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重庆师范大学宣布，副教授唐云因在《鲁迅研究》课程教学中，发表损害国家声誉的言论，对师生造成不良影响，被撤销教师资格和降级（将其岗位等级从专业技术五级岗降至专业技术七级岗），该处分于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日生效。看来，没有薄熙来的重庆，言论钳制比薄熙来时代还要严厉。

唐云的个人微博内容已几乎全部删除或封禁，但网上流传一幅他早前的发帖，指这次是他任教三十三年来第一次离开讲台，「今天披着耻辱离去，明天我会戴着桂冠而来」，又表示自己的学生「并不都是犹大」，暗示被撤职是被学生举报，学生当中至少有犹大式的告密者。

官方文件中没有列出唐云究竟讲了哪些犯忌的话，也许是担心一旦引用原文，反倒会让「错误言论」流传更广。但有唐云的学生在网上披露，唐云在课堂上引述了鲁迅的名言「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大概是以此影射三十年前的六四屠杀。中共对六四屠杀三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如芒在背，生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故而出重手惩办念念不忘六四的公共知识分子唐云，这是杀鸡儆猴，看谁还敢乱说乱动。

唐云还曾经在微信朋友圈和讲台上针对鲁迅所说的“立人”及“立国”的问题引伸说“对于究竟要育何种人，建何种国的问题，与人权和执权的合法性相关”。早先，北大鲁迅研究专家钱理群特别重视鲁迅的“立人”思想，并为此组织过专门的研讨会。也有青年学子受其启发成立“立人图书馆”等公益组织，后来遭到中共当局查封，“立人”由此成为“超级敏感词”。

因言获罪的“言”，更可能是唐云或曾批评了“走红网络”的习近平的金句“撸起袖子加油干”极为低俗，“严重毁坏了汉语言的优美”。这句话出自习近平二零一八年的新年贺词：“只要我们十三亿多人民和衷共济，只要我们党永远同人民站在一起，大家撸起袖子加油干，我们就一定能够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在此之后，这句话成为中国官方媒体上的常用语。习近平缺失加剧了中文的粗鄙化，但要求习近平这个半文盲做到“语言优美”，是不是太强人所难了？

唐云早先毕业于复旦大学，是已故文学评论家和历史学家潘旭澜的门下弟子。潘旭澜是一位有批判精神的学者，其代表作《太平杂说》揭开了太平天国暴政的真相，曾引发一批御用文人对其发动围剿。中共以太平天国继承人自居，毛泽东自视为升级版的洪秀全，所以，否定太平天国就是否定共产党，否定洪秀全就是否定毛泽东。但潘旭澜始终不放弃自己认知的真理。既然有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老师，也就有同样硬骨头的学生，多年来，唐云在重庆师范大学成为卓尔不群、不平则鸣、白眼看鸡虫的名师。

唐云的学生曾经记述了不少关于老师的趣事。唐云在其任教的两个班主办诗歌朗诵比赛，自费买礼物来颁奖，前三名可以随便要一本书。其中，第一名的学生要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第二名的学生要钱理群的《一九四八：天地玄黄》。然而，这两本书，一本是禁书，一本绝版了，唐云费尽心思都没有找到，只好找其它的书来替代。

还有一次，唐云忍受不了学校压抑的氛围，以及不读书、不思考的学生，他爱学生，但极少有学生跟他有心灵共鸣。他宣布辞职，下乡隐居，连辞职报告都交给了校方。最终是什么使他留下来呢？原来，有同事提出这样的理由：「你走了，如果你的课让一个党棍来上，岂不更糟？」这句话确实很有说服力。如鲁迅所言，他不是为爱他的人活着，而是为恨他的人活着。美国思想家安•兰德在《源泉》里也说过：「你不能把这个世界，让给你所鄙视的人。」于是，唐云勉强留下来。

这一次，唐云不得不「被离开」。在习近平时代，连讲鲁迅都成了禁忌，讲台还有什么价值呢？以前鲁迅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范文《为了忘却的纪念》和《纪念刘和珍君》等，一一被从课本中剔除掉，因为这些文章容易让学生联想起六四来。

中共的文教和宣传干部确实很狡猾，他们知道哪些文章和哪些作家是「毒草」。长期以来，鲁迅是几代青年学生的启蒙者，就我个人的经历而言，在北大的课堂上听钱理群教授讲鲁迅，再到钱理群教授的客厅里听他讲鲁迅，是我思想“狂飙突进”的催化剂。尽管我后来对鲁迅的评价日益下降，不能认同鲁迅晚年的左倾亲共立场，他捧中共也为中共所捧，归根到底还是不能挣脱个人的虚荣心；但鲁迅早年的作品中的反抗精神，仍然深深地感染和鼓舞我。我感激那段与鲁迅和钱理群老师朝夕相处的青春岁月。如果我生活在今天的中国大学，到哪里能找到敢放胆讲鲁迅的文学教授呢？

唐云不是近年来第一个因言获罪的中国高校教师，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这张名单越来越长：华东师大副教授张雪忠、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史杰鹏、贵州大学教授杨绍政、厦门大学教授尤盛东、北京建筑工业大学教授许传青、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翟桔红、重庆师大商贸学院副教授谭松、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清华大学讲师吕嘉……从这些学者、教师的遭遇中，我明白了一个此前疑惑不解的难题：为什么今天中国的大学生个个都成了小粉红并组成“学习大军”，极少数反抗者却以毛泽东为偶像（比如，帮助南方工人维权的北京几所名校的一群学生，就高举毛泽东像）？这是中共当局洗脑教育的必然结果。中共对教育领域的严防死守，在教室里安装摄像头，鼓励学生当告密者，无不印证了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的那句名言：「任何专制的国家的教育目的，都是在极力降低国民的心智。」

中共对知识界，除了大棒，还有胡萝卜。美国耶鲁大学法律学者、现任中国法律与历史国际协会主席张泰苏在接受美国亚洲协会（Asia Society）旗下网上刊物“中参馆”（ChinaFile）的访问中指出，若单单强调“镇压”，实不足以形容目前对学术自主威胁的范围。官僚和行政单位不只引导学者疏离当局厌恶的课题，而且还指引学者靠拢上头所钟爱的议题。

中低层学者现在所面对的制度性环境——一个不断面对升级评估考验以及论文要在顶尖国家刊物刊登的压力——更渲染了这种引导的效果。当局将胡萝卜与棒子并用：棒子当然招惹最大的批评，但胡萝卜所造成的长远性影响，最低限度也是同样地危险。负面的限制可以在短时间内实施或取消，但如果学者开始丧失了正面的自主和目标——即什么是让他们投身学界真正的兴趣所在——那么目前的秽气将永存不散。

所以，张泰苏认为，中国当今的政权对学界的图谋，比毛泽东时期更要深远：毛与学界的关系，特别是在他的晚年，基本上是负面的。他对如何利用学术以完善他的统治，根本就毫无兴趣，但他对学者普遍的敌意，却反而帮助学界维护了它的自主和团结，所以到了一九七八年，中国的学术界很快就元气复苏。

但相对来说，习近平政权的手法，则更具制度性，透过行政和合法的活动予以系统性地执行，而不像当年需要透过头脑发热的政治运动来落实。这种对学术自由和心灵自由的伤害，以及因为鼓励告密校园中师生关系的毒化，即便在未来习近平下台乃至共产党政权崩溃之后，其后遗症也将长期存在，经历漫长的时间也难以恢复。

(以上转自台湾新头壳余杰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