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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的前夫唐纳
送交者:  2019年04月24日09:58:47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确切的说,唐纳只是江青的前夫之一。

  唐纳(1914年5月7日—1988年8月23日),江苏苏州人,中国著名报人、电影评论家、记者和演员。有资料显示,唐纳可能是中共地下党员,“中调部”的高级情报干部。唐纳早年就读于苏州私立树德中学、江苏省立苏州中学;193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1934年秋进入上海艺华电影公司任编剧;1935年加入电通影业公司,主编《电影画报》;1936年与蓝苹(江青)结婚,后离异。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担任《大公报》的战地记者,奔走于东部战场。

  1952年在法国与陈润琼(安娜)结婚,开办中餐馆;1985年9月,唐纳由国家安全部安排再度回国,自称打算写回忆录,请夏其言托人为他找历史资料;1988年8月23日,唐纳因肺癌在巴黎病逝。

  唐纳本名马继宗,1914年5月7日生于江苏苏州,父亲马培甫时任津浦铁路局洋务译员,母亲费文英。两岁时过继给大伯马含荪为嗣,从小喜爱诗文。从1930年开始,他以巨钰、瞿觉等笔名在《吴县日报》发表一些散文、短诗。

  “九一八”事变后的1931年11月,他加入由吴县共青团委和苏州进步青年发起成立的“社会科学者联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还与进步青年佘增涛(史枚)、项志逖(胡绳)、吴大琨、袁水拍等交往,经常议论国事,探讨救亡之道。

  1932年3月,因中共吴县县委和共青团组织遭破坏,马继宗亦遭当局追查而避逃上海,改名马继良,后又用季良、骥良等名。同年夏考入圣约翰大学。1933年,以唐纳、罗平、陈陀等笔名在《晨报》“每日电影”、《申报》“电影专刊”、《新闻报》“艺海”等副刊发表电影评论,常有独到见解,深受读者喜爱。翌年秋,进华艺电影公司任编剧,为抗日影片《逃亡》主题歌《自卫歌》和插曲《塞外村女》填词,由聂耳作曲而广为流传。后又进电通影业公司任编剧、宣传主任,明星影片公司任编导委员会副主任。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从上海、武汉、重庆再到上海,唐纳称得上是横跨影剧界、新闻界的活跃人士。在上海,他编辑《大公报》“戏剧与电影”专刊,出演喜剧片的主角,还当过战地记者;去武汉,他创作并策划演出抗日话剧《中国万岁》,轰动三镇;到重庆,他进入英国新闻处当译员,组织进步戏剧活动;唐纳中、英文俱佳,是公认的多面手;撇开给他带来另类名声的那段短暂婚史不谈,以他在影剧和新闻方面的业绩,也堪称出类拔萃的文化人。

  抗日战争后期,唐纳先后担任《时事新报》、《文汇报》总编辑,与总主笔徐铸成,副总主笔陈虞孙、宦乡及采访主任孟秋江等主持这份立场偏左的报纸,也有不少出色表现。

  1948年底,唐纳从香港到美国后,在纽约的中文报社、印刷厂工作不足两年,即转往法国巴黎,与陈润琼成婚,后育有一女;他俩以经营中餐馆为业,过着平静安逸的生活;1978年冬,唐纳回国探访亲友,在上海由郑君里夫人黄晨陪同下,到郑的墓地献花致哀,随后前往北京,与叶剑英、罗青长等会面。1988年8月23日,唐纳因肺癌在法国巴黎病逝,终年74岁。

 

他与江青(当时叫蓝苹)的婚姻

 

  1935年春,蓝苹(原名李云鹤,1914—1991)在上海金城大戏院公演易卜生名剧《娜拉》,唐纳观后著文推荐,誉为“一颗耀眼的新星”,蓝苹一时身价腾踊,两人感情迅速升温。唐纳将蓝苹拉进自己供职的“电通”公司,由同事而同居。1936年4月26日上午,会同赵丹与叶露茜、顾而已与杜小鹃,在杭州月轮山下六和塔前举行婚礼,六位新人取六合之意,郑君里司仪,沈钧儒证婚,名噪一时。

  同年5月,唐纳携蓝苹回苏州家中小住。然而,回沪不久,这对新人就已“小吵天天有,大吵三六九”,唐纳两度自杀,忽起“唐蓝婚变”。5月底蓝苹回济南探母,唐纳泪送车站,蓝苹挥手:“不要难过,6月10日我就回来!”可是,不仅久候不归,还寄来一封遗书——“得脑膜炎死了”,唐纳自然不信。6月25日,赵丹与郑君里将唐纳送上火车。当新郎找到新娘的家门,第一次见到岳母、大姨子,掷答“云鹤不在济南”,再问去向,答不知道,且已走了十几天。唐纳怏怏告别,颓然折回大明湖附近旅店,途中买了一磅消毒酒精与数盒红头火柴。回房后,和着酒精吞吃红色火柴头,幸茶房注意到这位客人神色有异,及时进房,送医院急救,6月28日晨脱离危险。这次,“蓝苹死于脑膜炎”、“影星唐纳自杀”,再次为各报竞载,连《中央日报》也登了“轰动济南之唐纳自杀事件”。

  唐纳苏醒后,蓝苹姐姐探院,附耳对唐纳吐露实情:“蓝苹去天津找小俞(蓝苹前夫俞启威,也就是后来的黄敬)了!”蓝苹姐姐走后,唐纳又恨又悔,便给“二哥”郑君里写了一封长信,痛诉蓝苹的狡诈虚伪及济南之行的可悲可叹,并说出蓝苹出走的实因与躲在何方。“文革”时,这记载了“旗手”当年丑闻的信,成为她的一块心病,她三番五次令张春桥向郑君里“讨要”,郑君里因遗失无法交出,终遭迫害而死。

  得到姐姐电报,知唐纳为情自杀,蓝苹从天津返回济南,随唐纳及赶来的郑君里当晚就登车返沪。可是,唐蓝婚姻仍难维系,蓝苹不久爱上著名话剧导演章泯,1937年5月与唐纳正式离婚,因本来就没有结婚证书,倒也容易。“离婚”没几天,5月27日,唐纳再次自杀——在吴淞口跳海。幸而被人及时捞起,又免一死。这次蓝苹不再回头,索性与章泯公开同居。章泯比蓝苹大7岁,刚刚抛弃几个子女,逼着发妻萧琨签下离婚协议。听说唐纳第三次自杀,蓝苹在联华影业公司的杂志上发表了《唐纳和我为什么破裂》一文,说为了自己的身心健康必须离开唐纳,还说她多次想自杀而没干,唐纳却真干了。蓝苹声称自己绝不学阮玲玉。

 

后来的蓝苹

 

  抗日军兴,蓝苹于1937年7月离沪,回济南小住数日,前往西安,8月初进入延安,先入党校再入鲁艺,与英俊潇洒的朱光(毕业于上海大学)、鲁艺教师徐一新,各有一小段罗曼史。1938年夏,24岁的蓝苹走近45岁的延安革命领袖——毛泽东身边,8月接到调令从鲁艺转入“毛办”,任军委档案秘书兼毛泽东“生活秘书”,改名江青。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应蒋介石三次电邀,并迫于斯大林压力,赴渝谈判。没过几天,江青借口“牙疼”也要求飞渝治病。毛最初不赞成,但在江青一再要求下,勉强同意,但讲好条件,江青不得在重庆公开露面。江青到重庆后,并未和毛泽东住在一起,而是和女儿李讷住在张治中的桂园。此时的江青,心情很激动,特别是当她听到张治中手下一名内勤说了一句“她比宋美龄漂亮”,兴奋了好几天。但遗憾的是,她不能像宋美龄那样出头露面,无法在记者的照相机镜头前一展英姿。寂寞中,她背着毛泽东悄悄打电话约见唐纳。

  不料,唐纳对她已经“一了百了”,并且另有所爱。唐纳事后对人说:江青地位今非昔比,见她会惹是生非。

 

后来的唐纳

 

  唐纳和蓝苹离婚后,投入抗日热潮,成为《大公报》战地记者。1937年底上海陷落,唐纳与许多影剧明星来到武汉。唐纳自己编剧,写出抗日话剧《中国万岁》,应云卫导演,1938年夏在武汉维多利亚纪念堂及大光明戏院上演,轰动全城。武汉吃紧后,文化人西上重庆。1939年3月,赵丹见唐纳在山城孤身一人,便将初出茅庐的女演员陈璐介绍给唐纳。两人一见倾心,坠入爱河,闪电结婚。八年抗战,唐陈婚姻也只维持了八年。此后,他爱上了女演员康健,在重庆同居。但二人性格不合,不久便分手了。陈璐与唐纳分手后,仍活跃于银幕与舞台,并嫁与一位盐商,1965年才结束演员生涯。“文革”中,陈璐被打成“现反”,下放湖北襄樊农村达十年,罪名是“攻击中央首长”。“文革”前,一些文艺界朋友知道她是唐纳前妻,问起唐纳与蓝苹往事,她随口说了几句,就成了“攻击中央首长”。

  抗战胜利后,唐纳回到了上海,一度出任《时事新报》总编,不久便被老板孔祥熙辞退,说他编的报纸太红。徐铸成将他延聘到《文汇报》任总编,徐任总主笔,副总主笔宦乡、陈虞孙。1947年5月,《文汇报》被封,唐纳逃亡香港。1948年2月秘密回沪,力促徐铸成去办港版《文汇报》,成为香港《文汇报》的创刊功臣。当港版《文汇报》出现经济危机时,唐纳多方设法,借款两千,共渡难关。

  1948年底,港版《文汇报》经济好转,国内三大战役结束,局势已定,香港《文汇报》诸同仁兴高采烈,“青春作伴好还乡”,唐纳忽然提出辞呈,说是赴美去办华侨的《纽约日报》,其后再转巴黎。大家都很惊讶,认为唐纳对革命有功,怎么亡命海外?唐纳苦笑:“解放胜利,实现了我们的愿望,你们都可以回去,只就我不能回去。”徐铸成一时不解,一位年轻同事从旁点拨:“马先生私下对我说过,他如回去,准没有命。”徐铸成这才想起蓝苹那档事儿,明白事情的严重性。但徐铸成还是认为:“为了一个女人——而且事情早已随风而逝了,何至如此呢?”然而,三十多年后,徐铸成感叹:“三十年的变幻风云说明我是多么幼稚,而他则是料事如神。今天想来,当年即将出现的局面,他明明看到,对他个人将是一场灾祸,为什么他还有这样大的勇气,不惜一切艰辛危难,尽力求其实现呢?”

 

唐纳后来的家庭

 

  1947年8月,美国总统特使魏德迈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唐纳应邀出席。《自由论坛报》一位女记者引起他的注意,顿生爱慕之情。这位女记者乃国民政府前驻法大使三女陈润琼,操一口流利英语,法语也很纯正,谈吐非凡,举止端庄,堪称才貌双全。唐纳对陈润琼一见倾心,陈润琼却未作出回应。于是,唐纳开始了一番苦心孤诣的疯狂追求。

  1949年,唐纳出任香港《文汇报》总编辑,1949年2月,陈润琼赴美,供职于联合国;唐纳随之赴美,先入纽约日报社,后到联合国某中文印刷厂工作。

  1951年,陈润琼到达巴黎,唐纳跟踪而去。每天给陈润琼献花,同时送上一封用蝇头小楷端端正正写成的情书。这一份持久的痴情,陈润琼深受感动,渐渐发觉唐纳不仅富有才华,而且为人善良,极重感情。1951年,陈润琼终于答应了唐纳的求爱,1952年12月23日两人结婚,在巴黎举行婚礼。从此,唐纳的感情才算最终靠岸,有了归宿。

  在巴黎,两位记者弃文从商,开起了饭店。从最初的“明明饭店”到“京华饭店”再到“天桥饭店”,生意日益兴隆,越来越红火。陈润琼不仅善解人意,而且精明能干,长于经营,是唐纳名副其实的“贤内助”。1979年唐纳退休后,饭店由陈润琼全权经营管理。唐纳与陈润琼生有一女,取名马忆华——思忆中华。

 

有关逸事

 

  曾有海外报纸说唐纳为招徕顾客,在自家饭店二楼举办江青照片展览。唐纳断然否认:“我这个人,不但不念旧恶,而且一旦绝交,也是不出恶声的!”

  1966年,江青荣登“文革旗手”宝座,故友郑君里、赵丹等纷纷受到无情迫害,唐纳幸亏远在海外,“旗手”鞭长莫及,才得免遭毒手。缘于与蓝苹曾有那段关系,唐纳在巴黎常遇不速之客的造访。被江青呼为“自己的斯诺”、为其立传的美国作家维特克女士,两次专程拜访,提出20~30万美金为酬,约唐纳合写江青,唐纳坚拒。唐纳晚年曾计划写一部自传,专门寻找当年各报的报道,以及自己写给江青的长信及江青的两封回信。几度提笔,均因病魔缠身,无法完成。

  “四人帮”倒台后,唐纳终得回国,两次回苏州旧居。第一次1979年9月,两位“中央来的人陪同,他怀着深情,默默走遍了全宅”,还特地访问了住在走马楼下的启蒙老师王芍麟的家,久久不想离去。

  1985年初秋,唐纳携妻女再次回家,每到一处,都要向妻女详细介绍许多往事,时而笑语洋溢,时而欷歔感慨。当天,他恋恋不舍地离开苏州。不过,他每次回来都行踪隐秘,未在公开场合露面,仅走访几个当年亲友。

 

病逝他乡

 

  1988年,唐纳因肺癌病逝于巴黎,享年74岁。一年后,国内文化界人士在上海延安路市府小礼堂为他举办“追思会”。夫人和女儿特地从巴黎赶来,参加者还有胞弟马骥善,表弟徐懋绩、徐懋德,义兄郑君里夫人黄晨及其子郑大里,二义嫂叶露茜与后夫杜宣,少时同窗夏其言等生前友好七八十人,秦怡任司仪。会后,夫人陈润琼与女儿来到苏州马家大宅,沿着三年之前唐纳陪他们走过的足迹,默默重走了一周,向这座故居作了最后告别。

  2003年10月,苏州市文管会办公室在胡厢使巷破败的马家大宅,挂上“唐纳故居”的牌子。马家大宅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默默无语站立小桥之侧,流水之畔,令后人回首往事,追忆先辈。新修的苏州《平江区志》也记下这段史实,唐纳(马季良)正式进入史册。

 

唐纳到底是不是中共党员

 

  《江青传》在“沸沸扬扬的六和塔婚礼”一节中有个脚注,称唐纳认识蓝苹时,“其实已加入共青团。后来,他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另一处又转述夏其言接受访问时的回忆,他早年考上一家银行当练习生,与同事马骥善为好友,进而认识了其兄马骥良亦即唐纳,“那时候,马骥良参加了共青团”,但对于唐纳究竟何时加入中共,该书语焉不详。

  夏其言作为唐纳青年时代的挚友,曾应新加坡《联合早报》邀约撰写《唐纳与我》一文,回忆他与唐纳相识于1936年,共同的忧国之心和救亡之忱,使他们引为知交。一天,唐纳说有个朋友是职业革命家,刚从国民党反省院中逃出来,当局正在追捕,想找个可靠的藏身之所,问夏敢不敢接受。夏一听是个进步人士,还是个传奇人物,便欣然答允。

  唐纳的这个朋友名叫史枚(本名佘增涛),后来与夏其言一起住在亭子间。史枚很有学问,文史哲经,古今中外,无不通晓,夏尊他为师长;夏其言在文中说:“我之能够走上革命道路,如果说史枚是最早的启蒙人的话,那么唐纳应该是最早的引路人。”夏本人于1937年加入中共。依照常理,唐纳作为他“最早的引路人”,应该在他之前加入中共。

  在这一点上,还有一个文字记载可作为证据。2005年10月号《上海滩》月刊一篇题为《新闻界老战士夏其言》的文章,在小标题“唐纳引他走上革命道路”下,写道:“1936年,他(夏其言)结识了共产党员唐纳……”该文作者居欣如曾先后供职中共华东局宣传部、上海市委宣传部,而夏其言在所属机关报《解放日报》先后任经理、政文部主任、副总编辑直至离休。他们相互熟识,在文章中这样表达不会没有根据。

  对这个问题尚不确定的是:唐纳究竟是哪年正式成为中共党员的?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由团转党是比较普遍的做法,即入团后经过一段时间考验,直接转为共产党员,这个推断如能成立,唐纳的党龄应始于1936年或更早一些。可见,尽管唐纳与蓝苹很快就分道扬镳,但最初能走到一起并不是偶然的,他们在政治思想上毕竟属于同一阵营。

  唐纳的中共党员身份,是由与其两度共事的老报人徐铸成最先揭橥的,但起初用的是间接笔法。他1980年代初撰写的《报海旧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有一节“吴绍澍与《正言报》”,提到1947年5月《文汇报》被国民政府查封后,次年与吴结伴同游台湾,“事有凑巧,回沪不久,有一位党员同志从香港秘密到了上海,对我说,民革已在港成立,准备办一机关报,李任潮先生坚决要我去主持……”成立于香港的民革,全称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字任潮。此处提到的“一位党员同志”是谁呢?徐数年后撰写《我所认识的李济深》一文揭开了谜底:1947年5月上海《文汇报》被封后,“翌年春,老同事马季良同志(唐纳)忽由港来沪,对我说:‘李任潮先生他们已在港成立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准备办张报,李任潮一定要你去当总编辑。’”两处文字说的是同一件事,只要略加比对,不难明白,前一书里的“一位党员同志”就是唐纳。

  2008年12月18日《南方周末》刊发专题“改革八贤”,其中一篇长文《叶剑英:最后十年》配发了四张图片。有一张是合影,文字说明为:“1978年12月,叶剑英在北京会见旅法华侨唐纳(左三)。右一为罗青长,左二为叶选宁,左一为叶选基。”照片上,唐纳站在居中的位置。这足以令人大吃一惊。

  熟知现当代革命史的人都知道,叶剑英元帅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德高望重、地位尊崇。在战争年代,他屡任方面军或全军参谋长,多次与闻重大事变,曾参与中共南方局领导工作,兼管南方地区包括港澳及海外的情报、统战事务等;罗青长时任中央调查部部长,是国家情报安全部门头号主管;叶选宁为叶帅次子,以后出任解放军总政联络部部长;叶选基是叶帅侄子,也参与部分机要。只要稍加思索就会想到,若仅仅是个在法国开餐馆的老华侨,阔别多年回国,怎么可能获得叶剑英这样的党政军主要领导人的接见,且由国家情报安全机构主管而非侨务部门官员陪见。唐纳1978年底在北京获得如此规格的礼遇、如此特殊的陪同,使他曾经拥有的神秘身份呼之欲出。

  这次会面时叶剑英讲了些什么,而唐纳又讲了些什么由于唐纳未及写出回忆录即已辞世,有关内容可能只会留存在某个部门的档案里了。但有一点应可确定:唐纳曾是一名共产党员,并且是特殊战线上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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