那让他们回来呗?
  回来?回娘家?娘家咋收?还有几个孩子哩,净负担!他一家八九个艾滋病,吃谁的?各顾各还顾不住哩!都光听上级拨款多少多少,见不着呀!前两天(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捐赠的又哪去了?这不,房也塌了,想叫我去锯树给他盖房——是哩,路边树,各家地头上,当时户家一棵2元买的树苗,一亩地头摊3-4棵,说是谁栽归谁,后来又说都算公家的,私人不能动。他们想叫我去锯,我说,不能。我要被拘进去了谁还能替你们说话?他们不敢,光叫我上!我说:他们得的都是艾滋病,你们去锯呗,真拘进去了,我还能在外边替你们跑跑。。
  孟宪友蜷缩在被子里,只露出一个秃顶,听见我们说话,以为是医生来了,头并不伸出来——庵棚里实在太冷——蒙在被窝里哆哆嗦嗦地说,赶快找本儿(艾滋病医疗本),给先生(当地对医生的尊称)瞧瞧!他很想活下去。
  不久孟宪友死去,果真没能过去这个冬天。

  第三家:父子三口半年死

  第三家,张月英家。
  组长孟昭红说:她公公她丈夫弟兄俩,他们爷仨,一年里死的,都是艾滋病!月份我说不清了,日子倒记得:初五、十五、二十五。她本人也是艾滋病,她大儿子肾积水,两个小的可能都是艾滋病,老三是爹娘病后出生的。她公公检测出来艾滋病不到三年死了,50多岁,她丈夫“本子”下来就死了,32岁,检测出来才2个月……“一个妇女家带三个孩子,困难得很!叫她自己给你说说。”
  张月英就说——
  我20岁结婚(1993年)就开始卖血,今年33岁。出去打工三年。我在山东一家电子厂打工,做小零件,一月工资700元,丈夫在建筑队干泥工,每天25元。家里检测艾滋病时候,婆婆打来电话告诉我们,但我俩没回去参加检测,想着不会有事。2005年3月,发病了,自己找到当地市防疫站要求检测,检测出艾滋病——在山东威海边戎城检查的。全家测出三人艾滋病(他俩加儿子)。医生很同情,给我们每人100元,共300元,说:“回去看病吧,我们这里没有抗艾滋病病毒药,你们河南上级救助了额几百万,有药。回去治好了再来打工。”
  4月回来在白集卫生院住院,主治大夫胡万廷、李昭。自费买药2600元,吃的花2000元。到县药店买药花3万多元。埋葬丈夫费用1000多元,细算:衣服125元,待娘家客2桌380元,烟100元,棺材550元是贷款,共计1050元。火化费用,到镇民政问了,需要1100元,没有这么多钱,没火化。现在卖豆子还埋葬费。
  现在生活很困难,跑了一个月了,县里说叫去法院,县委在法院接待。找过刘广明副县长,他负责贫困哩,找过公社张书记,都没用。今天村里孟昭彬的娘死了,老死的,孟宪彬是他一门的,回来了,他是县民政上的,副职,我也找了他一趟,他说“尽力反映”,现在放假了,过罢年再说。为了孩子我还得跑,靠大家、社员、领导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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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月英一个农妇带三个孩子。

  孟昭红接着说:她丈夫死罢几个月,她兄弟海峰也艾滋病死了,死时候欠7000元。这边埋罢,那边债主就去他家拉东西,我去说说,吵啥!人家还有媳妇、小孩哩,还得过不是?说说,东西放下了,我没去到时已拉走一三轮车罢了。农村就这情况——穷!
  张月英说:俺4月回到家,5月5日海民(丈夫)走了。10月15日海峰(兄弟)死了。11月25日,公公死了,到昨天一个月。村里都说俺一年中家里死了三口,其实只有半年。

  第四家:山墙打洞羊被偷

  第四家,孟昭友家。
  在去往孟昭友的路上,村主任李卫华先向我介绍孟昭友家情况:他三个儿子都卖过血,老大两口死了。大儿先死,大儿媳妇也是艾滋病,领着仨孩子——两儿一闺女——走了(嫁人),今年五月初一也死了,三个孩子就又拐回来了。大孙子才16岁,领着大弟弟14岁到广州打工去了,跟亲戚一路,。
  刚进村,村人就告诉说,孟昭友家夜里羊被偷了!“院墙、房屋山墙被打洞偷哩”,指给我看,垒补上的洞口泥还没干。院子里晒着破棉絮,一间不大的房屋人羊共住:西头住人,中间隔出一间“庭堂”,东头养羊。孟昭友不在家,他的妻子董莲英在家做鞭炮。
  董莲英告诉我:“大儿子叫平聚,要活着也有42岁了,属兔哩。平聚死后,村里沥沥啦啦开始(死人)了。小滩李俺亲妹子妮儿家,丈夫马德新2005年9月初四才死的,她婆家弟兄四个剩下一个,剩这一个人带九个孩子。都难着哩!俺这房子漏,才说想修修,人羊住一块。羊不敢搁院里,偷哩厉害,这搁屋里,还是叫偷了!”
  卫华问:就没有听见动静?
  “咋听不见?听见有动静,赶紧起来,一看羊没了,墙打了个洞!门拉不开,外先(外面)门鼻子被贼拴住了。好不容易把门弄开,院里大门锁着哩,一时找不着钥匙,着急把门卸下来,门外头,眼瞅着羊走远了,撵不上了。家里没任啥了,就指望着这几隻羊值个钱。人老了,不中用了,腿痛,干不了别的啥,就‘辫’个炮(把做好的散鞭炮,编成一挂挂鞭炮),一天辫三两块钱,攒聚着买个菜、买双鞋,还得瞧病。走不动咋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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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昭友带着小孙子。

  有人把孟昭友找回来了,他一脸折皱里都是忧思愁绪,蹲在地上,半天才说出一句:“没想着贼会偷俺……”泪就下来了,一双粗糙大手赶紧去抹。半晌又说,开门看见门口搁几块砖,要是出来早还砸死我哩……贼就是欺负我老了,家里没人。唉,没想着这人老了老了咋恁难哩!快过年了,指望几隻羊还账哩,房也漏了得修修……大儿死了,今年媳妇也死了……老二在外边有媳妇了,生了一儿一女,不敢对媳妇说(家乡艾滋病情况)也不敢回来。一大家人家就这散了……。这时小孙子站在爷爷身边,满脸成年人的忧愁。

  第五家:三个儿子全病亡

  第五家,李可信家。
  李可信是1958年入党的老党员。他的三个儿子一年不到全部死于艾滋病。在他居住的两间小破屋里见到他时,只见他满脸的悲苦,他生病的老伴躺在床上。问他:“儿子的房子没人住了,你怎么不搬过去住?”——村主任领着我刚刚从他儿子卖血盖起的新房院过来。
  李可信说:
  我住着不是味。一家人零散了,就剩下俺老两口。我73了,老伴72了。我食道炎,这几天过年呐,心里不是滋味,茶水也咽不下去。到这一步也没办法。……大孩子是去年正月二十一死的,俩小的是今年收麦时死一个,不到20天又死一个,今年死俩。不到一年三个儿子都殇了。我有啥办法?……哭死也没门呀!
  老人朝我望着的眼睛里充满了忧愁。自言自语般诉说着:老二老三媳妇把孩子带走了,也不知道现在在哪儿?老大撇下三个孩子,老大媳妇也有病毒。老三家三个孩子,老二家两个孩子。八个孙子女啊!谁管呐?没啥活头!说不出来……过一天说一天,还得干。
  ——你都干什么?我问老人。
  “干建筑,撂砖头、合灰、掂泥兜子。不干咋弄呀?老婆还在床上躺着哩,她身体‘瓤’(弱)更受不了。”
  我没有留下老人的照片。面对老人那双悲苦的眼睛,我没有勇气举起手中的相机。
  过罢年老人去世了。有人说食道癌。有人说:“生生是心疼儿子,疼死了。”

  第六家:我是党员咋会艾滋

  第六家,孟宪礼家。孟宪礼也是个老党员,2003年艾滋病死了,死时60多岁。大检查时查出来,临死还不承认,说:“我是共产党员,我咋会是艾滋病?”同一年他80多岁的爹也死了,紧接着他大儿孟庆来艾滋病死了。2004年他老二儿孟庆营艾滋病也死了——他家一年里头出三口棺,两年里头出四口棺,剩下仨娘们:孟宪礼的老婆瞎子自己过,俩儿媳带着五个孙子女,老大儿媳有艾滋病,老二儿媳没检测。
  孟昭红告诉我:庆来还欠我钱哩,宪礼也欠。我都不说了,咋说哩?艾滋病人家都欠帐。人一死,都有人来要账,我都劝说这事先不说先不说。人还算听我的,我跑艾滋病早(为艾滋病人奔走),艾滋病人拥护。
  ——你为啥跑艾滋病的事?
  孟昭红说:死人太多了。我没检测出艾滋病,我卖过血。我弟兄仨,俩艾滋病,还有妹子两口都是艾滋病,还牵连着小孩姨一家。连外甥都染上艾滋病,小孩子姨夫死罢了。还有我小大(叔父)小婶都艾滋病死罢了,小大只比我大几岁,都死了,俺这亲哩,三成去两成了,光剩下小的老的了。我这一样岁数的,就我一个好人了。我妹子春花两口艾滋病,还有一个7岁儿子,也是艾滋病,母婴传播,春花19岁结婚后就卖血,这边有亲戚么,妹夫也一起来卖。就因为这,我才一个劲跑艾滋病,死人太多了!现在不跑了,只为大家当干部了。

  第七家:四弟兄卖血染艾

  第七家,张春兰家。
  张春兰的丈夫李天臣排行老四,弟兄四人全部卖血感染艾滋病,李天臣、二哥李松民、三嫂,已艾滋病死亡。现在53岁的张春兰也已发病,卧床不起,她在陕西打工的三儿子赶回来照顾母亲。
  躺在病床上的张春兰向我诉说:七年前(1998)六月初一(农历)丈夫李天臣死于“怪病”,“当时不知道啥病,症状跟后来说的艾滋病一样,发烧、拉肚子……死那时小孩小,最小的还不知道哭哩。”张春兰说,她不敢服用抗病毒药,副作用反应太厉害,她“受不住”。
  尹庄是艾滋病重点村,已经开始实施抗病毒免费治疗,但是依从性教育不到位,效果不理想。一份关于河南艾滋病调查的专业报告中说:“抗病毒治疗管理极为混乱。除了地方政府缺乏相关知识外,农民缺乏教育和基层技术薄弱也是重要原因。结果非常令人震惊,超过40%左右的患者自己停止服药,最为令人头痛的是应该服用药物的停止服药,而目前还不需要服用的病人在坚持服用。在抗病毒治疗使用不好的地方,死亡率仍居高不下。”
  不久,就在当年,张春兰去世。

  第八家:白发人送黑发人

  第八家,孟昭州家。
  白发人送黑发人,56岁的孟昭州已经送走了儿子、媳妇、孙子两代后人。他们都是艾滋病死亡。儿子孟宪生2004年死亡,属鸡的,34岁。孙子孟雪原死时候13岁。剩下的老两口也都是艾滋病。
  是孟昭州家的邻居拦住了我,她说:你是上头来的吧?来看看这一家吧!他家没人,才上医院去了,孟昭州拉着他老婆去化验了。她化验三次都没确定,昨个黄昏说是艾滋病,不放心,今儿个到槐店(沈丘的旧称)再查查,她腿疼,说是给孙子打针传染哩。(后来村医说,夫妻性传播可能性更大)他一家两年去了三口人,从去年到今年,少了三口人!
  孟昭州家门户大开,屋里空空荡荡。
  ——你是他家啥人?
  邻居。
  ——叫啥?
  徐平。看着这一家人可怜,我就来给你说说。都知道这家困难。县里来摄过影了,北京也有人来拍照片,记者来照照相走了,就没有再来看过。孟昭州的孙子孟雪原,北京的大夫都看过,留得有照片,从小就是艾滋病,母婴传播,浑身烂,一小点就撮了撮了抓痒,血淌哩啦啦流,今年才死——他爸死罢8个月他妈死哩,他妈死罢8个月他死。孟昭州他儿子孟宪生原来是建筑队工头,很能干,为老婆看病十几万花光了。还想去北京,没去到,被截回来了。后来他发病才知道自己也是艾滋病,比他媳妇死哩还早!现在人都死了。我没染病,我没卖血。我来到(嫁到这村)晚,没赶上(卖血),要是赶上,也死了。
  我最终也没有见到这家主人孟昭州,2006年,孟昭州夫妇先后去世。

  第九家:我死了孩子谁管

  第九家。
  李卫华对我说:“这一户,只剩下一个老婆李桂芝,72岁了,她三个儿子两个艾滋病,老大不是艾滋病,是个傻子。老二儿子艾滋病,媳妇艾滋病死罢了,领着仨孩子单另过。老三儿子艾滋病死罢了,老三媳妇走了,俩孩子撇下给她了。她这么大岁数了还得负担照顾几个人,一个傻儿,俩孙子。苦得一个老太婆成天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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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桂芝72岁了,还得照顾一个傻儿和俩孙子。

  “我这眼都哭得看不见了。大儿,傻的那个,叫个尧儿。死的那个叫秋生。”72岁的李桂芝说。
  老人带着两个孙子住老屋。屋里除了床,家徒四壁。出了老屋走向后院,这里是死去了的老三秋生的家。“媳妇走了没人了,现在我那傻老大在这住着。”李桂芝说,“今儿地还扫扫。你没见,傻哩呀!不知道又去哪了,不定啥时候回来。他不吃饭不回来,吃饭一定回来。吃饭时候叫他?……吃饭,有时候叫他有时候不叫。他啥也不会做,不会干活,一亩地我替他种着,不种吃啥?”
  后院一所破屋,门楣上“大吉大利”四个字随风飘摇,屋内空空如也。老太太看到当门一堆烂红薯似乎很意外,说:“唉,这是俺那傻儿拾的坏红薯,他啥都往家拾,又不能吃……”旁边还堆着空瓶子、旧电线、生锈钉子等等一些破烂。这时候傻大哥回来了,身后跟着一群看热闹的人。傻大哥一脸严肃,做大人物招手状,走进院子,边走边问:照相的是吧?
  众人笑。
  傻大哥站定,一本正经地认真说道:就在这随身照一个吧!随身照吧!
  众人起哄:随身照,随身照!不用换衣裳,不用换衣裳!
  然后傻大哥进屋,蹲下,双手托腮,守着一堆破烂做思考状。
  这时有人跟我说,别看这会儿老大傻,上学时候可是高材生,差几分没有考上大学,神经了。
  李桂芝说:这就是我哩傻老大,50多岁了,没有人照顾他我也照顾不了了……说着说着哭起来:我那秋生好孩儿……,那时候孩子眼看不中了,我说孩子你可不能死,你死了我可咋办哩?还是死了,孩子死还不如我死了哩!人家劝我,你可不能这样想,你死了,这些孩子连你的傻尧儿可咋弄?……我不这样想,也没法啊!我也想,我可不能死,我死了这些孩子可咋办哩,我的傻尧儿可咋办哩?……我成天想成天哭,天爷啊,我可不能死,我死了这一摊子这些孩子谁管哩?啥门儿哩……

  第十家:谁把房子给盖好

  第十家,李洪臣家。发病的妻子阎秀荣躺在村头那间屋山墙壁上写着“互相关爱”的破旧的小土屋里。屋里光线很暗,好一会才看清偎在床头墙角的阎秀荣。丈夫李洪臣抱着7个月的孙女,领我进屋后又出去了:“孩子不愿在屋里,光哭。”
  阎秀荣开始诉说:在庄上男孩儿寻不下,女孩嫁不出去,都难成媒。这孙女是老二儿跟前的,他在郑州饭店打工,自谈一个,女方娘家是太康的。“骗过来哩!”说这句话时声气格外重,直言不讳。婚前先怀孕,媳妇生了孩子就走了。说“盖房就留在这儿,不盖房不留在这儿”,哭着走哩,说“就是要饭回来也得有个屋呀”!
  “你是政府,”阎秀荣用手指着我:你说,这媳妇走了,房也没有,他(指她儿子)不学坏,不偷人家?丢人呀,丢中国哩人!你政府不怕丢人?我上北京几趟了,跪几十跪了,跪过政府领导,跪过地铁站、地下道……反正说不清是哪,跪下。头一回去20人,二一回7个……回来后死了几个了。“谁叫(把)房子给我盖好,杀了我也愿意!”阎秀荣这句话几乎是喊出来的。
  很久之后,在我一次次整理自己的田野手记时,我才听懂了阎秀荣这句话中关于“房子”、关于“儿子媳妇”的含义,传宗接代延续血脉,那几乎是中原农民生命意义的全部,也才体察到她彼时绝望的心境。理解默契需要生命的经验。
  2006年10月15日,阎秀荣去世。埋葬了阎秀荣的坟墓,不是在老坟地,而是在自家的责任田里,这是他们家埋在责任田里的第一座坟墓,按照当地风俗周边插着一圈白旗,叫做“占老营”。

  第十一家:全村最老的人

  第十一家。
  李郭氏是全村最年长的人,现在躺在床上已在弥留之际。没有人知道她真实的名字,户口登记“李郭氏”。有人说她98岁,有人说她100岁、106岁。李郭氏有2个儿子,因为穷,只给大儿子娶了媳妇,小儿子没寻上媳妇打了一辈子光棍,2004年50岁,艾滋病死了。大儿子跟前二男二女,也就是李郭氏的四个孙子女,全部卖血感染艾滋病。当年李郭氏做主,用孙女给大孙子“换亲”娶了孙媳妇,她的小孙子也像她的小儿子一样娶不起媳妇,一辈子“光汉条”,卖血感染了艾滋病。大孙子跟前一儿一女,李郭氏已是四世同堂。
  站在病榻边上的李郭氏的儿媳一开口就说:你看难不难,这一圈子!
  ——你说说,怎么难?
  我是她媳妇,70多了。现在俺一家就四口:俺老两口、俺娘、俺这个没寻上媳妇的老二儿子。俺娘成天躺床上屎呀尿,弄哩哪哪都是屎,100多岁了。俺这个孩子,也就是她孙子,娶不上媳妇跟着俺过,还有病毒。你看难不难!
  她的“没寻上”的儿子、李郭氏的孙子就站在一旁。我问他,今年多大岁数了?
  答:45岁。
  咋染上艾滋病毒呀?
  献血。1995年,1994年,就那两年染上的最多了。
  他指着旁边一座破屋说,那是俺叔的屋,俺叔死三年了,他也是没寻上媳妇打一辈子光棍,家里没人了。去年在那屋喂四隻羊——别人看俺家困难,送的,拴屋子里,没有院子,叫偷走了。大牛也有人敢偷!杨楼村的,牲畜都得跟人住一块,贼叫门别开,牛偷跑,人打坏!
  他的母亲、李郭氏的儿媳又说:你看难不难,你看看这一摊子,看看这房子破屋漏顶!难得很呐!
  这一天李郭氏被“换亲”出去的孙女回来看望病重的奶奶。这时她说:俺哥没寻上媳妇,俺叔叔也没寻上媳妇。就是没寻上,才想这个办法。 
  ——想啥办法?
  卖血么!家里老人还得管她吃吧?家里老的老小的小。俺叔俺哥都没有寻上,不就是因为穷么!
  ——你今年多大了?我问她。
  41岁。
  ——你当时卖血了没有?我问话时已经不像初来那么忌口了,直截了当。
  卖了。那时候都卖。回答也直截了当。
  ——说你是换亲……?
  不是换亲,是转亲,几家子转的。我出嫁到土楼,有四五里地。 
  ——你当时怎么想的?
  那能怎么想?俺哥不是寻不上么,俩哥都寻不上,眼看大哥都30多了,我不是看老人一心作难么,可怜俺娘,可怜俺爸,给俺哥换回个嫂子,让俺哥有一家人家不就齐了么!
  ——你现在在那过得好吗?
  我过得也不好,命运赖。
  ——咋回事?
  两个丫头没有儿子!
  换回来的孙媳妇王秀平,这时坐在院子里插炮捻。她说——
  一想着闺女出去打工,心里就不是味儿。家里穷,上学先顾男孩。闺女为上学哭几回,10岁才上学,上到初一,学习成绩好,没钱没法上下去,退学到广州打工去了。当年为计划生育罚款去卖血,现在为孩子上学安炮捻。就这,俺闺女还是没有上成学!他爹有病不管干,大我十几岁哩,他是拿妹妹给我哥换亲娶的我。兄弟到现在也没寻上,愁人。
  ——你呢?身体还好吧?
  我也卖血,也有病毒。

  第十二家、第十三家……

  第十二家,朱老五夫妻都因卖血感染艾滋病毒。
  妻子正在给丈夫输液。几天后丈夫去世。朱老五死时36岁,身后留下2个未成年的子女和也感染了艾滋病毒的妻子。就在此时此地,我第一次听到中原乡间那个令人心酸心碎的词语:“偎头”——朱老五的英年早逝,不单使他自己的一双儿女没有了父亲,还使他原先收养的已经先他而去的三哥嫂、四哥嫂家的几个孩子,也没了“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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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老五夫妻都因卖血感染艾滋病毒,妻子正在给丈夫输液。这张照片拍摄几天后丈夫去世。

  第十三家,李广平夫妇均因卖血死亡。
  他们两个儿子外出打工,32岁的女儿李爱玲,因患艾滋病婆家不容,回娘家安身。李爱玲说:当时俺家五口人,俩弟弟还小,爹,娘,我,俺仨都卖血。爹2003年艾滋病死了。妈死哩早,死在卖血床上了,不是单采,是全采,她卖血早,分罢地(实行承包责任田)就开始卖了,槐店医生说是“进空气了”,赔安葬费千把块钱。
  李爱玲的妈可能是尹庄最早因卖血而死亡的人。于是我问她:你妈叫啥?女儿竟然忘记了妈妈的名字:叫……想不起来妈叫啥,叫个……王啥英?没听人喊过她名字。
  她接着说:
  我十六七岁开始卖血。先是在山东打工,俺妈死罢以后,也去卖血。2000年在马延东家院子里查出艾滋病。检测后不敢去看单子,过了年“本子”(艾滋病医疗卡)下来了,才知道真得了艾滋病。23岁结婚,那时候已不卖血了,婆家是西张庄,离娘家3里。第一胎生个女儿,一直发烧,低烧拉肚子,6岁死了。我自己私下怀疑是艾滋病(母婴传播),不敢说,至今不敢说。婆家不要我了,只好回小李庄娘家,两个弟弟外出打工,家里也没有外旁人。现在这个小女儿张明洁,4岁了,检测过了没有艾滋病毒,没敢吃过我的奶。丈夫还行,有时来这住住,回去人家也嫌弃。
  村人说,她的丈夫已经被感染艾滋病。

  第十四家:重组家庭

  第十四家,是一户“重组家庭”。
  马延东,妻子艾滋病去世,他的弟弟艾滋病去世,现他与弟媳许兰重组家庭。“村里有几家这样的情况,都是艾滋病人,一家男的没了,一家女的没了,合拢一起过,相互有个照应,谁也不嫌弃谁。”村主任李卫华说。
  他们正在建房。马延东说,现在正盖的房子并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兄弟13岁的儿子。“给孩子盖房子是早晚的事,没病早一天晚一天没事,得了这种病,得抓紧!”现在亲戚都不走动了,盖房没一人来,一般情况该来帮助一下。
  马延东讲述当时的情况:
  我原来是反对卖血的,开始是她(妻)卖血,妇女见钱亲。俺家卖血是因为母亲老了(去世)欠了二三百块钱账。
  送她上血站,开始也是试试,卖了六七次,我也跟着卖了。我计划生育好,俩孩子就绝育手术了。老二(弟弟)卖血是为计生罚款,他家玉强小,罚800多元,他家是为交计划生育罚款卖血。到1995年下半年国家砍血站,1995年、1996年私人血站开始多了,感染人也多了。1999年老二发病,2000年死了。为治病现在还欠着账,借亲戚的、邻居的。小孩妈2001年发病,当时治疗条件不好,发烧控制不住,当年就死了。我老婆死后,她(当时的弟媳现在的妻子)那边有想法,想让我管她的闲事,就是帮她干活,操她的心,共同生活,现在盖房就是帮她。我说你该走就走(嫁人),那怕帮你几千块钱哩!后来爷儿们家也都劝我,撮合,就一起过了,组合家庭,也叫重组家庭。从2001年起,在一起三四年了,她不用操外面的心了,种子、化肥,都是我管,我不操家务的心了,不用作饭,她管。她也有艾滋病,互不嫌弃。我们都发过病,症状就是干咳、肺部感染、皮疹、抓烂流脓……村里还有组合家庭,马恒和金贵,也都有艾滋病。

  马延东说他多次向上反映当地艾滋病疫情,早期上访,“7.15事件”都涉身其中。“县里杨局长来,说我是初中毕业,高中水平。”他找出家中上访的文字材料,竟是厚厚一叠。“我很早就意识到这事很严重,往上反映,开始群众还不理解,还砸我的门哩,不愿叫人知道有病,嫌丢人。”
  最早一次来检测就在我家院里,2000年参加检测200人,查出80多人。开始保密,不给群众化验结果,后来几次到防疫站讨要化验单,也都是单独去,各取各的,保密,说是“隐私权”。还有的当时不敢叫本人知道,怕承受不了。有人一知道得了艾滋病,吓得哭,也有人知道后几天就死了,吓死了。杨玉仙县长,卫生局郑局长、市政府秘书长都来过,都知道我跑艾滋病的事。6月拘留我时,还说我反正没少给政府找麻烦。“7.15”为万家乐的事,抓了我八天,不是病严重回不来。在拘留所我拒绝治疗,白集镇医院去带着氧气,李院长打电话要我配合治疗。现在我这是批捕,保外就医。“反正我房子已经盖起了,沈丘县就像在火山口上,做炮都会配炸药,惹急了我50块钱就平了它……不花一个也能平了它!”

  家家户户血尽泪不干

  第十五家,“这就是全村年龄最小的献血员的家。”村主任李卫华告诉我说。
  最小的献血员李学民早已死去,死时才十六七岁,当年卖血时才十来岁。这时他的哥哥李学功骨瘦如柴躺在床上,已经发病多次。他们的父亲也已经因为艾滋病死去。他们的妈妈王秀英,一块旧布包着头,脚上两隻布鞋一样一隻,都破旧了,扎着裤腿,坐在机器后边辫鞭炮。卫华对她说,跟刘老师说说罢。她就开始说,不时抹去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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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学功骨瘦如柴躺在床上。他弟弟是全村年龄最小的献血员,已经死去。

  那时候全家人都卖血,我卖哩还多哩,结婚三十年,卖血二十多年,不说几十缸,也有十几缸,拔了针就像“过阴了一样”,不知道任啥,灌了茶再醒过来。我没去检测,不敢测。也不是不敢,是……不去不疑虑,不了咋着哩?孩他爸殇了;小儿殇了;大儿这样,床上躺着;闺女婆家是杨庄哩,也不敢去化验。我不去化验,家里看病花那么多(钱)了,还有几个小孩那么小,我再有病,还指靠谁哩?这心里头呀,没干净过一会儿。坐都坐不稳当,这心里不是味儿,十冬腊月里,照护儿子呀,我这一辈子操的啥心!我看见这……我心里……吃都吃不下去。
  俺大儿子躺了一年,小儿子也没照护过来,那时也不知道是这样的病。学民开始没有卖血,是邻居李怀交来喊他。李怀交光棍一条,全靠卖血生活,卖血太多了,到后来化验成阳性了,验不上了(检验不合格,卖血不被允许)。血站说:“找一个新人可以带(捎带、允许)一个老人采血”,李怀交就带着学民去卖血,他成天来喊俺学民……
  学民卖得也不多,就是晚,晚才染上。李怀交2001年腊月发病受不了罪喝药自杀了;学民2000年在马延东家第一批就化验出艾滋病,第二年正月就死了,村里人都替他可惜:“还没有成媒哩……”。借钱瞧病现在账没还了。
  第一批都不敢去化验,听说化验出来就拉大沙漠去,扔沙河里,集中炮崩了!都不敢去,俺小李庄就去了9个,都化验出来艾滋病。叫百顺娘去,急哩她直摆手。第二批化验哩多了,全尹庄一次查出300多!学功媳妇来时候不知道艾滋病,“叫我诳(哄骗)来了。”媳妇好,对学功侍候哩好,学功吃不下饭,媳妇劝他,背地里泪不干——有仨孩子哩。大儿子怕是过不来了,CD4细胞剩60了(CD4细胞,是艾滋病检测中一项重要指标,正常值为200-800),啥都不想吃,靠输点水,唉,有啥药哩?管乎(管用)的药这儿村卫生室没有,白集镇卫生院也没有。急了(病情危急了)就卖点粮食买点高价药。要是儿子死了,媳妇再走了,我咋熬哩?我不敢化验,外甥也都不敢来……

  王秀英一边啪嗒啪嗒踩着机器“辫炮”,一边诉说,平静,悲苦,无奈。

  就这样一户一户走下去。
  ——这一处空房院是李钢定、李钢金弟兄俩的,这边屋是哥的,那边是弟的,他弟兄俩和他们的父母都卖血感染艾滋病死了,弟弟还没有结婚,哥哥的媳妇走了,这一家没人了,绝户了。
  ——这一家,李合成艾滋病死亡,妻嫁人。他家2002年盖新房,房起来了,门楼还未及作顶,合成发病,第二年人亡,2003年六月十七走哩。剩一个老娘,八月间也走了。
  ——又一处空房,也是男的死了,女的走了。“丈夫刚将房盖好,就毕(死)了。”门楣:鸿程万里,喜禄寿福;对联:霞光映照幸福家,彩虹降临新宅院。
  ……
  村里几乎家家都有艾滋病人,不知道究竟走了多少家,也不知道谁家最困难。那么多家人去屋空,已经绝户。
  (照片均爲作者刘倩所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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